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1919—2005），中共建國後第二代政治家。於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一九九○年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胡同的院子?，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後，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後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我們在還債啊！」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餘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後，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各篇均以時間順序編排。
金鐘 2007年1月9日 香港
（補記﹕本書初版時間緊迫，作者身體欠佳，對遺留之文字疏漏，在最近香港第五刷時作了一次全面修訂。 ——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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