危機時代的中西文化(精)

1900年生

江蘇淮安人

美國紐約大學碩士

現任國防研究院講座

三民書局將近數年來我所發表有關中西文化之講演詞與論文十二篇彙編成冊，付印前承劉振強兄囑我寫一序文，使我一則以喜，亦一則以懼。

 

由來著書傳世者，如非文藝才人則必係學術名家，而此兩項資格均非我所可企及。此書之內容與特質，係針對當前西方懷抱「現代主義modernism」之人士認科學技術為人類福星，而不重視道德者之一種抗議與批評，以及對中華傳統文化之辯護與表彰。讀者諸君見仁見智，自不必與我之見解相同。我在此篇「代序」文中無意涉及本書中之論點，而甯願將個人畢生之經歷，由忙碌於現代學術與實際事功終回到儒家思想，而因之遂安身立命之經過予以敘述。此所言者雖屬「卑之無甚高論」，然對於當代青年學者等在學術上之旅程開始尚未久者，或不無參考之價值。

 

我出身於江蘇淮安一學者家庭中。先祖係一位苦學士人，十餘歲時便以舌耕所得奉養寡母，在清代同治初年他應試聯捷而進入翰林院，其後被簡放湖南學政，所取拔士人有易實甫閻正衡等績學者。先君治小學與詩，著書多種，在北平女師大任教多年。我於民前庚子年季冬降世，在家塾中受古典教育，對古詩之愛好則特別係受先母之鼓勵。先母以義方教子女，平時自奉甚儉而樂善好施。兄姊等均好學能文。

 

民國五年我考入北大預科，其後留美入俄大紐大得兩種碩士學位後於民國十三年返國。在文教機關與商業銀行服務數年後，適值世界經濟恐慌與日本侵華事變，於是研究白銀及物價變動，以及中國貨幣改革問題，發表論文多篇，並與左傾學者章乃器、谷春帆等人論辯。他們認銀價上漲對中國利多害少，我則反對美政府以人為方法提高銀價，因其迫使我國通貨緊縮引致經濟之不景氣，而主張我國應有主動對策，在適度水平上對外維持幣值，以俾國內經濟能有均衡的發展。當時凱恩斯J.M. Keynes之學說在西方開始成為顯學，我亦成為私淑凱氏者之一人。凡在今日僅係老生常談之說，在當時則被認為係不同凡響焉。

 

我曾應上海美國商會之邀約，在該會為白銀問題所召開之座談會中為第一發言人；并撰文登載於英文「金融與商業」週刊，力陳美政府白銀政策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之嚴重後果。該文於去歲被美國一位來臺北從事研究白銀問題之學者自加州司大圖書館借印副本，贈我存查。當時全國經濟委員會所聘請之國際聯盟專家蘇爾德Arthur Salter孟納Jean Monnet與拉西曼L. Rajchmann三氏，亦曾邀我座談，研討該問題之正反兩面。

 

民國廿三年春我奉派赴歐美訪問國聯財經組，與國際清算銀行，及數國中央銀行，并向知名學者如凱恩斯J.M. Keynes及約可伯孫等人請教益，翌歲夏間方始返國。此行使我克與西方知名學者與財金負責人員交換意見，獲益良多。在日內瓦時國聯財經組予我以研究之便利。猶憶初進國聯大廈時，拉西曼氏（時任職國聯為衛生組長）手指門額告我曰：「此門上應懸一橫扁，題英文Vanity Fair成語於其上。」按此語可譯為「虛榮之巿」；拉氏雖係左派政客好弄權術，然此語當係從其內心中所流露出來者也。

 

當時我與葛萊格說T.E. Gregory教授同住一旅館。一次在餐廳同席，我告他謂赴英後擬訪問凱恩斯先生，他即述一故事，謂據聞有七位經濟學者被邀約討論某疑難問題，各人堅持己見不肯退讓，最終達到八種結論，蓋凱恩斯先生前後計有兩種意見云云。葛教授與凱氏向來互不相下，故有此雋語。

 

自日城我前往巴塞爾城訪問國際清算銀行；該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儼然為歐洲諸國中央銀行之銀行，所用人員不多，但均係上選，尤以其研究處長約可伯孫P. Jacobsson所編輯之每歲該行年報，最受各方之重視。約氏於與我訂交之後廿二年，被聘任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兼常董會主席，在職將及七年於一九六三年逝世。其人學識淵博且饒有風趣，例如關於通貨膨脹之後果，他告我一當時流行之笑話，謂有人自百層大廈頂上奮身躍下，到了第三十層之窗外時，他向窗內人舉手招呼，并高喚道：一切情況良好，諸君不必關懷。他又告我若干學者與歐陸中央銀行主持人之習性，例如英蘭銀行總裁諾爾曼氏Montagu Norman係著名的規避與來訪者晤面之人。某歲有北歐某國中央銀行總裁過英，擬訪晤諾氏而未克如願，此君遂至倫敦臘人館中向諾氏造像行注目禮而去。按是年希特勒氏成為德國獨裁者，國聯軍縮會議失敗，歐洲金融時有波動，故諾氏之持重態度成為流行之談柄。事實上我於是年冬間訪問英蘭銀行後，曾在諾氏機要秘書寇蕭氏Kershaw辦公室與諾氏晤會，民廿五年我由美至至英時復至該行向諾氏作禮貌上之拜會，故報章雜誌上將諾氏目為神秘人之報導乃係過份之渲染。然英蘭銀行向來係大英帝國在世界上霸權之象徵，二次大戰前後英帝國權威持續下降，自諾氏於一九四四年退休之後，英蘭銀行與倫敦金融市場亦已失去舊日之風光了。

 

我於是年秋間自瑞士赴法京巴黎，在法蘭西銀行訪問約一月。曾晤見經濟學名宿李斯特氏C. Rist與法國財務視察官中最傑出之學者儒艾夫氏J. Rueff，後者於一九五八年秋間受戴高樂政府之委託，組成財政撿討委員會而提出安定法郎之計劃。此計劃於該年年底付諸實行後，法郎直至今日始終為一比較上尚屬健全之貨幣。儒氏所著「通貨膨脹之時代」一書，為當前世界之暮鼓晨鐘，惜知音者鮮耳。

 

我於該歲孟冬抵達倫敦，除訪問英蘭銀行各部門外，並趨訪諸知名學者如羅賓斯L. Robbins海約克F.A Hayek浩特萊R.G. Hawtrey等人。曾承凱恩斯伉儷相邀，至其寓所進午餐，獲悉伊正在準備一著作，申論貨幣及利息與就業及所得之相關。此書於二年後出版，引致所謂「凱恩斯式革命」，影響甚大。當時「皇家外交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曾邀我至該會座談，著名史家湯恩比A. Toynbee即係該會之研究主任。

 

由英赴德時在一九三五年春日，當時金融怪傑沙赫脫氏為德國銀行Reichsbank總裁兼經濟部長，在他午餐席上我晤見一位幹練人員卜萊欣氏K. Blessing，聞他每日工作時間在十四小時以上。時隔廿五年以後，在華府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席上相晤，他已成為西德中央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之總裁了。春末我由德赴美，曾至華府訪美財部平準基金執行官拉海特氏A. Lochhead（即其後抗日戰爭時我國在美所設立之環球貿易公司總經理）向之詢問美國白銀政策之動向。他直言美國明知此政策對華不利，但因種種關係（即一方面國內政治關係，另一方面需膨脹通貨以提高物價而求經濟之復興）無法將之變更云云。故我國之終將放棄銀本位，乃成為無可挽回之事。

 

（按美政府此舉既傷害友邦但并不利己，國內正統經濟學者多人曾加反對而無結果。最具諷剌性者，為其後二次大戰將結束時，美政府中之原班人物（總統羅斯福氏、財長毛根索氏、財次懷特氏Harry White）發起召集國際金融會議，其主要目的，厥為對任何會員國有不利其他會員國之貨幣金融措施者之防阻與協商，其後遂有國際貨幣基金之組織。此協定之討論與簽署，以侵略為國策之蘇俄雖曾參加但終未批准，而美國縱改行嚮善，然其十年前對我國之損傷終已無法挽回。我國在廿世紀建國大業所受到之三重打擊厥為：第一，日本之侵略；第二，蘇俄培植中共之稱兵作亂；第三，美國之白銀政策與其後馬夏爾史迪威等武人，以及懷特、居里、拉鐵摩等文人對我政府之消極抵制與危害。種種經過事實業經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在「調查（前財長）毛根索日記報告書」中詳為敘述矣。）

 

我自美返國後，即被邀參加一研究小組，中有徐新六先生，與隨李斯羅斯氏F. Leith-Ross來華之英蘭銀行專家羅傑士君Cyril Rogers及另一錢君。計劃擬定後政府即於廿四年十一月初宣布貨幣改革新政策，而集中白銀準備，用外匯無限制兌換法幣以維持幣值，以免除銀價抬高後我國經濟所遭受之後果。此政策宣布後英國政府首指示在華英商銀行遵奉辦理，自此以後中國對外匯兌遂以中央銀行之每日牌價為準，而放棄過去每日由英商匯丰銀行參照前一日倫敦大條銀價所懸之牌價焉。斯時我被派為行政院參事。廿五年春政府為充實外匯準備起見，關於白銀在海外巿場之出售，需與美國取得諒解，我遂奉派伴同陳光甫郭秉文兩先生於廿五年三月赴美與美財長毛根索，專家懷特及拉海特等談判共六週。此行交涉結果為美財部向我方購買白銀七千五百萬盎斯，分八個月交貨，價格即照每月前十五日美財部所公布銀價之平均數。（可參看「中國一週」第八九二期本人所寫長文，後附「中國赴美幣制代表團報告書」）。代表團曾由施大使肇基陪同，與羅斯福總統晤談兩次。我於歸國後奉派整理與安定廣東省之金融，將省毫券按固定比率與法幣聯繫，並陸續增設行處組成金融網，過去逃往香港之資金以及海外僑匯均大量來粵，市面金融與商業頓形活躍。廿六年七月日本侵華，翌歲廣州失守省府移往粵北曲江，我奉令兼綰粵省財政，將全省行政教育與司法機關每月應發經費，提前一月由省庫支撥，各機關（尤以在被敵佔領區例如海南島後方山區中者）均感便利。廿九年初被調回戰時首都重慶，主管中國農民銀行，邇後又奉派代理財次。由三十年迄三十三年夏間我與俞鴻鈞兄襄助孔庸之先生籌措戰時財政，艱苦備嘗。此數年中，國外所派來專家如英蘭銀行董事尼邁爾，專員羅傑士，英財部專員浩爾派區Hall-Patch美總統助理居禮L. Currie拉鈇摩O. Lattimore財部專員霍克斯W. Fox亞特勒S. Adler等人時有接觸。其中真誠為我國出力奔走者首推羅傑士君，他於我在數年前訪問英蘭銀行時即行相識，但美國專家等則對他疑忌，然美專家如懷、居、拉、亞氏諸人多年後均經證明為共黨同路人，笑裏藏刀之輩，尤以太平洋戰事起後美國所需索於我國之負擔甚巨（例如在大後方所築遠航飛機起落之機場等），而所允之協助則遠水難救近火。五億美元借款宣布後主要的產生精神作用，因物資由滇緬路運入不易，而一切法幣支出均係迫不急待者。我深盼史學家等對僅係此一時期之財政金融能予以公允之評判也。

 

卅三年六月我隨孔先生自渝飛美，參加美國所召開之國際金融會議，重與凱恩斯、毛根索、及懷特等人相晤會。此會事先經過在大西洋城所召開之預備會議，然後自七月一日起在布列敦森林舉行全會先後三週，將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之組織與業務基本法案，用國際協定方式通過，而為國際間經濟建設與資金流通之合作，開創新紀元。蓋有鑒於國際間在過去因未曾設立由各國合辦的，長期投資與短期資金融通機構，故國際聯盟等之維持和平工作不易奏效。此次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先行召開國際金融會議，而於聯合國大憲章簽署生效後不到一年，基金與銀行即在華府成立（一九四六年五月），實堪稱為人類合作史上一重要事件也。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之攤額（相當於銀行之股本），最初英美兩國所假定之數額，僅為在美元三億五千萬元至五億元之間；經我代表團據理力爭，最後始定案為美元五億五千萬元；至我國在世界銀行股本，則決定為美元六億元。

 

三十四年春間我由中國農民銀行被調至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充任該處秘書長。是秋八月日本戰敗投降，四聯總處隨政府移往南京。計自九一八東北事變起而迄抗戰勝利時止，先後共經歷十四年。我一方面忙於財政金融之工作，一方面與國外專家接觸會談，而感覺到各種問題之層出不窮，及因應方策之頭緒紛繁，同時亦深切認識對中西歷史、哲學、與文化諸大端之應有體會及了解，實較埋頭於日常例行公務尤為重耍。古人主張學者應「能見其大」，與「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確有至理也。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在美國薩凡納城舉行第一次理事會議。五月六日基金在美京華盛頓成立。我奉派為代表中國之執行董事，與其他執董十人開會，選舉前比國財長古特氏C. Gutt為執董會主席兼總經理。基金成立二年後有會員國四十六，總資產（主要的係會員國所交之攤額）約在美元八十億而弱。第二年度收益約美元四百二十萬元，支出約二百六十萬元。迨至去歲年會時會員國已增至一百十五國，總資產增為美元二百三十億。去歲四月底止之會計年度收益一億三千八百萬美元，支出八千萬元強，淨盈五千七百萬元而強。在過去廿年中基金之高級職員頗多由執行董事改任者，如法律處長由比國執董堪賓和氏充任（現已退休），業務處長由英國執董柏邇遜氏充任（現在任英蘭銀行副總裁）。我則任執董四年後，於財務處成立時任副處長，自一九五三年以迄一九六六年退休時任該處處長，先後共廿年之久。我退休時基金執董會通過決議案，總經理許維州氏亦致公函，均向我致謝廿年來我所對基金服務之勞績，雅意殷拳可感也。一九六九年基金出有「廿年來之國際金融合作」一書，共有三巨冊，對過去史實記載頗為詳實。

 

我自幼即有喜愛讀書之習慣，且領悟頗速而能判別一作品之有無價值，此當係幼年家塾教育所養成。在基金服務時公餘有暇輒瀏覽書報雜誌。華府公立圖書總館為我每週必到之處，因其准許領有借書證者借書回家，且數目無限制，而還書時可交附近分館代收也。我之對哲學與文化稍有所知即受此種圖書館制度之賜，每過該館時輒對故鋼鐵大王卡內基氏懷念無已，他將財產用於在英國美國造圖書館，及發起為教師等設養老金制度，與我國楊仁、范仲淹等之用心相同。我又為英美兩國數家讀書會之會員，每月收到新書三四本。但若干月後每因書來不已無力閱讀祇得陸續退出。至於採購廉價書以及整部圖書之習慣亦早即養成。多年前在上海市中心住宅中曾置有廿四史，四部備要，圖書集成，大英百科全書等整套書，均遭侵華日軍大炮擊毀而散失。居美廿年曾自臺港兩地補充購備。退休返臺後陸續稍有添置，勉強敷用。盤桓於圖書斗室，以終了此生之願，當可達到也。

 

此文侈談過去，難免遭識者齒冷。但所敷陳者均係事實。讀此文之青年學者，將來如出國訪問時不以游覽湖山求口腹視聽之快意為滿足，而願追隨自孔孟以降之傳統，訪問彼邦之賢士學者，俾克增進學識蔚為世用，則實係我所企望的。我們需了解：時髦性的快意文章，或功利性的在事功上之一時成就，均難得持久，祇有精研學術，將「德」與「功」以「言」傳往後代，方係有價值的。歷史乃係明鏡高懸之法庭，將每一種文化，每一國家與民族，每一種思想與學說，乃至於每一個人每一本著作均給予以公平之評價。秦始皇焚書坑儒，秦檜父子搜毀正人君子之著作，毛澤東迫使大陸學者作違背本心、違反學理之議論，均逃不出歷史之判斷的。

 

莊子人間世篇曰：「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現代學者中之揚今菲古者，於發表其鴻文之前，需先考慮到四庫中經史子集之著作等，均係經過千鎚百鍊出自名山，復被在我輩之前之無數老師宿儒等所精研熟讀而公認為有價值者。此價值非功利性的，不能使讀者升官發財，但可提高他之道德的意識與學術之境界。能如此者，我們便不會迷信當前西方文化中之種種主義與意理，而願「信而好古」，「與古為徒」，終成為孔孟老莊之信徒了。

 

民國六十年四月八日顧翊群序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