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拙著原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206B.C.─589A.D)中國地域觀念之轉變及其對政治之影響」,因其太長而改成今名,惟所論則完全不變。地域觀念之轉變對政治、社會、經濟之影響,尤為拙著措意所在。我作此研究完全是受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一文的啟發。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治。
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纔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纔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一大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
後來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讀書時,業師勞貞一先生為孫同勛、陳文石和我三人講授「漢魏六朝史研究」,論及「山東」、「山西」的問題,使我得到更多的啟迪。所以從1957年以來,不管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香港大學和劍橋大學做研究或教書時,我都一直留意這個問題。1973年夏天我在法國 巴黎第29屆國際東方學會議宣讀的論文,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個小節。 1977年的秋天,我正式開始作此題的研究。
這真是一個非常深邃的題目,幾乎是可以終生事之的。而我對自已所懸的鵠的太高,要求太嚴,所以進度緩慢。又由於這三十多年來考古的發掘,諸如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西樵山文化、青蓮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金沙江遺址…一系列的發現,近年考古學界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僅僅發源於黃河流域一地,而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遼河流域四區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演進而成的。雖然這新穎的說法尚未得到中國歷史學界普遍的公認,但對我的研究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開始作此研究時,是以傳統的說法,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作基礎的。所以這時期地域觀念的轉變,實質上是一個文化傳播的問題。 這使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非常躊躇。最後,我終於徹悟,不管長江、珠江、遼河三流域史前有多高的文化,但從中國進入信史時代,黃河流域的中原區域(河、濟、淮流域為中心)確實已演進為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並由此而向四周傳播。所以上述考古學界新穎的說法並不與我的假設衝突。
其次,自1971年我來香港大學後,始終以教學、指導和鼓勵學生讀書、研究為首要。所以雖然任課繁重,一度授課五門之多,我也甘之如飴。這自然影響到自己研究的進度。例如1986年我原擬利用港大休假回到中研院史語所做研究一年,以完成此書的撰述;然後再去哈佛短期研究。港大並已准許給我Study Leave一年和旅費的補助。後來卻因為有位同事為修橋鋪路,利用休假去台灣講學一年,他留下的一名M.Phil.學生,全系沒有一個同事願意接手指導她修改碩士論文──該文幾乎是要重新全部寫過的。
我犧牲自己的撰述計畫,用大量的時間來指導該生,最後她終於通過校內外碩士的論文審查和口試。另外,我在港大中文系中國歷史組任教期間所受種種不可思議的困擾,也無時不阻礙和中斷我研究的進程。
今天拙著終於能夠出版。我要衷心感謝Prof.L.K.Young不斷的鼓勵,勞貞一、王叔岷、和楊蓮生三位恩師對我的期許,不時的來信鼓勵和指導,全漢昇、嚴歸田兩教授的厚愛。許多摯友:孫同勛、謝文孫、王業鍵、陶晉生、張春樹、張存武、余英時、劉翠溶、周成竹、施敏、劉震慰、陳三井、P.D.Reynolds、M.G.Spooner、陳耀南、古紹璋、唐煥星、葉永恆……他們都鼓勵我、協助我,在我稍有鬆懈時,陳耀南教授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督責我。我謹在此向他們敬致衷心的謝忱。我更要特別感謝賢妻袁萬蒂女士節衣縮食克勤克儉,獨力挑起全部家務和撫育三個孩子的重任,(孩子們也個個努力,成器成材。),讓我可以全力講學和硏究,完成此書的撰述。感謝台北市蘭臺出版社盧瑞琴小姐慨允出版拙書;郭鎧銘先生、林育雯小姐辛勤的編排和校稿。感謝中學階段長期培植我的五叔金福民先生,感謝周紹德伯父母視我如親子女,對我一家的愛護和照顧幾乎無微不至。最後衷心感謝邢義田教授,得知拙書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網上可以找到時,立即全文下載閱讀,當印就初校稿後,又在百忙中惠允再次審閱,盛情永誌難忘。惟全書所有錯誤仍是筆者之責。敬祈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吝指正,俾稍後修訂增益,冀對中國學術有些微的貢獻。
承余英時教授題簽,允為此書增色,謹此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