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一部偉大的書可以怎樣讀
一
人生如寄，來去匆匆。這世界上，有些書可以走馬觀花，一掠而過，有些書則需要、也值得投注生命、情感和智慧，浸淫涵泳，反復研讀。毫無疑問，成書於西元五世紀的六朝志人小說名著《世說新語》，就應當屬於後者。
《世說新語》，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四○三—四四四)撰，梁代史學家劉孝標(四六三—五二二)注，是中華文化史上一部極重要的經典。自其成書以來，一直受到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它所傳遞的那種特立獨行的「魏晉風度」有如光風霽月，彪炳千古，令無數讀書人心向神往，諷詠步武，歷一千五百餘年而未曾稍歇。
大凡好書，往往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看《世說新語》，觀感常常迥異，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從文化思潮立論者，說它是一部「清談之書」；從名士風流著眼者，說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書」；自其大者而觀之，即便稱之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亦不為過；自其小者而觀之，覺得它不過就是一部瑣碎餖飣、以資談助的「叢殘小語」、「尺寸短書」。蔡元培先生所謂「多歧為貴，不取苟同」，正此意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把《世說新語》稱作一部中國人的「智慧之書、性情之書、趣味之書」，以為生為中國人而不讀此書，殊為憾事！這部傳世經典我讀了十餘年，周而復始，欲罷不能。無形之中，《世說新語》成了我精神生活中一個「不可須臾離也」的大自在，大迷題，無從回避，也不願回避。不僅不回避，而且樂此不疲——樂讀、樂說、樂思、亦樂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就此而言，《世說新語》又是我精神生活中的大美味，大享受！我甚至覺得，我所讀過的所有書（那當然是極其有限的），都是為讀懂《世說新語》所做的準備！讀的遍數越多，想的越深入，我便越覺得這部書堪稱漢語言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其主要編撰者劉義慶亦堪稱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兩者偉大的程度實不亞於我國古典小說的不朽名著《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中庸》有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人大多讀書，能讀出書中三昧的又有幾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一生真能讀懂一本書，足矣！東晉「風流宰相」謝安年少時，曾請名士阮裕講解戰國公孫龍子的《白馬論》，阮裕遂寫了一篇論文以示謝安。謝安對文中要旨並不能馬上理解，於是多次諮詢請教，直到明白為止。阮裕不禁感嘆道：「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說新語．文學》二四，下引不再注書名，僅注篇目及序號）這裡的「能言人」亦可謂「解人」，蓋指阮裕自己，而「索解人」——尋求解答的人——則指謝安。阮裕是說：不僅對此一問題能夠融會貫通的「解人」很難得，現在就連謝安你這樣孜孜不倦的求解之人也找不到了！
我於《世說新語》，當然不敢妄稱「解人」，但自信還算是個勉力而為的「索解人」。我「索解」的結果，就是發現《世說新語》和《紅樓夢》一樣，都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中的「偉大之書」，它們的作者，也都是我們民族傑出人物中的「偉大之人」，他們的心靈，更是一顆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多乎哉？不多也」的「美麗心靈」！
法國大雕塑家羅丹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我要說，任何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必然來自一顆大慈悲、大關愛、大寬容的「美麗心靈」！沒有一顆這樣的「美麗心靈」，你就是獲得再多獎項，賺取再多銀子，贏得再多粉絲，甚至被專家學者寫進了「文學史」，又能怎樣？孫悟空剛當上弼馬溫的時候，何等志得意滿，等他知道真相，便轉而埋怨玉帝老兒不僅「不會用人」，而且嚴重地「以貌取人」：「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什麼弼馬溫，原來是與
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西遊記》第四回）。——這世界上，有多少文學上的「弼馬溫」終生不曾獲得孫悟空的「自知之明」，不知道紅得發紫的自己，事實上「未達一間」、「未入流品」呢？
二
歷史已經證明，未來也將繼續證明：在中華文明史上，《世說新語》足可躋身「偉大之書」而無愧！說它偉大，主要還不是從文化、文學或文獻價值上著眼，而是從民族的審美經驗史、心靈體驗史和人類的精神超越史角度立論而得出的印象。從這一角度出發，如果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堪稱一部偉大的靈性之書、人性之書、詩性之書的話，那麼，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亦然。某雖不才，請試稍作解說，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一）說《世說新語》是一部「靈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書名是靈性的。我曾在拙著《世說新語會評》（鳳凰出版社，二○○七年版）的〈自序〉中，指出《世說新語》有「五奇」，位列第一的就是「書名奇」。「世說新語」這書名，其實是對前代文化典籍繼承借鑒的產物：漢代學者劉向就有一部子書，題為《世說》；漢初的名臣陸賈也寫有一書，名為《新語》。儘管「世說新語」這個書名在宋以後才真正確定下來，此前它還有《世說》、《世說新書》等名目，但無論如何，「世說新語」這四個漢字，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對這部書的唯一專用書名了。
這書名「奇」在哪裡？我以為首先在這個「世」字上。「世」字既可組成「世界」一詞，亦可組成「世代」一詞。「世界」是個空間概念，「世代」則是個時間概念，所謂「三十年為一世」。正是這個神奇的漢字，點明了這部書的「人間性」和「歷時性」。
再看「說」和「語」。這兩字其實指涉了這部書的文體性質，「說」和「語」都是與歷史有關、而帶有小說性質的文類概念，在經、史、子、集四部中應該放在「子部」，在「子部」中又應放在「小說家」這一類。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純粹的歷史記載，其實是不夠嚴謹的，因為歷史記載在於「求實」，而小說雜記則更多傾向於「好奇」；歷史著作重在宣示道德訓誡，所謂鑒往知來，而小說則常常逸出道德藩籬而直奔審美經驗，重在賞心悅目。所以，這一類著作可算是歷史的「邊角料」和「剩餘物」，大多由「好事者為之」，被稱為「史餘」之作，或曰「稗官野史」。在「九流十家」中，「小說家」的地位一向都是最低的，不像現在，「小說家」甚至可以成為大眾偶像。
再看「新」字。我以為這個「新」字最能標明整部書的精神氣質。「世說」如果可以理解為「關於這世界的某一時代的傳說」，那麼「新語」，則暗示了它與前代的傳說大不相同，它的記載，無不體現了這一時代特有的「新面貌」和「新價值」，以及「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唯其如此，《世說新語》這部書才能「歷久彌新」，長盛不衰。別的不說，這個書名到現在都很「時尚」，許多報刊媒體的專欄動輒以「世說新語」冠名，文人墨客寫篇小品雜文，也常以「新世說」標目，「一世之說」而成「百代新語」，說明「世說新語」這四個十分具有內在張力的漢字，本身即充滿了深廣的文化內涵和無窮韻味，且已滲入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成為「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遺產、人文符號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其二，形式是靈性的。這裡的所謂「形式」，也即「編撰體例」或「文體」之謂。眾所周知，《世說新語》是一部編撰之書，魯迅說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中國小說史略》），基本符合事實。但也要看到，《世說新語》的編者在編撰體例上的創造性貢獻，實不亞於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敘事文本，以至於最終形成了我國文言小說史上一種特殊的文體——「世說體」。大略而言，此書之體例約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分門別類，以類相從。《世說新語》根據不同的主題，分成三十六個門類，分別是：
上卷：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所謂「孔門四科」）
中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
下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
和《論語》不同，《論語》的標題是後來所加，一般是該篇第一則的頭兩個字或三個字，而《世說新語》的門類標題則是對記述主題的概括，可以統攝全篇，不僅如此，各門標題還暗寓褒貶，自《德行》以至《仇隙》，越往後越貶，大致遵循一個「價值遞減」的原則。這是此書一目了然的一個形式特點。
二是敘事以人為本，所記俱為「人間言動」，所以魯迅稱之為「志人小說」。而言、行之間，又重在記言。
三是形制上多為叢殘小語，篇幅短小。長則一、二百字，短則數十字，甚至一句話。
四是各門條目的編排，大體以人物所處時代為序。往往先兩漢，次三國，再次西晉，複次東晉，秦末和劉宋時也有零星記載，但不在主流。每門內容，有一種潛在的「編年」意味。但同寫一個人物，相連的幾個條目，未必一定有事實上的先後關係。從整體上看，《世說新語》的結構正是一種既以時序為經、人物為緯，又以三十六門敘事單元為綱、具體事件（人物言行）為目的雙重的「網狀結構」，從而使文本形成了一個無論是在歷史維度還是在文學（文本）維度都遙相呼應、氣脈貫通的「張力場」。
五是每則所記，一般有一中心人物，此人處於主位，其他人物則處於賓位。作者的意圖，大概是想以一個具體人物為中心，組成一條相對獨立的「故事鏈」。條目與條目之間，藕斷絲連，既留下了大量「空白」，又可獨立欣賞，後來的小說如《水滸傳》、《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佈局結構，未嘗沒有受到《世說新語》的影響。
可以說，《世說新語》的這種體例，上承《論語》、《孟子》等文化經典的記言傳統，下開後世文言筆記小說之先河，在美學上最具「民族特色」，堪稱一種英國文論家克萊夫．貝爾（一八八一—一九六六）所謂的「有意味的形式」。因為它的體例具有某種「程式化」特徵，便於模仿，所以，後世續書和仿作層出不窮，這一系列的文言筆記小說體例，被稱為「世說體」。這一文體的閱讀效果極具形式美學和接受美學的闡釋價值。我曾借用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博爾赫斯（一八九九—一九八六）的小說題目，把《世說新語》稱作我的「沙之書」，因為它的確是一部「循環往復，無始無終」的「活頁式」文本，無論你何時打開它，都恍如走進一座「小徑分岔」的文字迷宮、故事迷宮和人物迷宮，留連忘返，不知所之。這樣一種文體形式，看似簡單便宜，其實非有大才華與大手筆者莫能辦，所以我說劉義慶是個偉大的藝術家。
上述兩點，早已逸出文本之外，甚至逸出時間之外，這是《世說新語》歷久彌新的文化密碼，也是其作為「靈性之書」的最佳證明。
（二）說《世說新語》是一部「人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它的分類是高度人性的。《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分類，不僅具有「分類學」的價值，以至於成為後世類書仿效的典範，而且還具有「人才學」甚至「人類學」的價值，它體現了魏晉時序期人物美學的新成果和新發現，也濃縮了那個時代對於「人」的全新的審美認知和價值判斷。我們知道，孔子論人，承認智力（或根性）上存在差異，曾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還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這裡的「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者，所指其實就是「中人」。可見孔子是以「中人」為分水嶺，把「人」分成了三類。這也就是所謂的「三品論人」模式。
降及東漢，班固撰寫《漢書》，特別開列了一張〈古今人表〉，對孔子的「三品論人」進一步細化，將古今人物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個品級，開啟了「九品論人」的新模式，並直接催生了曹丕時代的「九品中正制」。三國時的思想家劉邵，又寫成《人物志》一書，對人的內在才性進行細緻入微的學理分析，成為中國古代人才學理論的扛鼎之作。
成書於劉宋初年的《世說新語》，正是受到漢末以來人物品藻和玄學清談風氣影響的產物，它不僅記載了眾多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時也展現了那一時代對「人」的全新觀照和理解方式。班固的「九品論人」模式，還只是訴諸倫理道德的功利判斷，標準是單一的，眼光是靜止的，結果是固定的，所謂「蓋棺論定」，不可更改。而《世說新語》則「發明」了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的對「人」的認知評價模式，將「人之為人」的眾多品性分成自「德行」至「仇隙」的三十六門，加以全景式的、客觀的展現，和相容式的、動態的欣賞。這三十六個門類的標題，都是當時與人物評價和審美有關的文化關鍵字，分散來看，各有各的特色，合起來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個體的「人」的眾多品性及側面。從這個角度上說，《世說新語》既是一部展現眾多人物言行軼事的「品人」之書，也是一部把「人」所可能具有的眾多品性進行全面解析的「人品」之書——毋寧說，它是用一千一百三十條小故事塑造了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大寫的「人」！《世說新語》的這一體例創變，在我國人物美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可說是「劃時代」的，充分體現了對人性理解的寬泛和深入。
其二，作者的視角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因而也是人性化的。儘管很多學者以為《世說新語》乃「成於眾手」，劉義慶只是掛名主編，但結合劉義慶的出身、履歷、性格及生平思想，我以為，「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宋書．劉義慶傳》），且與名士、文人、僧侶多有交遊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的編撰過程中，其作用是決定性的，主編身份實在不足以概括其貢獻，至少也應該是「第一作者」。我們雖然不能說劉義慶就是一個玄學家，但作為一個由晉入宋的文人政治家，無論在政治觀念、文化趣味、哲學思想等方面，他都表現出鮮明的玄學氣質，則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玄學氣質，毋寧說是一種追求精神超越、生命自由的氣質，所以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看到了儒、釋、道、玄等諸多思想的交匯、碰撞、合流。順便說一句，有玄學精神的人可能未必是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材，但一般也絕不是冷血嗜殺的殘忍之輩。只要看看《政事》門的數十條故事，便可明瞭劉義慶認可的乃是寬厚仁慈的無為之治，而非嚴刑峻法的苛酷之政。
唯其如此，劉義慶才能用超越自我和時代局限的「第三隻眼」來看待世界、歷史和芸芸眾生。這隻眼睛幾乎可以等同於所謂「上帝之眼」，它明亮在歷史之前，也照燭在歷史之後，由於它有著某種常人稀缺的「神性」，因而才更接近於「人性」的本真。儘管三十六門分類暗寓褒貶，但作者的立場卻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是淡化道德判斷而深化審美判斷的。你甚至可以說，作者是無立場、無是非的，只要是人的品性和特點，優劣、雅俗、美醜、善惡等，作者一律「等距離」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不加主觀評判，而相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關鍵是——作者相信讀者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早已揭櫫語言作為「言道」「達意」工具的有限性。孔子也說：「予欲無言。」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以「信而好古」的他選擇了「述而不作」（《論語．述而》）。順此思路，莊子也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這樣一種純客觀的「不言」、「不議」、「不說」的立場和視角，其實更接近於我們通常所謂的「道」。而這個「道」，又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這也就是所謂「言不盡意」。所以莊子又說：「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在《世說新語》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來證明，劉義慶是個看重「不言之教」的藝術家：
謝太傅（謝安）絕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德行》三十四）
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言語》七十二）
桓茂倫（桓彝）云：「褚季野皮裡陽秋。」謂其裁中也。（《賞譽》六十六）
劉尹（劉惔）道江道群（江灌）：「不能言而能不言。」（《賞譽》一三五）……
劉義慶大概深知「言不盡意」之道，或者，他自知是個「不能言」的人，所以才選擇了「皮裡陽秋」式的「能不言」。這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價值中立」視角，毋寧說是一種「大觀」視角。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似乎不負任何道義的責任，喜怒哀樂、妍蚩美醜，全交給他們去「扮演」，自己則抱持「無可無不可」的心態，純作「壁上之觀」。古語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作者主觀之「言」就是「形下之器」，那麼，將這種「形下之器」降低到最小值甚至徹底「刪除」，無疑是明智之舉，因為只有這樣，一部充滿「人與事」的書，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性與天道」。所以，我們看到，對待一個人格上有嚴重污點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瞬間的言行，發出了人性的光芒，作者總能夠報以同情的甚至是欣賞的目光。
劉義慶似乎要告訴我們：人是有缺陷的，人性是複雜的，但人又是可愛的，值得欣賞和同情的，人性的閃光之處是可以照亮現實世界的黑暗的。在看似不動聲色的敘述中，作者不僅給那些歷史人物撣去了時間的灰塵，也給道德減了壓，給人性鬆了綁，這是一種「偉大的寬容」，也是一種大境界和大智慧！
其三，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歷來對聖人的這句話，文過飾非、曲意解說者多有，但大家都忘了，聖人
首先也是個「人」。我熱愛孔子，但我不能不說，他老人家對女性似乎缺乏一種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別的不說，在他創辦的史上最早的「私立大學」裡，我們就找不到一個「女生」！西漢學者劉向撰有《列女傳》，對歷代符合儒家道德的女性予以表彰，引起後世史家紛紛效仿，這固然可算是一個創舉，但以「三從四德」表彰女性，還不如直接表彰男性來得乾脆。《世說新語》正是在這一點上顯得不同流俗。《賢媛》一門看似推重女性之「賢德」，實際上是標舉女性之「才智」，三十二條故事個個精彩，可說是一篇縮微版的《女世說》，如此集中地讚美女性的才能智慧，意義真是非同小可。此外，像《言語》篇裡的「謝女詠絮」，《文學》篇中的「鄭玄婢引詩」、謝安稱讚「家嫂」，《任誕》篇中的「阮籍別嫂」、「阮咸追婢」，《惑溺》篇中的「荀奉倩與婦至篤」以及王戎妻「卿卿我我」等故事，無不表現出一種嶄新的、不是「俯視」而是「平視」的女性觀。這固然是魏晉之際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現，又何嘗不是劉義慶個人的女性觀的投影？而對女性的尊重和欣賞，正是《世說新語》作為一部「人性之書」的最有力的證明。
可惜的是，這種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在後來的古典小說中被忽略甚至拋棄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中的女性依舊處於被貶斥、被醜化、被仇視、被清算的地位，直到古典小說的偉大名著《紅樓夢》橫空出世，舊道德中「男尊女卑」的觀念才遭遇到最有力的挑戰甚至徹底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女清男濁」，甚至是「女尊男卑」。君不見大觀園裡的那些美麗女子，無不多才多藝，敢愛敢恨，個個是男人世界中難得一見的「性情中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所塑造的性情女子恰與《世說新語》所發現的才智女性一脈相承，遙相呼應。那個對女性的美有著深刻體察和感悟的賈寶玉，其實繼承了熱愛女性到「情癡」境界的荀粲、阮籍等魏晉名士的「文化基因」。杜甫詩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從這個意義上說，劉義慶和曹雪芹，豈不是一對心心相印的「隔代知音」？
（三）說《世說新語》是一部「詩性之書」，至少也有兩條理由：
其一，它的文字是詩性的。《世說新語》是中古語言文字的「活化石」，是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的「集散地」，凡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其「簡約玄淡，爾雅有韻」（袁褧語）的文字所傾倒，所折服。在後世文人的詩詞中，《世說新語》中的人、事、物、語，都有著驚人的「引用率」。那些美妙的文字，如王子猷的「何可一日無此君」，謝道蘊的「未若柳絮因風起」，司馬紹的「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桓溫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言語》篇的「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賞譽》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等等，稍加改動便是絕妙好辭，它們不僅是詩歌的「素材」，它們本身就是詩！魯迅稱道《世說新語》的語言，說它「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正是把握住了這種在敘事文學中並不多見的詩性特質。難怪，每當人們發現一則文字雋永、意蘊豐厚的掌故妙語，總是會說——「可入《世說新語》」！
其二，它的總體審美趣味是詩性的，能夠喚起讀者超越性的生命體悟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中國古代的小說書，除了《紅樓夢》，很少有像《世說新語》這樣涉及到人的存在問題並做出超越性和詩性解答的。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猶如一個超凡脫俗的理想國，從園中人經常賦詩聯句，可以讓我們聯想到西哲「人，詩意地棲居」這個著名的命題，而《世說新語》中的《雅量》、《容止》、《任誕》、《巧藝》諸篇，實則早已點醒人的自我超越和詩意棲居問題。可以說，《世說新語》早於《紅樓夢》一千多年，率先在「說部」中尋求著「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精神出路和靈魂皈依。更有甚者，此書通篇體現了某種和諧與包容，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大氣度，大風流，作者的目光是別有賞會的那種：儒與道，禮與玄，莊與諧，雅與俗，智與愚，狂與狷，一言一動，一顰一笑，一象一境，一丘一壑，但凡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主體創造性以及自我超越性，作者無不報以「瞭解之同情」，予以真心的欣賞和傳神的描繪，這使得無論何時何地的讀者，只要開始閱讀這本書，總會產生一種「近在咫尺」的親切感，進而走進一幅波瀾壯闊的史詩性畫卷。那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膾炙人口的故事、傳神寫照的描畫、活色生香的文字，正是附著在這樣一艘擺脫了空間和重量羈絆的時光之船上，才獲得了抵達現在和撞擊心靈的巨大能量和撩人魅力！王子猷「雪夜訪戴」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正在於人的「沉重的肉身」在王子猷「造門不前而返」的那一刻，飛升到了一種自由澄明之境，難怪凌濛初評點說：「讀此飄飄欲飛！」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詩而勝似詩，並非哲學而富含哲學氣質——這就是《世說新語》帶給人的充滿哲思和詩性的審美愉悅。它不斷地啟發我們思考：人究竟應該怎樣超越自我的局限和世俗的藩籬，雖不遺世而自高蹈，雖不?赫而自高貴，實現真正的「神超形越」？
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史料」來看待，甚至用於階級分析的鬥爭哲學，這正如把《紅樓夢》當作階級鬥爭的活教材一樣，實在是「見木不見林」、棄其「神」而就其「形」的一孔之見。暴殄天物至此，煮鶴焚琴若斯，可發一嘆！
三
近讀劉再復先生的《紅樓夢悟》，發現他在闡釋《紅樓夢》時，也提到了《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不寫帝王功業，只寫日常生活，它記錄了許多遺聞趣事，呈現了許多人物的音容笑貌，從而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儒林外史》可以說是《世說新語》的伸延與擴大。中國小說有輕重之分，「重」的源於《史記》，「輕」的源於《世說新語》。《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太「重」，學得走樣。《紅樓夢》則輕重並舉，而且舉重若輕，有思想又有天趣，極深刻的思想就在日常的談笑歌哭中。（《紅樓夢悟》，三聯出版社，二○○六年版，頁一○八。）
劉先生以「輕」「重」論文學，可謂別具隻眼。更為難得的是，他從小說史的角度出發，把《世說新語》稱作「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是古典小說中「輕」的一脈的源頭，真是言人未言，道人未道。事實上，《世說新語》從頭至尾都洋溢著這麼一種超越倫理道德、是非功過的「喜劇精神」，可以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幽默文學正是從《世說新語》開始的。諸如《言語》、《任誕》、《排調》、《輕詆》、《假譎》等門類充滿幽默感自不必說，就連《傷逝》、《忿狷》、《汰侈》、《儉嗇》、《惑溺》等門類，也隨處可見讓人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的開心故事。特別是它那短小、輕靈、雋永的形式特點，不是和我們今天喜聞樂見的「段子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嗎？《世說新語》不是沒有涉及歷史道義、國家興亡和個人悲劇，但它絕不在任何一個悲情對象身上做過多的盤桓和流連，作者不斷變換的視線和被剪裁成吉光片羽似的人、事、物、語，使人世間序原本沉重乏味的一切，變得短暫、輕快、生動、美麗！作者似乎在說：一切都將過去，肉體終會消滅，永恆的，不過就是那一瞬，一個不可愛的人也會因為那一瞬，變得嫵媚可喜！這，就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喜劇精神。生活再艱難，世道再黑暗，都無法阻擋我們飽經滄桑和憂患的臉上隨時綻放出如花笑顏！
宗白華先生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乍一看這段議論充滿矛盾和荒誕，但它所描述的又恰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裡的「藝術精神」表現在《世說新語》中，就是一種充滿靈性、人性和詩性的「喜劇精神」！而且，越是動盪不安、禮崩樂壞的亂世，越是盛產這種偉大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因為所有虛偽的道德偶像、清規戒律和「絕對真理」都被顛覆了，打碎了，世界——人的世界和語言的世界顯示出了赤裸裸的荒謬和猙獰，這時候，唯一具有欣賞價值的只有「人與自然」而且是「自在」、而非「自為」意義上的「人與自然」！
所以，我們看到，在魏晉那樣一個亂世，「存在」的廢墟上竟開出嬌豔的生命之花來，對人生悲劇性和荒誕性的發現，使名士群體轉而去追求它的喜劇性和藝術性：藥與酒、嘯與歌、仕與隱、美貌與才情、山水與巧藝、愛情與死亡……無不顯示出可觀、可賞、可笑與可愛的一面來。學理一點說，正是漢代以來建構起來的儒家「認識論」體系的瓦解，才迫使人們轉而去擁抱老莊、去探求那「無中生有」的「本體論」，進而從「禮」走向了「玄」。當我們回眸一望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就是——「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的美），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如果沒有這種「超越一切而上」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亂世人生該是多麼無聊和無趣！
《世說新語》肇始的這種「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不僅於我們民族有價值，於東方文明有價值，甚至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每一個熱愛生命、自由和藝術的人，都會為之傾倒，為之唏噓，為之流連！日本人大沼枕山就曾寫過兩句漢詩：「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誠哉斯言也！
四
作為一個《世說》愛好者和研究者，我很早就有一個想法，就是用一種相對比較平易的形式，和適合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將《世說新語》與「魏晉風度」的方方面面，展現在讀者面前，讓更多的人能夠打開這部豐富多彩的奇書，看看一、兩千年前，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度上的非常之人，以及他們的非常之語、非常之事。於是，就有了這本《世說新語今讀》。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人物篇、典故篇和風俗篇；共三十二講。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典故還是風俗，我的立足點和著眼點仍舊是一個「人」字。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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