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梁基永
中國近代的歷史，糾纏着太多的是非曲直，恐怕是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時代。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語境中，表現出的是非忠奸，往往被簡單標籤化，帶着強烈的感情色彩。
自從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的何重嘉女士，她帶給我看其父親何孟恆（1916-2016）的回憶錄《雲煙散憶》，便給我以很深的思考。近年來，我研究廣東歷史人物，通常都會從其家族的文化背景作為重要參考。小欖何氏家族是廣東明清歷史上著名的望族之一，從明代末年，就人才輩出，包括著名的抗清英烈何吾騶（1581-1651）。何孟恆的祖父何長清（1843-1909）是清末著名將領。在這樣的環境下，何孟恆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們可以看到他與清末民初很多讀書人一樣，對於文學、藝術、生活細節，都非常講究，了解這個背景，對於本書的價值頗為重要。
何孟恆的夫人汪文惺（1914-2015），是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汪精衛（1883-1944）的長女。汪精衛的生平，我們固然不需要多加介紹，然而我們考索汪氏家族的歷史，不難發現汪氏家族的文化背景非常深厚，何孟恆作為汪精衛女婿，並且參與了汪氏生平的很多重要事件，深得汪精衛信任，其回憶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有關汪精衛的各種史料和回憶，坊間有不少版本，有的是親歷者的見證。不同的人物，出於各自的立場，固然有他自己的說法，《雲煙散憶》之中，關於汪精衛的回憶很多，很真切，很多細節足補歷史的空缺。用今日的話語來說，就是「畫面感」強烈。何孟恆記憶驚人，許多細節、對話，都歷歷如繪。我發現很多往日出版的回憶錄中，作者都不是廣州本地人，因此書中汪精衛的語言，多少有點不真實。
然而何氏與汪氏同是廣州人，又是最親近的家人，他筆下的粵語對白，平添了場景的真實感。與往日很多回憶錄不同，何孟恆不是汪氏政權中的高官，他的回憶之中，容或有家族的個人色彩，但是其敍述中的可信度，讀者自能感受。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更感興趣的是書中所描寫的整個歷史進程畫卷。如前所述，何氏生於民國初年，他在一個世紀的漫長人生中，所見所憶，不啻是整個當代歷史的一角。從民國初年廣州風景，到求學北京的童年趣事；從汪精衛遭遇黨部暗殺，河內暗殺，到名古屋汪氏去世，他都一直跟隨在側，細記見聞；從汪氏去世後他移居香港，到晚年的生活點滴，在他流暢的文字之下，這些場景歷歷如繪，如同親見，即使不是研究歷史的專家，也可當紀實回憶來閱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書中不厭其煩地提到的一些生活細節，例如家居裝點、生活場景，乃至於侍衛在出逃時所帶的小鐘錶這些細節，雖然看似與歷史大事無關，卻是組成了歷史不可或缺的元素。
何重嘉女士珍護着家族的這些史料，並且深知這些文獻的重要性，不辭辛苦地出錢出力，全球各處奔走，謀求出版，這種熱忱令我非常感動，在參與校對本書書稿時，何女士不止一次說，「如果爸爸在世就好了，你可以和他談很多廣州的回憶。」每次重讀這本回憶錄，這種恨不見古人的感慨也隨時滋生。作者曾經說：
自辯也好，歷史實錄也好，結果只管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又有多少人講過的話，寫過的文章真正為人重視呢？歷史的正確性，究竟又有多少人關心呢？
若以當代史學觀分析，歷史本無所謂正確與否，只是在於讀者的解讀而已。這冊回憶錄的價值，自有讀者論斷在，至於評判歷史人物，還是留待歷史學者去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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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基永，生於廣東廣州，文獻學博士，文獻學者與廣東文化研究者。著有多種歷史人物研究專著，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法蘭西學院漢學所等機構訪問學者。
序
《雲煙散憶》——汪精衛研究的重要補白
潘邦正
2023年9月初我應長子邀請，赴澳洲黃金海岸靜享父親節的家庭聚會（9月第一個星期日）。當日，突然接到汪精衛外孫女何重嘉女士來自紐約的電郵，邀請我為她的父親何孟恆先生大作《雲煙散憶》乙書寫一篇序文。基於歷史研究應該超越黨派，跳脫情仇，正反並陳，百家砌磋的原則；我欣然同意為《雲煙散憶》乙書的文學與歷史價值，寫一篇我的讀後感言。
長期以來，民國史學者受到政治壓力、史料匱乏或閱覽限制，對於汪精衛的研究成果始終無法公正客觀，觸及核心及全面完整。其中主要原因為缺乏大歷史視野的觀察與充滿偏狹民族主義固執，尤其世界強國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並未成為中國近代史歷史研究主流；多數兩岸學者研究還是侷限在國民黨內派系傾軋，或糾結國共的意識形態鬥爭。另一方面，若干內情人士（Insider）對歷史關鍵時刻之記載，由於政治立場相左，或地位低落，亦未受到重視。換言之，中國未解之歷史問題必須在世界歷史發展中找到答案。分析中國與世界列強的各種微妙關係是歷史研究「見林」之重要方法，細究政治人物周邊內情人士親身經歷是歷史研究「見樹」之關鍵工作；兩者不可或缺。
何孟恆是汪精衛的女婿，他在個人生活，政治共事上，與汪精衛朝夕相處，公私緊密，是道道地地的「內情人士」；他的親身經歷及現場觀察，無疑可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第一手珍貴史料。《雲煙散憶》是何孟恆自述生平之作，他用細膩文筆，豐富情感，敏銳洞察描述自己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本書何孟恆展露了其植物學家的專業，文學素養，攝影技能及繪畫天賦。最重要的是，何孟恆以家人角色，近距離察知1937-1944年汪精衛的重要言行及親歷重要事件之前後；他的文章提供更為廣闊的時空要事思考，解開近現代史若干歷史轉折點的複雜謎團。
〈黨部的狙擊〉與〈星沉〉兩章，何孟恆具體描述汪精衛被暗殺事件及多次治療的經過，説明汪精衛療傷過程中心理變化及產生之種種疑慮，埋下日後「去國」的伏筆。1935年1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汪精致開幕詞後，在會場外攝影，遭遇暗殺，身中三槍，分別在左眼角，背部脊椎第三、四、五節，及左臂。汪精衛在中國歷經名醫劉瑞恆，牛惠生（許多文章誤記為牛惠霖）等人多次治療，手術都無法完成，致元氣大傷；同時心生疑心，認為暗殺事件及手術失敗疑點甚多，似有無形之手背後操控，國內任職並不安全，且政治理想無從發揮。汪精衛背部脊椎卡住之子彈碎片，八年後在南京日軍第一陸軍醫院由日本軍醫「桃山中將」（桃井直幹，支那派遣軍軍醫部長）及院長後藤醫生在一小時內取出，隨及背部長期鉛毒，造成腫瘤引發多發性骨髓瘤，其後後藤鐐枝建議汪精衛赴日割治，惜癌症難癒；汪精衛痛苦奮鬥254日，最終拋下未竟事業，病逝異國。何孟恆目睹全部過程，更正了汪精衛背部子彈是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取出子彈的錯誤記史。同時也粉碎以往「日本謀殺」及「軍統毒殺」的論述。很特別的，文章亦談及陳璧君及汪文惺在最後關節，割肉引藥，愚救夫君／父親；伉儷情深，父女連心；深刻反應戰時中國人民面臨各種苦難之無奈與無助，即使尊貴汪家，也難免束手無策。
〈去國〉乙章，何孟恆詳細描述1938年汪精衛離開重慶，途經雲南，再赴河內的主要原因，驚險過程及心理狀態。當時日軍切斷中國所有對外通路，昆明是唯一對外交通孔道。這段敘述解釋了抗戰時期為避戰火，許多富貴人士及失意官員急於外走避災，當時昆明是唯一通道；故汪精衛選擇其時（1938年12月），其地（昆明）帶領家屬出國是不得已的情況，未必已經決定「串聯龍雲」及「投日建國」。當時背景是：1937年8月到11月國軍在上海與日軍進行近三個月慘烈而膠著的戰爭，接著南京淪陷，12月日軍展開慘無人道大屠殺。鑑於武漢面臨兵危，1938年1月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決議搬遷至昆明，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校師生日夜兼程，長途跋涉，各事證明其時戰事萬分吃緊，國家已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1938年可説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民最苦難的一年。鑑此，國民政府中一些黨、政、軍、學精英反對鼓吹抗戰，評估中國當時的人才、物力、組織、物資、科技都居劣勢，認為戰爭必導致亡國亡黨。如主張和平運動或可減少人民傷亡，拯救人民於水火。和平運動是一種尋求實現利益，結束特定類型戰爭，在特定場所或特定類型的情形中將戰爭暴力降至最低。
事實上，中日關係自清以來就是影響國運的關鍵因素之一。1937-1938年國民黨在香港設立許多機構，如「藝文研究會」、「國際問題研究所」、「蔚藍書店」、「日本問題研究會」等，早已探尋中日合議一途，汪精衛只是「主和」成員之一。1939年3月27日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文章，公布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該次會議由汪精衛擔任主席。會議記錄：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開會，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情況，其中談到12月2日徐謨與蔣中正、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會商日方所提和平條件。白崇禧、蔣中正、顧祝同都感謝德國，認為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基此，汪精衛認為與日議和是國防最高會議共同主張，他只是贊同者之一。未料，汪精衛公開國家戰略最高機密，遭受各方攻擊，亦是造成日後自訣於黨國之困境。
〈去國〉是汪精衛認為政府「抗戰」政策已定，他的黨國身分無法提出「議和」主張；只有犧牲自己，離職中央，以「在野之身」才有機會提倡「議和」。此段真相也清楚說明國民政府是主張抗戰，並無「曲線救國」方略，以及可以判斷汪精衛當時有「主和」想法，尚無「主和」行動。其實汪精衛忽視了：「西安事件」後，蘇聯與國共已經達成共同抗日協議，史達林成為中國抗日幕後指戰員。中國抗日是「不得不實行的國際戰略策畫」。中國在1931年被日本侵略，為何遲至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才正式發佈〈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充分顯示了中華民國前期抗戰的猶豫不決，等待國際情勢變化的微妙手段。理論上，每一個國家為求生存與發展，都有「戰和兩手策略」，無可非議。1940年法國向德國投降後，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成立「維琪法國」傀儡政權；除英國之外，二戰同盟國都承認維琪政府為代表法國的政府是為明例。汪精衛當時並未想到，日本會以美國為敵，造成美日大戰，世界局勢的巨變。
「凶殺」是本書之重點中的重點。何孟恆點出汪精衛到達河內後，有多次不尋常事件發生。1939年3月20日在三桃旅途中，法國警察向他們示警，表示有人將對汪不利。當晚軍統特情人員陳邦國、張逢義、王魯翹、陳恭澍即展開刺汪行動，顯見法國政府已知「刺汪計畫」，為何法國政府知情，又袖手旁觀，這代表何意呢？再次呈現國際關係決定中國政治發展及政治人物的命運。依時間程序，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艷電〉，是以在野之身，提議國民政府「防共和日」。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常會開除汪精衛黨籍及撤銷其所有職務。1月17日〈艷電〉代發者林柏生在香港遇刺受傷。2月谷正鼎赴越南交給汪精衛出國護照，汪表願意出國。3月20日「河內暗殺事件」發生，事後汪精衛開始考慮投日，以求建立政府，自保濟民。另者，當時汪精衛身邊沒有任何部屬、幕僚、追隨者及建立黨政組織，足以證明汪精衛去國，一為避免劫難，二為提倡議和。未料，「河內暗殺事件」刺激汪精衛將「議和提倡」，轉變為「議和建國」，造化弄人。值得聚焦的事，軍統刺汪行動失敗，誤殺汪精衛秘書曾仲鳴。曾仲鳴是曾醒之弟，其妻方君璧為方聲洞之妹，他不僅是汪精衛的重要幕僚／家人；更是汪精衛的兄弟／至友。曾仲鳴的犧牲，我認為使汪精衛的思維轉變有下列幾點：
一、他認為凶手國外行凶，表示即使出國亦不能避免政治追殺。
二、他的家人、親信亦受其政治牽連，甚至死傷，不能容忍。
三、沒有政府組織，外國政府也無力保護個人及家人安全。
四、唯有組織政府，才能「自保」，實踐「拯救人民」之目標。汪精衛的此一重大轉變，衝擊他的一生，改變中華民國歷史發展的方向。
客觀而言，中日議和非汪精衛一人可主導。中日議和始末有兩個關鍵點至今尚未解開。其一是國際因素：依據周佛海日記，中日議和有三次國際勢力介入。
一、1937年10月英、美兩國曾經計畫在比利時〈九國公約會議〉協調中日議和，後遭日本拒絕參加。
二、1937年12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中日議和，唯蘇聯及國內意見分岐反對而中止。近衛內閣因而發表聲明「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種下日後日本對華擇人談判變數。
三、1938年冬義大利出面調停，日本表示中國有適當人選可以接受。汪精衛在重慶表示「有條件接受」，蔣中正認為「中日議和中間人輪不到義大利出面」；此案造成各方尷尬而作罷。
世界各國為何介入中日議和？利益何在？無論如何，上述事實明確表示中日議和是國際大事，各家角力，非常複雜。
其二是國內因素：1938年周佛海、董道寧、高宗武長期分別在香港、日本、上海等地與影佐禎昭、西義顯、松本重治、伊藤芳南等會晤、討論、協調中日議和條件，周佛海、董道寧、高宗武這些秘談者是代表國民政府？國民黨？還是代表某位領袖？總之，上面國際及國內事件來去如能清楚釐清，則中日議和是國家政策？還是汪精衛個人主張？答案自可迎刃而解。
除了上述，《雲煙散憶》還有幾個亮點值得細讀：文中提及「海外預備學校」，鮮為人知。「海外預備學校」是吳稚暉籌辦，為培育高官富家子弟赴海外深造之先修學校，規模很小，以國文、英文、數學為基礎教育。1925年8月何孟恆自廣州乘船，經上海，到達北京，在東城南小街受業於吳稚暉、吳芙及吳薔。同學有李筱梅（李濟琛女兒）、鄒越（鄒魯兒子）、汪嬰（汪精衛長子）、朱始（朱執信長女）等人，蔣經國原也要入班，後未入學；不久經李大釗引介，留學蘇聯。1925年適逢孫文去逝，北洋大亂，直奉戰爭延災北京，「海外預備學校」被迫南遷上海。「海外預備學校」是何孟恆人生巨大轉折點，他因此結緣汪精衛子女，並娶汪文惺為妻。他亦結識國共兩黨要員，最後追隨汪精衛；抗日戰爭結束後，因政治牽連，分別於蘇州獅子口監獄及南京老虎橋監獄坐牢2年6個月。
《雲煙散憶》可視為何孟恆的血淚回憶錄，及汪精衛的理想自白書。全文論述細膩完整，針針見血，至為精彩。《雲煙散憶》亦提供了何氏家譜，將汪、陳、何、李家族關係，表列簡潔清楚，有助歷史研究。對喜愛及研究近現代史的人士，此書當值再三回閱。我欣見近現代史新論出爐，深信日久史真；除推薦何孟恆新作外，並為之序，以鼓勵朝堂野人讀史、研史及思史，以救中國。
潘邦正於紐西蘭奧克蘭2023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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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邦正，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政治研究所（國際關係學）博士，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近著有《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等。
共 
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歷史多沿用其號，稱其汪精衛，中國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陰，生於廣東三水縣，清末秀才、官費留學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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