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名人推薦：林麗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第二節　 「顯忠」到「懲貳」：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

　　危素貶謫故事的流傳歷程，以陸容《菽園雜記》為始，中途經過陳建《皇明通紀》、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終至乾隆朝《續通志‧貳臣傳》。不過，各書寫作要旨及時代氛圍不同，敘說脈絡亦有相當差異。那麼，在各書之間流傳的危素貶謫故事，意義變化的過程為何？

（三）乾隆朝廷對危素的批評

　　李贄著作與《皇明通紀》皆經歷明廷的禁燬，亦因此更加聲名大噪。雖然有相同經歷，但評價卻不盡類似：李贄被明官方與部份儒者視為「異端」，《皇明通紀》則被視為士人的「參考書」。不過，時至乾隆，李贄著作與《皇明通紀》又再度遭到禁燬。與明代相較，清代禁燬力道更甚，因為不僅被動接受地方官員呈報，更主動派員詳查各地藏書，一經查獲便嚴懲，例如乾隆四十年（1775）閏十月十八日，漢軍八旗高綱（生卒年不詳）之子高秉（生卒年不詳）因家藏陳建《皇明實紀》（即《皇明通紀》），即被交付刑部嚴審。高秉家藏陳建《皇明實紀》，懷疑書板尚在閩粵流傳，因此申令李侍堯（？-1788）再次搜查。

　　清朝對於文字的強力掌控，激起中國社會的「漣漪效應」，使得書籍被剜改及隱蔽。危素貶謫故事卻仍能於禁燬與官方論述之間流傳，未因一時的壓力而消逝，反而持續流傳，並形成某種習以為常的敘述：將危素貶謫與失節進行因果連結。此種文化統治，以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為高峰。那麼，四庫館臣又如何評論危素？據危素《雲林集》提要載：「素於元末負盛名，入明以後，其人不為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復收拾。故《說學齋集》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不足盡素之著作。然氣格雄偉，風骨遒上，足以陵轢一時。就詩論詩，要不能不推為元季一作者矣。」

　　其中僅言其文因人「不為世所重」而散佚。在危素《說學齋稿》提要之中，館臣更具體指出「素晚節不終，為世僇笑，其人本不足稱，而文章則歐、虞、黃、柳之後，屹為大宗」。然而，清代官方對危素的批評，不止於此。在清高宗詔修的《續通志》中，危素是《續通志‧貳臣傳》之中唯一的元明之際士人。

　　清高宗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詔修《續通志》，原訂乾隆四十八年底（1783）修竣，因後續考訂而逾限至乾隆四十九年底（1784）完成。清廷編纂的《續通志》，體力延續鄭樵（1104-1162）《通志》的「紀、傳、譜、略」，但兩者的寫作精神迥異。

　　鄭樵曾受南宋翰林侍講王綸（？-1161）、賀允中（1090-1168）舉薦入朝，與宋高宗論史著。鄭樵批評班固以來為史之非，因而受宋高宗賞識並授官。關於鄭樵的為史理念，可見《通志‧總序》：「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襃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飱，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

　　鄭樵批評，時至南宋，司馬遷的史家精神已湮滅，人人皆欲以《春秋》為準而重褒貶。然《春秋》約文見義，需藉後人釋讀方能明善惡，但《春秋》的詮釋又言人人殊。假如史書詳細記載，則善惡已昭然若揭，無須執著於言語上的批評或讚揚。杜維運（1928-2012）認為，由上可見鄭樵的「主博雅、反褒貶」的精見與勇氣。

　　清廷編纂《續通志》時，則以植綱常、行褒貶為要。據《四庫提要》載：「至於五朝國史，以貳臣別為《列傳》，新出聖裁。於旌別淑慝之中，寓扶植綱常之意。允昭褒貶之至公，實為古今之通義。今亦恪遵彞訓，於前代別立此門，以昭彰癉。較諸原書體例，實詳且核焉。」

　　清朝官方不僅完成專論明清之際的《貳臣傳》、《殉節諸臣傳》，更將史筆延伸至各朝易代，著成《續通志‧貳臣傳》。在《續通志‧列傳》中特立〈貳臣〉，用以「扶植綱常」，並稱「褒貶之至公，實為古今之通義」。另據《續通志》〈貳臣傳序〉載：「臣等案：春秋以正名分，而其功在於懼亂臣賊史之為義，所以植綱常、示懲勸，蓋其重也。我皇上標人倫之規矩，嚴大義之防危，特命館臣於國史剏立貳臣傳。間考列代草昧之初，恢天綱鼓群動以安反側而備驅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於是諸臣撰述列傳之首人，半前官事多勝國，未有能奮筆削而彰鈇鉞者。信乎萬事一時敦人紀、樹臣鵠，必俟夫聖人而為天子也。」開國之初不得不借才前代，無法「奮筆削而彰鈇鉞」，如今可俟「聖人」為之。

　　換句話說，無論是否有助於歷代開國，只要曾仕勝朝，皆無礙於清高宗的重新檢視與評價。就此看來，南宋鄭樵認為需倚人傳釋的《春秋》之義，在清朝卻為不需檢驗的常識，且更為人事評價的前提，使得《續通志‧貳臣傳》的編輯帶有濃厚政治教化意味。藉各朝易代的「貳臣」，傳達忠君的價值，其編纂理念可謂與鄭樵的精神迥異。

　　《續通志‧貳臣傳》內收錄唐至明七朝「貳臣」共四十六人，以「五代」收錄十七人最多；「明代」最少，僅危素一人。又將七朝貳臣分為十類，危素與陶穀（903-970）同列第九類，以「禪詔見薄，國史託詞」八字論之。其後，「又其甚者，七朝宰執，八姓奴僕，固懵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間何等事」，則為馮道（882-954）。

　　關於《續通志》對馮道「不知廉恥」的評論，是承自宋代歐陽修（1007-1072）、司馬光（1019-1089）《資治通鑑》的看法。《新五代史‧馮道傳序》中，論馮道「可謂無廉恥者矣」，被視為五代道德淪喪的象徵。《資治通鑑》則以「有死無貳」為標準，認為馮道就算「為人清儉寬弘」、「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因其大節有虧，故無可稱道之處。王賡武認為，宋儒以降的忠節與正統觀念，與五代當時思想不符。馮道〈長樂老自敘〉之所以詳列其仕宦成就，是為了彰顯自身未怠忽職守。

　　與危素同列一類的陶穀（903-970），曾仕於五代晉、漢、周。在陳橋兵變後，趙匡胤（927-976）回京師受禪，但禪詔未擬，此時陶穀便從懷中取出禪詔、呈給趙匡胤（927-976）並說：「已成矣」，陶穀因此被宋太祖鄙夷。另據《宋史》載，陶穀曾言：「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故時人亦鄙之。而編輯《續通志》的館臣，將《宋史》的記載抄至〈貳臣傳〉中，並在文後加按語補論：「陶穀仕周，位雖不顯，其袖出禪詔，希圖大用，蓄志實不可問。今亦列於宋貳臣傳末，春秋之法義無可逃云爾。」不論陶穀居心為何，單就袖出禪詔、主動變節的行為，即代表其心無忠義，故可將陶穀納入《續通志‧貳臣傳》。不過，為何館臣特意另加按語？筆者認為，其原因在於《宋史》對陶穀的批評，並非以「春秋之法義」為重，而是論其趨炎附勢，受時人鄙薄。

　　五代至宋初的士論未苛責馮道，《宋史》的史論亦未批評陶穀失節。《續通志‧貳臣傳》不僅反映清高宗重新評價歷史人物的企圖，亦顯出其欲傳達的價值觀與馮、陶二人的當代形象脫節。其脫節之處不在於「敘述」，而在官方將歷史人物視為「貳臣」。換句話說，將歷史人物歸入貳臣這一「類別」，是後代權力運作的結果。

　　被收入《續通志‧貳臣傳》的陶穀、馮道與危素等人，在當時並未被歸為「貳臣」。誠如岡本さえ提及，貳臣身份的認定具有濃厚的現世因素，需置於「清代禁書所具有的基本精神的解說中」。明太祖與危素之間的故事，亦明顯可見乾隆朝的影響。由故事的傳抄，可觀察到脫離原脈絡的趨向：從《明史紀事本末》單純解釋謫守余闕廟緣由，到《續通志》將謫守確立為明太祖鄙斥貳臣。換句話說，危素謫守余闕廟，不再是明太祖開國神話中的事件之一，而是獨立且具有警示意味的故事。

　　綜上所述，危素謫守故事流傳的軌跡，始自《皇明通紀》，經過《明史紀事本末》，終至《續通志‧貳臣傳》。由《續通志‧貳臣傳》可見清高宗欲掌「史筆」行褒貶、正視聽的企圖。在杜絕其他「野史傳聞」的同時，亦昭示被認可的論述與價值觀，進而影響後世對歷史的看法。清廷根據明清之際的人物行為操守，編纂《欽定國史貳臣傳》與《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藉「褒」與「貶」傳達「有死無貳」的絕對忠君精神。而《續通志‧貳臣傳》的編纂，亦是清理歷史工作的一環，昭示「有死無貳」是歷朝易代不變的道理。

第二節　 「顯忠」到「懲貳」：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

　　危素貶謫故事的流傳歷程，以陸容《菽園雜記》為始，中途經過陳建《皇明通紀》、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終至乾隆朝《續通志‧貳臣傳》。不過，各書寫作要旨及時代氛圍不同，敘說脈絡亦有相當差異。那麼，在各書之間流傳的危素貶謫故事，意義變化的過程為何？

（三）乾隆朝廷對危素的批評

　　李贄著作與《皇明通紀》皆經歷明廷的禁燬，亦因此更加聲名大噪。雖然有相同經歷，但評價卻不盡類似：李贄被明官方與部份儒者視為「異端」，《皇明通紀》則被視為士人的「參考書...

　　一九八○年代以來，學者持續關注易代之際士人政治抉擇的課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其中尤以明清之際的論述最受矚目。文史學界對明亡以後漢族士人的生死兩難、出處憂懼、遺民生活，以至思想心態，各有深入論說，既開拓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新面向，也為明末清初的政治史擴展了新視野，成果粲然可觀。
　　相較於明清之際研究的關注，「由夷入夏」的元明之際，論述則略顯不足。錢穆晚年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文中抉發明初漢人夷夏觀念之淡薄，慨嘆「明祖以平民崛起為天子，為漢高以下所僅有，讀史者豈不曰驅除胡虜，重光中華，其在當時，上下歡欣鼓舞之情當如何？而夷考其實，當時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時從龍佐命諸名臣，其內心所蘊，乃有大不如後人讀史者之所想像。」而所謂「後人讀史者之所想像」實與元明革命性質的慣常理解有關。劉浦江論〈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指出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並非後人理解的民族革命。明中葉以後，在長期面臨「北虜」為患的時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歷史記憶被重新喚起，並被解讀為一場「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同時明人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轉變過程。清末反滿的時代氛圍，使元明易代呈現出更加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可見讀史者的歷史理解實與時代變遷環環相扣，因此，易代之際士人的書寫，亦隨時代流轉而有不同。元末明初人物研究之所以更顯不易，除了受限於史料不足，讀史者身陷此層民族主義想像之迷霧而不自覺，亦為一大關鍵。
　　本書以元明之際的江西士人危素（1303-1372）為核心，透過明中葉以後危素事蹟的相關記載，從政治脈絡及時代思想分析危氏不同評價的形成及其變化。作者從跨越四百多年的零散史料中披沙揀金，其主要目的既不在考述真偽，亦無意翻案辨誣，而是以史學思想史為分析工具，由小見大，考察元明易代人物書寫型態的流移轉變。作者從清遺民劉聲木（1876-1959）與史家陳寅恪（1890-1969）對危素的不同評論切入，論證重心置於前者評「失節」與後者論「存史」兩種評價的考索分析，而以危素的易代出處及貶謫故事為兩大主軸。本書指出，危素身後四百多年間的出處評價呈現從「多元」轉向「單一」的發展，而謫守余闕廟故事的流傳則有從「顯忠」到「懲惡」的變化。至清高宗敕纂《續通志》，危素被收入〈貳臣傳〉，「失節」評價至此定調。
　　本書作者從散見於不同時代的危素敘事中抽絲剝繭，對時代氛圍與危素評價的變化進行長時段的考析，其撥雲見日、鉤沉發微之功，值得肯定。唯書中對危素相關史料在明清著作流傳中的定位未見深論，仍不無論述不足之憾，而以「存史」與「失節」為兩大主軸析論危素評價的轉變，似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誠如蕭啟慶指出，元明易代之際，決定士人政治抉擇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義」，而非「夷夏之辨」。後世論易代士人之氣節，執著於「君臣大義」者，每以身仕兩朝為「失節」，而強調「夷夏之辨」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存史」往往是「失節」者苟活不死或出仕新朝的合理化詮釋，從這個角度看，「存史」實又為「失節」的一種述說，而非截然二分的易代人物類型。其中曲微關節，倘能進一步深入考掘分疏，本書論述或將更為周全。
　　本書係由作者二○一六年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並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出版。欣聞本書即將付梓，謹此推介，並請學者專家惠予指正。

林麗月
誌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二○二○年八月

　　一九八○年代以來，學者持續關注易代之際士人政治抉擇的課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其中尤以明清之際的論述最受矚目。文史學界對明亡以後漢族士人的生死兩難、出處憂懼、遺民生活，以至思想心態，各有深入論說，既開拓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新面向，也為明末清初的政治史擴展了新視野，成果粲然可觀。
　　相較於明清之際研究的關注，「由夷入夏」的元明之際，論述則略顯不足。錢穆晚年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文中抉發明初漢人夷夏觀念之淡薄，慨嘆「明祖以平民崛起為天子，為漢高以下所僅有，讀史者豈不曰驅除胡虜，重光中華，其...

出版緣起
序／林麗月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危素的著作與生平
　　　　第一節　著作及其流傳
　　　　第二節　生平及其仕宦
第三章　乞活為存史：明清士人論危素的殉國未遂
　　　　第一節　為世謬笑：有關危素的負面敘述
　　　　第二節　 「國史」與「故國史」：何喬遠與張岱論危素
　　　　第三節　邑志如國史：地方志的存史相關敘述
第四章　謫守廟愧之：危素失節評價的形成
　　　　第一節　危素貶謫故事流傳歷程
　　　　第二節　 「顯忠」到「懲貳」：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
　　　　第三節　余闕廟考證
第五章　結論
徵引書目

出版緣起
序／林麗月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危素的著作與生平
　　　　第一節　著作及其流傳
　　　　第二節　生平及其仕宦
第三章　乞活為存史：明清士人論危素的殉國未遂
　　　　第一節　為世謬笑：有關危素的負面敘述
　　　　第二節　 「國史」與「故國史」：何喬遠與張岱論危素
　　　　第三節　邑志如國史：地方志的存史相關敘述
第四章　謫守廟愧之：危素失節評價的形成
　　　　第一節　危素貶謫故事流傳歷程
　　　　第二節　 「顯忠」到「懲貳」：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
　　　　第三節　余闕廟考證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