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逆子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忠臣逆子〉榮獲二○○三年「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小說獎」

〈羅坎村〉在大陸獲「二○○八北京文學排行榜」；「二○○九茅臺杯《人民文學》獎」；「二○一○茅臺杯《小說選刊》獎」

〈老康的哲學〉入圍2010年《江南》首屆郁達夫小說獎

名人推薦：推薦序

天生的小說家 東年

北京豆瓣讀書網說袁勁梅出身大家族，曾祖父是前清戍邊功臣，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父親是著名生物教授。若真，則這背景和〈忠臣逆子〉中的戴家小姐相似...

〈忠臣逆子〉．引子

我的曾爺爺是前清的忠臣。我爸爸說他到死都沒有剪辮子。前清皇帝在江浙給過他一塊大大的封地，因為他打俄毛子有功。他大半輩子都在新疆的中俄邊界上過了，死後，新疆的邊民還給他做了一個衣冠塚。沒想到我爺爺卻在他和俄毛子憨戰不已的時候，暗地裡娶了個大腳的塔基克斯坦女人。把那女人穿上漢裝，乘著黑夜溜回江浙去了。那個女人就是我奶奶。我奶奶一輩子不識漢字，一雙大腳東藏西藏，一直藏到解放。腳是解放了，卻帶上了一個地主的帽子。那時候，我爺爺已經給槍斃，因為他先跟著同盟會造前清的反，後就成了剝削階級國民黨，並且至死也不知罪。我爺爺臨死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上對得起國，下對得起民。惟一對不起的是我那前清忠臣的爹爹。他死後入棺之前，我還硬給他把辮子剪了。忤逆，忤逆。」

我爺爺死了，地主的帽子得有人戴，於是我奶奶就帶上了。我奶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我爸爸就跟她劃清界線了。我爸爸跟我奶奶劃清界線的時候還沒有我。那時我爸爸正在追我媽。我媽是共產黨。我長到半大的時候，我爸爸解釋說：「當年要是不跟你奶奶劃清界線，恐怕就沒有你了。」這話兒我總是記著，一想起來，就覺得好像我和我奶奶勢不兩立。其實，我和我奶奶很親，見到她的時候，她講老故事給我聽，做糖油餅給我吃。真與我勢不兩立的倒是我媽。我媽說：「你們這代人沒救了。你們活著幹什麼呀？連信仰都沒有。看你爸爸，跟剝削家庭劃清界線，兩袖清風，勤勤懇懇地給共產黨教書，爭取了一輩子，什麼民主黨派都不入，還非要入共產黨。這叫信仰！」聽起來讓人覺得，那「信仰」就像我曾爺爺的辮子一樣珍貴。

我爸爸到死沒入成共產黨。死後，他所在轄的黨支部問我和我弟弟，要不要申請追認。因為那個支部的書記倒期貨，把一個N大學生物系的所有科研經費都挪用了，家底兒全部造光，系裡窮得連給我爸爸開追悼會的錢都沒有，於是想用個「追認黨員」來安慰一下家屬。我匆匆地從美國趕回來奔喪，想也沒想就拒絕了。我說：「人都死了，追認管屁用?!」但是，過了很久之後，我反倒後悔得不行，這感覺就像我爺爺後悔在我曾爺爺死後剪了他的辮子一樣。我奶奶有一回評論過這剪辮子的事。她說：「他喜歡那個辮子，他跟那個辮子過了一輩子，你就讓他帶著走嘛。不管那辮子好不好，他這輩子都和那辮子織在一起了。你硬不讓他帶走，那不是忤逆是什麼?!」我爸爸終於死於一個「非黨員」，而我又拒絕了讓他入了黨再火化。這和我爺爺剪我曾爺爺的辮子一樣性質。忤逆。

我兒子還沒等我死，就開始叛逆。他說：「這是美國，你要逼我寫漢字，我就訴你。」他的一個同學的中國老爸爸逼兒子讀書，被兒子打了一頓。老爸爸打電話叫警察，警察一來，卻把老爸爸抓起來關了兩天。理由是虐待兒童。這樣想來，我兒子必定也是個忤逆子孫。在我死後，他不定也會剪了我的「辮子」，按著他的喜好將我葬在什麼洋教會的墓地裡。如果我珍惜我的「辮子」的話，我必得早早在「辮子」上留下「勿剪」的遺囑。於是，我起了一個心，就是想研究為什麼我們家族會有這一段段忠逆演義史，搞清楚我到底想在什麼東西上留下「勿剪」的遺囑……



1.我奶奶不識漢字

Idols of the Cave take their rise in the peculiar constitution, mental or bodily,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so in education, habit and accident.

（洞穴假像基於特定的章法，在個人精神或肉體上長生；也基於教育、習慣和偶然事件生長。）

──培根



我爺爺娶我奶奶，在我們的家族中是聞名的逸事。我爺爺喜歡我奶奶據說是因為我奶奶不識漢字，從沒讀過「香九齡，能溫席」，更不知道《孝經》、《烈女傳》；跟男人親熱，亦不扭捏作態；一雙大腳跳起舞來，直踢踏得男人心蹦亂跳。我爺爺帶著我奶奶回到江浙我曾爺爺置下的大宅院裡。宅院是沿著山崖修建的幾十進青磚瓦房，無數個門樓亭角，枝枝椏椏插在十幾畝終年翠綠的修竹之間，青磚綠竹簇擁著一個高高的大門樓，門樓上有一塊大紅門匾。門匾上的字我奶奶不認得。進了門樓，迎面是一壁青石，青石上刻著的紅字家訓，我奶奶也不認得。後來，我奶奶被漢化了許多，終於記住了如何說那門匾和青石上的字。她告訴我，匾上寫的是「英烈五世，忠傑同堂」。她還告訴我，青石上的家訓是：「洞察天地，唯忠、孝、仁、義、信立於其間。」並解釋說：「匾說的是：忠傑英烈，死的活的五世都擠在一個洞裡。青石上寫的是：從洞裡看天看地，只看到忠、孝、仁、義、信一個個凶神惡煞地站在那裡。」我對我奶奶的解釋很滿意。這樣的解釋足以讓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懂得自己的醜惡家史。那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共產黨員的媽媽和黨外布爾什維克的爸爸通通受這段醜惡家史的牽連坐牢挨整。反正大家都黑到了一塊兒，所以我就時不時地被送到我的地主奶奶那裡。我奶奶講的傳奇家史便傳給我了。

我奶奶說：「要說老家的那些老房子是個洞，這話兒很對。那大宅院左一條曲徑，右一個月門，彎彎繞繞，就跟個山洞一樣。一大家子都擠在裡面。誰也不敢往洞外看。誰都不知道新疆還有個戈壁灘，站在沙漠上看天看地，看到的可不是什麼『忠、孝、仁、義、信』。看到的是一匹鋪天蓋地的黃布，那『黃布』是活的，有生命。那『黃布』起伏翻動，哪是『忠、孝、仁、義、信』能鎮住的？」她歎口氣，繼續說：「可惜呀，你們戴家的人除了你爺爺，誰也不信我的話。」

我奶奶想讓我相信她的話，她像我翻石頭捉蛐蛐一樣，把那大宅院裡的故事翻出來講，向我證明凶神惡煞的『忠、孝、仁、義、信』鎮不住大黃布一樣的生命翻動。

戴家的大宅院裡其實並不真住著忠臣烈士。我曾爺爺長年在邊關打仗，大宅院裡就「同堂」著一些拐彎抹角的親戚。我曾爺爺香火不旺，只有兩個兒子。我爺爺是長子。我叔爺爺小小年紀就被送到日本去學醫，他的品行比我爺爺有過之而無不及。家裡從小給他娶了個眉清目秀的童養媳，留在「五世同堂」的大宅院裡等著他回來，他卻只當沒這回事，自己跟診所裡的一個女護士在上海結了婚，既不去新疆，也不回江浙。中年之後成了名，跑去給汪精衛當了禦醫，根本不管什麼「忠孝節義」，從不回鄉下老家。可憐那個童養媳，自從光屁股的時候見過丈夫一面，就日日等著沒有希望的明天。還有左一雙右一雙七姑姑八爺爺的眼睛盯著她不得失節。

我奶奶的身分比那童養媳要好得多。她回到老家不到兩年就生了三個兒子。我爸爸和我大叔叔是雙胞胎。我爺爺抱著雙胞胎，我奶奶抱著我小叔叔，端坐在大堂上照了一張照片。我爺爺對我奶奶說：「等推翻滿清皇帝，革命成功，我就回來含飴弄子。」然後，就隨著一撥革命黨革清朝皇帝的命去了。那當兒，我曾爺爺正拼了老命為清朝皇帝戍守邊疆。

我爺爺一走，我奶奶就成了大宅院裡的異己分子。七姑姑八爺爺都看她不順眼。又因為她是我曾爺爺的長子正房，誰也奈她不得，只是家政大權從來由不得她插手。我奶奶對家政大權也不感興趣，樂得白日裡清閑，牽著雙胞胎，抱著我小叔叔去聽戲，聽完回來，一句也說不上，第二日還照去。因為她和漢人長得不一樣，出去的次數多了，招人顯眼。七姑姑八爺爺就幾次召開家政大會，討論是繼續由著我奶奶招人顯眼，還是把她圈在家裡當戴家長子正房太太。七姑姑八爺爺們討論再三，即不想讓我奶奶由著夷族的野性去招人現眼，又不想在這大宅院裡添一個正房太太壓在他們頭上。最後決定由與我曾爺爺沾親最多的大姑奶奶和五爺爺出面找我奶奶談話，建議她呆在大宅院裡，擔一點兒家事，這家事就是管轄那個叫豔芸的童養媳。

大姑奶奶說：「戴家的當事人不是在外面打仗，就是在外面讀書，這大宅院就您是正房太太。雜事呢，我們都替您管了，這有關忠、孝、節、義的大事，您可得親自過問。家風、門風敗壞了可不得了呀。我們這些吃在戴家、住在戴家的親戚，如何向老太爺交代呢？」

五爺爺吞吞吐吐地說：「豔芸說來也是個二太太，我們這些親戚也不好說什麼，您就多開導開導她，免得她守不住寂寞。」

我奶奶斷然應下了這差使，第二天果然沒去看戲，跑到豔芸住的天井裡說事去了。此後便日日都去，兩個人有說有笑。有一次，我奶奶還穿了那夷族的長裙，在豔芸的天井裡跳了段夷族舞，大腳踢得天井裡的青磚亂響。那天夜裡，五姑奶奶和七姑奶奶就把豔芸天井裡一樹開得正盛的梨花都打掉了。那豔芸第二天起來，看見滿地潔白的殘朵，就躲進房裡哭了一天。許多年之後，我奶奶才想明白，那梨花是沖著她打的。那時候，她已經懂得了為什麼我爺爺要去革皇帝老子的命。她說：「規矩是皇帝定的，定出這些規矩的皇帝，是該革掉他的命。」

那天傍晚，我奶奶再去看豔芸的時候，豔芸已經把梨花的殘朵兒掃掉了。沒花的梨樹淒慘地立著，不知所措。豔芸和我奶奶坐在沒有花的梨樹下，看我奶奶的三個兒子在天井裡兜圈兒跑。豔芸在天井裡養了幾只小雞，三個男孩兒跟著雞攆。有小風吹過，帶著黛色的山崖味兒，又夾進孩子們奶裡奶氣的笑聲，小天井的淒慘氣才被趕走了許多。豔芸對我奶奶說，她什麼都不想，就想要個孩子。我奶奶走的時候，她讓我奶奶把一個插了雞毛的竹筒放在廚房水缸後面。

後來，我奶奶替豔芸放竹筒的次數越來越多，豔芸的肚子也慢慢大起來。終於有一天，豔芸告訴我奶奶她懷孩子了，但絕不說是誰的。這事本來就瞞不過七姑姑八爺爺的眼睛，很快就有人向新疆和日本報信。只是那時候皇帝已被推翻，我曾爺爺自己在邊疆也不知所措，我叔爺爺又正在追診所裡的女護士，均無暇管後院的雜事。於是，七姑姑八爺爺們便自己動作起來，他們先是逼豔芸交代奸人，後又聲討豔芸破了家訓，定要嚴懲，再後來便是日日吵得雞犬不甯。大宅子裡的每個爺們兒都成了自己娘們兒的懷疑對象。豔芸從不出門，那奸人還不就在這大院裡?!

我奶奶那會兒可是顯了次英雄本色，立在豔芸的天井門口喝道：「皇帝都推翻了，家訓還不能改嗎?!」

一聽說要改家訓，那一宅子老小一個個戰戰兢兢，就如同天要塌下來一般。我奶奶說：「你們怕什麼？我在新疆的老家，從沒聽過這些家訓，那馬奶子葡萄還不照樣結，哈密瓜還不照樣長。你們在這一洞小天地裡看這家訓如何地好，我看那沒家訓也沒啥不好。你們哪個女人沒生過孩子？就這麼容不得戴家再添一個孩子？」

豔芸的孩子終是生下來了，只是沒人承認是戴家的，還沒斷奶，就硬讓豔芸的妹妹抱回去養了。等那孩子長到兩三歲，豔芸的妹妹便也時常把他抱來，夾在我奶奶的三個兒子中，在豔芸的小天井裡攆雞了。下人們也就糊裡糊塗地跟著叫他「小四爹」。這是豔芸春風滿面的時候。

「小四爹」長到五歲，豔芸和我奶奶一起抱著「小四爹」到五爺爺那裡求學。五爺爺是大宅院裡的私塾先生。豔芸和我奶奶去求五爺爺的時候，五爺爺正坐在一個高腳凳上，就著廚房的大油鍋，炸玫瑰花瓣吃。他把紅豔豔的玫瑰花瓣在黃璨璨的玉米糊裡滾一遭，丟進油鍋，炸得黃裡透紅，再丟進白糖裡一滾，一個人吃得有滋有味。我爸爸、我大叔叔、我小叔叔等一群小孩兒，就饞巴巴地圍成一圈兒，看著他吃。他一片也不分給小孩子們，倒是指揮小孩子們給他拿碟子、端水，還說：「先生在，弟子服其勞；有肉，先生嚐。」

五爺爺聽了豔芸和我奶奶的請求，面有難色，但還是勉強同意讓「小四爹」上了學。看見「小四爹」吸著胖乎乎的手指，對著玫瑰花瓣流口水，五爺爺居然還撚了一片帶糖霜的炸玫瑰花瓣塞到「小四爹」嘴裡。

自從「小四爹」進了私塾，五爺爺家就吵翻了天。五姑奶奶先是砸了五爺爺的鼻煙壺，後又扯了五爺爺的字畫。她罵五爺爺竟敢收奸人之種來讀聖賢書，又搬來一群老小親戚，指怪五爺爺怎能讓野種和忠傑之後同堂就讀。

這事正鬧得不可開交，七姑奶奶又在廚房的水缸後面發現了豔芸插著雞毛的傳情竹筒。那竹筒被帶到大庭廣眾之下，裡面的情書亦當眾讀了。這一讀，非同小可。豔芸又懷上了「小五爹」。

（待續）

〈忠臣逆子〉．引子

我的曾爺爺是前清的忠臣。我爸爸說他到死都沒有剪辮子。前清皇帝在江浙給過他一塊大大的封地，因為他打俄毛子有功。他大半輩子都在新疆的中俄邊界上過了，死後，新疆的邊民還給他做了一個衣冠塚。沒想到我爺爺卻在他和俄毛子憨戰不已的時候，暗地裡娶了個大腳的塔基克斯坦女人。把那女人穿上漢裝，乘著黑夜溜回江浙去了。那個女人就是我奶奶。我奶奶一輩子不識漢字，一雙大腳東藏西藏，一直藏到解放。腳是解放了，卻帶上了一個地主的帽子。那時候，我爺爺已經給槍斃，因為他先跟著同盟會造前清的反，後就成了剝削階級...

自序

本來我並不能肯定我可以寫小說。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告訴我：你可以！這個「可以」，在我眼前打開了一扇門，門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無比興奮地走進去。一路都感到《聯合文學》的文學前輩們對「新人」的扶持和指導。這種長久的扶持與指導，在多年之後，讓我認識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意義不僅是對「新人」說一聲：來吧，你可以走進文學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從地裡長出來的橡樹芽兒澆灌成橡樹。我就是那個非常運氣的橡樹芽兒。

　　在這幾年裡，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委東年老師指導我幹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國文化，從最基礎的美國小鎮研究起。一次又一次我覺得沒啥可研究的了，東年老師又給我指出一個新的方向。一走進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訪了一百多個小鎮之後，我覺得，我對西方文明可以說話了。

　　故事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我選擇了寫中國；中國事，中國人，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國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參照系，看中國文化，如同一條跳出池塘的魚，回頭一看，自己待慣了的池塘原來只是幾個池塘中的一個，並不是唯一的一個。那裡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這本書裡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寫出來。中國古話叫：知己知彼。沒有東年老師叫我做的，細緻的「知彼」工作，我寫不出好的「知己」小說。

　我的二○○三年得獎中篇〈忠臣逆子〉開了一個頭。下面的幾個故事都是從這裡開始，以東西文化比較的手法寫下去的。〈忠臣逆子〉從一個家族——戴家——的變遷史，看中國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從曾爺爺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國門，後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為自己走的是條新路，卻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果子。用暴力奪來的權力，只能用暴力來維持。把悲劇用喜劇的語言講出來，是戴家大小姐對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當然有純人性，但把一個家族放到中國歷史中去了，寫作就自然從「純人性」轉成了寫「中國人性」。人，可以是社會人，社會人依然是人，這是我想寫的人性。從這個中篇開始，故事的枝椏就向各個方向長出來。戴家人在中國的歷史中活著，走到哪也擺不脫一條長長的影子，這個影子叫「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故事，中國的現代，都是這個文化的海洋裡翻起的波瀾。若在寫「人性」的小說裡，不能畫出幾張文化臉，其實，就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文化不是抹在臉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東西。講吃喝是人性，可講到劃拳和行酒令就是文化了；講上床是人性，可講到在喊床的時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講愛情是人性，可講到「東邊日出西邊雨」就是文化了。

　　這樣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國人走進了現代化，也還在這個文化裡折騰。於是，就有了〈羅坎村〉。故事從「歷史人」轉到了「當代人」。當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兒時生活過的羅坎村。羅坎村是一個很小的村子，也是一個大社會。這樣的村子很普通，隨便一指，前方那個就是。羅坎村的根牢牢地長在中國的土地上。走進羅坎，一定能看到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人性」的問題是一個「家文化」的問題。中國歷來有災有難，卻依然成了一個人丁興旺的國家，對家庭關係的規範和熱愛，是流在羅坎人血液裡的道德密碼。而這密碼裡的每一個符號都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我們是農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裡住了三千年。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觀，親緣關係是我們的社會秩序。我們認命，認官，認親朋好友。正義不正義不是我們關心的，我們關心人系關係。是非對錯，靠包青天裁決，「公眾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間，在短短的三十年裡，中國人不想當農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貿中心，有了市場，出了國，選擇了工業化，成了自由勞動力。可是在這些新地方，我們還是只會靠人際關係來維持社會秩序，結果，這就像咱們爺爺輩腦袋後面拖得那條封建主義小辮子，又難看，又可笑，又氣人，還滋生腐敗。這就是我挖掘出的現代中國人的人性。中國人走到哪也沒走出羅坎這個圈子。（〈羅坎村〉在大陸獲「二○○八北京文學排行榜」；「二○○九茅臺杯《人民文學》獎」；「二○一○茅臺杯《小說選刊》獎」）

　　每一種文化其實都是有一些陋習的，只不過文化這種東西像空氣，像水，在一個文化框架裡生活時間長了，有些陋習就成了習慣，雖然我們並不喜歡，可也就這麼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種文化作鏡子，也許就可以看清楚我們陋習的可笑。這樣就有了〈九九歸原〉。放蕩不羈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國，在一個談「形而上」的中國精英人士的圈子裡，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念作鏡子，肆意調侃我們的民族劣根性。圈子裡一群從中國文化裡走出來的男男女女，都是聰明人，他們出了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和西方社會接軌。他們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樹上結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愛情。可在他們的小圈子裡，好果子剛拿到嘴邊就變了味。那不是因為他們不愛這些果子，而是因為他們腳下那塊有幾千年深的農耕文化土壤，沒有讓這些果子健康成長的地方。在很短的時間裡學會穿西裝，喝香檳酒不難，但文明遠不止這些。文明起碼要有一套健康的價值觀。戴家大小姐說：我們是一群農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們急急忙忙向現代化趕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們就算開進了美國，折騰來折騰去，到臨了依然還是只會按著農民社會的價值觀行事。我們的文化基因上帶著病。（〈九九歸原〉登上「二○○六年北京文學排行榜」。）

　　這病在哪兒呢？從五四開始，中國人就想要「德先生」進門。但是民主是有代價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兒，看見西方的好東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這個大蘋果該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來會有哪些衝突？先看一個試驗。〈老康的哲學〉寫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式教育下長在的兒子戴小觀的衝突。老康正合中國男人的模式：滿身活氣，卻不求真理只認等級；熱情洋溢，卻不願守法律，喜歡變化無常；雖留洋在外，卻時刻不忘吃五花肉。形像不是阿Q，卻有一些叫「阿Q」的祖輩。撒謊，好新，傳統，沒有野心，嚮往好日子。老康是個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這樣的「老康」多多多。傳統的中國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沒有中國文化的土地上，孤軍奮戰。身上無處不散發著中國特色。這時候，這個中國人就不再是一個「老康」了，而成了一系列我們不自覺地固守著的中國傳統價值觀，成了「中國哲學」，體現著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許多信條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衝突。民主，在五四之後，以「德先生」的名字到過中國。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樣？為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卻沒有自己生出個「德先生」來？從外面請一個來，是借來的，是客人。我們中國人好客，但光好客還不行。借來的機制是衣服，不是實質。借來的機制只能以「借來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實質不變，玩民主也會選出土匪頭子來。選舉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還不是民主本身。老農民都會用豆子計票，選舉出村長、保甲長來呢。選出來還不是照樣橫行一方，太上皇一樣。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樣過，我們不知道。﹁德先生」進了中國，在中國也坐不住。我們的文化裡沒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衝突的是我們幾千年的等級制。（〈老康的哲學〉由《小說選刊》二○一○年一月刊重點推薦，並組織專家討論。二○一○年郁達夫小說獎入選待定）

　　不是我們不想好，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目標沒有一個正中靶心。路走了一圈，「明天有多遠」？陰錯陽差，戴家大小姐的兒子，在美國長大，倒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對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態度，饒有興趣地和母親一起追溯歷史，又走進現代中國。兒子，用美國式的寬容，理解上輩人。母親卻繼續批評前輩的革命。並且，在二十年後，中國經濟發達了，深諳中國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對社會的批判轉向了自己這一代「實業派」。現代中國是這代人努力的結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後人又接著犯。前人費盡力氣要掃蕩的東西，風一吹，全回來了。思維模式不變，等級制不變，家族關係不變，官場遊戲不變，換所有制、建高樓大廈，都不管用。說一句不中聽的大實話：「中國反封建的道路還沒走完」。中國與世界先進價值的差距在：還沒有活出「人」來。不是生物意義上的「人」，是「理性的人」，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明天有多遠〉首次發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個家族的故事，從祖爺爺講到祖孫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個民族的故事。一個古老的民族，不惜代價尋找出路的故事。對也好，錯也好，重要的是他們在尋找。

　　最後，我衷心感謝《聯合文學》將這五個中篇系列結輯出版。它們既是一個系列，又是五個獨立的故事。如果讀者喜歡，那就是我對「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臺灣的文學前輩和臺灣讀者的彙報和致謝。

二○一○年五月三日

自序

本來我並不能肯定我可以寫小說。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告訴我：你可以！這個「可以」，在我眼前打開了一扇門，門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無比興奮地走進去。一路都感到《聯合文學》的文學前輩們對「新人」的扶持和指導。這種長久的扶持與指導，在多年之後，讓我認識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意義不僅是對「新人」說一聲：來吧，你可以走進文學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從地裡長出來的橡樹芽兒澆灌成橡樹。我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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