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傻門春秋」序 孫如陵
幼柏女士連來兩封信,約我為她寫序,已經好幾天了,拿不定主意,還不能答覆她。寫吧,一時分不開身;欲待不寫,又好像這篇序,非我寫不可。原來我們同學之間,別有一段因緣,趁便一述,現在倒是一個機會。
朱女士在我們西康分校讀書期間,我在重慶已經畢業,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以致我們有同學之誼,而無一面之雅。來臺以後,只因她講課之餘,喜讀中央副刊,久而技癢,乃執筆投稿。她的作品寄到,夾置其他稿件中,該用的用了,該退的退了,處理並無差異。幾年下來,偶有書信往返,岔出題外,才理出我們曾經同學的根來。雖是如此,她仍在新竹教她的書,我仍在臺北編我的報,各安所業,兩不相照,所以我們的友誼,開始是什麼檨子,今天還是什麼樣子。
她的文學有根柢,她的氣質很純樸,她的生活富於情趣,讀了她幾篇作品,我就慫恿她寫作。不過,慫恿她寫作的是我,退她的稿子退得最勇猛的也是我。她其所以有成就,完全在她能以國文教師之尊,折節磨鍊,頻頻承受退稿的衝搫,而且是在「投中」之後飽受挫折,積數年之久,沒有埋怨過,沒有沮喪過,沒有停頓過。我於寫作一事,認為成敗的關鍵,不在天分高不高,而在意志強不強。朱女士的「傻門春秋」,足以證明我從事實紬繹的結論不假,因此,我樂意將這段不愉快的過程,率直道出,用來反襯這個美滿的成果,得來不易!更願藉此轉告有志寫作的朋友,誰能堅持到底,誰就穩操勝算,像朱女士一樣!
五十八年九月八日於涼風送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