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狂．飆．一九八〇
經過長長的四十年的時光隧道之後，
我們回望，才想起隧道中，
我們曾在幽暗中吶喊，眾聲喧嘩，回音盪漾。
當我們走出那長長的隧道，
眼睛迎向逆光的瞬間，
世界忽然白茫茫一片。
那是強光的盲目？
還是失去方向的茫然？
我們如何找回最初那一顆熱血之心？
談起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我們總離不開幾個鮮明的字眼「臺灣錢淹腳目」、「自力救濟」、「咱要出頭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社會力解放」……，諸種標誌。
然而，當我們回望，我們真的了解一九八〇年代嗎？在那些表象之中，隱含著多少社會矛盾，多少經濟狂飆，多少人性扭曲，多少結構性變遷，多少人的命運的上升與沉淪……。
那是臺灣成長為「大人」前的青春躁動？還是老朽威權要死亡之前的最後掙？是轉型的大陣痛？還是時代要新生必然的掙脫與奮戰？
一如二〇二二年底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狂八〇：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所標舉的特質：狂、狂飆、反叛、打破禁忌、前衛實驗、混種翻譯……，那是一個難以單一定義的年代，也是臺灣社會巨變的年代。
然而，除了戒嚴解嚴，除了狂飆破禁，我們真的好好的凝視過它嗎？我們是否曾認真思考過它的深層結構，更重要的是，從更長遠的大歷史觀點，一九八〇年代在臺灣史中，到底代表著什麼意義？在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的經濟起飛之後，這一系列的社會運動、體制衝撞、解除戒嚴等現象之上，我們要如何定位一九八〇年代的意義？
回到每一個人的自身，一九八〇年代是許多人成長的歷史，讀書、考試、解除禁忌、開始戀愛、看黨外雜誌、臺大前面書攤上買三十年代禁書、站上街頭、示威遊行、在路邊攤喝酒、在新公園（註1）約會……。
和我們的生命如此深深關連著的這一段歷史，我們可曾再次凝視，深情回望？
當我們回望，我們能不能看清楚來時的道路，而不只是白茫茫的強光？
一，打破禁忌的年代
談起一九八〇，我們總是最先想到一句話：「青春！狂飆！」
狂飆，最明顯的標誌是：飆車族。
從南到北，從北投的大度路，到臺中的中港路（註2），從梧棲濱海大道，到高雄工業區新建大道。一群年輕人，青春熱血，無懼生死，無視於時速限制，無視於沒安全帽有多危險（當年尚無騎機車戴安全帽的規定，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開始實施強制戴安全帽之立法），無視於有無違規，無視於警察的規勸取締，不僅當場飆車競賽，甚至和警察飆車追逐，比賽誰技術更好，誰有能耐甩掉警車。而警察當時開的都是國產車，根本不足以和進口車、越野跑車、改裝車、知名賽車相比。
狂飆，也顯現在金錢遊戲。大家樂是地下經濟的典型。跟著愛國獎券開獎，用其號碼為依據來賭博的大家樂，每一期約十天之內，至少四、五十億金額在全臺灣流動。民間游資多得地下經濟比地上投資更兇悍。所有法令都是舊的，它只能規範到舊的經濟活動，對新興的地下經濟活動，諸如地下投資公司、集資標會、非法賭博，卻毫無辦法。
地下經濟也顯現為野雞車的盛行。由於大量勞動人口向城市流動，每到假日便是返鄉狂潮，限定由公路局運行的高速公路只有國光號和中興號，根本不敷所需。民間自行營運起來的野雞車大行其道。南來北往，比國營的公路局更方便。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檳榔攤，小小的雜貨店，自動自發的加盟，成為野雞車的售票點，上下車的地方。
急速積累的金錢，瞬間暴富的地主、暴發戶，也帶來扭曲而擴張的「俗擱有力」的欲望。地下酒家在城鄉之間，大行其道。
鄉村酒家自有它的客源與經營者，以及女性的陪酒者。原住民部落的未成年少女被人口販賣到陌生的都會，站在都市的暗巷裡，關在鐵柵欄的後面，向城市揮舞著招來的手，卻更像是無助而悲哀的控訴。
當時的流行文化現象也生猛有力。一九八五年左右，卡拉OK 開始大行其道。原本戒嚴時代的法律對歌舞廳有嚴格規定，得持有八大行業的執照才能唱歌跳舞營業。但在一九八五年之後，任何一家餐廳，只要有卡拉 OK 設備（發源於日本，引進後在臺灣改進為本土歌曲的伴唱帶），誰都可以上臺唱歌。來賓只要先點唱，餐廳排歌的服務生自會點名幾桌來賓點唱某一首歌。白天經營簡餐西餐的小咖啡館，晚上化身為卡拉OK的店。一支麥克風，一臺點唱機，就是飲酒歡聚的場所。雖也有各桌來賓之間點了同一歌，搶著上臺而有點小糾紛，但也可以合唱同臺，同歡共樂。
而新興的伴唱帶（這古老的名詞，意味著一種錄音帶似的伴唱帶，一卷約有十幾首歌，依來賓點的歌來播放），也是隨著臺灣的新興伴唱設備而生產出來，國、臺、日、英語都有。流行歌的主旋律也改變了。那些夜市街頭賣的卡帶，傳唱的歌，變得比電視臺傳播的更快，更大受歡迎。
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就是從臺中的歌廳、夜市市集、再到卡拉 OK 伴唱，風靡了全臺灣。民間的庶民流行文化取代了過去由三臺公營電視所控制的歌舞系統。夜市與卡拉 OK 的力量，形成一九八〇年代生猛的大聲歡唱吶喊的風景。
而卡拉 OK 伴唱帶的出現，與伴酒歡唱的女子（她們何曾不是流動於城鄉之間的另一種流動的風景），一樣在城市與鄉村，鼓動著浮誇的慾望城國。
各種各類的地下活動，上自地下金融機構在民間吸收游資，股市開始飆升；下到機車、汽車改裝飆速，地下營運的加油站、野雞車、兼營色情的小吃店，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流蕩。在在都說明了一個事實：急速發展富裕起來的經濟動力、大量的人口流動，社會新興的動能，其能量已超出舊有體制所能規範的框架，更遠遠超出了政府的公營機構的交通、運輸、金融、銀行、股市等，所能提供的一切。
各種新興的社會活動因應時勢，自發崛起。那種感覺，就像一個少年茁壯成長，早已是體格壯碩的青年，你卻叫他還穿著小學生的制服，唸著小學生的課文一樣；事實上，他的肌肉，早已撐破了那小小的制服；他的身體，早已成熟為青春欲望的肉身；他的腦袋，早已充滿賀爾蒙的衝動與欲望。
政治也是另一個急速成長起來的軀體。
一九八一年臺北市議員選舉是黨外新生代崛起的關鍵時刻。林正杰以「黨外長子」的使命自期，以「正的、長的、扁的」（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聯手當選，繼美麗島受難者家屬的參選（周清玉、許榮淑）之後，開啟新生代參政的風潮。隨後林正杰辦了《前進》雜誌，而許榮淑則辦《深耕》（註3）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共同開創黨外雜誌的新時代。
由於民間需求旺盛，一九八〇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報攤上，出現了大量的黨外雜誌，有些被查禁的雜誌，反而賣得更好。書攤的老闆把禁書藏在報攤下方，如果看到你在翻看黨外雜誌，再觀察你不像來查禁書的特務，便會從底層抽出禁書，故意現一下即收起來，說：「這是剛查禁的，要買要快，再不然被沒收就沒有了。」大部分有興趣的人也沒有時間翻看內容，帶著一種偷偷摸摸，怕被發現的快感，很快付了錢，用報紙包了書，便帶走了。
而在臺大附近，本有許多書店，大家眼看禁書有銷路，便也印起了另一種禁書。在新生南路附近的書攤上，開始出現沒有寫作者名字，或作者寫了另一種筆名，或本名的書。例如：魯迅的小說，書封的作者名叫「周樹人」；巴金《家》、《春》、《秋》，書封寫的作者叫巴克，因他是彼得．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其他如錢鍾書的《談藝錄》，現代詩選等等，也都不知被哪一個學校的學生或書商給印了出來。大量的一九三〇年代的禁書，從沈從文、魯迅，到巴金、冰心、茅盾、乃至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有。
那是一個衝破禁忌的時代。閱讀打開了視野，也打破了各種思想禁忌。那是一個知識補課的時代，把過去禁忌的文化補回來。
從禁書到雜誌，從交通運輸到地下賭盤，從路上飆車到封路賽車，乃至於後來的反杜邦運動，帶領群眾走上鹿港街頭，搞出了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第一場群眾遊行。這一切，都是在破除禁忌，向權威挑戰。那是充滿豐沛的民間力量的時代。
當時有諸多議論，認為那是要衝破體制，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開端。但另一方面，也有諸種壓力，要求維護社會秩序，不能任由民眾「脫序」（這是當年批評者最常用的古老名詞）。
各種禁忌與開放交會的年代，人心充滿迷惘、困頓、追尋、衝撞，卻又充滿希望。
我當時曾參與主編過黨外雜誌，也曾主編反抗的文學詩刊，每一期都被查禁。內心卻充滿「要來一場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的激情。以極度的熱血，想衝破戒嚴的羅網，走向民主自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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