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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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打空城寂寞回──從「贏家通吃的社會」到「下流社會」江岷欽／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人生宛如牌局，手中拿到的牌是命中注定，但出牌的方式是自己決定。Lifeislikeagameofcards.Thehandyouaredealtisdeterminism;thewayyouplayitisfreewill.──前印度總理尼赫魯（J.Nehru）1995年，康乃爾大學教授羅伯特‧法蘭克（R.Frank）與杜克大學教授菲力普‧庫克（P.Cook）針對美國上流社會所撰寫的著作《贏家通吃的社會》（TheWinner-Take-AllSociety），有效的結合經濟學的分析與社會學的觀察，以「馬太效應」（Mattheweffect）為核心概念，預言「社會資源集中於少數金字塔菁英」的貧富差距現象，不僅不會因為民主化的發展而趨緩，反而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加劇。《贏家通吃的社會》對於美國上流社會中少數菁英寡占社會資源的精闢論述，不僅贏得各界佳評，更獲選為《紐約時報》年度排行冠軍暢銷名著。10年後，日本的社會觀察學家三浦展卻反其道而行，以日本年輕世代的消費觀為主軸，撰寫《下流社會：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社會階層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化現象。該書出版2個月即銷售40萬本，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與迴響。書中指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日本經濟快速成長期出生的「新中間層」已經逐漸流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社會階層開始浮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化現象，而年輕世代則不斷的選擇加入「下流社會」。具體言之，下流社會的最大的特徵並不侷限於低收入的層面而已，更在於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願、學習意願、消費意願的全面下降；三浦展稱之為「對全盤人生的熱情低下」。三浦展進一步觀察發現：現在的年輕世代面臨嚴峻的就業困境；即使順利就業，超時加班又是家常便飯，可謂苦不堪言。面對職業、婚姻各方面的競爭與壓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世代不但拒絕成為家庭和事業的中流砥柱，還心甘情願地選擇加入下流社會的行列。其實，就現代社會理性化的深層底蘊而言，下流社會所代表的不僅是年輕世代的「草莓族症候群」而已，更反應了個人面對龐大組織無能為力、束手無策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的對應面向，可從社會學者希曼（M.Seeman）的操作化定義得到更進一步的瞭解。希曼將個人在現代社會中所產生的疏離感界定為下列五個面向：一、無力感（powerlessness），個人對工作與環境的態度歸諸宿命；二、無意義感（meaninglessness），個人對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抱持懷疑主義；三、無規範感（normlessness），個人在工作上沒有一定的準則可供依循，無所適從；四、社會孤立感（socialisolation），個人對所屬社會網絡關係之隔絕，雖然身屬社團或組織之中，但內心孤獨寂寞，感覺與周遭的社會失聯，無法認同該團體或組織；以及五、自我隔離感（self-estrangement），個人失去內心對工作的熱忱，不再關心工作的內容與實質意義，只把工作當成換取薪資的手段而已。近年來，台灣社會也逐漸出現贏家通吃的社會特質與下流社會的趨勢，貧富差距也朝向兩極化的方向發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2004年6月，台灣低收入戶為7.8萬戶、19.2萬人，較上年同月增長8.1%，占全國總戶數及人數比也有所上升。2003年台灣所得最高的前20%家庭平均所為180萬元，所得最低的20%家庭平均所得29.6萬元，高低所得差距倍數6.07倍（1980年為4.17倍）。若以最高的前10%與最低的10%相比，則差距高達61倍之多（2002年，差距倍數近39倍，1992年則為19倍）。有趣的是，天下雜誌去年調查發現，臺灣年輕人最大的夢想是開一家小咖啡館，與新加坡、香港、南韓、甚至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大不相同，值得社會深刻省思。美國著名的教育學家威廉‧華德（W.Ward）嘗言：「悲觀者抱怨風向，樂觀者期待轉向，務實者調整方向」（Thepessimistcomplainsaboutthewind;theoptimistexpectsittochange;therealistadjuststhesails.）。三浦展所呈現的下流社會，與其視為過度渲染的小說情節，不如視為未來趨勢的可能風向之一。風起雲湧，動心啟念。悲觀者，紋風不動；樂觀者，和風麗日；務實者，隨風轉舵。謹借卷首，誠摯推薦三浦展的《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給有志乘羽翼御長風的讀者。當「下流社會」的「下流人」也沒什麼不好！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這幾年，新興名詞不少，而「新貧時代或新貧社會」這個詞所引起的震撼力可謂不小，有必要注意的是，這可是「全球性」的現象。「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引發廣泛討論，不只貧窮落後國家，連先進國家都在受關切行列中，其中的關鍵點是「人民普遍變窮了」，而最受注目的則是「中產階級逐漸消失」，於是兩極化的「M型社會」隱約成形。進一步來看，中產階級不是流向「上層」，而是向「下層」移動，在日本，這又叫做「下流社會」，而中產階級也成為「下流人」。乍看「下流」這個詞實在很不習慣，因為主觀上意味著「不好」，甚至是「壞胚子」。不過，根據本書所下的定義，「下流」基本上是指「中下階層」，和一般「過著有一餐沒一餐貧困生活的人們」的「下層」印象是有差別的，只是和「中流」階層比較起來，似乎仍感到「有什麼不足」。舉例來說，現在的「下流」階層有DVD放影機，也有個人電腦，所以，若由所擁有的物質生活來看，下流階層並非絕對是貧窮的。那麼，到底是「下流」階層有什麼不足呢？那就是「積極性」。本書藉由詳細探討日常生活習性來了解「下流社會」這個族群，特別是其消費生活的型態。由於很難明確晝分下流社會或階層，作者乃自行設計問卷，以調查結果來反映「下流度」，由書中所列舉的12個問題可知，所謂的「下流」，不是單指所得，還包括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積極性、消費積極性的不足，總之，就是對整個人生的積極性都很低。本書的調查分析可讓讀者了解日本社會階層流動及結構改變的狀況，尤其是消費型態轉變之分析，有助於業者和政府擬訂相關政策。由於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先於臺灣社會，本書呈現的情況可供我們參考。本書忠實呈現日本社會階層的調查結果，並沒強烈的好或不好之主觀價值判斷。不過，若由「幸福快樂人生」這個標的來看，本書所描繪下流社會中的「下流人」是否會不快樂呢？我們可由一項調查談起。中央社倫敦2006年5月3日專電，根據GfkNOP公司為即將開播的英國廣播公司「快樂方程式」節目，對1,000名民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民眾中只有36%表示「非常快樂」，56%表示「還算快樂」，5%的人「不太快樂」，而3%的人則是「非常不快樂」。對照1957年蓋洛普進行的類似民調，有52%受訪者表示非常快樂，42%則說「還算快樂」，似乎可發覺近50年來，英國人的快樂程度已大幅降低。該項調查還詢問政府的要務是「讓大家更快樂」，還是「讓大家更有錢」，81%受訪者將前者列為優先考量，只有13%的人希望擁有更多財富。至於什麼才是快樂的泉源？48%的受訪者認為「美滿的感情生活」是最重要的因素。這項調查雖在遙遠的英國，卻可給臺灣民眾帶來寶貴啟示。我們知道，隨著經濟成長，人類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有錢，但英國人卻表示越來越不快樂，顯現出「金錢難買快樂」的事實。而英國人認為快樂和有錢並非正向關係，他們覺得「美滿的感情生活」才是快樂的泉源。這樣子的想法可以適用全世界的人嗎？畢竟「人是感情的動物」，生為人，追求快樂應是天經地義的，而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各國風起雲湧追求經濟成長，宗旨無非在增進人民福祉，也可說是讓人活得更快樂。不過，迄今科技突飛猛進，所得數十倍增長，人是否更快樂了呢？1994年9月初香港「研究調查組織」發表了一項關於數個亞洲國家民眾有關「快樂指數」的調查，結果發現日本人是亞洲地區最不快樂的，而名列亞洲四小龍的臺灣與南韓，不快樂的人也頗多。反觀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這些熱帶國家的人民卻較為快樂。如果以經濟發展或經濟成長程度，抑或國民所得的高低來看，似乎有所得越高的國家或地區，其人民越不快樂的關係。有人於是以古人所說的「金錢買不到幸福」做註解，此說有理嗎？日本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2003年2月《商業周刊》曾報導，日本在經歷十多年的低經濟成長之後，東京都會區上班族依舊熙來攘往，百貨商場依然整潔明亮，而逛街的人也都笑容可掬且精神抖擻。到底是東京都會區較特別，或者日本的經濟實力未受損傷？據報導，日本的確陷入長期經濟不景氣，奢華的消費文化削減，應酬交際的人也大幅減少，以致銀座媽媽桑的小費收入銳減四分之三，日本人的外食支出跌了三成二。與此對應的現象是，日本人下班後早點回家、喝杯小酒，就感到無比的幸福，這個現象由2002年年底日本的熱賣商品中，帶回家的DIY商品以1年超過20%的高速成長可見一斑。我們的印象中，日本男人有「大男人主義」，可說是將「男主外、女主內」發揮到極致，即使早早下班，也會在外拖到七晚八晚才回家，因為太早回家會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也會覺得沒面子。但如今，日本男性不只變得比較喜歡「回家」，回到家後也開始幫忙家務。日本幾家大百貨公司，前幾年也開始在男廁設尿布檯。《商業周刊》報導指出，「日本在經濟、消費不振陰影下，更深層的社會、人際關係、甚至價值觀已經發生質變，停滯的經濟卻帶來社會面貌巨大的改變，這是大家原先都沒想到的」。這項報導強烈暗示，經濟不景氣不只沒有折損日本人的幸福、快樂，反而讓日本男人不知不覺的丟棄大男人心態，將「家庭是避風港」的氣氛找了回來，更有意思的是，連最困難的「價值觀」也很自然的改變了。「家庭」是幸福快樂的泉源，不是經濟不景氣下日本人才有的感覺，2003年3月《遠見》雜誌針對臺灣本土企業與外商公司中高階層管理人員進行調查，「美滿的家庭」是受訪者心目中認為最值得追求的目標，也就是「快樂的泉源」。回到當前，日本經濟已顯著復甦，日本人會不會又故態復萌？又要變成生產機器，男人又將家庭拋下，再度丟棄那好不容易尋得的幸福？反觀臺灣，唱衰臺灣經濟之聲此起彼落，縱使10多年來所得真的原地踏步，物價飛漲，是不是反而會像景氣低迷年代的日本人找回真正的幸福感呢？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雖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心境的轉變總在「一念之間」，由英國和日本的例子看來，這幾年飽受不景氣恫嚇的臺灣人民，不是應該慶幸可以享有真幸福、真快樂嗎？即便處於中下階層，又何必愁眉苦臉呢？「新階級現象」的通俗觀察蕭新煌／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這本關於日本中產階級「中落」的通俗書，取名「下流社會」的確是有些悚動和譁眾，但卻能有效吸引讀者的注意和側目。1970年代末期，日本廣告、媒體界流行用「中流意識」來描寫興起的中產階級文化，「中流社會」就是指中產階級增加之後的新社會階級結構。而最重要社會機制就是向上流動機會的增加，向上流動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和新部門的產生，吸引原屬下層階級農工階級的第二代，經由教育、專業能力的提升得以向上躍升。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之後的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都目睹了戰後這一波「中流化」。但到了1990年代中後葉，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中產階級也受到莫大衝擊，以下是我長期研究亞洲中產階級變化的五點綜合發現：1.中產階級部分成員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下降。2.能夠向上流動的新成員減少。3.部分中產階級（如年齡稍長，屬於條件較差的邊緣中產階級，或是身處於風暴下弱勢的產業部門或職業）甚至下跌，淪落到中產階級之外。4.中產階級的主觀集體意識和態度也遭到打擊，中產階級認同也有轉弱的趨勢，地位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也上升，對政治改革的興趣也下降，新保守主義不脛而走。5.不同階級之間的不均、差距拉大，同一階級內的差異、不公平現象更加明顯，階級間、階級內的矛盾同時浮現。上述五個危機下的中產階級變貌，在日本更為激烈，更為凸顯，於是廣告調查專業出身的作者乃用「下流化」這個概念來勾勒這些日本中產階級新面貌。作者直指當前的「下流意識」就是原屬中產階級最傲人的積極性格之喪失和沉淪，年輕世代（30歲～35歲）散漫自我中心主義人生觀的瀰漫，以及將來連居住地都難以變動的老死一隅化。這些觀察並非空穴來風，毫無根據，作者利用廣告調查資料做為基礎，細膩的描述「下流群」女性的日常生活風格。可能在很多嚴謹的社會學家眼裡，這本《下流社會》的論述有過於鬆散、跳躍和過於記者印象手法，但我倒願意從「通俗化社會觀察」的角度，歡迎這樣的一本流行趨勢書籍。但是，我對作者用「下流」這樣的漢字字眼，蓋棺論定浮現中的新階級現象和意識變化並不認同，覺得仍有待商榷。此外，本書各章對日本社會當下的許多觀察，對臺灣都會的階級生活倒是頗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