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出版83週年紀念版】 -FindBook 找書網

圖書名稱：國史大綱【出版83週年紀念版】

探究舊時代之興衰　尋找新未來之行路
掌握歷史智識　建立嶄新思維
史學經典巨著　出版83週年紀念
錢穆獻給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史學經典巨著，1940年問世以來，一直影響史學界研究。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余英時院士專文導讀。
★大師寫給大眾的中國史通論。

「這是一部應該人手一編的中國史學無盡藏！」——余英時

錢穆以「中國通史」課程講義為底本，撰寫的通史著作。全書分為三層次，使用「綱目體」論述，先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再深入剖析各朝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層面的發展，是認識中國史的最佳入門書。
錢穆於1940年代寫成此書，為了讓當時的人基礎了解中國歷史，行文力求簡要，僅舉大綱，並以手繪地圖、圖表解說，讓讀者更能清晰、有系統地掌握全貌。並且大量引用研究中國史不容忽視的典籍，分別追溯歷朝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人階層等方面的變遷軌跡，再就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寫作手法深刻平衡了學術與通俗的界線。

上古為中國史的起點
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使古史觀念脫離了三皇五帝的傳說，轉移到有形物品可尋的範疇。

春秋霸政期轉型為戰國軍國期
春秋時代從共主衰微到諸侯兼併，逐漸形成郡縣國家的型態。戰國時代的封建貴族完全崩潰，軍人、商賈興起，走向中央集權國家。

秦漢大一統，出現代表平民的政府
中國疆域版圖於秦朝確立，首度全國統一，創建政治制度、奠定學術思想、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為平民政府立下基礎。直至漢朝興起，中國史上初創平民政權。

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開始
東漢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國家，大一統瓦解，分崩動亂長達近四百年。朝代更迭迅速，長期存在有多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隋唐盛運再臨，中唐後傾頹再度分裂
全國再度統一，這時期的統一政府與秦漢不同，中央重建宰相職權、地方政權統轄於中央。安史之亂引爆唐朝的內憂外患，藩鎮傾覆唐朝，延續為五代十國。

兩宋以貧弱的姿態於歷史現身
全國三度統一，但國力並未隨之富強，且重文抑武，始終積弱不振，難敵外患，引發讀書人的自覺精神，數度革新變法。

元明接續立國，國家走入君主獨裁
元朝為第一次非漢人政權，以不平等的階級概念立國，除去武力鎮壓和財富侵佔外，並未真正與傳統的儒家精神融合，以致未及百年即被漢人平民推翻，建立明朝。但明太祖廢相，在未來三百年的統治中埋下隱憂。

滿清入主，部族政權再現
第二次非漢人政權、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政制沿襲明朝，但對漢人十分猜忌，文字獄直至清中葉都未嘗間斷，以致讀書人轉為消極地鑽研學術。中葉後人口激增、外國叩門，通膨亦隨之增長，民變、外患就此產生。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歷史學家聯合推薦（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王健文（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孔令偉（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丘文豪（中研院博士後研究）　徐兆安（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高震寰（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許凱翔（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傅揚（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鄭丞良（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部「圓而神」的經典之作體現了中國史的主要特色及其整體動態。對於各種層次的研帺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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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第一章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史之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
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一）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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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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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引論
第一編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二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夏代帝系及年歷
四虞夏大事
第二章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一殷代帝系及年歷
二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殷周關係
第三章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一西周帝系及年歷
二周初之封建
三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四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第二編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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