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想像中國：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與現代文學的轉折 (電子書)

序言1
 
緒論 3
上篇文學生產27
第一章殖民空間的言說主體28
第二章現代傳媒與“想像的共同體”60
 
下篇話語實踐107
第三章鄉土與旅途 108
第四章創傷記憶與革命敘事151
第五章民族形式•方言文學•
大眾化182
第六章現代詩人的“自我”218
第七章“文藝的新方向”與
“新中國”的誕生256
 
結語 293
附錄香港南來作家傳略 305
參考文獻 329
 
人名索引357
後記363

總序

　　香港，作為中國南部海濱一個重要的海港城市，有着特殊的社會經歷和文化特質。它既是中華文化值得驕傲的部分，又是具有強烈個性的部分。尤其在近現代時期，由於處於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地帶，因而還擁有融匯中西的大時代特徵。回顧和整理香港歷史文化積累的成果，遠遠超出整理一般地域文化歷史的意義。從宏觀的角度看，它在特定的時空範疇展現了中華文化承傳、包容的強大生命力，從而也反映了世界近代文化發展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有系統地收集史料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曾作這樣的論述：

　　大抵史料之為物，往往有單舉一事，覺其無足輕重；及彙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則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比如治庭院者，孤植草花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炫目矣。

　　近三十年來香港歷史文化研究，已有長足的進步，而對香港社會歷史文化的認識，到了一個全面、深入認識、整理和繼續探索的階段，因而《香港文庫》可視為時代呼喚的產物。
　
　　（一）

　　曾經在一段時間內，有些人把香港的歷史發展過程概括為從“小漁村到大都會”，即把香港的歷史過程，僅僅定格在近現代史的範疇。不知為什麼這句話慢慢成了不少人的慣用語，以致影響到人們對香港歷史整體的認識，故確有必要作一些澄清。

　　從目前考古掌握的資料來看，香港地區有人類活動的歷史起碼可以上溯到新石器中期和晚期，是屬於環珠江口的大灣文化系統的一部分。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地理位置從遠古時期開始，就決定了它與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歷史關係。它一方面與鄰近的珠江三角洲人群有着文化互動交流，同時與長江流域一帶的良渚文化有着淵源的關係。到了青銅器時代，中原地區的商殷文化，透過粵東地區的浮濱文化的傳遞，已經來到香港。

　　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香港位於中國東南沿海，處於東亞古代海上走廊的中段，所以它有着深遠的古代人口流動和文化交流的歷史痕跡。古代的這種歷史留痕，正好解釋它為什麼在近現代能迅速崛起所具備的自然因素。天然的優良港口在人類歷史的“大航海時代”被發掘和利用，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它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正是香港必然回歸祖國的天命。

　　香港實際在秦代已正式納入中國版圖。而在秦漢之際所建立的南越國，為後來被稱為“嶺南”的地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香港當時不是區域政治文化中心，還沒有展示它的魅力，但是身處中國南方的發展時期，大區域的環境無疑為它鋪墊了一種潛在的發展力量。我們應該看到，當漢代，廣東的重要對外港口從徐聞、合浦轉到廣州港以後，從廣州出海西行到南印度“黃支”的海路，途經現在香港地區的海域。香港九龍漢墓的發現可以充分證實，香港地區當時已經成為南方人口流動、散播的區域之一了。所以研究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不應該完全忘卻對香港古代史的研究。

　　到了唐宋時期，廣東地區的嶺南文化格局已經形成。中國人口和政治重心的南移、珠江三角洲地區進入“土地生長期”等因素都為香港人口流動的加速帶來新動力。所以從宋、元、明開始，內地遷移來香港地區生活的人口漸次增加，現在部分香港原住民就是這段歷史時期遷來的。香港作為一個地區，應該包括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個部分，所以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香港絕對不能說“只是一條漁村”。

　　我們在回顧香港歷史的時候，常常責難晚清政府無能，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但是即使是那樣，清朝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還是在九龍尖沙咀建立了兩座炮台，後來又以九龍寨城為中心，加強捍衛南九龍一帶的土地。這一切說明清王朝，特別是一些盡忠職守的將領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國家的土地和百姓，而到了今天，我們卻沒有意識到說香港當英國人來到的時候只是“一條漁村” ，這種說法從史實的角度看是片面的，而這種謬誤對年輕一代會造成歸屬感的錯覺，很容易被引申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英國人來了，香港才開始它的歷史，以致完整的歷史演變過程被隱去了部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看，懂得古代香港的歷史是為了懂得自己社會和文化的根，懂得今天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必然。因此，致力於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歷史的研究和整理，是我們《香港文庫》特別重視的一大宗旨。

　　（二）

　　曲折和特別的近現代社會進程賦予這個地區的歷史以豐富內涵，所以香港研究是一個範圍頗為複雜的地域研究。為此，本文庫明確以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為範籌，以歷史文化研究資料、文獻和成果作為文庫的重心。具體來說，它以收集歷史和當代各類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作品和有關文獻資料為己任，目的是為了使社會大眾能全面認識香港文化發展的歷程而建立一個帶知識性、資料性和研究性的文獻平台，充分發揮社會現存有關香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資料和成果的作用，承前啟後，以史為鑒。在為人類的文明積累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為香港社會的向前邁進盡一份力。

　　我們希望《香港文庫》能為讀者提供香港歷史文化發展各個時期、各種層面的狀況和視野，而每一種作品或資料都安排有具體、清晰的資料或內容介紹和分析，以序言的形式出現，表現編者的選編角度和評述，供讀者參考。從整個文庫來看，它將會呈現香港歷史文化發展的宏觀脈絡和線索，而從具體一個作品來看，又是一個個案、專題的資料集合或微觀的觀察和分析，為大眾深入了解香港歷史文化提供線索或背景資料。

　　從歷史的宏觀來看，每一個區域的歷史文化都有時代的差異，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況，歷史的進程有快有慢，有起有伏；從歷史的微觀來看，不同層面的歷史文化的發展和變化會存在不平衡的狀態，不同文化層次存在着互動，這就決定了文庫在選題上有時代和不同層面方面的差異。我們的原則是實事求是，不求不同時代和不同層面上數量的刻板均衡，所以本文庫並非面面俱到，但求重點突出。

　　在結構上，我們把《香港文庫》分為三個系列：

　　1、“香港文庫•新古今香港系列”。這是在原三聯書店（香港）出版有限公司於1988年開始出版的“古今香港系列”基礎上編纂的一套香港社會歷史文化系列。以在香港歷史中產生過一定影響的人、事、物和事件為主，以通俗易懂的敘述方式，配合珍貴的歷史圖片，呈現出香港歷史與文化的各個側面。此系列屬於普及類型作品，但絕不放棄忠於史實、言必有據的嚴謹要求。作品可適當運用註解，但一般不作詳細考證，書後附有參考書目，以供讀者進一步閱讀參考，故與一般掌故性作品以鋪排故事敘述形式為主亦有區別。

　　“香港文庫•新古今香港系列”部分作品來自原“香港古今系列”。凡此類作品，應對原作品作認真的審讀，特別是對所徵引的資料部分，應認真查對、核實，亦可對原作品的內容作必要的增訂或說明，使其更為完整。若需作大量修改者，則應以重新撰寫方式處理。

　　本系列的讀者定位為有高中至大專水平以上的讀者，故要求可讀性與學術性相結合。以文字為主，配有圖片，數量按題材需要而定，一般不超過30幅。每種字數在10到15萬字之間。文中可有少量註解，但不作考證或辯論性的註釋。本系列既非純掌故歷史叢書，又非時論或純學術著作，內容以保留香港地域歷史文化為主旨。歡迎提出新的理論性見解，但不宜佔作品過大篇幅。希望此系列成為一套有保留價值的香港歷史文化叢書，成為廣大青少年讀者和地方史教育的重要參考資料。

　　2、“香港文庫•研究資料叢刊”。這是一套有關香港歷史文化研究的資料叢書，出版目的在於有計劃地保留一批具研究香港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資料。它主要包括歷史文獻、地方文獻（地方誌、譜牒、日記、書信等）、歷史檔案、碑刻、口述歷史、調查報告、歷史地圖及圖像以及具特別參考價值的經典性歷史文化研究作品等。出版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大、中學生與教師，學術研究者、研究機構和圖書館。

　　本叢刊出版強調以原文的語種出版，特別是原始資料之文本；亦可出版中外對照之版本，以方便不同讀者需要。而屬經過整理、分析而撰寫的作品，雖然不是第一手資料，但隨時代過去，那些經過反覆證明甚具資料價值者，亦可列入此類；翻譯作品，亦屬同類。

　　每種作品應有序言或體例說明其資料來源、編纂體例及其研究價值。編纂者可在原著中加註釋、說明或按語，但均不宜太多、太長，所有資料應注明出處。

　　本叢刊對作品版本的要求較高，應以學術研究常規格式為規範。

　　作為一個國際都會，香港在研究資料的整理方面有一定的基礎，但從當代資料學的高要求來說，仍需努力，希望叢刊的出版能在這方面作出貢獻。

　　3、“香港文庫•學術研究專題”。香港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經歷，決定了這部分內容的重要。無論在古代作為中國南部邊陲地帶與鄰近地區的接觸和交往，還是在大航海時代與西方殖民勢力的關係，以至今天實行的“一國兩制”，都有不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人們常用“破解”一詞去形容自然科學方面獲得新知的過程，其實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也是如此。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地區差異和時代變遷，都需要不斷的深入研究和探討，才能比較準確認識它的過去，如何承傳和轉變至今天，又如何發展到明天。而學術研究正是從較深層次去探索社會，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把人們的認識提高到理性的階段。所以，圍繞香港問題的學術研究，就是認識香港的理性表現，它的成果無疑會成為香港文化積累和水平的象徵。

　　由於香港無論在古代和近現代都處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人口的交匯點，東西不同的理論、價值觀和文化之間的碰撞也特別明顯。尤其是在近世以來，世界的交往越來越頻密，軟實力的角力和博弈在這裏無聲地展開，香港不僅在國際經濟上已經顯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上的戰略地位也顯得越來越重要。中國要在國際事務上取得話語權，不僅要有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在文化領域上也應要顯現出相應的水平。從這個方面看，有關香港研究的學術著作出版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香港文庫．學術研究專題”系列是集合有關香港人文社會科學專題著作的重要園地，要求作品在學術方面達到較高的水平，或在資料的運用方面較前人有新的突破，或是在理論方面有新的建樹，作品在體系結構方面應完整。我們重視在學術上的國際交流和對話，認為這是繁榮學術的重要手段，但卻反對無的放矢，生搬硬套，只在形式上抄襲西方著述“新理論”的作品。我們在選題、審稿和出版方面一定嚴格按照學術的規範進行，不趕潮流，不跟風。特別歡迎大專院校的專業人士和個人的研究者“十年磨一劍”式的作品，也歡迎翻譯外文有關香港高學術水平的著作。

　　（三）

　　簡而言之，我們把《香港文庫》的結構劃分為三個系列，是希望把普及、資料和學術的功能結合成一個文化積累的平台，把香港近現代以前、殖民時代和回歸以後的經驗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視角作較全面的探索和思考。我們將以一種開放的態度，以融匯穿越時空和各種文化的氣度，實事求是的精神，踏踏實實做好這件有意義的文化工作。

　　香港在近現代和當代時期與國際交往的歷史使其在文化交流方面亦存在不少值得總結的經驗，這方面實際可視為一種香港當代社會資本，值得開拓和保存。

　　毋庸置疑，《香港文庫》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是匯聚百川的中華文化大河的一條支流。香港的近現代歷史已經有力證明，我們在世界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保留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香港今天的文化成果，說到底與中國文化一直都是香港文化底色的關係甚大。我們堅信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一定如此。
序

　　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具體來說就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一些作家的創作及文學活動。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角度看，這是另一種“租界文學”、“孤島文學”（不僅借用空間，還和租界、島上的文學文化發生聯繫）。從香港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則是較早期的“南來作家”的文學。“香港書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轉折意義，至今沒有得到學界充分重視；但“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史裏的作用、影響，卻已經很受關注甚至已被過分強調。

　　在香港新文學的百年歷史上，至少有四五批“南來作家”。並不是出生在內地的香港文人均是“南來作家”，三蘇、西西、金庸等香港作家也在廣東或江浙出生，從不會被稱為“南來作家”。“南來作家”這個概念，意思是“南來”時已是“作家”。（像劉以鬯那樣雖然在上海也從事新文學活動，但並未怎麼出名，主要成就在香港建立，故也不算“南來作家”。）

　　五十年代以後的“南來作家”，如徐訏、張愛玲、曹聚仁等，雖然也可以在廣義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進程中討論，但他們的“香港書寫”的文學史意義，與侯桂新所討論的三四十年代的“南來作家”截然不同。如果說張愛玲、徐訏等是準備“逃離中國”的悲情文學，茅盾、夏衍等則是準備“解放中國”的革命文學。

　　無論在劉登翰、袁良駿等內地學者撰寫的《香港文學史》、《香港小說史》，還是在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等香港、海外學者編著的香港新文學史料中，三四十年代南來作家的影響都得到很大篇幅的關注和強調——但關注的角度是不同的。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認為，“內地作家的南來，對於香港新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以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宣傳抗日等實績性行為，為香港正在興起的新文學注入了新鮮的思想和藝術養料…… 南來作家以自己積極參與現實鬥爭的憂國憂民的作品，培植並影響了香港本土的青年作家，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提高了香港新文學的水準。”但黃繼持等學者卻認為，“（內地文人）來港後香港作家的主體性反而降低了，甚至幾乎被淹沒了，或者是被‘邊緣化’了。…… 香港的主體性被中國主體性取代了。…… ”

　　侯桂新的研究沒有就這些“南來作家”與本土文學的複雜關係作出太多與前人有爭議的分析判斷，但他在重新整理這種關係和影響的時候，引入了另一個文學史的視野：即“南來作家”怎樣受到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指揮而在香港從事文學活動，怎樣有意識地展開一些在中國其他地區（解放區除外）無法展開的文學運動和文化批判，怎樣運用這些文學批評（包括“方言文學運動”）來影響文學的政治傾向和社會效用。簡而言之，1949 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的種種意識形態策略和技巧，發軔於延安，實驗於香港，後來才推廣於全國—— 這種文學生產體制，幾經演變，至今仍然存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向當代文學的一個演習式的轉折，其文學史意義值得重新評析。

　　正是在這個學術背景上，我很樂意看到侯桂新“越界”（從北大到嶺南）的研究成果並為之寫序。文學史研究，也與族群意識、性別研究或民族主義一樣，糾結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