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一個愚蠢的、還是忠信真實的傳統?這是很多人在面對希拉波里斯的巴必亞(Papias of Hierapolis)文字,並試圖分析它時會有的疑問。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們,遭遇的困難在於:巴必亞的作品現僅存有殘篇,是後人擷取與抄錄的內容,主要是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會歷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教授從一個學術的、但也富有同理心的角度來檢視〈巴必亞碎篇〉的文字,對巴必亞《主言句解》(Expositions of the Dominical Logia)五卷作品的殘篇文字,詳盡地加以討論。希爾教授對宗徒教父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他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致刁臬督書》的作者不是他人,而就是斯米納的鮑理嘉(Polycarp of Smyrna)[5]。
被安瑟伯抄錄保留在《教會歷史》中的另一段殘篇文字,是夸德拉圖斯的護教書(Apology of Quadratus),它是現存基督徒最早的護教作品。有趣的是,從現存殘篇中看到,夸德拉圖斯護教的方式是舉出受耶穌奇蹟治癒、甚至復活過的證人,這些人在夸德拉圖斯的年代依舊還在,因此是最直接的耶穌見證人。這種護教的論述方式之所以有力,乃因當時仍是耶穌運動(Jesus-movement)興盛的年代,或至少,有人可以與這些曾獲耶穌治癒與復活的人見到面、聽他們親口證實的年代,因此可以把他們聽聞的證詞傳承下來。或許也正因如此,後來繼之而起的護教家們不再採用這種論述方式。夸德拉圖斯的斷簡殘篇向來被人忽略,但本書卻將其與其他宗徒教父作品賦予同等重要性,給予相當的篇幅,而不是被以註腳的方式略予提及。
詹姆士‧查頓‧佩吉博士(Dr. James Carleton Paget)很巧妙地引導讀者穿越《巴爾納伯書信》的重重困難與障礙。佩吉博士在為本書提供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驚艷的,也許是他面對猶太教與猶太人傳統的態度。《巴爾納伯書信》不斷援引舊約文字,但它卻以「非字面」方式解釋經書內容,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刻意要與傳統猶太釋經不同。《巴爾納伯書信》作者樂於「佔領」猶太經書內容,同時採用極端的分裂主義,要從猶太傳統中分離出來。佩吉博士敏銳地提出疑問:到底這代表著基督信仰與猶太教當時正面臨的激烈分割呢?還是反映出當時這兩大陣營複雜的互動面貌?查頓‧佩吉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許多研究《巴爾納伯書信》的專文[7],在學術界貢獻卓越,他也將相關的主題與廣泛的討論帶到本書當中。
每一個關於安提約基依納爵主教書信的討論主題,似乎都是學界爭議不斷的焦點。儘管大多數學者都樂於接受「中編」(the middle recension)以及七篇較短形式的書信,是真正的依納爵書信,但仍有許多人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現存所有的依納爵書信都是後人杜撰的、託名撰寫的。現存依納爵書信成書年代的確定,更是另一個極困難、棘手的問題,而這也牽連到如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Polycarp’s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成書年代的確定,以及安瑟伯的《編年史》(Chronicon)內容的正確性。另外,依納爵書信中的神學,也經年累月地不斷被學界提出討論,如:教會組織架構的興起、教會牧職的三層模式(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ministry)、單一主教制(monarchical episcopacy)、感恩禮中耶穌基督的真實臨在(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以及關於殉道的神學思想。不論何人---依納爵當代的、或是後代的人---對他書信中提及的這些主題有何看法,不可否認的,依納爵視死如歸的英雄行徑,及他對自己將在羅馬競技場裡慘死的景況毫無畏懼,都使人對依納爵的崇敬與尊重,穿越時空、絲毫不減。
關於鮑理嘉的《致斐理伯人書》,學界許多人認為,現存作品應是原本兩件獨立的書信,經後人合併整理之後而成的。麥可‧何穆教授(Professor Michael Holmes)在此書的專文,對此論點提出反駁,因此可謂一篇學界極為重要的文章。何穆教授強調,這件作品中「義德」(righteousness)的思想與語彙,是論述的核心,這主題(義德)整合了書信中的所有觀點與看法。他不斷申論「正確的思想」(right beliefs)與「正確的行為」(right behaviours)二者是緊密相連、互相影響的。根據鮑理嘉主教的看法,人如果在「正確的思想」上有缺憾,就必導致無法有「正確的行為」,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何以鮑理嘉嚴厲駁斥華倫(Valen);何穆教授說:「華倫在自己的行為上,否認了『異端論者』藉著言語所否認的」。何穆教授最為人所知的,是他也編纂了一本宗徒教父作品集[8],而他目前正在為知名的釋經系列叢書 Hermeneia,撰寫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的分析專書。
《鮑理嘉殉道紀》(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虔誠的基督徒或學者心中,是典型的頌揚作品之一。這件作品儘管有許多描述鮑理嘉死亡過程的血淋淋文字;但同時,文字也表達出早期基督徒面對死亡時,[與世俗]相反的價值觀與態度。殉道是生活的方式、受苦是走向被舉揚的道路、為耶穌而死能使人在光榮中與祂一同復活。撒拉‧帕維斯博士(Dr. Sara Parvis)在本書中,針對上述這些思想多所發揮與闡釋。她早期曾經針對亞略爭議(Arian controversy)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Marcellus of Ancyra 這號人物[9]。在本書中,她一方面詳細檢視《鮑理嘉殉道紀》這部充滿疑問、學界討論多年的作品,同時也提出她個人極有創見的看法,尤其是針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她在本書專文中,特別分析了當時羅馬帝國的司法制度,從而協助我們理解《鮑理嘉殉道紀》中描寫鮑理嘉被審判時,不正常的司法運作情形,衝撞我們原本對這部作品的認識與理解。
[1] H. Koester, Synoptische Überlieferung bei den Apostolischen Väter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65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2] 例如:J. A. Draper (ed.), The Didache in Modern Research (Leiden: Brill, 1996).
[3] A. Gregory, “1 Clement and the Writings that Became the New Testament”, in A. Gregory and C.M.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9~57.
[4] 帕維斯博士目前正與牛津大學黑衣修士院(Blackfriars, Oxford)的單尼斯‧明思(Denis Minns)博士共同撰寫一本書,分析猶思定的《護教書》。
[5] C.E. Hill, From the Lost Teaching of Polycarp: Identifying Irenaeus’ Apostolic Presbyter and the Author of Ad Diognetum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6).
[6] J. Verheyde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and the Writings that Later Forme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gory and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Apostolic Fathers, pp.293~329.
[7] J. C. Paget,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Outlook and Background", WUNT 2.82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4).
[8] M.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3rd ed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希臘文版本,請見LHH(關於本書使用之英文所寫,請見縮寫一覽表)。
[9] S. Parvis,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the Lost Year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325~345,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