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誤表
陳文玲∕政大廣告系教授?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研究員
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從頭錯到尾。
首先，地下創作怎麼可能發生在政大呢？
政大沒有美術系、設計系，沒有藝術學院，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個重理論、重學術，疑似專門培育政治人才與EMBA的學校。還有，雖然位於台北，在社運和學運的脈絡裡，政大經常被視作邊陲不重鎮，距離風暴核心不遠也不近。儘管這些年來許多政大的社團、學系、學程和學院意圖靠近美學與創意，希望培養一群「喜歡想」跟「動手做」的學生，但大概沒什麼人知道，政大的學風比從前自由，老師們經常交換各種「怎麼想」和「怎麼做」的可能，但大概也沒什麼人相信。
兩年前，政大精品開始在書城裡設櫃。主修企管雙主修廣告的林函潔代表幾個同學來找我，彷彿把我當作設計公司負責人，生氣地質問：「為什麼政大精品不能交給學生設計？為什麼大學的紀念品只能把校徽印在T恤、帽子、雨傘跟馬克杯上，這麼做，每個大學不都一樣嗎？政大的特色在哪裡？」我無言以對，只好答應擔任指導老師，讓他們在廣告系第十六屆畢業展裡創作了一套「政大驚品」，這組作品的完成度普通，可行度也是，但的確展現了政大的特色（部分作品收錄為本書第12件不可不幹的事）——尤其是政大學生彪悍的作風。
幾個月之後，原班人馬又出現在我的電子信箱裡。這次發聲的叫做褚伊哲，新聞系畢業，正要退伍，還沒找到工作卻先丟了女友。大概是心情不好，他寫信給我：「明年是政大八十週年校慶。我在政大待了四年，對這個地方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能不能做點什麼，例如列舉在政大不可不幹的事情，當作學生創作的地下版校慶特刊？」當時我很忙，但讀到「創作」、「地下」和「不可不幹」這些字眼時，隱約感覺自己毫無招架之力，不知道這次麻煩惹大了。
林函潔召集，褚伊哲執行，我聲援兼押陣，第一輪，團隊就我們三個。既然是集體創作，免不了招兵買馬，於是找來不同時期跟我一起工作過的學生，也在課堂上廣發英雄帖，第二輪，團隊約莫十來人。我們辦了一個學期的讀書會，每兩週見一面，一旦對某件不可不幹之事有了共識，就分頭觀察、採訪跟記錄，然後創作。我們也帶著這個實驗創作計畫往行政大樓、研究大樓跟校史館移動，向職員、老師跟校友溫情喊話，希望開發更多不可不看見的觀點。歷史系鄧心勝中途加入，透過網路跟廣播，在校園裡公開募集點子，向所有政大人提出不可不參與的邀請。半年之後，雪球越滾越大，創作團隊人數直逼三十。
不過，大學生怎麼可能自動自發呢？
大概是卡債、轟趴的新聞看太多，朋友喜歡調侃我：「怎麼樣，現在的大學生很難教吧？」我多半含糊地回答：「嗯。」
大學生的確不好教，不過，原因跟一般人猜想的不一樣。
這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晚上不睡覺，早上不起床，作業隨便寫，閱讀看不完，上課時還猛打瞌睡，滿臉不在乎的模樣，但是這種大學生其實很好教，他們的問題只是還沒找到知識跟自己的關連罷了，老師的工作也很單純（但有時得花點時間跟心思），就是耐心地導引每個學生用自己的步調找到知識與生命的連結，一旦有過一個有感的學習經驗，他們就會啟動內在那顆神奇的自動學習按鍵。難教的，反而是這群嘗過學習滋味的學生，他們花樣百出，每天纏著彼此纏著老師纏著學校纏著社會做這個試那個，譬如拖我下水寫這本書的，個個都是百分百的問題學生。
然而，並非每個問題學生都是憤怒青年，這種刻板印象無疑過份簡化了大學的樣貌。這個團隊裡有人KUSO，有人溫暖，有人嚴肅，有人脫線，有人寡言，有人多事……我們「地下」的目的不在對抗「地上」，因為我們不覺得主流有什麼了不起，非得靠著對抗才能確認自己的座標、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們的共通點其實是喜歡創作。
我重讀《破週報》試刊號的〈香蕉宣言〉：「我們自稱是『孽世代（generation next）』，因為我們『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思路求通達，但我們絕對不是大家所談的新新人類『X世代（generation X）』，因為我們不是虛無主義的一群混男混女。我們追求我們稱之為『非主流的』、『地下的』、『另類的』、『波西米亞的』青年文化。……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要卡車搖滾，要情慾自主，要游牧創作。」在楊弦和金韻獎的那個年代，青年唱了自己的歌，從墾丁一路吶喊到松山菸場，青年在卡車上下搖滾，世紀末社會運動現場裡外，青年夢想並實踐著情慾自主，現在，終於輪到游牧創作上場了。
有別於紀錄、報導、運動或者抱怨，創作這件事，對這個世代來說，是另外一種深化想法並且賦予事物意義的手段。我們創作的目的之一是經由文字和影像表達個人對於自己、對於大學和對於世界的真實感受，之二則是藉此呈現當代青年文化多樣、去中心化和具備主體性的樣貌。
一位心理醫生在Gomori的家庭雕塑工作坊裡抱怨台灣的教育：「在我成長的過程裡，老師只在乎鐘走得準不準，卻不在乎鐘是方的還是圓的。」開始的時候，這個創作團隊是一群方的、圓的和不規則的鐘，一起工作了近一年之後，我們仍然維持著自己的方、圓和不規則，只不過每座鐘都多了兩個黑眼圈。
可是，不成熟的創作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不久之前，《三十雜誌》以「美學作為一種能力」為主題，發現「不知不覺間，強調美感風格、溫柔感性的美學經濟，已經輕柔卻強悍地打敗鋼鐵紀律般的製造業經濟」，編輯提出一些數據，「根據104人力銀行外包網分析，2005年美術設計類新增案件較前一年同期成長25％，產品設計類、工業設計類成長36％」，結論是「心經濟來臨，『美力學』已是工作者的必修學分。」
美學越來越重要，風潮如是說。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梳妝台上的香奈兒No.5換成浴室裡的肯園No.23，櫥櫃裡的LV換成客廳裡的瑞典家具，美學就跟「樂活」、「慢活」、「壯遊」一樣，不過是這個時代一個漂亮的商業口號而已。
美學的意義，不應該只是在「這裡」消費（甚至消耗）「那裡」的北歐精品，而應該深入思考「那裡」的設計理念，然後依據「這裡」的特性試著發明與創新。簡單地說，我覺得美學不是現象，不是風潮，不是時代，而是運動；換言之，美學不是用來感受的，而是用來實踐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這一年，這群政大學生自發地開了一堂零學分美學課。他們多數在解嚴前後出生，見證了政權輪替，身處全球化的浪潮裡，試圖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做中學美，在美學中做。
創作團隊很認真，也很用心，但我們知道這樣還不夠。北歐精品在遠方招手，我們拼了命也只能做出現在的成績，這些參差的創作距離美學還很遠，只能勉強說結果靠自己很近，所以這個回合美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我們鼓起勇氣展現的，正是這個曲折但必要的between。
但為什麼要以政大為題？又怎麼會是這八十件事呢？
學生跟我去出版社開會，編輯、美術和行銷不停地嘆氣，「我們很願意幫忙啊，可是，這個題目……實在太小眾了。」
創作團隊討論過這個困境，那是今天春天，距離截稿約莫還有兩個月的時候。
有人問（廣告系畢業，任職於出版業）：「到底策略是什麼？這本書想說什麼？賣給誰？怎麼賣？」有人答（廣告系畢業，在紐約唸攝影）：「為什麼一定要有策略？市場很重要嗎？結果很重要嗎？」有人接嘴（企研所學生，剛從歐洲交換回來）：「其實市場可以分做兩群，一群是願意讀的人，一群是願意買的人。」我問大家，「你們願意買這本書嗎？」負責攝影的學生不解地說，「難道每個人不會拿到一本免費的書嗎？」我又問，「那你們願意讀這本書嗎？」現場一片沈寂。我們在靜默中宣布散會，隔了一週，文章和圖像的品質顯著進步，於是我繼續透過e-mail放狠話，「為了減輕出版社的負擔，我們應該認購三百本，也就是說，每個人至少要認購十本。」再見面時，作品的可讀性又提高許多，不過，題材還是繞著政大打轉，我們不肯離開這座象牙塔。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小眾的、自我中心的實驗創作計畫。這麼說不是因為太天真，只是決定不世故。我一直記得張作驥導演跟廣電系大四學生說，「做畢業製作，不要只想著那些經世濟民、又高又遠的題目，如果你不能用十分鐘的影像說清楚自己的媽媽，又如何能夠說清楚其他的事情呢？」這個團隊創作的初衷，就是不要等別人告訴我們或者為我們做決定，我們要自己動手打造政大的樣貌。
當然，校園裡正發生許多事，不是這八十件或者那八十件就可以定義的。換做另外一個團隊，可能會寫出完全不同的一本書，看見一個完全不同的政大。我畢業於輔大資管系，這些年來，經常因為走在政大校園裡不必忙著跟大學時代的師長打招呼而偷笑，但自從被捲進這個實驗創作計畫，突然有點懊惱自己沒有在政大過20歲生日。對我來說，一個模糊的認同，就是這本書的價值。
或許有個政大學生看了書以後上G板痛罵，或許有個老師看了書以後比較體諒打瞌睡的學生，或許有位研究助理看了書以後不再覺得自己跟這個學校毫無連結，或許有個媽媽看了書以後恍然大悟原來學費就是這樣浪費掉了，或許有個高中生看了書以後立志過一個更有意義的大學生活，或許每個大學生都會開始想哪些是我的學校不可不幹的事。對每個人來說，這本書會有不同的價值。
不管怎麼說，一開始就不應該答應褚伊哲。
這些日子以來，我上課時心不在焉，兩個月沒運動，逛書店扭到腳，過完年後就再沒見過住在林口養生文化村的爸爸，還兩次在路上跟他車輕微擦撞。
但是，教書廿年來，我一直牢牢記住《化名奧林匹亞》裡的一句話：「學校可以是澆熄慾望的理想場所，也可以是做夢的理想場所。」如果沒有跟學生一起做這個創作夢，就更大錯特錯了。
最後，本書目錄列出了八十件不可不幹的事，但偷偷在內文裡暗嵌了第八十一件，留給讀者自己揭開迷團。為此，我代表全體創作團隊認錯。
共 
2007/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