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晉初至東晉末葉形勢 (電子書)

晉初情勢
政俗之敝
　　晉武帝以荒淫怠惰，遺患後嗣名。然帝在歷代君主中，實尚未為大惡。所不幸者，則以僅足守成之才，而當開創之世耳。蓋晉之王業，雖若成於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實僅篡竊之事，至於後漢以來，政治、風俗之積弊，百端待理者，實皆萃於武帝之初。此其艱巨，較諸陰謀篡竊，殆百倍過之。雖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猶未必其克濟，況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積敝，而因受惡名，亦可哀矣。
　　武帝嘗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泰始四年（西元268年）。）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泰始五年（西元269年）。）臨聽訟觀錄囚徒；（泰始四年（西元268年）、五年（西元269年）。）守令有政績及清稱者，賜之以穀；（王宏，夏謖，劉霄，梁柳。見《紀》泰始五年（西元269年）、咸寧元年（西元275年）。）詔刺史、二千石糾穢濁，舉公清；令內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西元288年）。）又屢詔舉人才；可見其非無意於為治。又嘗增吏俸；（泰始三年（西元267年）。）班律令；（泰始四年（西元268年）。）平吳後即定戶調式；罷軍役；去州郡兵；則亦有意於更制垂後。然是時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誥之頻繁，乃督責之峻切；而帝於此，實最闕焉。伐吳之議，羊祜、杜預屢陣之，張華贊之，賈充始終沮遏，而帝仍以充總統諸軍。孫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謂「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其表與告捷同至。（見《晉書．秦秀傳》。）王渾與王濬爭功，詔責濬不受渾節度。濬言：「前被詔書，令渾、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當受渾節度之詔，以十二日起洛陽，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詔文及發至日時，無可誣罔之理，而帝皆漫無別白，為之下者，不亦難乎？帝當篡位之初，即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見《紀》泰始元年（西元265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諫職。玄復歷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劉毅亦嘗為司隸。然毅終以峭直不至公輔。其所糾彈者，亦不能盡法懲治。劉頌言：「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繩御下。」此或亦出於不得已。然頌又言：「為政矯世，自宜漸出公塗。張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漸靡而往，終得其濟」，此誠當日之急務也。朋黨之弊，蠹政傷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燭其隱，折其機，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預論伐吳之計曰：「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此武帝之寬所不當寬者也，而嚴所不當嚴，其弊尤大。愍懷太子之廢也，閻纘輿棺上書，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大孫立，纘復上疏曰：「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大嚴。遲速之間，輒至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復敢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鄉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謹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云云。此過嚴之弊也。過寬之弊，由於武帝之縱弛，過嚴之弊，則其所由來者遠矣。《晉書．阮籍傳》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當時如籍者，蓋不少矣。《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宣王之誅戮名士，不幾於自戕其輔佐乎？
　　《晉書．何曾傳》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詒厥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山濤傳〉：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劉頌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彩，以避目下之譴。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李重亦言：「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當時相需最殷者，實為督責之術，固夫人知之矣。劉頌又言：「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大奸犯政而亂兆庶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頓筆，下吏縱奸。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錯所急而倒所務」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武帝天資，本近誇毗，平吳以後，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西元273年），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採擇未畢，權禁斷婚姻。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大康二年（西元281年），詔選孫晧妓妾五千人入宮。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及七年，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復何暇為久遠之計哉？
　　凡功名之士，多非純正之徒，故守成與創業異情，而櫛風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託孤寄命。然此亦隨創業者之心量而殊，苟有安民定國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與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漢先主之有諸葛孔明是也。晉之宣、景、文，則誠所謂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黨附之者，自多傾險之徒。賈充父逵，為魏誠臣，而充黨於司馬氏，嗾成濟以成高貴鄉公之禍。文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引王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燕屬文。及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荀勖者，鐘會之從甥，少長會家。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勖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衛瓘以知數殺鐘會，又慮後患而戕鄧艾，即杜預亦譏其將不免。然預父恕，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因此起家，以視王裒終身不應徵聘，不西向坐，且絕管彥之婚者，能無愧乎？此外晉初元老，如石苞、鄭沖、王祥、荀、何曾、陳騫等，非鄉原之徒，則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託孤寄命哉？此晉之所以再傳而即傾歟？劉頌論封建之利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樹國本根不深，無干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強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其於魏、晉之興替，可謂洞燭其情。晉初之眾建親戚，蓋亦所謂「殷鑑不遠」者。然逮八王之亂，而親戚化為重臣矣。不唯聖人有金城之義，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晉初情勢
政俗之敝
　　晉武帝以荒淫怠惰，遺患後嗣名。然帝在歷代君主中，實尚未為大惡。所不幸者，則以僅足守成之才，而當開創之世耳。蓋晉之王業，雖若成於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實僅篡竊之事，至於後漢以來，政治、風俗之積弊，百端待理者，實皆萃於武帝之初。此其艱巨，較諸陰謀篡竊，殆百倍過之。雖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猶未必其克濟，況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積敝，而因受惡名，亦可哀矣。
　　武帝嘗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泰始四年（西元268年）。）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

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恆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304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西元25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西元589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並於北。隋文帝雖云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札記》云：「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為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王氣所聚；說大落空。宋、齊、梁、陳四代之祖，生於數百里內，亦不足論。中華人事繁複，此固無甚關係也。至於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則自以當時此一區中為強兵所在，故力征經營者易起於此，其附從之功臣，亦易出於此。不唯周、隋、唐，北齊興於懷朔，固與武川同為六鎮之一也。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懷朔，今綏遠五原縣。）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為多，與漢之徵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國民族，實不堪以兵力與異族競邪？曰：否。《秦漢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範圍，恆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恆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強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轉為野蠻之群所勝，寧獨中國？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之於羅馬，顧不然邪？夫黨類（class）既分，則與異族為敵者，實非舉國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權者耳。此等人，當志得意滿之餘，溺驕淫矜誇之習，往往脆弱不堪一擊。卒遇強敵，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與尋常一姓之覆亡無異，特覆之者非本族而為異族人耳。此時多數人民，固未嘗與異族比權量力，若為人所服，而實不可謂其為人所服也。多數人民與異族之相角，於何見之？其勝負於何決之？曰：視其文化之興替。兩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觀其孰替孰興，而文化之優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國民族之與異族遇，不以一時爭戰之不競見其劣，正以終能同化異族見其優，固非聊作解嘲之語矣。（此非謂中國必不能以兵力爭勝，亦非謂此後永不必以兵力爭勝，不可誤會。）中國之見侮於異族，乃由執治理之權者之劣弱，其說可得聞與？曰：可。兩族相競，若戰陳然，居前行者，實唯政治。後漢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權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靈帝中平六年（西元189年）董卓入洛，凡歷八十六年，其紊亂可以想見。此時為舉國所想望者，莫如當時所謂名士，然其人實多好名嗜利之徒，讀《秦漢史》第十章第四節、第十四章第五節、第十八章第四節可見。此時相需最殷者，曰綜核名實，曰改弦更張。督責之治，魏武帝、諸葛武侯皆嘗行之，一時亦頗收其效，然大勢所趨，終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國藩，承積衰極敝之餘，以忠誠為唱，以峻切為治，一時亦未嘗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後最相類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輩人，頗有志焉。然其所圖太大，不為時俗所順悅；又兵爭未久，人心積相猜忌，進思徼利，退計自全，乃不得不用陰謀以相爭奪。此等相爭，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敵，曹爽遂為司馬宣王所覆。宣王本唯計私圖；景王雖為正始風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業，自不得不專為自全之計；文王更無論矣。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於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詖如故；於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後，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而起矣。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致，勢固不易中止也。夫國之所恃為楨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為士大夫之群，今所謂中等階級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東漢名士，看似前仆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於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並立之時，不能為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為其累。（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益以自私自利之恆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為內亂，而晉初為外患，衡以內亂不與，外患不闢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復報胡之心。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復；（如蔡謨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挾有奸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裂冠毀冕之行；（如王敦、桓溫之稱兵。）以此。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云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減。（觀周處可見。參看《秦漢史》第十一章第八節。）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復，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競恢復之緒矣。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復名門巨族。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又以防如晉世之內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淫，既成恆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當朝，權奸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一時代之風氣，恆隨一二人之心力為轉移。當神州陸沉之餘，寧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於致用。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瑣碎又偏於泥古，實不能有當於人心。其思力較沉摯者，乃思舍跡而求道。其於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於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縱橫而專言道。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劃，或失之遷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內治：則自東漢以來，不復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為淑群之道。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至於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於戰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而廣占良田，規錮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虐用其人。北方遺黎，或團結立塢壁，以抗淫威，亦因所團結者太小，終難自立。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也。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中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恆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304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西元25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西元589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並於北。隋文帝雖云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札記》云：「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

總論
晉初情勢
　　政俗之敝
　　戎狄之患
　　封建之制
西晉亂亡
　　齊獻王爭立
　　八王之亂（上）
　　八王之亂（下）
　　洛陽淪陷
　　長安傾覆
　　巴氐據蜀
　　張氏據河西
　　鮮卑之興
　　荊揚喪亂
東晉初年形勢
　　元帝東渡
　　北方陷沒
　　東晉初年內亂
　　成康穆間朝局
東晉中葉形勢（上）
　　劉石興亡
　　後趙盛衰
　　冉閔誅胡
　　庾氏經營北方
　　桓溫滅蜀
　　殷浩桓溫北伐
　　桓溫廢立
東晉中葉形勢（下）
　　秦滅前燕
　　秦平涼州仇池
　　秦平鐵弗氏拓跋氏
　　肥水之戰
　　後燕後秦之興
　　秦涼分裂
　　拓跋氏再興
　　後燕分裂滅亡
　　秦夏相攻
東晉末葉形勢
　　道子亂政
　　孫恩之亂
　　桓玄篡逆
　　宋武平南燕
　　宋武平盧循譙縱
　　宋武翦除異己
　　宋武暫平關中
　　魏並北方

總論
晉初情勢
　　政俗之敝
　　戎狄之患
　　封建之制
西晉亂亡
　　齊獻王爭立
　　八王之亂（上）
　　八王之亂（下）
　　洛陽淪陷
　　長安傾覆
　　巴氐據蜀
　　張氏據河西
　　鮮卑之興
　　荊揚喪亂
東晉初年形勢
　　元帝東渡
　　北方陷沒
　　東晉初年內亂
　　成康穆間朝局
東晉中葉形勢（上）
　　劉石興亡
　　後趙盛衰
　　冉閔誅胡
　　庾氏經營北方
　　桓溫滅蜀
　　殷浩桓溫北伐
　　桓溫廢立
東晉中葉形勢（下）
　　秦滅前燕
　　秦平涼州仇池
　　秦平鐵弗氏拓跋氏
　　肥水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