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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位於東亞、太平洋西北側的島嶼，地處琉球群島與菲律賓群島之間，西隔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周圍海域從3點鐘方向以順時鐘排序分別為太平洋、巴士海峽、南海、臺灣海峽、東海所環繞，為東亞島弧中一島。面積約3.6萬平方公里，為世界第38大島嶼，其中七成為山地與丘陵，平原則主要集中於西部沿海，地形海拔變化大。因北回歸線貫穿，氣候介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帶之間，北回歸線以北為副熱帶季風氣候、以南為熱帶季風氣候，自然景觀與生態系資源相當豐富而多元。人口約2千3百萬人，超過七成集中於西部的五大都會區，其中以行政中心臺北為核心的臺北都會區最大，總人口達700萬。族群構成以漢族、原住民族為兩大民族：原住民族由多個屬於南島民族的部族組成，漢族則依民系及移民年代的不同而分為閩南、客家與外省族群，其中閩南為臺灣最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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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懷念的樂章 吳樹民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認真說來，盡是辛酸史，從228事件以降，本土報業發展路途就崎嶇至極，而本土報人之遭遇，也特別坎坷，早年的報人不是失蹤、被捕，就是遭統治者殺害，後期的報人則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遭受政治與市場的擠壓，難以施展其抱負，這五十多年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名為「台灣」，實則不見台灣，即使台灣總統民選之後，仍未見改善，由於資本主義的傾軋，媒體生態改變，資本與市場決定了媒體的存活，台灣報業經營又面對了另一種生存危機，面對新興電子媒體和港資報業的衝擊，當前台灣報業景氣猶如寒冬。
在這樣的報業發展危機之下，呂東熹君以《自立晚報》報史作為縱經，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變遷作為橫緯，全面爬梳戰後台灣報業發展的這本著作，就具有重大的意義。意義之一，是透過在威權統治中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報史的觀察，提供給讀者縝密而深入的景深，得以了解《自立晚報》如何在政治機器全面掌控媒體的年代，以其經營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堅持，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後人懷念的樂章；意義之二，是在《自立晚報》的經營歷史探照下，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意義之三，是本書寫出了延續自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以降台灣報人為台灣說話、發聲，最後卻仆倒在台灣冷漠社會之前的悲哀。
呂東熹君是資深媒體工作者，我與他在《自立晚報》共事多年，並且因為《自立晚報》後期經營困頓，不斷易手經營，而有前後兩次共事經驗，因此對他了解甚深。作為一位來自台灣土地的媒體人，呂君具有濃厚的台灣草根特質，樸素、剛直、正義感強烈，並且認真、堅持，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表現傑出，採訪新聞不為勢劫、不為利誘，深獲同仁與長官肯定；而他對於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對於記者作為公共領域守護者的堅持，以及他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心，都具體表現在他過去的採訪經歷之中，也表現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之中。
我至今仍然相當珍惜《自立晚報》的工作經驗，從先父三連先生手中接任發行人之職之後，《自立晚報》的不黨不私，獨立經營精神，就是報系全體上下的共識，《自立晚報》的全體同仁雖然因為這樣的堅持，在台灣社會解嚴之後，不敵資本主義市場的冷峻，但畢竟無愧於作為台灣報業砥柱的自我期許。我相信在正常民主自由國家，《自立晚報》的貢獻與歷史定位必定更大。讀呂東熹君為《自立晚報》寫下的歷史，雖然不無感慨，但在為台灣發聲的媒體工作過程中，我相信呂君也應該與我一樣，因為我們曾經如此堅持、如此相信、如此熱情地看待我們的工作，即使最後失敗，也已經無所遺憾。是為序。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發行人，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序二
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吳豐山
呂東熹先生是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候表現優秀的老同事，他後來考進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寫台灣民營報業辛酸史，並且特別聚焦在《自立晚報》上。為了寫這本論文，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在出版這專書的時候，呂先生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也樂予應命。
為什麼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這是因為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其中二十四年擔任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和發行人。
為什麼我樂予應命寫序？這是因為呂先生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自立晚報》並不是吳三連先生創辦的。在吳先生接手以前，它已經換了好幾個老闆。吳先生接手《自立晚報》，一開始純粹只是因為在報禁的時空下，不能辦新報，只好接手財務飄搖的舊報。吳先生接手後的前期，《自立晚報》只聊備一格，到了後期由於各種條件有了變化，才開始扮演突出的角色。
什麼樣的條件變化？
第一個是，由於台灣教育普及，民國36年228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世代，新的知識份子又上來了。
第二個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有成績，人民於溫飽之餘，開始要求參與政治。
第三個變化是，台灣本土社會開始重新評量新聞事業的價值，一些有為的本土青年加入了新聞工作行列，本土關懷成為一種必然。
本人原來無意於新聞事業，加入《自立晚報》只是參加選舉前的一個短暫過渡，後來在吳三連先生的感召下，才與《自立晚報》相依為命。
我聽說，某些「大報」老闆在民國60年到76年報禁開放的十餘年間，常常對朋友說：「印報紙像印鈔票一樣。」衡之實際，絕非誇口。不過，《自立晚報》即使在那個年代，也只過苦哈哈的日子。即使在《自立晚報》的晚報市場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年月，很多企業家仍顧忌《自立晚報》對當權者不馴順，不情願把商業廣告刊登到《自立晚報》上。
這樣的一份報紙，卻在百般艱苦的情況下，長期扮演社會良知和國家靈魂的吃重角色，直到油盡燈枯。不過，弔詭的是，它培養出來的眾多幹才，如今卻已紛紛成為台灣傳播界的舵手。
我有理由相信，呂先生這本論文只是《自立晚報》的故事之一，將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文字出現；因為《自立晚報》所代表的畢竟是一種典範、一種情操，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2009.12.24.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社長、前公共電視董事長，現任監察委員）
序三
一頁台灣政媒關係史 倪炎元
在台灣本土報業發展史的文獻中，「《自立》報系」的興衰應該最具歷史顯著性的意義，但在歷史書寫上，卻一直缺乏系統性的整理與論述。《自立晚報》創生於國府遷台前，走過了漫長的戒嚴與報禁歲月，參與了所有民主轉型的重要議程，也留下了所有台灣當代歷史關鍵時刻的現場記錄，更造就了無數跨政、媒與藝文界的優秀人才。它曾經在台灣當代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關鍵的角色，卻在世紀交替之際，倉促落幕甚至完全走入歷史，速度快到史學家還來不及去為它定位，甚至還來不及搶救已經流失殆盡的史料。如今，呂東熹這本著作的出版，至少舒緩了不少這其間的遺憾。
要知道，台灣報業史如果沒有《自立晚報》的存在，整個戒嚴年代將被《中央日報》與兩大報的論述所壟斷。在那個黨國與警總凌駕一切的時代，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不僅為本土菁英守住了最後一塊基地，更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這一點過往的《自立晚報》已經留下了充分的記錄。如今展讀那些泛黃的舊報紙，任誰只要是經歷過戒嚴的世代，大概都會識讀出當年那群報人如何在不觸怒當權的前提下，儘可能委婉地傳達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而吳三連本人更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諸多關鍵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這些事例在過往的史料上其實一直不甚清晰，一直到最近若干口述歷史與回憶錄陸續出土，才得以還原全貌。而呂東熹一直都在這段史料的還原過程中耕耘，他的動作也很快，立即就掌握並消化了這些史料，並融入在他的分析論述中，而這部分論述的還原，對我們重新理解戒嚴時期的報業集團與政治的糾葛關係，相當重要。
當然，呂東熹的寫作旨趣，並不全在梳理《自立晚報》的興盛與衰亡，他有意地將吳三連與《自立晚報》的角色，納入兩組動態的分析架構中，一條是威權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派系互動的架構，另一條則是威權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互動的架構。過往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論述中，大多將焦點集中在選舉結盟或是區域經濟分贓的層面，很少有論者將注意力放在報紙這個領域。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掌控力最強的年代，文化霸權的拉扯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往昔的論述過度偏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幾份刊物，相對忽略了同時期《自立晚報》的角色，而呂東熹在他的論述中則適時補上了這個空白，特別是他處理當年的台南幫曾怎麼與國民黨共同治理《自立晚報》的部分，讓人們對那個年代複雜糾纏的政媒關係，有更深切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當代史家梳理1970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史中，通常也會將關注焦點過度集中在彼時百家爭鳴的黨外雜誌，相對地也忽略了同時期吳三連與《自立晚報》在幕後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在這裡，呂東熹的論述也同樣補上了這塊空白，說直接一點，呂東熹所書寫的「《自立》報系」史，偏重的其實是一頁台灣政媒的關係史，並不全然是單純的報業史。
除了梳理複雜的政媒關係外，我個人認為呂東熹這部著作中，另一項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呂東熹記錄下來了。記得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報禁之際，《自立晚報》立即順勢創辦《自立早報》，儼然有以報業集團之聲勢逐鹿中原的氣概，在那個本土意識開始飛揚的年代，「《自立》報團」原本就有資格當仁不讓，順勢而起的。然而在創辦人吳三連於1990年代初逝世後，彷彿就標誌著「《自立》報系」興盛年代已然結束，就在台灣媒體開始熱炒政治新聞的那十年，「《自立》報系」卻耐人尋味地在營運與影響力上一路走下坡，這中間經營權數度易手，從統一集團的高清愿、三重幫宏福集團的陳政忠、象山集團江道生、國民黨籍中和地方政客張慶忠，到最後的民進黨籍地方政客王世堅等，都沒能有效挽回《自立》的頹勢。而這期間，「《自立》報系」內部的編輯部與工會組織，也不斷為編採自主及員工工作權與高層奮戰。但最終還是挽回不了關門收攤的命運。而呂東熹本人幾乎是全程經歷並參與了這個過程，許多關鍵的時刻他本人就在現場，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他也都有留存，他如果不將之書寫出來，再遲個幾年，當大家記憶逐漸淡薄，恐怕再想搶救也來不及了。沒錯，這將近十年滄桑歷程，回顧起來是令人不勝唏噓，但終究還是一頁重要且珍貴的歷史記錄，不是嗎？
這本著作的初始形式，原是碩士論文，呂東熹一開始找我談他的研究計劃時，是想要處理台灣地方派系與本土報業間的關係，這的確是個既有企圖又挺誘人的好題目，但卻是個博士規模才能撐起的論文，我擔心他在忙碌上班之餘，根本寫不出來，所以只叫他先處理「《自立》報系」一家，事後證明光處理《自立晚報》一家，就已經讓他寫了十幾萬字。只不過很可惜的是，這本書的出版，最起碼晚了七、八年，早在東熹通過論文口試後，我就叮囑他要趕快出版，但或許是他實在太忙碌了，出版時程一再拖延。在我幾乎要忘記還有這樁事之際，突然接到他捎來要出版的訊息，不諱言地說，我真的很高興，不只是替東熹高興，也是為報業史又多一份重要的論述而高興。
我願意向所有關心台灣媒體過去與未來的朋友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忠實記錄並書寫了一個時代與一個世代，同時也為我們保存了一段記憶，一段你我活在當下台灣都不該輕易抹去的記憶。 2010.03.04 於台北
（本文作者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銘傳大學兼任教授）
序四
從報業歷史思索報業未來 羅世宏
本書縱橫戰後台灣報業史，輔以政經人文的豐富史料，讀後發人省思，獲益良多。
貫穿全書的四大主軸為黨國體制影響下的本土報業、言論管制時期的報業發展、反威權時期的報業發展，以及政商勢力強力介入期。作者以冷靜筆觸，輔以翔實的政治經濟、人文歷史記錄和佐證資料，帶領讀者穿越戰後六十年的歷史時空，重新回到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現場，見證台灣戰後歷數十年未嘗中斷的傳媒控制，並對照民間微弱但不絕如縷地對於新聞自由的渴望與抗爭。
戰後六十年來的台灣報業，雖然追求民主的本土報人與作家不斷在傳媒市場上被威權黨國打壓，終至噤聲、失語，但爭取表達自由與人民渴望發聲的麥子不死，在歷史給予機會時仍能伺機而起。本書讓我們充分領略黨國威權對於人民表達權利為害之烈，對人民思想禁錮之嚴，台灣民主化道路之艱辛，以及傳媒自由民主之彌足珍貴。
歷史開了國人一個玩笑。就在黨國威權逐漸弱化，長期傳媒控制日趨鬆動之際，財團商業勢力趁勢取而代之，對媒體扣上了另一道難以掙脫的枷鎖，對台灣報業的民主化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例如「《自立》報系」在威權時代昂然而立，報禁解除與政治民主化之後反而在財團操控與算計之下，先是影響力大不如前，最後則是走入歷史。
本書非常具有可讀性，作者是資深、深具理想抱負的傳媒工作者，除了取材嚴謹之外，更具有體察歷史脈絡的敏感度，是撰作本土報業史的不二人選。
撫今追昔，感傷歷史，我們除了從中吸取教訓之外，也應從中獲得再出發的動力。報業之於民主政治，重要性無與倫比，絕非電視或網路新媒體能夠完全取代。報業的明天可慮，但政府及國人至今尚未嚴肅思考如何健全報業環境、並擘劃必要與合理的報業政策，對照法國、美國等許多國家方興未艾的關於「挽救報業」（saving the press）的政策行動與討論，台灣也應開展相關的思考與討論。
思考報業未來，不能對報業歷史無知，本書是當前傳媒政策制訂者、學者與傳媒工作者應該閱讀的一本書，值得熱烈推薦。
（本文作者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