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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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文學交織出的曾心儀－楊翠訪談＞

政治運動中的女性

長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女性通常被理解為無辜受害的家屬。毋庸置疑，這是滿大一塊，而且需要非常多關注，台灣社會也關注不夠。可是只要談到女性跟政治受難，好像還是有個刻板印象是，因為女人無知，所以無辜。

很少人會去談及，一群女性本身也有理念，她們是因為理念參與行動，然後因此而受到迫害，在受迫害過程中，可能無怨無悔，甚至甘願犧牲掉一些平常人可能自然擁有的，譬如親情，甚至寧願被社會貼上壞女人的標籤。

我覺得曾心儀的參與讓我們看見，女性在政治面前不是一個無知者，也不是一個無能者，更不是一個懦弱者。她們是有知、有能，而且是勇敢的參與者。

政治參與的這一塊，如果是男性，很容易被歌詠。我記得國中讀到〈林覺民與妻訣別書〉說：「意映卿卿如晤：吾今與汝訣別矣……」然後就開始講，他怎麼樣為了公義，為了大義，不能兒女情長，因為他要為了家國付出。我們都很感動，覺得這個男人真了不起，然後一個偉大的男人，背後都要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個女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她支持了偉大的男人。我們覺得一切理所當然。

可是當一個女人，為了成就她的家國大業，為理想付出，不得不犧牲她的家庭角色扮演時，肯定會被社會認為是不應當的。不見得一定是拋頭顱灑熱血，而是說她比較沒時間承擔家庭、母親的角色。因為一個女人，這個社會的認知就是母親的角色，相夫教子就是最必要的角色，而且是第一角色，除非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

尤其曾心儀觸碰到的是政治。女人有兩件事被社會汙名化，一個是性，一個就是政治。比如說，成為一個商場的女強人、女企業家，也許還會被歌詠說好了不起，她可以怎樣怎樣。從曾心儀的生命歷程中，可以看見女性參與政治是如何不簡單，必須要做很多抉擇。我們也知道包括呂秀蓮、陳菊，甚至蔡英文，這些女性政治公眾人物，到一定的位置可能就捨棄婚姻，對她們來講這是必然。但當妳今天已經有了婚姻，就必須被貼上壞女人的標籤，這就是曾心儀。

曾心儀從一個清純、清麗的文藝少女，變成民主運動的女王蜂，好像形象很反差。可是對我而言，她沒有改變，她核心思想的母體沒有改變。她是要追求人類的公義跟和平，一種自由的新樂園。她為什麼喜歡楊逵？因為楊逵有一句詩，他說「老幼相扶持，一路走下去，走向自由民主，百花齊放的新樂園。」，楊逵的理念就是她的理念。

文字裡的曾心儀

一般人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寫台灣的鄉土，就是寫台灣的鄉村，或者說覺得鄉土文學，就一定只是寫實主義的文學。

曾心儀早期非常重要的兩部作品《我愛博士》跟《彩鳳的心願》，我會歸類在七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因為她寫出比較素樸的中南部女孩，來到台北都會，成長過程受到也許是階級的經驗，也許是情感的欺騙，這類的苦境。所以她不只是寫鄉土，她寫的其實是城鄉流動、社會變遷，然後價值觀的改變。比如說《我愛博士》，去辯證什麼樣的東西才是良善的價值，或者是純樸的價值。因為曾心儀的生命歷程比較特別，她跟一般所謂女性知識份子比較順遂的成長不一樣，她其實後來才去念大學的夜間部，做過很多不同工作，化妝師、百貨公司售貨員等等。雖然沒有到最底層，但她曾在那個時代，做過接近底層的工作。所以她見證到的不只階級問題，還包括底層女性勞動者的女性經驗，所謂百貨公司的櫃台，看起來好像是個白領，但完全是藍領的概念。

還有另一個就是非常純樸的女性來到新世界，對於美好世界的想像，以及破滅，這兩部作品幾乎都有這樣的東西。那重點不在破滅，重點在於，原來想像中的美好世界，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美好，需要我們去面對、改造，重新建造。她覺得現實對小說中的主角，就是一個新樂園，想在現實中尋找新樂園，結果發現現實沒有。所以實際上正在寫小說的作者，卻參與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跟政治運動，為什麼？因為她知道，通過小說，我們看見的現實，其實是幻滅的。她沒有像小說那樣的無力感，她是有行動的，這實際的行動就延伸到二〇〇六年跟二〇一〇年，她的兩部長篇小說《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和《福爾摩沙紅綠繽紛》。

這兩部作品使用書信體，會看見喜怒哀樂的節奏，浮沉非常大。有時是喜悅，有時是平和，有時是激動，有時甚至是失望、痛苦、憤怒都有。我們把書信體稱之為陰性書寫，就是她的說話方式屬於私語的、喃喃自語的，比較沒有線性時間的脈絡，不是被結構好一個完整故事的。從陰性書寫的角度來講，恰恰好因為書信體，可以展現出女性思想的多元性。長期以來，女性比較是沒有掌握說話權，沒有掌握書寫權，說話方式也不被認同，被認為是叨叨絮絮，沒有邏輯、沒有程序，可是晚近我們的文學研究認為這樣很好，很純，可以表現真實。

我個人對《福爾摩沙》系列的評價滿高的，因為在文學形式上，她展現出非常自由、靈動，然後多重敘事聲音，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通過書信跟手記體，展現出多重對話的線圖，打開了比較大的敘事幅員。另外，她也透過自己的觀察跟經歷，展現出過去三十年民主化歷程中的一些很隱微的點點滴滴。那些細節不是最大的政治議題，不是最大的政策問題，可是卻是確實的存在的。她自己又是眷村出身，一般會認為她應該是一個左統，可是她又是一個台獨意識的獨派。

我在跟她訪問時，她談一點，我也非常感慨。海外很多台灣人回來都是某些國家重大的節慶，比如雙十國慶或光復節。她兒子跟她見面時，手上拿著國旗是捲起來的，他不想讓媽媽看見那張國旗，因為他知道媽媽跟他的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她理解兒子的體貼，可是她也難過，她說：「我們是不同國的。」。

所以我覺得曾心儀的作品，如實地呈現不是一個單一意識形態的路徑，它是非常繁複、多元、多重認同辯證，恰恰好就是台灣的縮影。就是曾心儀這樣作為一個失去親情的母親，才有辦法寫的，情愛的濃厚度，傷痛的濃厚度，是任何人用虛構方式無法想像的。

運動中的曾心儀

許多七〇年代的創作者，在後期慢慢投身到更積極的運動行列，當時覺得寫字已經來不及，不是說文學無用，而是分身乏術。創作者還能維持創作的人當然還是有，多數比較困難，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比較積極投身運動，甚至可能後來變成政治人物，男性比如說像王拓，女性像呂秀蓮。就是投身進去，不管檯面上下，你要做深就沒辦法繼續創作。另外一種像李昂，她是一直做檯面下，周邊、外圍的支持運動團體，但是她不做運動的。

應該這樣說，文學青年有兩種，一種是對文學抱持著夢幻式的崇拜，另外一種是想要通過文學，抵達彼岸。曾心儀不是前者，她是後者。我不知道我這樣評價對不對，因為我本人也是這樣，楊逵也是這樣的。對我們來講，文學的成就不重要，如果曾心儀非常重視文學成就，她不會有那麼長時間放棄文學創作。

對她而言，文學的重要性不是文學本身，文學孤立存在那兒，文學沒什麼了不起，文學不神聖。文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文學可以發揮某種力量，帶人們走到一個幸福的新樂園。所以當她在文學跟政治社會參與分身乏術時，如果立即參與到實際組織，乃至於幫助某個人去做某件事，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我做文宣也好。至於文壇，文學作品有沒有聞名，曾心儀這個作家重不重要，能不能被寫入名人堂，我不認為是曾心儀在意的。而是，這是她最好的說話方式。

特別是八〇、九〇年代，曾心儀處於情緒非常高昂的一個狀態，寫作是困難的。我相信她有在寫，但她應該沒有滿意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因為文學創作在情緒最高昂的階段是寫不好的。到《福爾摩沙》那兩本書的階段，我覺得她已經反芻了一些東西，但保留很多原初、原味的情緒，可以視之為把她過去幾十年的生命歷程、所思所感，跟她對台灣的情感表現出來。不是為了在文學上，要創作一個什麼樣的作品。

烏托邦永遠都要在彼岸，新樂園一定要在彼岸，沒有一個烏托邦能著落在現實。烏托邦的意義在哪裡呢？美好的原鄉，或者烏托邦的意義在哪裡？國外有個理論家叫Henry David Thoreau，他說，原鄉我們永遠回不去，怎麼會有一個原鄉可以回去？不管是美好的過去，或美好的未來，烏托邦的圖像都必須要在彼岸，它的存在都是為了讓我們能啟程。我們可以趨近於它，所有努力都是為了趨近於它。

我不知道曾心儀怎麼想，但我會比較樂觀主義，是因為我早就知道那個烏托邦不會出現。

＜政治與文學交織出的曾心儀－楊翠訪談＞

政治運動中的女性

長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女性通常被理解為無辜受害的家屬。毋庸置疑，這是滿大一塊，而且需要非常多關注，台灣社會也關注不夠。可是只要談到女性跟政治受難，好像還是有個刻板印象是，因為女人無知，所以無辜。

很少人會去談及，一群女性本身也有理念，她們是因為理念參與行動，然後因此而受到迫害，在受迫害過程中，可能無怨無悔，甚至甘願犧牲掉一些平常人可能自然擁有的，譬如親情，甚至寧願被社會貼上壞女人的標籤。

我覺得曾心儀的參與讓我們看見，女性在政治面前不...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自序）／廖建華

如果為更美好的社會奮鬥是大愛，過好個人生活是小愛，那麼，在大愛和小愛之間，要如何拿捏、抉擇？

回顧一段關於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歷史事件，可能做法是列出線性的時間與地點，不同階段的前因後果，像是三幕劇一般，重要角色逐一登場，領導者之間有怎樣不同的看法與拉扯，最後歷史會往前推進，成為得來不易的現今，而我們也常被這樣提醒。在這過程中，我常有一種錯誤的意會──追求理想社會的路上，總是會充滿悲憤的情懷──前人如此前仆後繼地犧牲奉獻，有幸承接前人成果與意志的我們，有責任要讓這個社會更好。

於是起身，一股腦的思考與行動，即使自己只是社會上的一小螺絲釘，不是那些能站上台的、出現在螢光幕上的領導者們，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求名利，為了台上台下，跨越時代的共同理念，持續的貢獻一份心力、勞力。

在一場抗爭當中，號角響起，參與在人群中的我們，有那麼一個選項，就是跟著往前衝，但沒人能保證我們不會受傷，不只是身體上的，還有心靈上的。當然，沒有人需要對誰負責，那都是自己的選擇，只是很可能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選擇以外，自己還要夠強大，才不會在未來的某個深夜，發現一路的衝撞、自己所選擇的衝撞，除了厭世和虛無，早已燃燒殆盡，無力也已無感，甚至還會強烈感受到自己付出的一切，被成為某種成果的收割或代言。

我想傳達的，並不是個人投身社會抗爭，如果沒有進入權力、成為權力，便是無意義甚至失敗。但矛盾之處便在這裡：社會的確需要平凡的我們投身改變，但投身的同時，我們卻又有極大的可能在身心靈上受傷。這是在歷史、媒體上，甚至抗爭當下難以被看見的荒謬、衝突。

二〇一四年的我，因爲拍了前一部紀錄片《末代叛亂犯》，認識了民主運動照片中那些領導者與菁英們身旁叫不出名字、也不是知識份子的臉孔。隔年下旬，我開始拜訪更多當年民主運動街頭的基層長輩，而讓我震撼的是──原來時代的進步，竟並不代表這些投身者個人的幸福。我開始強烈地困惑著，在政治、公共投身的當下，投身者的晚景很可能會是令人感慨的，那麼當初又為何要有所付出？有什麼意義、值得嗎？

當年民主運動的基層運動者，他們不一定是民進黨員（但當時意義上多半是），卻自稱「黨工」，常在第一線與警特對峙，也被稱為「衝組」。從美麗島事件的黨外時期，到兩千年的陳水扁執政，他們的人生，也從青壯年步入老年，許多人現在的物質生活十分困頓。情感關係上，許多男性前輩會戲稱自己妻離子散，但即使如此，他們宣稱仍堅持當時的理想，並不後悔，雖然部分的人感受到被背叛──民進黨在獲得權力後，與當初他們為其相挺的理念背道而馳，甚至覺得此後民進黨甚至不曾回頭正視過他們。

當然，也有一些長輩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為民進黨已經達到當初他們上街頭的目的，完成階段性任務。事實上，民進黨也是一個政治政黨，理應藉由選舉取得權力，並在各議題上有其妥協與抉擇，無法只以當時起家的台獨意識形態與底層工農利益為前提運作。也或許，不是誰騙了誰的問題──那是一場愛情，在某個日常的時間點，相愛的雙方早漸漸同床異夢而不自知。

這些基層前輩們並非每個人都那麼會「說故事」，街頭抗爭更多時候成了長輩提起當年勇的風光過往，漫天飛舞著我不知曉的前人名字，像是我沒做功課就去拜訪他們一般，偶有時候，彼此對現在的時局看法衝突，立場不合。一開始我質疑著自己，為何對長輩們敘述這樣過往的時刻，竟無法有太多的共感而有罪惡，因此，我更努力思考這些過往事情，到底與現在的我、現在的社會有何關係。

更久以後，我感到空虛，那個空虛來自長輩們敘述的時候，我像是上完一堂枯燥乏味的歷史課一般，我也更確定，我好奇的不是他們如何抗爭，而是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前的生活、抗爭時的生活、失去時代舞台之後的生活。我三十歲不到，而他們已經過完大半人生，多有六七十歲。如果幸福快樂的社會是我們持續不斷的共同目標，我們還在前往的路上，未來一定避免不了更多的運動、抗爭，我們該如何自處，也許從這些長輩們的身上見到一些什麼。

於是，拿掉過往的歷史事件，回到這些長輩們作為一個人，投入抗爭的那些當下，他們是如何在社會大愛與個人小愛之間做出選擇，又怎麼拿捏、平衡，這是主流敘事鮮少訴說，卻是我認為對未來的社會更有意義的。

《狂飆一夢》是二十五歲時的我，在此困惑狀態下，開啟追尋的旅程，當中不少時候，攝影機也記錄下鏡頭外邊許多我的狀態，那是二十九歲的我，再也無法這麼純粹的種種片段，因為下定決心拍攝《狂飆一夢》，不全然來自我對歷史與政治的關切與狂熱，更是來自於我對自己未來人生的徬徨。

二〇一五年，我從新竹搬到台北，和夥伴們完成了《末代叛亂犯》，五月在台北火車站大廳，也做了一場特映，因當時適逢三一八運動後一年，幾個月的時間，我跑了台灣許多地方小型播映，也享受到直接與觀眾對話的甜蜜時光。九月，該跑的邀約也都差不多，本科念化學工程的我，只要想到「未來就是朝九晚五的工程師了嗎？」的時候，總是心有遺憾，自己似乎有更喜歡的事情想去做，但對於如何靠影像這行為業也是門外漢，當時的我連攝影機也不大會用，看了一下當時的存摺，內心茫然，無以為繼。

某個深夜，我突然想起那些民主運動的基層長輩們，他們的臉龐浮現，我突然很好奇，那他們是如何為自己所認定的價值，付出人生大半青春，甚至拋棄了原有的工作與家庭，但當台灣的體制不再需要街頭衝撞後，他們失去了舞台，也回不去社會制度下的工作型態。這二三十年，他們是如何度過的呢？當時的我胡亂將這樣的心境，投射在長輩們身上，渴望能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即使沒有功成名就、完成理想，也能好好生活之類的可能，雖然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四年間我會目睹一些生離死別，而那些我未曾經歷的，都使我顯得只是無知和脆弱，或者說，更凸顯了長輩們面對人生的勇敢與堅韌。幸運的是，在得知許多長輩當年參與民主運動，也是因為不願被社會常規束縛著，抑或也是在尋覓日常人生的另一出口，都讓我感到安慰。

這部片子充滿我的不安與他們的勇氣。

拍攝過程中，難免會遇上一首自以為能當作主題曲的歌，但更可能是這首歌又成為了我自以為的濫情投射，抑或這首歌成為了我的心理治療師，在過程中扶持著我。那首歌是伍佰的〈last dance〉。副歌歌詞是這樣的：

妳給的愛 無助的等待

是否我一個人走 想聽見妳的挽留

春風秋雨飄飄落落只為寂寞

妳給的愛 甜美的傷害

想問問妳的心中 不願面對的不懂

明天之後不知道面前的妳是否依然愛我

這也意外地像是投身民主運動前輩們的情歌。不論是對理念的愛、對國家土地的愛、對身邊人們的愛、對自己的愛，願我們能在抵達彼岸理想國度的旅途中，善待彼此。

導論

〈民主運動中的隱身者：他們為什麼重要？〉／何孟樺

當我們談起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會想到什麼？有一個主流論述是這樣，當台灣開始經濟起飛，成功轉型之後，社會對於民主的要求越來越高，加上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走向民主。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只是個輕描淡寫的論述，而且功勞好像都在政府身上，蔣經國時期開始的自由化、解除戒嚴，讓他被視為民主的推手，跟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不同，所以至今，仍有一種可笑論述，是台灣民主化應該感謝蔣經國，為何可笑？我在這邊就簡單講一個故事，想知道更多，建議大家看《百年追求》，吳乃德老師有非常幽默及精準的見解。

大家可能知道導演王小隸，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也為許多社會運動發聲。但是他的爸爸，王昇，就是蔣經國的特務頭子，鷹派第一人，甚至一度被認為是蔣經國接班人，權傾一時。蔣經國一九七八年開始擔任總統，在他任期內，發生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這些被認為是政府謀殺的重大案件，這樣的政權，會在幾年後突然「轉性」，開始順應世界潮流，追求民主價值？會這樣做，也是被逼的。被誰逼？大家喜歡說美國，為什麼美國要逼，因為像是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震驚海內外，國民黨政府承受壓力。好，講到重點了，就是因為有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這些為台灣民主努力且發聲的人，才創造出這樣的國際空間，如果沒有這些人、這些事件，台灣民主真的會無中生有跑出來嗎？如果你當權，統治好好的、無壓無力，會想做任何改變嗎？

講回台灣民主化的重要事件，在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甚至到民進黨創黨，你記得誰？誰有參與呢？中壢事件被視為街頭運動序幕，抗議國民黨作票包庇，大家可能只記得許信良，但中壢事件可是聚集了一萬多人包圍中壢警察局，甚至死了一位大學生跟一位年輕人，沒有這些人，中壢事件能被大家記得嗎？他們成功讓中壢事件被大家記得，成為街頭運動序幕，但卻沒有人記得他們。

美麗島事件中，除了叛亂罪在軍事法庭起訴的九名被告，包含陳菊、施明德、黃信介，其他在一般法庭，也起訴了三十多人，這三十多人是誰？他們在事件中做了什麼？他們的一樣為台灣民主坐牢，付出青春與人生，他們很多甚至也繼續在台灣民主的道路上繼續努力，但我們卻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

這些人之中，有些是無意間去到了活動現場，受到震撼，在現場認識一些朋友，朋友可能介紹他看一些黨外雜誌，或者是有空可以去哪邊找誰聊天，因而成了群眾運動的追隨者，對於當時參與遊行與抗爭的人來說，這比什麼都重要，他們可以放下手邊的工作、自掏腰包，迎接他們的儘管是在街頭被打，甚至被關，他們也都有心理準備。

像是也是美麗島受刑人的戴振耀，他在自己的芭樂田旁邊裝擴音器，只要電話一響農忙也能聽得到，因為這種電話，都是動員去台北抗議的電話。接到電話後，不管忙到哪裡，隨手準備一下行李，坐上野雞車，連夜趕上台北參加抗議，推擠、被警察打完，精疲力盡、舟車勞頓回到家之後，迎接他的卻是，已經熟透都掉到地上，趕不上收成的芭樂。

這只是這些民主運動參與者的人生一個縮影，他們的人生與台灣民主化的密切性，不輸給我們耳熟能詳的政治菁英，他們甚至犧牲的更多。戴振耀在這些人當中，算是比較有能見度、被大家所記得的，他成功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當上立法委員，並成為第一位用台語質詢的立委，並真的實現許多農民運動時抗爭的理想，成為真正的政策。在政治圈，幾乎每位後輩都聽過他的名字，二〇一七年過世時，總統也到現場，並頒褒揚令。

但也有許許多多的參與者，他們與戴振耀差不多的出身，也將自己的人生全力奉獻給民主運動。但所換來的，卻是群眾運動逐漸沒落後的失落，當街頭運動一結束，他們好像失去了一生的舞台，人生的目標，甚至是充滿更多的疑惑；因為對他們來說，目標還沒達成啊，我們還沒打敗國民黨，台灣也還沒成為一個國家啊，為什麼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呢？

從此他們也走向了不同的生活，有些繼續做台灣獨立運動、有些成為助選員、選舉志工，有些投入社會運動的培訓。不管在哪裡，講起以往那段日子，他們的眼睛還是會發光，但在一般人眼中，他們只是巷口、公園，甚至路邊閒閒沒事的歐吉桑（當時參與運動的男性比例高乎想像，就直接用歐吉桑稱呼了），也沒有幾個後輩能聽懂他們的故事，知道他們的努力，比較幸運的家人可以諒解，還在身邊，也有很多是早在幾乎每天上街頭的生活中，家人就已經漸行漸遠了。有多少妻子可以忍受丈夫工作不做，每天不知道幹嘛，說是為了台灣好就消失很多天，回來可能受傷，警察甚至天天出現在家裡附近，有時候進來問東問西，鄰居嚇得半死不敢靠近，甚至指指點點？這就是他們的家人每天可能面臨的生活。

也許這些運動參與者，不像我們所熟知的政治菁英一樣，扮演帶頭領導的角色，定為台灣民主的論述與行動，但是沒有群眾，哪有運動呢？而這些參與者，與我們身邊的許多人依樣，都是市井小民，但他們用他們的行動，實際參與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甚至付出了整個人生，他們的故事，也是台灣民主化重要的故事，也是台灣人重要的故事。他們不求任何鎂光燈、政治舞台，只希望能為台灣奉獻一份心力，我想他們所希望的，是大家能夠記得，台灣民主不是真的從天而降的，而是得來不易的。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自序）／廖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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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關於紀錄片《狂飆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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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起義｜社會進步VS個人幸福｜組織工作者與深度參與者｜持筆與棄筆從戎｜顧運動也顧腹肚｜女人也可以勇敢｜困惑的追求，追求困惑｜從生活而來的政治｜狂飆一夢

第一章．回到那個年代／何孟樺

一、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
民主運動中行動者幾種身分｜基層反對運動圈的形成
小傳／洪志銘（莊程洋）．蕭裕珍

二、找到群眾
選舉的重要性｜但選舉不是全部｜黨外雜誌不只傳播理念，還能做組織｜有選舉才有組織｜民主聖地的重要性｜不只民主聖地，還是民主家庭｜恐嚇中度日．夜半驚魂｜發送「民主傳單」｜民主運動與農民運動
小傳／黃耀明．馮清春

三、是什麼理念使大家從集結到行動
民主轉譯：菁英與庶民的理念差異及連結｜接地氣，找到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由｜在宜蘭，蔣渭水比不上國民黨作票翻盤的影響力｜政治菁英的重要性除了論述，還有名氣｜聽沒有用，做才重要

四、基層草莽的生命意義與勇氣形塑：他們到底是誰？
小傳／楊根龍．鍾朝雄．戴振耀．黃財旺（廖建華）
五、這些基層參與者對台灣民主的貢獻
街頭運動在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性｜要的不是台灣政治轉型，而是台灣建國｜歷史的玩笑？
小傳／廖耀松
第二章．焦點：紀錄片主角訪談

〈走上街頭的文藝少女－曾心儀〉
外省與本省的底層家庭｜擁抱孩子．只能在夢中｜文學轉彎政治路｜心底創傷幽影．警總約談｜消逝於鐵絲網上的生命｜初識詹益樺｜困惑．生命與革命｜與權力的距離｜日常，期盼不使惹塵埃

〈不悔的基層運動者－康惟壤訪談〉
從小就是「運動」健將｜書報攤啟蒙的政治思維｜意料之外的婚姻｜從服務處義工到專職投入｜走入群眾與左派｜
最後選擇走自己的路

PLUS／詹益樺：那一天，阿撒普露（廖建華）

第三章．他者之眼：主角相關訪談

〈政治與文學交織出的曾心儀－楊翠訪談〉
政治運動中的女性｜文字裡的曾心儀｜運動中的曾心儀

〈單純，我對曾心儀的印象－陳婉真訪談〉
從選舉結下的緣分｜衝擊的理想與現實

〈從曾心儀看台灣社運－艾琳達訪談〉
我認識的曾心儀｜關於我的政治婚姻｜對基層的觀察與回台後的自我調適

〈都在追尋生命的意義－黃泰山訪談〉
反對運動內也有階級｜時代的浪潮｜《群眾》雜誌與電台力量｜落寞的地下電台與街頭抗爭尾聲｜一己之力改做動保

〈非典型定位的康仔－吳永毅訪談〉
左翼運動之眼｜比知識份子更好的幹部｜解嚴前後勞動階級的錯誤期待｜開始走自己的路｜自我發展的決策者

〈開戰車．和康仔一起的視角－林清文訪談〉
退伍後的政治啟蒙｜當義工的抗爭記憶｜黨部與選舉｜運動對我的意義

後記．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廖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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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死去的幽魂：《狂飆一夢》、《獨立時代》、《麻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 壁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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