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理洲

今日的出版界頗流行將探討內容原本很學術專業的議題，重新改寫包裝成很淺顯易懂的書籍，本書即是一例。筆者曾於2011年8月間造訪過這間鼎鼎大名且歷史悠久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身旁的大陸友人不忘義憤填膺地感慨：「這座帝國主義下的產物，裏面東西還不都是從世界各殖民地搶來放的！」當下不禁點頭稱是，甚以為然。走馬看花似地轉了一圈，固然見識到建築外觀內部簡樸典雅又不失氣勢的設計，藏品的豐富精湛也令人嘆為觀止，總體而言對它的了解只怕沒有比去過之前深入多少。反倒是無意累積了一堆零零碎碎的印象回到台灣，因緣際會下接觸本書後，才感到豁然開朗。

　　有關於大英博物館，世人對它的印象不脫「帝國主義武力的展現」、「掠奪殖民地資源物品」，乃有「大半的收藏物是從舊殖民地搶奪來的」之說；作者無意替大英博物館掠奪之事辯白，而是去查證這段評論公允與否。根據作者查證：博物館館藏約略七百萬件藏品，其中收錄在「先史．古代歐洲部門」與「版畫．素描部門」合計達五百萬件；此二者部門的藏品與殖民地搶奪之物在時代背景上顯然無涉，足以證明時人口中「大半的收藏物是從舊殖民地搶奪來的」說法是項偏見。(2009:16-18)然而，以偏見如此之深根蒂固，要改正既定印象固非輕易之事；當年英國挾暴力行巧取豪奪之舉，迄今仍深深烙印於世人歷史記憶之中，愈滾愈大，反倒形成一股文化上的制裁，亦未可知。

　　上述五百萬件館藏，泰半係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捐贈，再來便是館方調查隊自行搜索挖掘，剩下的方由國家出資購買；無論接收藏品管道為何，仍以前者為大宗。我們或許會感到驚訝，一座國際級的博物館是如何單憑藉民間奉獻便可累積到如此豐富的收藏品，那是有多麽大的號召力？

　　事實上，就連大英博物館本身的設立，也是源自於一名私人的捐贈，而並非是基於帝國主義彰顯炫耀國力的考量。十八世紀中期，曾擔任皇室御醫的史隆（Hans Sloane, 1660-1753）收藏有著量多質精的標本、文物、圖書（含手抄書），使得當時他的豪邸便享有「博物館與圖書館」之譽。1753年史隆逝世時，在遺囑中提及若國家願意撥兩萬英鎊分予他兩個女兒，他便願意將所有私藏捐贈給國家。史隆的提議沒有遭到英國議會太多反對聲浪，同年年底便召開理事會，歷時六年的籌備，於1759年正式對外開放(2009:46-52)。走筆至此，筆者不免猜想倘使當初史隆有個能繼承其家產的子嗣，會否也就沒有今日的大英博物館了呢？

　　大英博物館開館迄今業已兩百五十餘年，期間因收藏品增加乃有增建、拓館，闢新的展場等等，原始的樣貌規建早已不復存在。草創之初有許多館藏不少都搬移至鄰近的大英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原先藏書與博物館是合併在同一起的，直到1990年代才以「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之名正式獨立出來。博物館外觀硬體之外，入館規則、參觀手續也是陸陸續續地與時變遷。從規定中還可窺見十八世紀英國各個階層的社會百態，今日的眼光大概很難想像如此講究禮儀教養的英國佬也會有那樣的過去！箇中樂趣不再詳談留待讀者細細品味。

　　很多年以後的1984年，那位一手促使冷戰終結的蘇聯總理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1931-）造訪大英博物館，不禁喟然長嘆一聲：「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的。」若討論起蘇聯整部篳路藍縷的歷史，勢必會追溯到奠定共產主義思想的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0)與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兩人。此二人因多次發表煽動言論，且組織國際工人運動遭到祖國普魯士的驅逐出境，輾轉逃離到英國倫敦旅居。馬克思在此渡過艱苦克難的三十多年，期間不乏使用大英博物館資源，寫下迄今仍為社會學奉為圭臬的《資本論．第一卷》。除此之外，蘇聯創辦人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也在策劃反政府活動流連海外的時候進館參閱(2009:194-195)。

　　一座博物館竟能牽動形塑二十世紀潮流的三位偉人，影響力如此，復有何憾？無怪乎戈巴契夫有「一切從這裡開始」此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