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家」：戰火陰影下的外省人故事

總編序 為「外省人」研究與台灣 張茂桂  
主編序 戰爭體制與婚家：關於外省社群「家」的故事 沈秀華
流離中的父權婚家體制與認同
夜來幽夢忽還鄉—第一代外省男性的「家」 張永安
家、記憶與認同：外省第一代的身分與國家認同 孫立梅
戰爭體制下的「婚」與「家」
眷村的「家」 施麗雯
單身榮民的非家之「家」：我在花蓮榮家的田野故事 廖如芬
國家安全與基本人權之爭：老榮民與大陸配偶 鍾建國
外省社群中的女性故事
被隔離的她者：第一代眷村婦女的性、戰爭與流亡記憶 周思諾
外省／女性的流離記憶與生命書寫—以《遇合》一書為例的文本分析 鄭美里
嫁「入」外省家庭的原住民女性 賴錦慧
外省第二代女兒對家的經驗與記憶：芋仔與番薯的婚姻及母女關係  張芫榕


 

主編序

戰爭體制與婚家：關於外省社群「家」的故事
沈秀華

　　要理解 1949 年前後「逃離中國」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群體，有很多不同的觀察角度，而離開中國的「老家」到台灣成立「新家」的過往經歷，是值得當前再探究的議題。為什麼呢？如同本書作者的描繪，這實在是一個受時代影響很深刻，充滿個人掙扎且呈現生命能動的過程。在這些歧異的經歷中，我們不但看見那些時代大環境的制約力量，有戰爭的，有政治的，也有社會與人口的，也將看見它們如何交織，形成早年外省人社群的情感結構與認同核心，而且還影響到第二代與之後世代，並擴及於台灣整個社會，影響性持續至今。

　　最上層的制約影響，可說是持續的戰亂與黨政軍的集體「撤退」，以及隨之而來的「動員戡亂」，形成以「反攻大陸」為名的戰爭體制的延續。國家要維持政權，對來台外省人進行控制， 也必須用種種手段進行「安置」。這些「安置」的作法，除了動員其效忠，清除二心，建立一套規訓秩序與社會階層之外，同時得滿足來台者的基本生存與發展所需，例如他們的居住、就業、家庭與後代延續等的基本需求。而要在動員戡亂策略以及資源緊繃的惡劣條件下進行安置，其手段不但有族群、性別、階級的考慮，也有強迫的獎懲辦法。就本書而言，這些由上而下的影響， 在外省低階軍士官的身上，特別明顯。戰爭逼使他們離開中國， 親情失落，而來台後又因為各種限制，影響到他們成家與家族延續的慾望與實踐，然而這樣的問題，並不因為解嚴能返鄉探親而結束，反而因為移動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又有不確定的開展。

　　除了戰爭體制以外，影響外省人「婚、家」的另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社會與人口。社會的是指外省人剛來台灣時，和台灣本土社會有著相當大的隔閡。原因包括彼此在歷史地緣經驗、語言、飲食、職業等的差異，其中涉及日治以及二二八的傷痕，是相互衝突的歷史感情結構關鍵。至於人口面向指的是突然湧入以軍人為主的外省群體。從 1945 年到 1956 年間，來台人數約百萬，其中軍人佔了將近一半，而軍人又以男性佔了絕大多數。據葉高華的推估，當時外省人的性別比是 3.75 比 1.00，比一般理論值高出 2.57 倍（通常說法為 1.05 比 1）。社會隔閡與人口性別比因素，直接影響了外省人的「婚」、「家」實踐策略。例如，來台後通婚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是外省男與台灣本地婦女，不但雙方年齡相差較大，家庭人口數比較少，而且有向下婚（marry down）的現象。而外省男性難以結婚、「多元」成家、終身不婚，或者直到老後又和中國婦女結婚的也大有人在。

　　至於本書為何用「戰火陰影」為名呢？因為作者們的視角， 並不純然是由上而下、鳥瞰式的，更是水平的，或者由下而上的。作者們從人的生命歷程，從「家」對人的紛爭、牽絆、繁衍、歸屬的所在，展開外省社群的探究與書寫。實際上，對來台的外省世代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的戰爭，以及持續到台灣的動員戡亂與反攻大陸的戰爭體制。戰爭，是最早導致外省人離鄉的原因，而戰爭體制則是導致他們之後與台灣本地社會隔離，以及無法重返中國家園的結構因素。但同時，外省社群也開展出生存動力，表現在他們對「婚、家」的嚮往與追求，希望在台灣能立身與延續家族傳承。他們的故事既看到大時代的決定性影響，也有個人在情境下的抉擇，有相對「成功」的，有「失敗」受挫， 或放棄的經驗。不但有歉疚與感恩並存的複雜情感，也有受創傷及有慰藉作用的親密關係。

　　九篇文章中，有以外省單身男性（有些已有妻兒在中國）為主題，描述他們是如何受到種種的國家體制，又如何嘗試穿過社會藩籬與台海隔離，建立起或無法建立起具有私密感情與生育繁衍功能的空間—在台灣的「家」；有以較少受到書寫與研究所關注的外省女性長輩為對象，記錄他們在台灣成家、持家的經驗；有從與外省男性建立婚家關係的本省漢人與原住民女性的視角，了解一些在地台灣女性與外省男人親密組合背後的辛酸與希望；也有從子女或二代視角切入，觀察與記錄第一代外省人對原鄉的離散與愧疚情感，以及對在台灣所建立的婚姻與家庭的期待與困境。透過多元書寫視角，將有助讀者看見來台世代的外省前輩們，他們離散的創傷、在台灣的生存機遇及建立新家園的掙扎與發展、與日後返鄉後的圓夢與再創傷，以及凸顯出與外省社群跨越隔閡而成家的本省女性的經驗。書中的故事既展現個人與社群能動力，但也清楚顯示各種國家、社會、制度力量的作用力。

　　整體而言，本書的重要意涵之一，是在暗示著外省社群的創傷情感可能一直在成婚、成家與無法「成家」過程及世代間，流轉與持續作用。這個和生存、繁衍、慾望有關的視角，是在有關外省群體的共同記憶與認同的公共論述中，所常遺忘的一塊拼圖。本書呈現來台世代外省遷移者對於失去的「家」的沒齒難忘，以及對於當下的「家」，「成家」的迫切問題，包括了家中二代對此的觀察記錄，也設法從不同性別的角度來觀看「婚、家」策略，企圖將「外省研究」和「性別研究」、「家庭研究」形成連結與討論。我們可分成下面幾個主題加以介紹本書蒐集的文章：

　　少小離家與戰亂流離

　　「我離家的時候，家裡頭的一切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呢，從村子到家裡的路，那裡住了什麼人，叫些什麼名字，那個家裡門口的大樹，牆上的磚啊門啊長得什麼樣，我也都記得清清楚楚。」（孫立梅一文）

　　「…我現在做夢老是夢到回家，找不到回家的路，或是交通工具，發生狀況，或者是搞錯了位置，或者是時間上趕不及了，喔，經常做這種的夢！」（張永安一文）

　　作者記錄第一代外省人前輩對家鄉、至親與「家」的「記憶」， 在他們離開家鄉數十年後，對很多情景仍歷歷如昨地回憶著、焦慮於無法回家的重複夢境，那種無法控制地長期思親思鄉之苦的煎熬，是很多人的共同經歷。

　　「我記得啊，35 年 7 月 13 日就離家了，在路上被捉起來的！」或「36 年出來，正月 16 日，剛過完元宵，15 歲。砲兵學校帶我們流亡學生到台灣來⋯⋯哪裡想到，離開家就再不能回去。」張永安記錄一些受訪者被迫從軍與流亡，清晰地記得當年離家的日期與情境，勾畫出了戰亂離家對外省第一代深刻的意義。而在中國戰亂中，許多外省人來到台灣前已在中國多地輾轉遷移流亡多時，如本書中鄭美里以外省女性書寫為分析對象的一文中提到，一位作者陳嘉德從孩童流亡到大學，從河南、四川、上海，一路「渡過小溪大河，爬過高山」、「行行重行行」，最後搭機來到台灣新竹。

　　雖是共享創傷，但外省社群內部不管是階級、性別或省分地區，本非同質，他們流亡與來台的途徑與經驗也有異質性。外省男性的逃難與再安置，傾向以個人在公領域參與者或家族的主體身分來依附於軍隊（包括被迫從軍）、工作單位或優勢家族等組織與資源而運作，而外省女性的流亡往往只得以家屬身分依附於父兄或丈夫才得以成行與安置，並且在戰亂中女性流亡者會有遭遇性暴力以及生養小孩過程欠缺妥善照護資源等問題。其實以男性為主體的外省社群來台，以及之後記憶與認同的形式與過程， 都與性別息息相關，也在這本書中的故事與分析隨處可見。面對動輒就是生死之間的戰亂，人們往往顯得很無力，但個體也非完全沒有能動性，書中資料顯示有些男女利用戰亂流亡以逃離家族的控制與壓力，如有些外省女性利用戰亂的出走掙脫原來家裡婚姻的安排等。

　　1980 年後期透過返鄉運動，許多外省人終於等到回「家」探親的機會，但記憶中的家鄉大都人事已非，許多被迫面對在中國的親人歷經如文化大革命等生死折磨的經驗後，對留在中國的父母、甚至倖存妻孩者，有很多的自責與歉疚。男性作為父權家族傳宗接代的主體，因為無法履行照顧、保護家人與維護宗族等責任，失職於作為家庭、家族主體的男性自我認同，導致返鄉不但無法療癒，反而增加了原來的傷痛。

　　楊孟軒在《逃離中國》有關外省社群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研究一書中，所指認外省人來台所經歷的第一個社會創傷，是被趕出中國，而根據本書的故事與分析，離家離鄉是這個逃離中國的核心問題，尤其是在之後發現原以為台灣只是他們「行行重行行」的暫時轉停站，他們將只是台灣的過客，在蔣介石以軍事反攻大陸的口號下，他們很快就能返回中國。然而反攻無力，又在美國政府施壓下，蔣介石在「八二三砲戰」後開始放棄以武力主動進攻、反攻大陸的聲明，讓外省社群經歷返鄉希望破滅的第二個創傷時刻，疊疊層層的思親與鄉愁創傷就成為外省社群以家族口傳、口述歷史、媒體報導、小說、詩詞、戲劇、學術研究等形式所傳承的社群記憶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