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士說掌故：《一士譚薈》

榮祿與袁世凱

　　甲午戰役之後，袁世凱以曾爲吳長慶僚佐，且在朝鮮，嘗爲其國王練兵，欲以治軍自見，遂以訓練新軍事宜說督辦軍務處。李鴻藻、榮祿輩爲所動，因奏准以浙江溫處道督練新軍於小站，號曰新建陸軍，凡七千人，後卒借是大顯。汲引而扶持之者，榮祿之力爲尤多。世凱之謹事榮祿，實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民國初元，世凱在大總統任，沈祖憲、吳闓生二人，爲編《容庵弟子記》，述其在清之事迹，卷二關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練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辦軍務王大臣保留，復由津入都。時軍機大臣爲翁相同龢、李相鴻藻、榮相祿；而李相尤激賞公。以公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令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亟言於朝。榮相亦右其議，囑公於暇時擬練洋操各種辦法上之。公手繕數千言，其大旨則步軍操法以師法德國爲主。……十月，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新建陸軍，派員督練。摺稱：「查歐洲各國，專以兵事爲重，逐年整頓，精益求精。水師固其所長，陸軍亦稱驍勇。中國自粵捻削平以後，相沿舊法，習氣漸深，百弊叢生，多難得力。現欲講求自強之道，固必首練重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強，尤必更革舊制。去歲冬月軍事方殷之際，曾請速練洋隊，蒙派胡燏棻會同洋員漢納根在津招募開辦；嗣以該洋員擬辦各節，事多窒礙，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練定武軍十營，參用西法，步伐號令，均極整齊。雖未盡西國之長，實足爲前路之導。今胡燏棻派造津蘆鐵路，而定武一軍接統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甚有聲望；其所擬改練洋隊辦法及聘請洋員合同暨新建陸軍營制餉章，均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先就定武十營步隊三千人、炮隊一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五百人爲根本，再加募步馬各隊，足七千人之數。即照該道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每月約支正餉銀七萬餘兩。至應用洋教習洋員，由臣等咨會德駐使選商聘訂。果能著有成效，尚擬逐漸擴充」等語，當日奉旨允准。……公部署一切，即日出都。定武軍本駐距津七十里之新農鎮，津沽間所稱爲小站者也。……
　　後來袁世凱暨北洋派之稱雄，基於此矣；微榮祿等，豈易得此好機會乎？（時翁同龢、榮祿均尚未入閣，不得稱相。李鴻藻自甲申罷協揆後，亦尚未再入。《容庵弟子記》非以當時之官稱之。惟書中言及他人，則率按當時官秩相稱。又，軍機大臣其時爲恭王奕訢、禮王世鐸及翁同龢、李鴻藻、剛毅等。榮祿在督辦軍務處，尚未入軍機也。醇王載灃時年尚稚，未用事。據言與慶王云云，疑亦有誤，容更考之。）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
　　甲午中日之役失敗後，軍務處王大臣鑒淮軍不足恃，改練新軍。項城袁君世凱以溫處道充新建陸軍督辦，該軍屯兵天津小站，於乙未冬成立。當奏派時，常熟不甚謂然，高陽主之。詎成立甫數月，津門官紳嘖有煩言。謂袁君辦事操切，嗜殺擅權，不受北洋大臣節制。高陽雖不護前，因係原保，不能自歧其說。乃諷同鄉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參奏，奏旨命榮文忠公祿馳往查辦。文忠時官兵尚，約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傳令淮練各軍排隊遠迓，旌旗、一色鮮明，頗有馬嗚風蕭氣象。在津查辦機器局某道參案畢，文忠馳往小站。該軍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肅精壯，專練德國操。馬隊五營，各按方辨色，較之淮練各營，壁壘一新。文忠默識之，謂余曰：「君觀新軍與舊軍比較何如？」余謂：「素不知兵，何能妄參末議。但觀表面，舊軍誠不免暮氣，新軍參用西法，生面獨開。」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迨參案查竣，即以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已干嚴譴，其餘各條，亦有輕重出入。余擬奏稿，請下部議。文忠謂：「一經部議，至輕亦撤差。此軍甫經成立，難易生手，不如乞恩姑從寬議。仍嚴飭認真操練，以勵將來。」復奏上，奉旨俞允。時高陽已病，仍力疾入直；閱文忠摺，拂然不悅。退直後病逐增劇，嗣後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終，足見其惡之深矣。
　　榮祿對世凱護持之力，可以概見。（夔龍爲兵部司官，受榮祿知遇，後辟爲武衛軍幕僚，甚見親信。夔龍之得大用，亦多賴其汲引。）《容庵弟子記》卷二敘及小站被參事，謂：
　　二十二年三月，御史胡景桂論列小站兵事，有克扣軍餉誅戮無辜之奏。公之御軍也，懲舊營營官領餉侵挪積壓之弊，於放餉獨爲認真。每月發餉，令餉局按名冊分包數千分，平色必准。屆時傳派營務官一二員，前往各營監視發給。兵丁直接領餉，百弊不生。胡景桂初未深究，摭拾奏陳。政府派榮相到營察視，並查考訓練有無進步。公櫜鞬相迓，請榮相閱操。校閱既畢，榮相大驚異。蓋未料成軍才百餘日，而隊伍之精整，陣法之變化，竟擅曲端縱鴿之奇也。回京之後，據實稱譽，遂蒙溫諭，德宗並擬恭奉孝欽后莅津親自校閱。後公撫東，適胡景桂任山東臬司。公一見即與笑談前事，並開誠結納，悉泯猜嫌。胡景桂本道學名臣，見公宅心正大，莅事精強，深爲引服。公頻薦才。後以藩司居憂病歿，公手製挽詞，以志哀悼。
　　此爲世凱方面所述之詞，亦可參閱。聞世凱撫魯，胡景桂甚不自安。世凱自白絕不以前嫌介意，且優遇之，堂屬相處頗善。蓋所以示大度，且畏清議斥其報復耳。史念祖之於趙爾巽，事亦近之。（爾巽由御史外放貴州石阡知府，念祖方爲貴州臬司。昔曾爲爾巽參劾，不念舊惡，且加優遇，爾巽因之獲調首府焉。後爾巽既貴，奏起念祖於廢籍以自佐，所以報之也。）
關於世凱之受知榮祿，王伯恭《蜷廬隨筆》云：
　　中日和約既定，恭親王一日問合肥曰：「吾聞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凱鼓蕩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對曰：「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恭親王遂嘿然而罷。是時項城在京，雖有溫處道之實缺，萬無赴任之理。設從此罣誤，心實不甘。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以帥意不合，借題爲朝鮮練兵，因禍爲福。此次師故智，正合時機，乃招致幕友，僦居嵩雲草堂，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以效法西洋爲主。書成，無術進獻。念當時朝貴中，惟相國榮祿，深結主知，言聽計從。顧素昧生平，無梯爲接。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最爲榮所信仰。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閻爲路閏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之言不足以動之。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於淮安。而項城之妹夫張香谷，係漢仙中丞之子，亦家淮安，必與路氏相稔。遂托香谷以卑禮厚幣請路辛甫北來，居其幕中爲上客。由辛甫以見閻文介，由文介以見豫師，由豫師以見榮文忠。層遞納交，果爲榮文忠所賞。項城遂執贄爲榮相之門生，而新建陸軍以成，駐於小站周剛敏盛波之舊壘。但項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練之名，雖廣用教習，終慮軍心不服，於是訪求賦閑之老將，聘爲全軍翼長，庶可以鎮攝軍隊，適淮軍舊部姜桂題，以失守旅順革職永不敘用者，正無處投效，聞小站新軍成立，徑謁軍門。項城見而大喜，遽以翼長異之。桂題亦不知兵，惟資格尚深耳。項城更說榮相，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衛全軍：以宋慶爲武衛左軍；以袁世凱爲武衛右軍；以聶士成爲武衛前軍；董福祥爲武衛後軍；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兼總統武衛全軍。榮相樂其推戴，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德項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復用項城之策，令諸軍各選四將，送總統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品服，乘馬在輿前引導。榮相顧盼自喜，以爲人生之榮，無過於此。吁，何異兒童之見哉！
　　《蜷廬隨筆》對世凱多貶詞，此處於世凱進身榮門暨練兵事，言之歷歷。然其中有一大誤。大學士閻敬銘光緒十四年戊子以病免，十八年壬辰卒於家。何能於甲午（二十年）戰役之後猶在人間，而爲世凱介見豫師乎。武衛五軍之名目，始於戊戌政變後。除中軍由榮祿另編外，餘四軍，世凱以所部用西法訓練，自負非宋慶等部所及。慶等則自負百戰宿將，不特以徒壯觀瞻未經戰陣輕世凱，即對榮祿，亦輕其不嫻軍旅，未能傾心事之。獨世凱事榮祿最謹，其得撫魯督直，均榮祿之力爲多。榮祿簾眷最隆，而胸無城府，工策畫，富權謀，世凱對之猶心存畏憚。迨榮祿卒，慶王奕劻以樞垣領袖當國，貪婪外無所知，世凱遂玩之於股掌之上矣。

（民國廿六年）

　　袁世凱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由魯撫擢直督，蓋得榮祿在樞垣主張之力，而世頗傳由於李鴻章遺摺保薦，如湯用彬《新談往》云：「和議將告成，合肥屢電請回鑾，並陳述外人善意。兩宮信其忠誠，遂啓鑾。至鄭州，合肥薨耗至。孝欽攜德宗登行宮後樓，北向而泣。越日啓鑾至開封，止不進。合肥遺摺至，力保袁世凱才略堪任艱巨，請以繼任直督，並請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詔並從之。」此說頗流行，且有謂鴻章遺摺原稿係保周馥，幕僚楊士驤輩善袁，爲私易袁名者，而證之所遞遺摺，其全文云：
　　奏爲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零涕。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餘，數日之間，遂至沈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餘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伏讀叠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勰力，翼贊訐謨，臣在九原，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纏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內容若是，並無保薦何人繼任等語。外傳種種，實不足信。世凱雖資格尚淺，而以戊戌告變，簾眷已隆。拳亂保障地方，聲譽亦著。兼有榮祿爲奧援，其擢督畿輔，固不必有鴻章遺摺之保薦也。（或謂外人方面之推重，亦爲一重要原因。）馥雖久爲鴻章所重，其時官僅直隸布政使，只能循例護理。若云遺摺保其越次超擢，尤於事理爲遠矣。九月二十六日后帝由鞏縣抵汜水，接鴻章電奏，謂：「臣病十分危篤，……現已電令藩司周馥來京交代一切矣。」亦就其藩司職分而言耳。（二十七日后帝抵榮陽，樞廷接馥電稟鴻章出缺，即奉旨以世凱署直督，未到任前馥暫護，張人駿補魯撫。十月初二日后帝由中牟抵開封駐蹕，翌日始接到馥代遞鴻章遺摺。）

（民國廿三年）

榮祿與袁世凱

　　甲午戰役之後，袁世凱以曾爲吳長慶僚佐，且在朝鮮，嘗爲其國王練兵，欲以治軍自見，遂以訓練新軍事宜說督辦軍務處。李鴻藻、榮祿輩爲所動，因奏准以浙江溫處道督練新軍於小站，號曰新建陸軍，凡七千人，後卒借是大顯。汲引而扶持之者，榮祿之力爲尤多。世凱之謹事榮祿，實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民國初元，世凱在大總統任，沈祖憲、吳闓生二人，爲編《容庵弟子記》，述其在清之事迹，卷二關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練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辦軍務王大臣保留，復由津入都。時軍機大臣爲翁相同龢、李相鴻藻、榮...

掌故大家徐一士及其著作　　　　　　　蔡登山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徐一士卻可當之而無愧。
　　徐一士（1890—1971）譜名仁鈺，字相甫。從事新聞事業後改名一士。原籍江蘇宜興，通籍河北宛平。徐家本是江蘇宜興大族，他們的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鑄、徐仁錄、徐仁鏡，都是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是光緒二年（1867）進士，戊戌時他官拜禮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變法失敗，慈禧最恨康、梁，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緒身邊的，因此慈禧對徐致靖的痛惡可以想見。徐致靖之所以能意外逃生，其外孫、梅蘭芳的秘書許姬傳認為是由於李鴻章的援手，徐致靖才能被判絞監候。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逃。八國聯軍入京，刑部大牢無人職守，請徐致靖回家。慈禧回京後，下詔赦免。徐致靖後歸隱杭州姚園寺巷直至一九一八年病逝。徐一士和其兄徐凌霄從孩提時起即接受變法維新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與薰陶，並親身經歷當時社會驚天動地的巨變和家庭遭受的巨大打擊，促使他們決心利用自身的學識和文筆，積極投入關係國家命運的社會改革運動中去。徐一士在一九一０年畢業於山東客籍高等學堂，一九一一年在北京前清學部複試，取得進士出身，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後，在濟南任上海《民權報》、《中華民報》擔任特約通訊員，又擔任北京《新中國報》通訊員及編輯，又曾任《京津時報》、《京報》編輯，先後在《晨報》、《國聞週報》等處任特約撰述。一直從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證。一九二四年起在北洋政府農商部（後改實業部）礦政司任職，此期間還兼任平民大學新聞系、鹽務專科學校、北京國學補修社、北京國學書院講師、教授，一九二八年起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任編纂員，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一九五八年經梅蘭芳先生推薦，進入北京文史館任館員，直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病逝。
　　徐一士初與胞兄凌霄合署在《國聞週報》連續發表《凌霄一士隨筆》，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七日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因日寇侵華影響而停止，連載八年有餘，其中操筆者為徐一士。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被稱為民國年間掌故筆記的壓卷之作。與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被稱為民國三大掌故名著。有趣的是他們三人彼此都熟悉，他們都出身晚清名門世家家學深厚，博涉新學，於前朝掌故及當時勢態甚為熟悉。學者張繼紅就指出「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五十餘萬言，以清代為中心，而不專於清代，以轉述掌故為主；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約三十萬言，資料豐富，尤集中探析人物情態及風俗制度之變遷，時間則兼跨明清，其筆法以排類資料、文尾點睛為特徵；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隨筆》近一百二十萬言，是民國年間篇幅僅次於《清稗類鈔》的掌故巨著，其內容則集中理析清代，尤其是道咸以來至民初近百年的朝野掌故，尤矢志於此期著名人物、科舉制度及官制流變，其筆法則重在排比資料，連類縷析，探微析幽，甚具史學眼光。事實上，瞿、黃二人或以詩文，或以史著聞名，並且均涉足政壇，命運各異；而徐一士則是終身致力於清末民初掌故。」他並指出《凌霄一士隨筆》其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甄別、排比大量史料，敘述近世重要的歷史人物。二是論述清代科舉制度的演變，以及名人科考故事等。三是以大量史實為依據，梳理了近世官僚派系鬥爭之脈絡。
　　金性堯筆名文載道，當年曾在《古今》雜誌寫文章的，在一九五０年曾到北京拜訪過徐一士，他在文章中談道：「徐先生治掌故有三大優勢：健於記憶，善於綜合，精於鑒別。從他引用的史料來看，除了少量的手札等外，大都是常見的書。他的每一篇談掌故的文章，大部分是在做文抄公，自己著墨不多。看的人就需要耐性。然而凡所議論，卻頗為精到通達，通達是指不偏激不迂腐；特別是對前人記載中的謬誤而又有關典制的，他都能一一糾辨，這也是測量掌故學者功力的一個重要標誌，茶餘酒後的談助當然也不可廢，究非掌故之堂奧。」又說：「糾誤補闕之處，舉不勝舉。其隨手寫來，左鄰右舍，莫逆於心，熟極而流的特長，正是徐氏掌故的力度所在，故而讀來如飲醇醪。」
　　徐一士著作等身，然他對於出版卻極為慎重，他曾自言：「余學識譾陋，拙於文辭，故寫稿不敢放言高論，冀免舛謬。所自勉者，首在謹慎，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無過』不過『求』而已矣，豈易言哉？」因此終其一生只出版過兩部掌故著作分別是《一士類稿》（1944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和《一士談薈》（1944年上海太平書店出版）。那是在摯友掌故家瞿兌之、謝剛主（國楨）、周黎庵等人鼓勵敦促下，前者三十餘篇，「承朱樸之、周黎庵兩先生，收入《古今叢書》之三，略以類相從。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類稿》之名稱出版。」後者凡三十篇，略猶前出《一士類稿》之例，以談述人物者爲多。「復承柳雨生的太平書局願爲印行，因檢理叢殘，更爲《一士譚薈》之出版。」1983年5月，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將《一士類稿》和《一士談薈》二書合併重排印行。此後二十餘年內，北京、上海、四川、山西、遼寧、吉林、重慶、台北等海內外十餘家出版社都曾翻印出版過。另有《一士類稿續編》是徐一士於三四０年代發表於《古今》、《逸經》、《實報半月刊》、《中和月刊》等雜誌上而尚未整理結集的文章，重新校閱選輯成冊。其內容考明清典章制度，論晚近政壇、文壇重要人物，下筆徵引必有實據；辨晚清官僚政爭，記舊聞軼事等則如數家珍，文筆流暢優美，是瞭解晚近政治、軼聞不可多得的史籍。
　　《一士類稿》以記清末掌故為主，共計27篇，有19篇分別載於《國聞周報》、《逸經》等雜志，所寫人物多為文壇學界名宿。如王閩運、李慈銘、章太炎、陳三立、廖樹蘅、張百熙等，又記有靖港之役、咸豐軍事史料、庚辰午門案等，作者熟知清末掌故，所記故事，或為親身見聞，或為轉錄孤本，或雜錄各種記載而予以考證比較，對於研究近代歷史頗有參考價值。
　　其中對於清代的科舉制度更是熟稔，如談到「搜遺」，乃是科舉時代主考官在發榜前複閱落選的考卷，發現優異者臨時補取，稱之為「搜遺」。鄉會試後考官例得搜遺，惟往往習於省事，僅閱同考官所薦之卷，餘置不問。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年降諭云：「……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舉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即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穀，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照例考試簾官，仍恐視為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這一年，湖南左宗棠參加鄉試，他的卷子本來已被同考官批以「欠通順」三字，沒有取中的希望了。幸好有道光帝上述一道諭旨，湖南鄉試考官徐法績（本來正考官有兩位，另一位胡姓編修不幸在這關鍵時候掛了）「獨披覽五千餘卷，搜遺得六人」，這樣，左宗棠才成了舉人，於是他對徐法績終身感激。吳士鑒參加壬辰會試，「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吳鴻甲手，頭場已屏而不薦，迨閱第三場對策，乃歎其淵博精切，深得奧窔，始行補薦，竟獲中試。鄉會試專重頭場（四書文），久成慣例。頭場不薦，二（五經文）三（對策）場縱有佳文，房考亦多漫不經意，難望見長。」這也許才是人們痛斥八股取士之害甚於始皇坑儒的原因吧。我們可以看下翁同龢（這科主考官，時以「矯空疏之習，每主試，必屬房考留意經策，於策尤重條對明晰，以瞻實學而勸博覽」而著稱）日記中記的策題：論語古注，新舊唐書，荀子，東三省形勢、農政。這怎麼可以說掄才大典不關心國計民生大事，僅以八股定高下呢？至少制度上還是非常注重真才實學的。又殿試，「故事，讀卷八人，依閣部官階先後為位次，各就其所讀卷分定甲乙。待標識即定，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進呈御覽，然諸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謀，仍依憲綱之次序為甲第之高下。」這就是說，能不能成為三甲，和進士們自己的運氣也很有關係，若不幸和強人在一起，同處一個閱卷官之下，那成為三甲的難度大了很多。而且要首席閱卷大臣中的那位第一成為狀元的可能性才更大些。當然，最終的決定權在皇帝那裡，因為名字喜氣或長得帥的人被擢拔成狀元的也很多，反之丟掉狀元的也不少。還有因為地域平衡的需要也有可能改變狀元的歸屬。如趙翼就因為江浙狀元太多而被乾隆把狀元給了陝西的王傑（在王傑之前陝西在清代一個狀元也沒出過）。
　　另外書中將左宗棠與梁啟超並舉看來有些突兀，但其中卻有深意。徐一士說：「余以其均為清代舉人中之傑出者，早有大志。對於仕宦，則左氏志在督撫，梁氏志在為國務大臣，後各得遂其願。此點頗為相似，故並述之。」然而作者對二人的評價卻大不相同，他說梁啟超「其人不愧為政論家之權威者，筆挾情感，善於宣傳，每發一議，頭頭是道，其文字魔力，影響甚巨（晚年關於學術之作，亦多可稱），而政事之才，實極缺乏，故畢生之所成就，終屬在彼不在此耳。」他認為梁啟超無政治才幹，但有論政才華。至於左宗棠，他則大加推崇說：「若左宗棠之如願而為督撫，所自效於清廷者，武略則平靖內亂，戡定邊陲，政謨則盡心民事，為地方多所建設，自另是一種實行家之卓越人才矣。」
　　又柯劭忞以著《新元史》而聞名於世，而其人則大有趣，被稱為「書淫」。話說某年柯氏入京會試，同行者為母舅李吉侯豐倫，二人試畢回豫，不幸遭遇大雨，舅氏罹難，柯氏殆有天助而脫險歸。「叩見其父後，見案頭有某書一部，亟取而閱覽，於遭險之事，一語不遑提及也。其父檢點其行裝等，睹水漬之痕，詢之，而柯氏方聚精會神以閱書，其味醰醰然，未暇以對。其父旋於其攜回之書箱中，見有《蘿月山房詩集》一冊，李吉侯所作也，因問及李氏，柯對曰：死矣。而仍手不釋卷，神不他屬。父怒，奪其書而擲諸地，訶之曰：爾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非呆子之呆，一至於此耶！」讀之真令人噴飯，書呆子之呆一至於此耶，未免太不盡人情矣！
　　《一士類稿續編》中徐一士寫有讀《崇德老人紀念冊》的長文，崇德老人為湘鄕曾文正（國藩）之季女，名紀芬，曾國藩一生帶過數十萬兵、用過數百名將領、推薦過十數位督撫封疆大吏，並以「識人之明」見稱。但在擇婿方面卻屢屢看走眼！因此他生前自嘆「坦運」不佳（「坦運」一詞，乃左宗棠所創，謂曾國藩對諸婿皆不甚許可）。也因此曾國藩對小女兒曾紀芬的婚事十分慎重，直到十八歲時才許配給了聶爾康之子聶緝槼（仲芳）。《崇德老人紀念冊》附有〈崇德老人自訂年譜〉，自一歲至八十歲止，八十以後事，由其壻瞿宣穎（兌之）撮要附述於譜後。其中所敍，可藉以考見曾、聶兩家之事，而有關乎政治及社會之史料至夥，皆足徵信，實治近代史者所不可不讀之書。
　　徐一士在讀《崇德老人紀念冊》提到「曾左夙交，後雖相失，舊誼仍在。」其實在曾國藩病逝後左宗棠是非常照顧曾國藩的後人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國藩病逝南京，左宗棠得知消息後非常悲痛。在寫給兒子孝威的信就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並輓之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蓋紀實也。見何小宋代懇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劼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諮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乃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久見奏章，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他並要兒子孝威能去弔喪：「過湘干時，爾宜赴弔，以敬父執；牲醴肴僎，自不可少；更能作誄哀之，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同時也表明他和曾國藩有所爭執，全是為了「國勢兵略」，絕非「爭權競勢」，對於「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這信寫得感人肺腑，可謂字字皆由心窩迸出，真乃一生一死，交情乃見。
　　而在〈崇德老人自訂年譜〉中曾紀芬又記錄光緒八年時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約她見面的情形。原來十年前，擔任兩江總督之任的正是曾國藩，那時候曾紀芬尚待字閨中，隨父母一同住在這座府邸裡。曾紀芬說：「別此地正十年，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後文襄雖屢次詢及，余終不願往」。左宗棠知悉其意後，特意打開總督府的正門，派人把曾紀芬請進去。曾紀芬在其《自訂年譜》中云：「肩輿直至三堂，下輿相見禮畢，文襄謂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則長吾一歲，宜以叔父視吾矣。』因令余周視署中，重尋十年前臥起之室，余敬諾之。」左宗棠與曾紀芬這段對話，非常精妙。曾國藩長左宗棠一歲，左宗棠固久知之，此處顯然是故意說錯曾國藩的生年，然後借機搭話，向曾紀芬表達關照的意願，做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跡。左宗棠因文正而厚其女及婿，談吐之間，亦見老輩風韻，佳話可傳。然後左宗棠很暖心地陪著曾紀芬找到了當年她曾經住過的起居之室。可以想像當時曾紀芬的內心，會是何等的溫暖。都說官場人情淡薄，而左宗棠卻在曾國藩故去多年之後，把他心底最溫情的父輩之情給了曾紀芬。後來曾國荃到南京時，曾紀芬還回憶道：「嗣後忠襄公（按：曾國荃）至寧，文襄語及之曰：『滿小姐已認吾家為其外家矣。』湘俗謂小者曰滿，故以稱余也。」——也就是說，左宗棠認為自己家就是曾國藩小女曾紀芬的娘家了。
另徐一士在〈《古今》一周紀念贅言〉一文中談到「文史不分家」，他說：「惟『文』與『史』雖若各有其分野，而『文』之含義本多，『史』之領域亦廣，二者實有息息相通之關係，固可分而不盡可分也。『文』『史』就其發生上言之，可稱為一對孿生子，其後雖漸分化，而關係仍屬密切。大史家每具文心，大詩人亦多史筆，司馬遷與杜甫即為最顯著之例證。史學家劉子玄、章實齋，於所作《史通》、《文史通義》中，論史衡文並重，尤足見兩者界域之不易劃分。迄於最近，盛唱以科學方法治史，史學乃與文學判為兩途，成為社會科學之一部門。此在學術上固為一種進步，然以過於重『事』而輕『人』，重常則而輕變象，充類至盡，幾將以歷史統計學為史學之正宗。流弊所及，『史』只剩留枯燥的名詞數字，『文』只剩留浮飄的感情。其實『文』與『史』畢竟均以人類生活為其對象，史書之佳者，特具意境，正與文藝無殊耳。要之，『史』不可無性靈，『文』亦不可無實質，否則治史將等於掘墳，學文亦將等於說夢，其影響殆可致民族活力與熱情之衰退，非細故也。是以治史者不宜僅以排此史跡為已足，尤宜注意於抉發史心。文藝作品之有資於史學者，有時或迂於碑版傳狀之類，因後者每只是事跡的鋪陳，前者每可見心情的流露，此杜甫、元好問、吳偉業等之作，所以稱為詩史歟！」
　　《一士譚薈》內容分別載於《國聞周報》、《逸經》等雜誌，所寫人物多為清末民初軍政要員。書中記述太平軍大敗曾國藩，以及左宗棠、彭玉麟、榮祿、岑舂煊、袁世凱、陳寶琛等人逸事，取材於近人筆記、文集、函札、日記等，除廣集資料，詳加剖析，去偽存真之外，對臧否人物極為慎重，堅持客觀嚴正公平態度，絕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貶，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有參考價值。例如此書中之〈督撫同城〉和另篇〈首縣〉都是研究清代地方官制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總督和巡撫同城，權位不相下，各以意見緣隙成齟齬，是有許多弊端的，徐一士就指出：「總督官秩較尊，敕書中又有節制巡撫之文，往往氣凌巡撫，把持政務。撫之強硬或有奧援者，間能相抗。其餘率受鈐制，隱忍自安，而意氣未平，齟齬仍時有之。」「至總督主兵事，巡撫主吏事，雖向有此說，而界限實不易劃分。」清之巡撫，固不同於明之巡撫，民國的省長（一長制）、省主席（合議制）或勉強可以比擬清之巡撫，但清之總督很難用民國的地方軍政長官來比擬了。
　　〈陸徵祥與許景澄〉一文談到「陸徵祥早任壇站，中陟中樞，晚作畸人，洵近世名人之自成一格者。以受知於許景澄，獲其裁成。」是的，陸徵祥的外交生涯完全得益於晚清外交家許景澄的言傳身教，是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鍛煉成長起來的。光緒十六年（一八九０）許景澄（文肅）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他呈請總理衙門，調陸徵祥為隨員。於是陸徵祥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搭輪船出國，抵俄京聖彼得堡後，初任學習員，旋升四等翻譯；再升三等翻譯，加布政司理問銜，即選縣丞，後升二等翻譯。此後四年陸徵祥一直在許景澄門下「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使團，講求公法，研究條約」；許景澄也著意栽培，不僅培養訓練他作為一名外交官的基本技能素質，更注重對其道德人格憂國憂民情懷的陶鑄。馬關之辱後，他曾告誡陸徵祥「你總不可忘記馬關，你日後要恢復失地，洗盡國恥」。 許景澄對陸徵祥的影響是深遠的，他總是以許景澄為榘範，亦步亦趨，甚至忘記其本鄉上海話而隨許景澄講嘉興話，因此駐俄使館同仁，稱他為「小許」。若干年後，陸徵祥仍然深情地提到「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著一位賢良的老師」，其對許景澄的感恩之情，可說是溢於言表。
　　徐一士之著作豐富，《一士類稿》、《一士類稿續編》和《一士談薈》只不過是較為世人所熟知者，他的著作「除廣集翔實資料，詳加剖析，去偽存真之外，對臧否人物極為慎重，堅持客觀嚴正公平態度，決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貶。」更如孫思昉在序中所言：「宜興徐君一士，當世通學也，從事撰述，多歷年所，先後分載雜誌之屬。凡所著錄，每一事，必網羅舊聞以審其是；每一義，必紃察今昔以觀其通。思維縝密，吐詞矜慎，未始有亳末愛憎恩怨之私，凌雜其間。於多聞慎言之道，有德有言之義，殆庶幾焉。而有清一代掌故，尤所諳熟。」而同為著名掌故學家瞿兌之也作了高度的評價：「他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樣掌故家，就其治掌故學的能力而論，的確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後人的地方不少。第一他富於綜合研究的能力；第二他能博收材料，凡有所見，均能利用；第三他有極忠實的天性，讀書作文不肯一字放過，不肯有一字不妥；第四他有絕強的記憶力；第五他有偵探的眼光，每於人所不經意的地方，一見即能執其間隙。有了這些特長，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掌故家從未到過的境界，也可以說，自有徐君，而後掌故學可以成為一種專門有系統的學術，可以期待今後的發展。」洵為知言！

掌故大家徐一士及其著作　　　　　　　蔡登山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徐一士卻...

掌故大家徐一士及其著作／蔡登山
序
督撫同城
首縣
裁縫與官
靖港之役與《感舊圖》
王錱
朱洪章
崇實與駱秉章
彭玉麟與楊岳斌
張之洞與彭玉麟
榮祿與袁世凱
瞿鴻禨與張百熙
陸徵祥與許景澄
倭仁與總署同文館
黎吉雲
咸豐軍事史料
陳寶琛
庚辰午門案
庚戌炸彈案
岑春煊
林開謩
吳佩孚與郭緒棟
李汝謙
柳敬亭
萬壽祺
邵子湘等書札
李審言文札

掌故大家徐一士及其著作／蔡登山
序
督撫同城
首縣
裁縫與官
靖港之役與《感舊圖》
王錱
朱洪章
崇實與駱秉章
彭玉麟與楊岳斌
張之洞與彭玉麟
榮祿與袁世凱
瞿鴻禨與張百熙
陸徵祥與許景澄
倭仁與總署同文館
黎吉雲
咸豐軍事史料
陳寶琛
庚辰午門案
庚戌炸彈案
岑春煊
林開謩
吳佩孚與郭緒棟
李汝謙
柳敬亭
萬壽祺
邵子湘等書札
李審言文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