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六十四載文字獄 趕超歷史二千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辭書中，「文字獄」的定義一般都特意限定是 「舊時統治者」所為，從《辭源》、《辭海》到《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莫不如此，《中國大百科全書》更限定在「明清時」，彷彿當代已不復存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把「文字獄」定義在「君主專制時代」，也迴避了共和時代的類似現象，其重編的修訂本中才改為：「專制時代，因為文字的關係而引起的罪案。」事實上，這最後一種定義正是當代漢語文獻中使用「文字獄」的通識，因此也是本書所採用的定義。
「文字獄」詞源已知出自清代龔自珍《詠史》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不過，根據以上的定義，正史中記載的文字獄，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據《漢書》，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曾因功封侯至位列九卿，在遭讒言被貶為庶人後，西元前45年因〈報孫會宗書〉一封回信底稿於再遭抄家時搜出，雖其中有「聖主之恩，不可勝量」的頌辭，但仍被認為有牢騷諷刺之語，致使「宣帝見而惡之」，以「大逆不道」罪名被處以腰斬，並連累幾位好友遭害，孫會宗等數人被罷官。
北宋文學家蘇軾在文字獄受害者中盛名最著，1079年宋神宗時因其調任湖州太守的〈湖州謝上表〉中有句牢騷話，被幾位御史指控其〈山村五絕〉等諸多詩句「包藏禍心，……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被捕入獄受審近五個月，險遭處死，幸有太后、當朝和前任丞相等力保，才得以降職流放處置，受株連者包括著名文學家司馬光等各級官員二十多人，史稱「烏台詩案」。
此後各朝各代，文字獄愈演愈烈，尤以清代為盛，動輒以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就定以死罪。清康熙親政前的「莊廷鑨明史案」，株連最廣，處置最重──只因盲人莊廷鑨生前私編的一部明史中有南明帝號，漏加官定「偽明」貶詞遭誣告，從印發該書的莊父到遭株連的涉案人及親友入獄囚徒達二千多人，其中處死七十二人，包括凌遲十八人，另充軍流放邊疆七百餘人。號稱盛世的乾隆時代，文字獄最為頻繁，從乾隆即位到去世六十四年間達一百三十多案。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興共和，開言禁，但此後文字獄仍時有發生。在北洋政府統治的十六年中，以奉系軍閥張作霖稱霸北方為僭主的四年專制最為野蠻，其治下最著名的文字獄，為1926年百日間先後槍殺著名獨立報人邵飄萍和林白水。
國民黨政府曾以「訓政」行專制，自1927年起加強言禁，主要推行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嚴在刪文禁書，少有言罪重懲，但也正如1930年被捕後遭判刑八年的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陳獨秀的獄中詩所諷：「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只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那時最遭輿論非議的文字獄案有二：上海《新生週刊》主編杜重遠案，他因發表〈閒話皇帝〉遭日本政府嚴重抗議「侮辱天皇，傷害邦交」並要求嚴加查辦，竟被中國法院判刑一年兩個月；二是江蘇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總編輯劉煜生案，他因報導揭露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等官員以緝毒為名公賣鴉片等貪腐惡行遭報復，被顧藉口該報副刊上刊登的幾篇小說中有些字句「宣傳赤化」、「煽惑階級鬥爭」等查禁，竟在國民黨省黨部的反對和國民政府監察院的彈劾聲中，未經法院審判就以「危害民國罪」緊急處死，而小說作者和副刊編輯卻未遭深究。
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之嚴酷，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專制者，顯然是陳獨秀等創黨人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中共開國者毛澤東也公開承認：「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事實上，中共治下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早已遠不止四萬六千，而與此相關的文字獄囚徒更是難以計數。本卷編年錄所收的案例從1947年到2010年共六十四年，每年一案作為典型代表，當然遠不足以體現全貌之萬一。中共官方公佈的1957至1959年三年所劃「右派分子」就達五十五萬人，基本為各類文字獄案，比起歷史上文字獄最頻繁的乾隆時代六十四年一百三十多案高過千百倍，而本卷選入「右派分子」包括其它文字獄的受害者也只有十二人──孫銘勳、馮雪峰、林希翎、丁玲、艾青、林昭、王若望、王造時、陳奉孝、袁昌英 、聶紺弩、劉賓雁，必然是掛一漏萬。再如「反黨小說〈劉志丹〉案」，一萬多人遭追究，為有史以來株連最廣的文字獄。又如「王申酉情書案」，其信稿未發出就已撕碎，並無絲毫傳播，後被逼重新寫出，竟被以此思想「腹誹」入罪處死。凡此種種，足見中共當代文字獄之登峰造極。
本卷編年錄是基於2010年響應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周年活動所發佈的文獻資料。對應於國際筆會獄委會發佈的全世界《因作家暢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獨立中文筆會獄委會也在筆會網站發佈了中國作家的五十案例共五十八人的小傳，現經重新調整、補充、修訂，編撰成本卷，共收六十四案，包括七十一位受害者的小傳。
本卷編年錄以中共統治下各時期政治運動和著名個案為主線，從眾多受害者中挑選出最具有文字獄特徵的典型案例及其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因此，儘管「延安整風運動」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但由於它是目前已知的中共統治區首次大規模的文字獄，其最著名的受害者王實味被處死就選為第一案。不過，由於那時其他知名遭批判者如蕭軍、丁玲、艾青等，主要都在以後的其它運動中遭文字獄追究，而另一些同期被害者的經歷及具體案情不明，在王實味於1942年開始被監禁到1947年被處死之間各年度暫未找到其它案例，因此他處死那年就作為本卷編年錄的起點，但實際起源應更早在那五年之前。
有些大規模的文字獄，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反右運動」等，主要受害者眾多，或諸多有影響的個案集中在一年，那麼除了其中最主要或最有影響的受害者在案發當年選錄以外，其他所選囚徒代表的年度或在開始遭文字批判追究時，或在被捕、審判、勞動改造、囚禁致死或被釋放之時，比如「胡風集團骨幹分子」阿(土龍)、路翎、耿庸、張中曉、梅志、綠原就按此收錄。
另外有些針對文學作品開始的思想政治大批判運動，比如「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當時並沒有導致作者、編者、發行者等淪為文字獄囚徒，因此就收錄主要受株連的當時或以後文字獄受害者，如孫銘勳和馮雪峰，但所有人涉案在世者也都難逃過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此外，沈從文的個案本不屬於狹義的文字獄，他實際並沒有因文字遭受當權者問罪囚禁，只是在中共掌權前被即將登臺者以文論罪批判，屬於文字獄精神囚徒之典型，因此作特殊案例收錄以為對照。
自古以來，文字獄囚徒固然不少有意以文犯禁的仁人志士、以言載道的思想家，但大量還是無意得罪當局的蒙冤者，如魯迅曾化名「杜得機」發表雜文〈隔膜〉所說：「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哪裡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雖然此文是魯迅基於成見對沈從文等獨立作家遭打壓幸災樂禍的譏諷，但對史實的歸納卻是不錯的。
本卷中所收錄的知名文字獄囚徒中，也確有一些 「忠而獲咎」者，其中至少十人原本忠貞的共產黨員，超過一半曾是親共人士，不少至死未改。其中尤以吳(日含)最為典型，其獲罪作品本就是「奉旨而為」。惟其如此，才更顯文字獄的荒謬絕倫，反智反文明。不過，本卷編年錄為文字獄囚徒傳略，儘量只述不評，不作政治、道德、文章高下的判斷或分類。
本卷所收文字獄在世囚徒之小傳，都已儘量尋求傳主或親友審閱定稿，編撰者特表衷心感謝。諸多案例資料承蒙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現任協調人李劍虹女士收集整理，並蒙筆會同仁提供修改及參考意見，也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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