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將近二十年前，在我以前清華歷史所的辦公室裡，一位女性主義朋友，拿了一本書給我，建議我有空時可以讀讀。因為當年我主要研究的是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那位朋友大概也覺得該書比較適合我研讀。它叫做Primate Vision，厚厚的一本，裡面談的竟然是靈長類學的當代歷史、知識建構、與性別政治，令我相當驚訝。我當年熟悉的是物理科學史、再加上些生物科學與演化論的歷史，想不到靈長類學的歷史也可以有那麼有趣而深入的議題，何況，作者還是一位做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的女性主義者！更特別的是，作者還是耶魯的生物學博士。對於一位出身物理學，後來在人文社會領域做研究的我來說，她這樣的背景也令人感到特別親切。那時，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大名。
物換星移，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在陽明大學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專心研究與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gy Studies）。因為答應了群學出版社要為這本《猿猴、賽伯格和女人》的中文翻譯寫篇推薦小序，我不由得又再仔細的看了看哈洛威過去的成就。她雖然在性別研究等其他領域搏有盛名，但她是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學界中，才受到最大的肯定。在她等身的著作中，有一本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TM得到國際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4S）的Ludwig Fleck獎，另外則在二○○○年時，她也獲得4S學會所頒布的終身成就獎：J. D. Bernal大獎。這個關係，對我也是一種新的親切感，與我二十年前的親切感覺有些類似。
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哈洛威的書在台灣並沒有任何中文翻譯本。當然，她的書不是時下流行的休閒小書，看後就扔的那種。不過，我倒想熱烈推薦這本書的出世。為什麼呢？下面我想從四個面向來說：廣義的人文社會歷史面、女性主義政治面、科技與社會研究面、最後還有翻譯面。
《猿猴、賽伯格和女人》一書，基本上是本論文集，涵蓋了哈洛威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時間的一些重要論文，所以時間可以上述到上世紀的七○年代末，那個歐美戰後第一波新思潮湧現的時代。女性主義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都正在崛起的年代。雖然哈洛威在﹁導言﹂中很謙虛的說，她第一期 （八○年代以前）的三篇研究，「可說完全不脫美國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傳統」，但是這已經是在中心的內部（「位居怪物的腹中」）企圖揭竿起義了。我想特別強調，哈洛威很早就從人文社會的角度，針對生物學與靈長類學的﹁知識內容﹂，做深入的揭露與批判其性別偏見與父權知識建構。不同於七○年代以前的人文社會與性別研究，當涉及的對象是科技議題時，常傾向於迴避其知識內容，而在其外在的社會功能與後果上打轉。這種迴避，其實是放過了一個核心的知識與權力的議題。不過令人欽佩的是，七○年代末的女性主義研究，如哈洛威等，就已經投入了這個核心戰鬥。所以哈洛威在第一章中，也再度肯定了這個核心戰鬥「是女性主義理論家的重要貢獻之一」。
其次，在女性主義的政治面上，本書提出的「賽伯格」（cyborg）觀點，其實是個十分有實踐意義的女性主義政治觀點。透過哈洛威在猿猴與人類的類似性別政治研究、還有女人與機器之間可能的親近性思考，那個流動與跨越於動物、女人、機器等幾個領域之間的賽伯格，其實是個可以超越與連結各種不同的女性經驗、超越各種不同的（女性）本質主義與（純粹）自然主義的一個新立場與行動位置，而且它正在當今的科技社會中不斷發生著。我以前把翻譯成「機器動物人」，也正是在強調這個跨越各種本質主義的當代傾向。簡潔的來說，我引用哈洛威的一句名言來說明賽伯格這種基進立場：「賽伯格並不夢想一個類似有機家庭的社群這樣也就沒有了伊迪帕斯的計畫。賽伯格也不認識那個伊甸園，它不是從泥巴製成的，也就不會夢想回歸本土」。
其三，從科技與社會研究觀點來說，就如前面第一點所提的，哈洛威其實與科學知識的社會（SKK）之提出幾乎同時，開始對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進行社會分析與解構。也許她沒有清楚地陳列出的「對稱原則」，但是卻有著更具體的社會關懷與性別政治：那是女性主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同時，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賽伯格」的那種「去主體、去認同」、但又同時強調其「行動與連結」意義，我越來越感到她其實提出了一個幾乎與拉圖（Latour）同時的、早期的「行動者網路」（ANT）的女性主義理論。在這一點上，哈洛威於本書中已經熟悉一些拉圖的觀點，還有哈洛威與拉圖後來彼此常常互相引用，可以作為確認。只是，當討論到賽伯格顯示了女人與雌性猿猴的親近性與連結時，或當討論到女人與狗之間的跨物種伴侶時，哈洛威與一些女性靈長類學家的觀點與實踐，就更為引人、悸動、還伴隨著歷史的深沈，比起ANT經典故事中那些法國海洋生物學家與扇貝的關係、或說巴士德與炭疽菌的關係，都要超過很多。
最後，談一點翻譯。早在翻譯《女性主義社會學》時，張君玫教授的譯筆就已經很有名了，但是本書的翻譯，因為涉及到人文、女性主義、生物學、靈長類學等多元的領域，大概會更為困難。不過，因為張君玫這幾年來致力於哈洛威的研究，我們會期待她在本書中有著精彩的翻譯、譯註、還有她的導論。在寫此推薦序之前，我看過她翻譯本書哈洛威的導言、還有第一章的一部分，大致上都譯的很穩當，而且時有精彩的譯句出現。還有，張君玫在本書選擇以「賽伯格」音譯的方式來翻譯，我想也很恰當。過去台灣翻譯cyborg一詞，十分混亂，而且常常張冠李戴，例如說「生化人」、「機器人」等，就說是哈洛威的cyborg，其實十分不妥，但近幾年來，台灣逐漸以音譯賽伯格來翻cyborg，我比較贊成。如此，在閱讀此書時，讀者才會認真看看，賽伯格在哈洛威來說究竟是甚麼意思，而沒有望文生義、自以為是的危險，也才有可能真正學到點東西。
我衷心期待，這本書的出現，在台灣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在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界、還有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界，所引起的浪花與漣漪，會超過我個人貧乏的想像。
傅大為∕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譯者導言
身為賽伯格
在工具和神話之間，儀器和概念之間，社會關係的歷史系統和可能身體（包括知識客體）的歷史解剖之間，邊界是深具滲透性的。
─唐娜．哈洛威（Donna J. Haraway）
唐娜．哈洛威在作者導言中說這是一本「身體、政治與故事之演化的醒世錄」。「身體」是生物學論述的重要主題，不僅包括有機體身體的建構、拆解與重構，也包括了以往被視為無機體的機器、儀器和世界本身的身體；﹁政治﹂是女性主義論述的核心，不僅關於組織與安排人類個體與社會身體的生命政治，更涉及其他靈長類動物的政治、有機體內部組成的政治、有機體、機器和其他物件之間的政治、階級、種族、性和性別的政治、高科技的政治、星際大戰的政治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的政治；「故事」對知識生產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不僅是一般意義的敘事，也包括科學家用以引導知識建構的喻說以及建構出來詮釋世界的種種說法。處於這些身體、政治與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正是賽伯格的角色與意象，關乎「我們」是什麼的存有論/知識論/倫理/政治。
身體和故事相互棲居，科學和女性主義都是具有生產意義的「神話」。一切的界線似乎都混沌不明，每每讓哈洛威的讀者懷疑，她究竟想表達什麼？這一切當然不能說是文字遊戲。或者應該說，這不只是文字遊戲，因為文字對哈洛威來說確實是不得不玩的重要遊戲，甚至可以說這個遊戲決定了我們的處境、生存與未來。尤其是科學的文字或論述，對哈洛威來說，更是攸關生死的遊戲，真理的賽局。當女性主義者或其他人文學者放棄對當代科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理解，就等於已經把江山拱手讓給敵人。而敵人的指認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空間的真理賽局，比如在關於免疫系統的相關論述中（本書的第十章）。文字在真理政治中所扮演的作用是無法漠視的，因為我們的思考與存在都不得不透過字詞的運演並且在其中產生投射、彎曲和轉折等作用。然而，哈洛威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建構論者，她始終相信並強調，並非所有的建構都是平等的或均值的，而有著不同程度的物質性和可說明性，亦即建構者必須負起說明的責任，包括對她本身的物質基礎。
哈洛威理論的複雜來自她的跨科系深度，而這點又關連到她的女性主義廣度。跨科系的深度穿透了科學和文化的表面，在根底處進行扣連。跨科系並不是假裝科系的分際不存在，而是認知到這些分際的歷史偶成及其所造成的限制。科學的文化（culture of sciences）和文化的科學（science of cultures）並不是同義反覆，而有著確實的界線，儘管這些界線往往交織，而且必須在實作中被不斷（重新）劃出與維持。女性主義的廣度則透過女人相關的問題意識，從而連接了生物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和藝術。《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這本書標示了哈洛威思想的重要轉折與發展，從早年致力於拆解生物學理論的論述策略與意識形態（第一章到第五章），秉持較為鮮明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立場，強調權力關係和支配模式，到慢慢移轉到較為「賽伯格的」和「後現代的」觀點，強調認同的分裂和主體的不確定性，以及非本質和非整體的策略結盟（第六章到第十章）。但是，在這樣的漸層轉折中，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哈洛威從未放棄她對於權力與支配的關注，亦即女性主義的基本政治關懷。
而這也是哈洛威理論最常引起誤解的地方──以為她單純擁抱賽伯格的、後現代的分裂與混種認同，及其所許諾的烏托邦未來，而輕鬆跳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父權體制與科技科學的支配框架。恰好相反，我們在框架裡，或哈洛威在本書第八章的「賽伯格宣言」中所說的「支配訊息學」（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賽伯格宣言」無疑是哈洛威最知名也最受歡迎的一篇最文章，但也最容易被斷章取義來為不負責任的科技烏托邦代言。寧願當賽伯格也不願當女神的哈洛威有別於天真的科技論者，她明確指出並具體分析一個賽伯格的、後現代的、高科技的、訊息化的世界如何仍是一個深受跨國資本控制的世界，而一個有前景的烏托邦有必要負起說明的責任。在生命的所有面向中，「世界被翻譯為一個編碼的問題」，而此種翻譯過程並不是無辜或價值中立的。編碼是碎裂與重組的過程，有機體的碎裂，以及異質碎片的重組。然而，碎裂的語言和碎裂的存在所代表的並不是對所謂後現代主體的片面讚揚，而是認知到支配與解放乃是根植於相當基質或處境的不同可能性。
碎裂語言與碎裂存在的一體兩面指出了哈洛威的左派血統，以及她和批判理論之間的親近性和斷裂處。關於碎裂化的討論也曾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引起許多辯論，最有名的包括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布洛赫（Ernst Bloch）等人之間的相關討論。對於哈洛威來說，碎裂化，並不代表解放的徹底絕望，而是需要有別於整體化革命語言的因應方式。核心的問題，因此是語言，或更精確來說，是語言和身體之間的關係，亦即隱喻，對理論來說如此，對行動來說亦然。實際上，這是哈洛威是從起初到現在的關懷。她完成於一九七二年的生物學博士論文《對組織關係的追求：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體典範》（The Search for Organizing Relations: An Organismic Paradigm in 20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結合了生物學、科學哲學史和醫學的領域，探討發展生物學與胚胎學理論中的隱喻及其對理論建構所產生的引導作用。正如哈洛威所指出的，其實只要了解科學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所有的科學家都是所謂的建構論者，只有不懂科學的外行人才會天真地誤以為科學家們是天真的經驗論者。正如本書第九章的「處境知識」所勾勒的，哈洛威對於客觀性的看法乃是在建構論和經驗論之間尋找中間道路（但並非形式上的折衷）。知識建構者不僅必須意識到自身知識的中介（mediation），也有責任去顯露並說明此一中介的運作。在此，我們也看到哈洛威對於西方的，包括馬克思主義或傳統左派的人文/人本主義的批判，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能動力（agency）概念的修正。「承認世界在知識中的能動力」因此是首要前提。一方面，哈洛威強調世界是被書寫出來的，我們用以書寫世界的工具本身往往也是故事，重述的翻轉和改寫；另一方面，她警惕我們切勿陷入徹底的建構論乃至於政治失能的文化相對論。對世界進行合理而忠實的說明並非不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事實上，不同的群體和詮釋立場不斷在爭奪關於世界的說明，而對世界進行合理說明並不僅是為了知識的興趣，更是關乎具體生命存亡的鬥爭。
這應該就是哈洛威對某些反科學（及其與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掛勾）的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最關鍵忠告了。不能放棄「科學」，或者更精確來說，「科技─科學」（強調科技和科學無法切割），這個具有重大作用與影響力的鬥爭場域。那將形同放棄對世界的發言權，放手讓掌權者決定我們的命運，而躲進蒼白無力的烏托邦。但並非所有的烏托邦都是蒼白無力或沒有意義的。在此不能不說到哈洛威對科幻小說的興趣。對她來說，科幻小說是取代布爾喬亞小說，從現代主義和寫實主義邁入後現代主義的代表，其他同型化的發展包括從擬態轉移到意符的運演，從完整轉移到界線的斷裂與協商，從個體轉移到複製子，從種族的存在鍊轉移到聯合國的人本主義，從殖民主義轉移到跨國資本主義。換言之，世界雖然碎裂了，卻是以各個領域或次空間同型化的發展在進行。換言之，我們身在這個碎裂的世界裡，卻也因此更有物質條件認知到自身所處情境的部分性，並以此為基礎，去重建世界的樣貌。
身為賽伯格，反而更有能力和基礎去對一個碎裂不再完整的世界進行一個較為忠實的重建與呈現。賽伯格是誰？可以是女人、受殖者、知識經濟的邊陲者，甚至實驗室裡的腫瘤鼠。但哈洛威並不擁抱社會弱勢者就是知識觀點優勢者的浪漫看法，她很清楚腫瘤鼠或極貧的南方女人沒有管道和工具去取得並建構關於那宰制她們的世界的知識。因此，她始終強調種種得以進入（知識/真理建構的賽局）的管道以及建構知識/故事/神話的工具，同時強調部分的立足點、部分的觀點、部分的結盟，以及部分的客觀性。
說到部分客觀性的問題，也涉及哈洛威對於「視覺隱喻」的重估與援用。拜現代視覺化科技蓬勃發展之賜，現在已經不可能不意識到視覺的中介性，也不可能假裝有任何視覺是可以超越生存處境的。此一對觀點部分性的強調，必須結合賽伯格存有論與政治的界線重組。就像哈洛威所言，賽伯格是「文本、機器、身體、隱喻」，其在字源上結合了模控論和有機體（cybernetic + organism = cyborg）。因此，無論就表面上的字義或更深刻的意含來說，「動物機器人」或「生化人」等其他譯名都未能充分掌握，而且犯了哈洛威最想批判的「人」本位。批判的「人」本位，並不表示免除身為人的行動力和責任，相反地，我們可以說那是一個更為生態的行動觀（ecologicl notion of agency），儘管哈洛威本人並未如此表述。生態是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強調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影響。在當代科技，「人」的存在和行動的脈絡不再只是指涉她身為人的主體性格、社會條件、階級、性別、種族等群體屬性，還包括了而今無所不在的科技義肢（輔助物和連接物）與中介（語言、工具、儀器、媒體等）。身為賽伯格，生存並未變得更容易，甚至更加撲朔迷離。生存的鬥爭依然關鍵而困難，賽伯格的未來可能性必須建立在對於科技科學更深刻的認識，扎根在現實處境的部分客觀性與說明責任，以建立在親近性之上的結盟與網絡替代本質化與排他性的認同，然後，才可能讓想像力超越天馬行空的玄想，成為有行動引導力的神話。
《猿猴、賽伯格和女人》歷經波折的中譯本得以完成，必須感謝很多人。謝謝那些始終關心我的朋友，由於你們默默的存在，一切才成為可能。也感謝國立編譯館的匿名審查人不吝提出指教、群學出版社的劉總編給我接受磨練的機會，以及韋中非常難得與細心的編輯工作。身為女人，身為賽伯格，身為猿猴的近親，我很高興成為這本書的中譯者。
張君玫
（作者現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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