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頓

 

 

　　弗利曼（Milton Friedman）這本藉由針砭美國政府干涉經濟的活動來闡釋自由主義之政策主張的書，寫成於一九六○年之前，首版於一九六二年問世，並分別於一九八二年和二○○二年再版發行，每次再版，除了增加一篇簡短的前言外，並未對內容進行任何增修，因此可以說，這是一本超過半世紀的舊書。然而，如今讀來，依然鮮味撲鼻。對作者本人來說，在某方面，這不是壞事，正如他在二○○二年版的前言裡說的，﹁對於本書這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以及還是這麼切合當前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滿意。﹂本書﹁經得起時間考驗﹂，證明書中的論證精闢入裡，雖然經過半世紀，尚無人能真正超越或推翻，其論理卓越的程度當然值得慶賀。但是，本書﹁經得起時間考驗﹂不也暗示經濟分析在過去半世紀似乎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長進，這段期間的職業經濟學界是否該為此覺得汗顏呢？

 

　　更有理由讓人覺得遺憾的是本書鮮味未退的另一個原因：它﹁還是這麼切合當前的問題。﹂這等於是說，五十年前弗利曼針砭的問題目前還存在，甚至變本加厲，他所建議的自由主義對策大多仍被束諸高閣。沒錯，過去半世紀，除了自由浮動的匯率與自由貿易（見本書第四章），在某一程度內，普遍被世界各國採行，算是自由主義的一項有限與暫時的勝利外，政府對貨幣市場的不當干預與裁量管理仍然是經濟激烈波動（例如，二○○七年與二○○八年美國房屋抵押次貸危機與席捲全球的金融大海嘯）的一個重要肇因（第三章）；凱因斯的經濟神話仍然為實際造成經濟不穩定的財政政策張目，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深遠干預，取得廣泛的民意支持﹂（第五章）；政府對教育的補貼仍然是補貼學校而不是補貼學生（第六章）；弱勢族群仍然﹁傾向把他們切身遭遇到的一些殘餘的限制歸咎於資本主義，反而沒看出那些限制之所以能變得像實際那樣微小，自由市場其實厥功甚偉﹂，從而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自由交易（第七章）；政府協助與縱容仍然是企業與勞方獨占的一個主要因素，而腐蝕自由經濟根基的所謂企業應負﹁社會責任﹂的邪僻言論仍然甚囂塵上（第八章）；無異於中古世紀的行會制度﹁限制人們的自由，不准他們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運用他們自己的能力，除非經過特許﹂的規定（例如醫師、律師與會計師的執業證照規定）仍然與我們同在（第九章）；沒有實效但造成資源嚴重浪費的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仍被倚為改變所得分配的主要工具（第十章）；各種實施的結果與成立的美意大相逕庭的社會福利措施仍不斷被推出（第十一章）；名為幫助窮人的措施，結果往往只是﹁幫助屬於某些特定職業團體或某些年齡層或某些工資率階層或某些勞工組織或某些產業的成員﹂，反倒和他們是否貧窮無關（第十二章）。

 

　　既然政府干預的成績是這麼難看，為什麼不僅舊的干預很難移除，而且新的干預還紛至沓來呢？為什麼發達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會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式的政府干預呢？弗利曼引述十九世紀英國法學家與憲政理論家戴雪（A. V. Dicey，一八三五∼一九二二）的話幫他回答：﹁國家干預，特別是以立法的形式實施的干預，有益的作用是直接的、立即的，並且，可以說，顯而易見的，而干預的有害作用卻是漸進的、間接的，出現在遠處看不見的。⋯⋯而⋯⋯大部分人民也不會牢記國家督察員可能是不稱職的、疏忽職守的，甚至偶而是腐敗的⋯⋯：很少人領會國家幫助扼殺自助這個不可否認的真理。因此，大多數人類必定幾乎總是會對政府干預過分青眼有加。唯有社會上存在著⋯⋯一種支持個人自由，亦即，一種支持自由放任的偏見或預設立場，才能夠抵抗此一自然的偏見。因此，僅僅是自助的信念減弱—而這種信念的減弱無疑已經發生—本身便足以解釋趨向社會主義的立法增長。﹂（見本書第十三章）

 

　　是的，只看到國家干預對特定團體帶來直接、立即與顯而易見的好處，不顧漸進、間接與遠處看不見的害處，加上個人自助的信念減弱，肯定是近二十年來台灣在歷次民主選舉的浪潮中之所以逐漸往溫熱式的社會主義漂移的根本原因。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曾說，﹁國家不會一下子就毀了。﹂問題是，如果人民大多不思自己負責與自助；記不住政客和官員可能是不稱職的、疏忽職守的，甚至偶而是腐敗的；只要求國家賦予近利，不顧他人和下一代的負擔；如果人民大多是這樣的自私卸責與短視不智，國家遲早焉能不毀？

 

　　本書的翻譯工作就是在這樣的感觸激勵下勉力完成的。

 

謝宗林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