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台灣，半生智利：聖地牙哥中文學校楊思棣校長的80憶往

父親楊良

一九四〇年代，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幾年，太平洋戰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而楊思棣就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生於新竹一個名望之家。那是一個傳統卻不乏開明思想的大家族，他自幼便在眾多兄弟姊妹與堂表親中成長。

父親楊良（一八九二年～一九六六年）從小在私塾修習四書五經，十八歲時獨力開設了隆順商行，從海產到雜糧、肥料等皆有販售，後來亦將觸角擴及製糖事業，並出任新竹商工協會理事、新竹信用組合監事等公共職務。不過楊良並不汲汲營營於個人利益，他同時關心著台灣人的命運，積極投身日本時代的民族自覺運動。幕後出資贊助林獻堂等人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亦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並在隨後蔣渭水等人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中被選為中央委員，出錢又出力地爭取著台灣人的權益。因此，他不只是新竹地方的鄉紳，更在台灣人之中聲譽卓著。父親楊良有三房，楊思棣的母親王翠是二房，他則是家中最小的小孩。


余憶童稚時

不同於其他人閱讀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描寫布袋蔡姓大家族的小說，多半為其中的感情糾感、質樸的庶民生活感與農村生活吸引，楊思棣卻在這本書中看到了自己家族的縮影：「彷彿就像在看我們家的故事！」因為父親有三房，家中人口眾多，各房之間難免有著明爭暗鬥。競爭家族裡的資源、地位，甚至是情感與寵愛，各式糾紛與衝突交錯在日常的眼神與細節裡。年紀尚小的他，雖說不上話，但看得極為清楚。

家族內兄弟姊妹眾多，橫跨多個年齡層。他雖與大房的哥嫂姪兒自幼同住，三餐同桌，但兄長們多半年長他十歲以上，年齡的差距使他們幾乎無話可談，彼此處在不同的生命節奏。對楊思棣而言，哥哥們大多難以親近，當然更無法談心。唯一的例外是年紀最小的哥哥楊思根。這位性格細膩、體貼，對母親格外孝順的哥哥，與他較沒距離感，也是家中少數能讓他感受到「情感連結」的對象。

家中眾多的人丁，也給了他大量人際互動、觀察的機會。由於家裡算是日治時期的名望之家，父親日常往來亦不乏各式商賈與知識菁英，人脈與社會資源提供了兄長們晉升的可能性，移動的版圖更不僅侷限於台灣本地，有人負笈東瀛，亦有人遠赴中國。受過日本教育的兄長們，無不能說上一口流利日語，這也成為了家中大人們溝通的主要語言，而父母大多時候仍習慣講台語。至於那位去了中國廈門金融組合任職的四哥楊思松，亦在當地認識了畢業於廈門大學的妻子，兩人返台後自然以華語互動，平時也教導小孩說「國語」。楊思棣在這三種語言交織的環境中長大，自然耳濡目染，都能說上一點。對於「國語」的熟稔，讓他在日後的求學階段能更快地融入國語環境，比起其他以日語、台語為日常語言的同學贏在起跑點，成為他日後學業奠定了基礎中的基礎。

另外，由於父親的生意頗有聲有色，楊家的經濟條件一直不算太差，在當時的新竹甚至可謂寬裕。其中一項證據，就是楊思棣小時候家中便裝設了手搖式電話，那是全新竹最早擁有電話的少數人家之一。「當時最新穎的東西，我們家幾乎都有，我還記得當時電話要用手搖，響了之後會有接線生問你要接到哪一號線路。」憶起打電話的經過仍歷歷在目，其他如電燈、收音機、電扇等現代化設備當然也一應俱全，使他得以有著與其他同年紀朋友們頗為不同的生活經歷。多重的語言環境，以及生活中不同背景的人員、新穎的器械，在在開闊了楊思棣的視野，提供了小時候的他摸索、認識到世界多元樣貌的第一步。

在貴族學校養成人格：新竹師範附屬小學

一九四九年，楊思棣進入東門國小附設幼稚園，那是他初次接觸體制內教育的起點。這段時光雖然短暫，卻讓他對學習環境產生了初步的認識與適應力。隔年，因四嫂的引薦，他進入當時新竹最具聲望的學校，俗稱的貴族學校──新竹師範附屬小學（簡稱竹師附小）。

竹師附小十分非比尋常。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失去大片江山，帶著大量外省人敗逃到台灣來，隨之也帶來了大量中國的知識菁英與教育人士，其中不乏名校師資，擁有極高的學術水準與文化修養。這些背景深厚的老師們，把他們過去在大學甚至高中的教學理念，落實在這群童稚的學生身上。竹師附小校長高梓女士，是教育出身，重視品格與整體素質的培養，並帶來了一整套全面而進步的教育規劃；她的夫婿郝更生，亦曾任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委。由於他的四嫂認識辛志平這些外省教師，於是利用關係將兒女送入竹師附小就讀，他藉著這層關係也有了機會進入當時以外省人子女為主的竹師附小。

在竹師附小，學生多來自軍政高官與菁英家庭，穿鞋上學者居多，而來自附近農村、赤腳上學的學生則屈指可數。儘管如此，學校對學生一視同仁，強調合作、整潔與敏捷的公民精神，將班級制度改名為「合作里」、「整潔里」、「敏捷里」等，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孩子理解社會責任與集體意識。楊思棣對此尤感認同。他始終記得，雖然他所在的「合作里」強調團體精神，但老師們從未因此忽略個體差異，而是以尊重和啟發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角色與價值。這樣的教育方式，使他在年幼時期便培養出溝通協作與理解多元觀點的能力。

在這樣的環境中，楊思棣迅速展現出適應力與學習的主動性。他從小性格聰敏、活潑，不僅成績穩定保持在班上前十名，更對音樂、體育等課外活動表現出極高的興趣。竹師附小多元並重的教學風格，也為他帶來了音樂上的啟蒙。回憶起第一次對音樂感到樂趣，楊思棣津津樂道地提起了他小學三、四年級時的音樂老師楊兆禎：「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他的教導無疑是開啟了我們對音樂世界的門。」楊兆禎是師範學校畢業的音樂界名師，這位老師教了他們如何看五線譜、如何理解音符，使楊思棣在那個年紀裡第一次意識到了：音樂不只可以是娛樂，更是一種可以深入理解與表達的語言。正是在竹師附小學到的這些基本功，強化並奠定了他日後對音樂的興趣與鑑賞能力。

當時，他們最喜歡的老師，無非是來自於新竹師範學校的實習老師們。這些實習老師在學期間需要完成三個月的實習，因此他小學期間每年都有三個月由實習老師來授課。也由於這些年輕師資年齡與學生相近，教學風格比起資深的老師們活潑、互動也自然得多，成為他小學生活中最難忘且期待的學習歷程。另外，說起楊思棣印象最深刻的小學老師，不得不提到訓導主任林茂堃，他也是校內當時少數的本省人教師。由於小學畢業升初中過程需考試，於是在小學五、六年級時去了林茂堃家補習。林茂堃在自宅擺起桌椅，邀集幾位較為優秀、有潛力的學生做課後加強，楊思棣便是其中之一。他與大概七、八位同學都交了補習費，共同參與了林茂堃在夜裡的私塾補習班，固定每週上一、三、五上課，主要加強他們的數學，偶爾也會一起讀其他科目。

正是在林茂堃的課後補習中，他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剎然心動。他在一次大會操時認識了這位吳姓女生，當時他們兩個都站在排頭。回憶起小學的大會操，楊思棣仍然相當記憶猶新，當時由男生與女生輪流配對，手牽手轉圈、跳舞，這樣短暫卻近距離的互動，讓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後來，他又在林茂堃的課上，遇到了這位與他分屬不同班級的女同學。就這樣，他青澀的情感悄然萌芽，有了第一次「初戀」。不過雖說是「初戀」，其實只是單戀，他只敢遠遠地看著這位性格溫柔、安靜文雅的女同學，卻從未能鼓起勇氣與她說話。一直到好幾年之後，他新竹中學高二時，學校管樂社在台北中山堂表演，他才怯生生地邀請了北一女的她來看他表演，彼此也成為了筆友，好長一段時間裡都頻繁地藉由信件交換日常點滴。升大學後，他考上台大，她則南下到台中靜宜大學，兩人所處縣市不同，雖有書信往返，最終還是無疾而終，卻也成為了他少年記憶中無與倫比的一段美好回憶。幾年前，紀政登報尋人的吳小姐正是同一位，於是才知她竟是新光集團夭弟吳金虎先生的千金！

多年後又重新回顧起在竹師附小的那段時光，他覺得除了成功薰陶了他對音樂的愛好，另一項小習慣亦為他往後的人生帶來莫大影響，那就是──隨身攜帶手帕。當時學校格外重視學生的儀容，要求每個學生都需帶著手帕、勤洗手，舉凡咳嗽，或沒有衛生紙或水時，手帕便能及時派上用場。

對他來說，竹師附小教給他最珍貴的，無非是這些日常好習慣，而這些並非能簡單在書本中學到、培養而來。這也塑造了他對整潔、衛生與自律的重視，在日後初中、高中，乃至更漫長人生階段都能派上用場。

就他看來，國小階段真正地形塑了他的正直人格，也隱約地促使他在未來的人生與事業中，愈發著重、堅持於細節。童年歲月中的竹師附小，不僅是知識的啟蒙所，更像是一所為楊思棣日後人格、氣度與視野打底的預備學校。

在那裡，他學會了如何在制度中保有靈活性，在群體中堅持個人信念；他也第一次意識到，教育的本質，不僅是知識的積累，而是人格的鋪陳。


白色恐怖的陰影

然而，青春歲月並非全然光明。在看似平穩的學業生活背後，一場沉重的政治陰影悄悄降臨。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正值高峰，全島風聲鶴唳。那時國民黨政府剛失去大片江山，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大敗而逃來台灣，為了避免在大陸的錯誤重演，國民黨政府積極在台灣肅清匪諜、管制言論與各式學運或社運，凡是有點共產嫌疑的，或者稍有牽連，都可能被捕入獄。沒想到這股不安竟也波及了楊家的日常。

那件事情發生時，他不過小學二年級，卻親眼見證了與他關係最緊密的哥哥楊思根無辜且不幸的遭遇。楊思根當時就讀新竹中學高二，因為其班導師黎子松的緣故，被捕入獄，隨後被連坐地送往綠島關押一年。

黎子松何許人也？

他是廣東東莞人，曾於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期間參加共產黨活動，隨後於一九四七年入秋之際來到台灣，擔任新竹中學教師。據黎子松被捕後供述，他在一九四九年冬日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並吸收學生加入此一左翼組織，討論土地改革及若干社會問題，同時闡揚共產思想；一九五〇年以來，黎子松成功招來了鄭詩禮、黃竹櫻、傅如芝、周賢農等學生加入。同年底，此案被台灣憲兵司令部第四團破獲，相關人士悉數被捕入獄，而楊思棣的兄長楊思根隨後於一九五一年六月被羈押。

據悉，楊思根在就讀新竹一中期間，經常與黎子松來往，黎氏數度利用機會向其介紹匪黨書刊，並向其比較三七五減租與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當局以此認為楊思根與黎子松在新竹中學的幾位學生思想左傾，須交付感化處理。至於黎子松，因情節重大被控「匪諜罪」遭槍決；他幾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學生分別被處以七至十年不等的刑期。

楊思根無端捲入「白色恐怖」的遭遇，在年幼的楊思棣心中種下了無法言喻的陰影。他不懂政治，也無從理解所謂的「思想犯」是怎麼回事，但他記得母親那段時間每日以淚洗面，以及家庭中的沉默與忿懣。他從家中那段時日的壓抑與母親的淚水中，愈發感受到了事情的嚴重。這段經歷在他心中留下了深遠的烙印。他並不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對「被連坐」、「因思想而遭殃」這件事，產生本能的排斥與警覺。他知道，有些東西不能說，有些情緒只能吞。於是他練就了一種本能的自我防衛：少講話，多觀察。

這些未明之事，轉化為他內心深處一種難以抹去的警覺，並使他日後面對國民黨的利誘時，總能一貫地保持一定距離。在大學、在當兵期間，他數度被勸說加入國民黨，但他始終一次又一次地堅定拒絕。政治的壓力，沒有摧毀他的求知熱情，反而讓他更清楚地意識到教育與思辨的價值。他沒有選擇在恐懼中緘默，而是將這份經歷轉化為堅持與原則，成為他往後人生中不可動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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