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27期(pod)

一群愛好文學的夥伴，深覺現代文學的應用性高過於古典文學，據於時代的需要，應該更重視現代文學的創作和研究，於是共同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期望凝聚現代文學的愛好者。為凝聚現代文學的愛好者，開發新世紀現代文學的新境界，《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2004年3月正式創刊。

*本刊為有審稿制度的學術性刊物，於每年六及十二月份出刊。歡迎投稿。

近年以來，現代漢詩的研究方法日新又新，與時俱變，不斷從其他知識源流引入新知，其中就包括人文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這兩種學科乃是晚近西方崛起的顯學，受益於福柯、勒斐弗爾、詹明信、吉登斯等的理論論述，關懷情感、價值、經驗、意義等分析範疇，探討階級、種族、性別、身分認同、權力、意識形態如何滲透於空間、地方和地景之中，並發揮潛移默化的認知作用。譬如，John Barrell 討論英國近代詩中的地景觀念與地方感，Alan Gussow 考察美國藝術家和地方感。Barbara Bender、W. J. T. Mitchell、Wendy Joy Darby等人對地景與政治、記憶、歷史、身分、種族間的關係展開精緻的論辯，蘇賈（Edward Soja）挑戰物質與精神、主觀與客觀、時間與空間的二元對立，把「第三空間」（Third Space）概念發揚光大。
　　在當下的華語文學研究界，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學》、段義孚（Yi-Fu Tuan）的《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Tim Cresswell 的《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等著作常被引為做論的根據。克朗宣導所謂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文學地理學應該被認為是文學與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單獨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鏡頭或鏡子。同樣，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客觀地理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段義孚強調空間與地方的區隔：「空間適合空間科學和經濟理性的抽象概念觀察，地方則適合價值與歸屬這類事項的討論，空間概念與地方概念需要互相定義，從地方的安全與穩定，我們意識到空間的開放、自由與威脅，反之亦然。」段氏弟子Cresswell 進一步指出，空間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地方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人以某種方式而依附其中的一個有意義的位置，地方對人類生活有重大意義。人文地理學是一門以地方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理解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任務─凡此種種論述，無不打開了學人們的研究視野，啟發了他們的批評性思考。
　　現代漢詩中的地方書寫其來有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佳作紛呈，代不絕續。馮乃超、王獨清的異國都市想像，何其芳、卞之琳對北平的吟詠，邵洵美、徐遲對上海的再現，都是現代文學中的精彩篇什。至於當代東亞漢詩的地方經驗，人們不難舉出也斯、西西的香港，林耀德、陳克華的臺北，楊牧、陳黎的花蓮，呂育陶的吉隆玻，希尼爾的新加坡，等等。或者換言之，從通都大邑到鄉野小鎮，從殖民地城市到全球都市，從文化名都到離散城市，乃至於全球化、後現代、後殖民境遇中的各色地方，莫不引發了華語詩人們千姿百態的抒情聲音，在思想主題和技巧風格上，為現代漢詩貢獻了一己之才情，其中的得失成敗，值得展開精緻綿密的批評探索。
　　本刊一直關注前沿學術課題，因此推出這個論文專輯，冀能搭建一個研討和辯駁的園地，與學界同好共襄盛舉。輯中的5 篇論文，出自資深學者和青年才俊之手，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切入現代漢詩之地方感及其批評想像，下面一一評述之。
二
　　「地方」可能是具體真實的空間，也可以是從未親身經歷過的虛擬想像的領域。吳曉東的〈西部邊疆史地想像中的「異托邦」世界〉一文，討論的正是孫毓棠（1911-985）的詩作〈河〉之虛擬地景及其象徵涵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孫毓棠是知名的後期「新月派」詩人，出版過《海盜船》、《寶馬》等詩集。其實，他出身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是中國經濟史、中外交通史領域的專家，終生供職於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1937 年，孫氏出版史詩巨獻《寶馬》，迅即受到馮沅君等文藝家的好評。其實早在兩年前，他就發表了同樣具有歷史色彩的新詩〈河〉。這首詩描繪一條奔向西北沙漠地區的大河，河上有千帆競發，百舸爭流，船上的人攜帶兵器、衣物、日用品，一路經過雄奇的山水，激情昂揚，高呼「到古陵去」，在在充滿悲壯蒼涼的氛圍。然而，這首詩的思想旨趣到底是什麼呢？學術界一直乏人問津。吳曉東針對這首詩展開精緻深入的文本細讀，他發現，孫毓棠對於中國歷史題材的濃厚興趣，與彼時挪借西方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的新詩主流迥然不同。吳文認為，《河》描繪一副中古時期的種族遷徙場景，孫氏有意利用個人的學術專長，融入西北史地知識，顯然別有懷抱。吳曉東也對比閱讀〈河〉與《寶馬》這兩個文本，發現其中一脈相承的互文性，認為〈河〉的出現可以看作是《寶馬》的預演，既標誌著《寶馬》淵源有自，也證明瞭〈河〉並非心血來潮的孤立之作。吳文也參考西方理論，對《河》中反復出現的「古陵」意象進行新穎的解讀，深刻有力地指出，「古陵」既非陶淵明式的世外桃源，亦非〈舊約出埃及記〉之上帝應許的迦南美地，更不同於何其芳、辛笛、戴望舒等人的烏托邦樂土。相反，它是一個福柯所謂的「異托邦」，以空間性、異質性、真實性為特徵，是一塊遙遠、封閉、處在時間之外的永恆地域，因此，「作為歷史學家的孫毓棠，從民族歷史中汲取了想像力的資源以及歷史素材的給養，從而使自己的詩作獲得了一種宏闊的史詩圖景，成為一首對民族歷史強盛時期的渾圓而豪邁的生命力的招魂曲。」─這誠然是一種別具慧眼的觀察。不過，如果要證明「古陵」的「現實性」，需要從孫氏的著作中尋求紮實的證據。
　　2000 年以來，中國大陸詩歌的寫作重心，從此前的「個人化詩學」轉向對於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的關懷，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於是，「地方性」、 「地域寫作」等標籤接踵而至，但是，相關的論文流於現象羅列，缺乏新穎的理論設計。錢文亮的論文〈新世紀之初中國大陸詩歌的「地理轉向」─以雷平陽、「象形」詩群為例〉，挪借段義孚關於「地方之愛」、 「地方感」的論述，透過文本解讀和脈絡化，為探討這個課題開啟了新的方向。在研討雷平陽詩歌時，錢文首先以細膩紮實的史料，梳理這位作家崛起的歷程，回顧了學者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認為他憑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親身經歷中國經歷的全球化、都市化、現代化的浪潮，以及農村社會的衰落和地方經驗的消逝，所以致力於塑造文學的「雲南形象」，保持自我與他者、經驗與想像、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這成為他的身分識別的標誌。錢文思路綿密，充滿新見，從雷平陽「對雲南風景的好奇心」、 「感覺上的快樂」、 「鄉愁與家園感」三個層次入手，援引大量的詩歌文本，分析他如何把讀者和觀光客心目中的抽象地理「空間」變成充滿溫情和人文內涵的「地方」。錢文讚賞雷氏把人文地理學、文化人類學、詩學有機融合，以詩人的赤子之心和知識份子的人文情懷，刻畫雲南的地方感和詩人的戀地情結，並且為危機沉重的現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大地倫理─這的確是從心而發的高度評價。接著，錢文把討論的範圍擴大到活躍於湖北武漢市的「象形」詩人群體。錢文把這批詩人放回到政治力量和商業邏輯相互交替的歷史語境中，總結了他們的詩歌理念，發現他們抒寫的「懷舊與鄉愁」是尋找文化認同的主要方式，其實是對鄉土中國傳統文化的緬懷；這種普遍性的地理轉向隱含著大陸詩人對當代詩歌的集體反思，蘊含文化人類學、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內涵。不過我覺得，在探討這些課題的時候，人文地理學或者文化地理學的單一理論似乎有捉襟見肘之嫌，有必要糅合其他批評理論而發展出綜合性的視野，而且要把「文本細讀」落到實處，使之與「背景制度」的敘述融為一體。
三
　　在現代漢詩的發展史上，「上海－台北」的雙城聯結，是一個重要而有意的議題。尤其是「上海．路易士」作為「台北．紀弦」的前身，更是一則待釐清的文學傳奇。楊佳嫻著有《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追踪這個議題多年。她的論文〈戰爭．地方與崇高感─以路易士發表於《中華副刊》的詩與散文為例（1942-1945）〉，即延伸了從文學場域切入的視野，強調戰爭情境所切割出來區域感。再加上對於新材料的圓熟運用，發現獨多，填補了詩史上的一段空缺。楊文把路易士的揚州書寫與上海書寫區別開來，再加以並論，就比既有的研究更具層次感。本來揚州作為家園，是對照於上海這個大都市，帶給詩人一種田園般的撫慰。但在有意無意之間，上海逐漸竄奪了揚州的「故鄉」地位。他說自己的「懷鄉病」是為上海而生的，那也就是說，藉由戰時的「逃離－重返」，路易士確立了自己的情感認同，再也不可滌除的「上海性」。楊文最精采的地方，或許在於能夠綜合文化資本、物質基礎、戰時處境等多個面向，展示了路易士與上海魔都之間相互更新的歷程。觀察路易士詩中的上海，當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進路。那麼，楊佳嫻專力鎖定《中華日報》來探索，又有何特殊意義呢？首先，自然是新文獻的運用（先前使用這份文獻來研究路易士的，恐怕只有李相銀，但他探討的主要仍是「漢奸」議題），不僅可以彌補以往只從詩集入手的侷限，並且能夠藉由報刊強烈的「時間感」來與詩人的「地方感」相支撐，重構出較為鮮活的時空面目。除此之外，此刊應為路易士主要「稿費」來源，也是他因「附汪」而享有的較大福利。從「路易士－中華副刊－戰時上海」來講地方感，相當程度上是「喚醒」了紀弦的詩篇。（一般論者有意無意採用了「去上海性」的讀法，雖亦可通，但恐不能充分讀出紀弦前期詩的複義。）至於地方感如何探入詩人的精神內部，是否可以被搬移或延用，「上海性」怎樣悄悄地在臺北被重新拼裝，那可能也是很有趣而待追索的議題。
　　由於華語的誇國性，使得「現代漢詩」幅員更趨廣大，面貌與肌理都很豐富。洪淑苓的〈越華現代詩中的戰爭書寫與離散敘述〉，就討論到越南華語現代詩的發展，展現了亞洲之間（主要是臺灣與越南）華文書寫的互動關係。補足了我們對詩史跨場域發展的認識，堪稱「文化流動」的好題材。目前已有的相關探討，主要為不同世代的越華詩人所做的整理與回顧（比方說目前在台灣的尹玲和方明），可以算是一種「自觀」。洪文則以外部觀察者來重新著題，展現了少見的「外觀」的視野，意義自不待言。論文處理的範圍拉得較廣，一部分是1960-1975 年越戰結束以前，另一個部分則是1990 年代後，流落於越南本土之外的書寫。前一部分比較像是獨立的區塊，與台港文學互動密切，同屬於冷戰格局之下，資本主義亞洲的華文書寫、思維上的存在主義、方法上的現代主義、主題上的反戰心態與都市書寫，都潛存著對話的空間。台灣作為當時華文書寫最鼎盛而成熟的地區，自然對越華詩人產生了影響。但反過來講，越華詩人的「地方感」就成了樹立自身脈絡的重大資源。他們大多具有「描述西貢」的熱情，但也由於這段時期正是烽火連天之際，所呈現出來的主要是「戰火西貢」的「都市／廢墟」二重性，而未能勾勒更多的地方細節。即便如此，洪文著重展示的風笛詩社以及古弦、藥河等詩人的戰爭書寫，仍使我們看到，越華現代詩的在地課題與以及頗為珍貴的西貢氣息。至於另一個部分，則講到尹玲、方明這些後起詩人回憶故國創傷的書寫。這類作品大部分的注意力仍投注在「戰爭」、「歷史」之上，故國概念仍然壓過地方感。洪文還有一個部分是談越華與台灣現代詩壇的對照。我們認為，越華詩的創作，同樣是在美援文化、冷戰圍堵體系之下的一環（但它與馬華、菲華不同處，或在於直接承受了戰火），洛夫和洪文不暇論及的吳望堯即為具體銜接點。洛夫是越戰書寫的現場參與者，他筆下的西貢，出奇地具有一種另類的地方感。因而洪文所作的對照，實提供了我們進一步思索的空間。
　　藏族漢語現代詩放在「現代漢詩」的脈絡裡，具有擴充的作用，但也有其顛覆性。青年學者楊嵐伊的〈召喚西藏的幾種方法：藏族當代漢語詩歌的「地方感」閱讀〉，較為自覺地面對了語言、民族、體制的交錯現象，隱隱涉及了群體收編與自我指認的現象。誠如她所說的，閱讀藏族漢語現代詩的方法很多，目前盛行的「少數民族文學」框架未必是最好的。本文較為嫻熟地運用「地方感」的視角，可以說是適度捕捉到當代藏族創作的一個重要面向。在具體操作上，除了回顧藏族文學的處境及主要的選集狀況之外，這裡主要是選定「異域的風情」、「地方的脈絡」、「神祕的氛圍」等三個面向，細讀了四篇文本，探索了藏語當代漢詩中主要的地方書寫策略。這種細讀方法較為務實而切近，因而所獲致的成果頗為明快確實。另一方面，由於是在極廣範圍中進行抽樣，並非專門探討一家或一種書寫，尚無法建立起較全面的藏族地方詩學。無論如何，這樣的研究已經有效地驗證了文學地理學的進路，頗有助於突破當前現代漢詩研究的格套，打開新局。那麼，本專輯的嘗試就只是一個起點。以現代漢詩覆蓋的「地方」之廣大與多樣，我們應可以樂觀期待，相關的書寫與研究將會更加勃興起來。

張松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劉正忠（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特稿】
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延安，金門，及其以外 王德威

專題論文【現代漢詩與地方感】
現代漢詩、地方感與批評想像 張松建、劉正忠
新世紀之初中國大陸詩歌的「地理轉向」
──以雷平陽、「象形」詩群為例 錢文亮
西部邊疆史地想像中的「異托邦」世界 吳曉東
戰爭、地方與崇高：
以路易士發表於《中華副刊》的詩與散文為例（1942-1945） 楊佳嫻
越華現代詩中的戰爭書寫與離散敘述 洪淑苓
召喚西藏的幾種方法：藏族當代漢語詩歌的「地方感」閱讀 楊嵐伊

一般論文
美感與倫理相遇的地方：馮至的「交往」境界 佐藤普美子
論陳大為詩中的敘事與情感 張光達
性別與視覺：從穆時英到張愛玲小說的「視覺性」變化 梁慕靈
火紅年代的溫柔與暴烈─論黃碧雲作品中的歷史、左翼與本土性 盧敏芝

前期篇目
稿約
撰稿體例

現代漢詩、地方感與批評想像

一
　　近年以來，現代漢詩的研究方法日新又新，與時俱變，不斷從其他知識源流引入新知，其中就包括人文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這兩種學科乃是晚近西方崛起的顯學，受益於福柯、勒斐弗爾、詹明信、吉登斯等的理論論述，關懷情感、價值、經驗、意義等分析範疇，探討階級、種族、性別、身分認同、權力、意識形態如何滲透於空間、地方和地景之中，並發揮潛移默化的認知作用。譬如，John Barrell 討論英國近代詩中的地景觀念與地方感，Alan Gussow 考察美國藝術家和地方感。Barbara Bender、W. J. T. Mitchell、Wendy Joy Darby等人對地景與政治、記憶、歷史、身分、種族間的關係展開精緻的論辯，蘇賈（Edward Soja）
挑戰物質與精神、主觀與客觀、時間與空間的二元對立，把「第三空間」（Third Space）概念發揚光大。
　　在當下的華語文學研究界，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學》、段義孚（Yi-Fu Tuan）的《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Tim Cresswell 的《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等著作常被引為做論的根據。克朗宣導所謂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文學地理學應該被認為是文學與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單獨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鏡頭或鏡子。同樣，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客觀地理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段義孚強調空間與地方的區隔：「空間適合空間科學和經濟理性的抽象概念觀察，地方則適合價值與歸屬這類事項的討論，空間概念與地方概念需要互相定義，從地方的安全與穩定，我們意識到空間的開放、自由與威脅，反之
亦然。」段氏弟子Cresswell 進一步指出，空間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地方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人以某種方式而依附其中的一個有意義的位置，地方對人類生活有重大意義。人文地理學是一門以地方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理解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任務─凡此種種論述，無不打開了學人們的研究視野，啟發了他們的批評性思考。
　　現代漢詩中的地方書寫其來有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佳作紛呈，代不絕續。馮乃超、王獨清的異國都市想像，何其芳、卞之琳對北平的吟詠，邵洵美、徐遲對上海的再現，都是現代文學中的精彩篇什。至於當代東亞漢詩的地方經驗，人們不難舉出也斯、西西的香港，林耀德、陳克華的臺北，楊牧、陳黎的花蓮，呂育陶的吉隆玻，希尼爾的新加坡，等等。或者換言之，從通都大邑到鄉野小鎮，從殖民地城市到全球都市，從文化名都到離散城市，乃至於全球化、後現代、後殖民境遇中的各色地方，莫不引發了華語詩人們千姿百態的抒情聲音，在思想主題和技巧風格上，為現代漢詩貢獻了一己之才情，其中的得失成敗，值得展開精緻綿密的批評探索。
　　本刊一直關注前沿學術課題，因此推出這個論文專輯，冀能搭建一個研討和辯駁的園地，與學界同好共襄盛舉。輯中的5 篇論文，出自資深學者和青年才俊之手，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切入現代漢詩之地方感及其批評想像，下面一一評述之。

二
　　「地方」可能是具體真實的空間，也可以是從未親身經歷過的虛擬想像的領域。吳曉東的〈西部邊疆史地想像中的「異托邦」世界〉一文，討論的正是孫毓棠（1911-985）的詩作〈河〉之虛擬地景及其象徵涵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孫毓棠是知名的後期「新月派」詩人，出版過《海盜船》、《寶馬》等詩集。其實，他出身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是中國經濟史、中外交通史領域的專家，終生供職於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1937 年，孫氏出版史詩巨獻《寶馬》，迅即受到馮沅君等文藝家的好評。其實早在兩年前，他就發表了同樣具有歷史色彩的新詩〈河〉。這首詩描繪一條奔向西北沙漠地區的大河，河上有千帆競發，百舸爭流，船上的人攜帶兵器、衣物、日用品，一路經過雄奇的山水，激情昂揚，高呼「到古陵去」，在在充滿悲壯蒼涼的氛圍。然而，這首詩的思想旨趣到底是什麼呢？學術界一直乏人問津。吳曉東針對這首詩展開精緻深入的文本細讀，他發現，孫毓棠對於中國史題材的濃厚興趣，與彼時挪借西方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的新詩主流迥然不同。吳文認為，《河》描繪一副中古時期的種族遷徙場景，孫氏有意利用個人的學術專長，融入西北史地知識，顯然別有懷抱。吳曉東也對比閱讀〈河〉與《寶馬》這兩個文本，發現其中一脈相承的互文性，認為〈河〉的出現可以看作是《寶馬》的預演，既標誌著《寶馬》淵源有自，也證明瞭〈河〉並非心血來潮的孤立之作。吳文也參考西方理論，對《河》中反復出現的「古陵」意象進行新穎的解讀，深刻有力地指出，「古陵」既非陶淵明式的世外桃源，亦非〈舊約出埃及記〉之上帝應許的迦南美地，更不同於何其芳、辛笛、戴望舒等人的烏托邦樂土。相反，它是一個福柯所謂的「異托邦」，以空間性、異質性、真實性為特徵，是一塊遙遠、封閉、處在時間之外的永恆地域，因此，「作為歷史學家的孫毓棠，從民族歷史中汲取了想像力的資源以及歷史素材的給養，從而使自己的詩作獲得了一種宏闊的史詩圖景，成為一首對民族歷史強盛時期的渾圓而豪邁的生命力的招魂曲。」─這誠然是一種別具慧眼的觀察。不過，如果要證明「古陵」的「現實性」，需要從孫氏的著作中尋求紮實的證據。
　　2000 年以來，中國大陸詩歌的寫作重心，從此前的「個人化詩學」轉向對於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的關懷，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於是，「地方性」、 「地域寫作」等標籤接踵而至，但是，相關的論文流於現象羅列，缺乏新穎的理論設計。錢文亮的論文〈新世紀之初中國大陸詩歌的「地理轉向」─以雷平陽、「象形」詩群為例〉，挪借段義孚關於「地方之愛」、 「地方感」的論述，透過文本解讀和脈絡化，為探討這個課題開啟了新的方向。在研討雷平陽詩歌時，錢文首先以細膩紮實的史料，梳理這位作家崛起的歷程，回顧了學者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認為他憑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親身經歷中國經歷的全球化、都市化、現代化的浪潮，以及農村社會的衰落和地方經驗的消逝，所以致力於塑造文學的「雲南形象」，保持自我與他者、經驗與想像、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這成為他的身分識別的標誌。錢文思路綿密，充滿新見，從雷平陽「對雲南風景的好奇心」、 「感覺上的快樂」、 「鄉愁與家園感」三個層次入手，援引大量的詩歌文本，分析他如何把讀者和觀光客心目中的抽象地理「空間」變成充滿溫情和人文內涵的「地方」。錢文讚賞雷氏把人文地理學、文化人類學、詩學有機融合，以詩人的赤子之心和知識份子的人文情懷，刻畫雲南的地方感和詩人的戀地情結，並且為危機沉重的現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大地倫理─這的確是從心而發的高度評價。接著，錢文把討論的範圍擴大到活躍於湖北武漢市的「象形」詩人群體。錢文把這批詩人放回到政治力量和商業邏輯相互交替的歷史語境中，總結了他們的詩歌理念，發現他們抒寫的「懷舊與鄉愁」是尋找文化認同的主要方式，其實是對鄉土中國傳統文化的緬懷；這種普遍性的地理轉向隱含著大陸詩人對當代詩歌的集體反思，蘊含文化人類學、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內涵。不過我覺得，在探討這些課題的時候，人文地理學或者文化地理學的單一理論似乎有捉襟見肘之嫌，有必要糅合其他批評理論而發展出綜合性的視野，而且要把「文本細讀」落到實處，使之與「背景制度」的敘述融為一體。

三
　　在現代漢詩的發展史上，「上海－台北」的雙城聯結，是一個重要而有意的議題。尤其是「上海．路易士」作為「台北．紀弦」的前身，更是一則待釐清的文學傳奇。楊佳嫻著有《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追踪這個議題多年。她的論文〈戰爭．地方與崇高感─以路易士發表於《中華副刊》的詩與散文為例（1942-1945）〉，即延伸了從文學場域切入的視野，強調戰爭情境所切割出來區域感。再加上對於新材料的圓熟運用，發現獨多，填補了詩史上的一段空缺。楊文把路易士的揚州書寫與上海書寫區別開來，再加以並論，就比既有的研究更具層次感。本來揚州作為家園，是對照於上海這個大都市，帶給詩人一種田園般的撫慰。但在有意無意之間，上海逐漸竄奪了揚州的「故鄉」地位。他說自己的「懷鄉病」是為上海而生的，那也就是說，藉由戰時的「逃離－重返」，路易士確立了自己的情感認同，再也不可滌除的「上海性」。楊文最精采的地方，或許在於能夠綜合文化資本、物質基礎、戰時處境等多個面向，展示了路易士與上海魔都之間相互更新的歷程。觀察路易士詩中的上海，當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進路。那麼，楊佳嫻專力鎖定《中華日報》來探索，又有何特殊意義呢？首先，自然是新文獻的運用（先前使用這份文獻來研究路易士的，恐怕只有李相銀，但他探討的主要仍是「漢奸」議題），不僅可以彌補以往只從詩集入手的侷限，並且能夠藉由報刊強烈的「時間感」來與詩人的「地方感」相支撐，重構出較為鮮活的時空面目。除此之外，此刊應為路易士主要「稿費」來源，也是他因「附汪」而享有的較大福利。從「路易士－中華副刊－戰時
上海」來講地方感，相當程度上是「喚醒」了紀弦的詩篇。（一般論者有意無意採用了「去上海性」的讀法，雖亦可通，但恐不能充分讀出紀弦前期詩的複義。）至於地方感如何探入詩人的精神內部，是否可以被搬移或延用，「上海性」怎樣悄悄地在臺北被重新拼裝，那可能也是很有趣而待追索的議題。
　　由於華語的誇國性，使得「現代漢詩」幅員更趨廣大，面貌與肌理都很豐富。洪淑苓的〈越華現代詩中的戰爭書寫與離散敘述〉，就討論到越南華語現代詩的發展，展現了亞洲之間（主要是臺灣與越南）華文書寫的互動關係。補足了我們對詩史跨場域發展的認識，堪稱「文化流動」的好題材。目前已有的相關探討，主要為不同世代的越華詩人所做的整理與回顧（比方說目前在台灣的尹玲和方明），可以算是一種「自觀」。洪文則以外部觀察者來重新著題，展現了少見的「外觀」的視野，意義自不待言。論文處理的範圍拉得較廣，一部分是1960-1975 年越戰結束以前，另一個部分則是1990 年代後，流落於越南本土之外的書寫。前一部分比較像是獨立的區塊，與台港文學互動密切，同屬於冷戰格局之下，資本主義亞洲的華文書寫、思維上的存在主義、方法上的現代主義、主題上的反戰心態與都市書寫，都潛存著對話的空間。台灣作為當時華文書寫最鼎盛而成熟的地區，自然對越華詩人產生了影響。但反過來講，越華詩人的「地方感」就成了樹立自身脈絡的重大資源。他們大多具有「描述西貢」的熱情，但也由於這段時期正是烽火連天之際，所呈現出來的主要是「戰火西貢」的「都市／廢墟」二重性，而未能勾勒更多的地方細節。即便如此，洪文著重展示的風笛詩社以及古弦、藥河等詩人的戰爭書寫，仍使我們看到，越華現代詩的在地課題與以及頗為珍貴的西貢氣息。至於另一個部分，則講到尹玲、方明這些後起詩人回憶故國創傷的書寫。這類作品大部分的注意力仍投注在「戰爭」、「歷史」之上，故國概念仍然壓過地方感。洪文還有一個部分是談越華與台灣現代詩壇的對照。我們認為，越華詩的創作，同樣是在美援文化、冷戰圍堵體系之下的一環（但它與馬華、菲華不同處，或在於直接承受了戰火），洛夫和洪文不暇論及的吳望堯即為具體銜接點。洛夫是越戰書寫的現場參與者，他筆下的西貢，出奇地具有一種另類的地方感。因而洪文所作的對照，實提供了我們進一步思索的空間。
　　藏族漢語現代詩放在「現代漢詩」的脈絡裡，具有擴充的作用，但也有其顛覆性。青年學者楊嵐伊的〈召喚西藏的幾種方法：藏族當代漢語詩歌的「地方感」閱讀〉，較為自覺地面對了語言、民族、體制的交錯現象，隱隱涉及了群體收編與自我指認的現象。誠如她所說的，閱讀藏族漢語現代詩的方法很多，目前盛行的「少數民族文學」框架未必是最好的。本文較為嫻熟地運用「地方感」的視角，可以說是適度捕捉到當代藏族創作的一個重要面向。在具體操作上，除了回顧藏族文學的處境及主要的選集狀況之外，這裡主要是選定「異域的風情」、「地方的脈絡」、「神祕的氛圍」等三個面向，細讀了四篇文本，探索了藏語當代漢詩中主要的地方書寫策略。這種細讀方法較為務實而切近，因而所獲致的成果頗為明快確實。另一方面，由於是在極廣範圍中進行抽樣，並非專門探討一家或一種書寫，尚無法建立起較全面的藏族地方詩學。無論如何，這樣的研究已經有效地驗證了文學地理學的進路，頗有助於突破當前現代漢詩研究的格套，打開新局。那麼，本專輯的嘗試就只是一個起點。以現代漢詩覆蓋的「地方」之廣大與多樣，我們應可以樂觀期待，相關的書寫與研究將會更加勃興起來。

張松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劉正忠（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