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蘇軾文選（二版）

導讀
蘇軾（西元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年），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他集詩人、畫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於一身，被譽為天下奇才。《宋史》本傳稱其：「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此非虛美之辭，而是對他一生道德文章恰如其分的評騭。
在文學創作上，蘇軾是詩、詞、文全才型作家。其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皆為北宋詩詞之翹楚；其文與歐陽脩並稱「歐蘇」，代表了宋代散文最高成就。蘇軾的散文以文氣磅礴、立意高遠、自然率真、情理交融、戛戛獨造、眾體皆擅而比他的詩詞享有更高的聲譽。
蘇軾一生經歷曲折，迭宕起伏，頗具傳奇色彩，而他的散文是他心路歷程的忠實記錄，因此研讀他的散文，「知人論世」尤其必要。本文就其生平、人生哲學、文學主張、蘇文藝術特點略作介紹，希望對讀者有所幫助。
一、蘇軾的生平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元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蘇軾出生在風光秀麗的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他的家庭是個典型的書香門第，祖父蘇序是聞名遐邇的詩人，父親蘇洵更是古文名家，後來他的弟弟蘇轍在文壇上也很出名。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人稱「三蘇」，他們都躋身於唐宋八大家。一個家庭同時產生三位彪炳千秋的文學大師，這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可以說，蘇軾一出世，他的父母就已經為他規劃好了人生道路，那就是做官。父母對他的早期教育，圍繞著這個既定的目標，可謂嘔心瀝血。蘇軾七八歲時就入小學讀書。課餘，父親對他讀書作文悉心指導。母親程氏出身官宦人家，是個知書達禮的女性，曾講述《後漢書‧范滂傳》等名人傳記，勉勵幼年的兒子效法古代志士，砥礪名節，因此蘇軾少年便「奮厲有當世志」。經過十餘年的刻苦磨礪，當蘇軾在二十一歲第一次跨出家門赴京趕考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積澱。
宋代處在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的轉捩點，人們思想觀念發生很大的變化，儒學不再一統天下，意識形態呈現多元化的特點。蘇軾讀書興趣非常廣泛，蘇轍說他「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當然，孔孟等儒家經典自不必待言，他對《戰國策》也有很濃的興趣。蘇軾認為儒佛道三者並不矛盾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他說莊子對孔學而言是「陽擠而陰助之」，因此「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祠堂記〉）。他又說「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他善於會通，以儒學為主體，以道、佛為副翼的蘇軾哲學思想基本架構在此時已經基本確立。
嘉祐元年（西元一〇五六年），蘇軾與蘇轍隨父赴京參加禮部秋試並中舉，次年又以一篇〈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炮打響，大獲主考官歐陽脩的賞識，被判為第二名（實為第一名），並榮登進士第。〈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以西漢文詞為宗師」，僅六百餘字，闡發了蘇軾以仁治國的思想，議論深刻而有見地，文風樸實，「有孟軻之風」。歐陽脩當時正在大力宣導古文革新運動，他在蘇軾身上看到了希望，所以格外欣喜，曾對人說：「讀軾書（按，指〈謝歐陽內翰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歐陽脩〈與梅聖俞〉）此時蘇軾才二十二歲，少年得志，使他信心大增。從此，他躊躇滿志，一發不可收拾，準備幹出一番事業。嘉祐五年（西元一〇六〇年）蘇軾服母喪期滿，重返京城，次年參加直言極諫科考試。在考試前後，他一氣呵成，寫了〈進策〉、〈進論〉各二十五篇，系統地闡述自己富有創見的政治思想和治國主張，「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國家社會「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策略一〉）。神宗皇帝對這位初出茅廬敢於直言的才俊也十分賞識。熙寧二年（西元一〇六九年），蘇軾奏〈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擬變科舉興學校，引起神宗的重視，立即於便殿召見，並殷切囑咐：「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諫買浙燈狀〉）蘇軾得到神宗如此信任厚愛，在朝野引起不小震動。然而，「福兮禍所伏」，蘇軾出眾的才情及嶄露頭角的聲名，也為其一生跌宕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禍根。
在四十四歲之前，蘇軾的仕途雖然也有曲折，但總的來說還比較順利。在京師，他曾在三十歲判登聞鼓院、直史館，三十四歲判官告院，三十六歲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這期間他還先後多次出京外任，二十六歲出任鳳翔府（今陝西鳳翔）節度判官、三十七歲通判杭州（今屬浙江）、四十歲知密州（今山東諸城）、四十二歲知徐州（今屬江蘇）、四十四歲知湖州（今屬浙江）。在外任期間，蘇軾滿懷經世濟民的豪情，想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勤政愛民，帶領軍民滅蝗救災，抗洪築堤，整治水利，為百姓做了許多實事，充分顯示出他的政治才幹，深得百姓擁戴。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蘇軾初登仕途便面臨這場風潮，這一政治漩渦，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變法主要解決財政入不敷出、武備廢弛兩大頑症，其根本目的是試圖扭轉宋王朝「積貧積弱」、面臨崩潰的頹勢。蘇軾雖然也看到了這些弊端，也主張改革，但極力反對王安石急於求成的激進舉措，「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於是引起身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相）的王安石強烈不滿，蘇軾遭到了排擠和打擊。變法與反變法本來只是政見不同的矛盾，後來就逐步演變為朝廷內部兩個不同利益的官僚集團之間水火不相容的黨同伐異鬥爭，「變法」和「反變法」成了政敵攻訐對方的政治武器。
元豐二年（西元一〇七九年）四月，蘇軾到湖州任知州。湖州是著名的江南魚米之鄉，正當蘇軾沉浸在履新的喜悅中，徜徉於湖州秀麗湖光山色的時候，一場災難正在悄悄向他襲來。蘇軾到任以後，隨即按慣例進〈湖州謝上表〉。其中「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四句話，刺痛了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支持新法的「新進勇銳之人」，於是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舒亶等四人，在朝廷聯名彈劾蘇軾，指責表中「有譏切時事之言」，並稱「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凌謾罵而無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他們還誇大其詞，指控在詩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冊》（今已失傳）中有大量詆毀新法、怨望皇上的詩作。他們咬牙切齒地說，蘇軾犯了彌天大罪，「萬死不足以謝聖時」。是年七月，蘇軾被捕，押解回京，投入御史臺監獄審理。御史臺是宋代審理群臣大案的國家監察機關，因其廣植柏樹，烏鴉群集，又稱「烏臺」或「柏臺」。因此，這樁北宋著名的文字獄習慣上稱為「烏臺詩案」。當然，何大正等人的指控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蘇軾確實也寫了一些譏刺新法時政的詩作，如〈山村五絕〉等，但是多數詩歌並非譏刺新法，而是真實反映了百姓的疾苦。何大正等人打著維護「變法」和「新政」的旗號，骨子裡是對蘇軾出眾才華和孤傲耿直品性的嫉恨。他們擔心蘇軾一旦掌權就會威脅他們的地位，所以處心積慮，必欲置其於死地，以除心頭之患。後來因為查不出多少確鑿的罪證，加之神宗的干預，蘇軾被囚禁一百三十天後，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審判決，被貶黃州。從此，蘇軾在那裡度過了長達四年的貶居生活。
「烏臺詩案」無疑使蘇軾折戟沉沙，蒙受巨大打擊。仕途如日中天的他，幾乎一夜之間從「二千石」淪為「罪廢」的「逐臣」。「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東坡八首〉）衣食無憂的官宦生活已經不再，他必須面對「廩入既絕」（〈答秦太虛書〉）「向人乞米」（〈蜜酒歌〉）的窘迫。他如一葉「出沒風浪裡」的「孤舟」，嘗到了「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饑寒宜死矣」（〈送沈逵赴廣南〉）世態炎涼的滋味。如此巨大的地位、生活和心理落差，足以將一個人摧垮。但蘇軾靠了佛、道兩大精神武器在煉獄中獲得了心靈的解脫和淨化。初到黃州，蘇軾「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與程彝中〉），後又在安國寺默修禪定功夫，「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不分寒暑，堅持五年，終於達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淨，染汙自落」（〈黃州安國寺記〉）的境界。對道家的養生之術，他同樣有興趣，黃州天慶觀也是他常去修煉的地方。他還請得黃州東門外廢棄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並襲白居易故事，名其地曰「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蘇軾傾心佛道，固然有其消極的一面，但他並不沉迷其中。他比較理性，把佛道主要作為抗衡厄運、化解憂悶、求得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在逆境中借助佛老思想保全自己，實際上是以一種特殊的迂迴方式來固守自己的節操。暫時的出世，目的是為了入世，這是另一種頑強與執著。因此，我們在蘇軾身上看不到頹廢萎靡，相反，越是打擊挫折，越是樂觀曠達，越是能激發出永不衰竭的創作動力。
蘇軾感言「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次韻仲殊雪中西湖〉）。「烏臺詩案」文字獄和貶謫黃州對蘇軾來說固然是不幸，但正是由於挫折和苦難，促使他對人生進行深刻反思，同時也拉近了與「田父野老」的距離，使他能進一步體察到民生的疾苦。對蘇軾來說，文學創作也是他在煉獄中抒發憤懣、排遣內心痛苦、撫慰受傷心靈、闡發人生體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他把他的心靈、秉性、情感、智悟，皆融鑄於詩文之中。當時，他脫離了官場，「無案牘之勞形」，也有了潛心文學創作的時間保障。在此背景下，蘇軾迎來了文學創作的第一次輝煌。蘇軾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已由早期的政論、史論，轉向文賦、隨筆、小傳、題跋、書簡等寫作，這些作品更富有文學性，更耐人咀嚼。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方山子傳〉、〈記承天夜游〉等許多傳誦千古、膾炙人口的華章，就是黃州時期的代表作。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對蘇軾貶居黃州時期的創作作了言簡意賅的總結：「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也。」
在封建社會，改朝換代往往會牽涉到群臣的命運，這就是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元豐八年（西元一〇八五年）三月，神宗病逝，因繼位的哲宗年僅十歲，便由高太后聽政。高太后對王安石變法向來不滿，執政後馬上起用反對變法的舊黨領袖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上臺以後全盤否定新法，主張一切「皆如舊制」，便起用當年因反對新法而遭貶逐的大臣，同時把追隨王安石的新黨逐出朝廷。作為舊黨核心人物，蘇軾又開始了新一輪仕途生涯。
元豐八年五月，蘇軾被命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到任才五天，又奉詔回京，任禮部郎中。僅半個月，又升遷為起居舍人。過了三個月，再次升遷為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令。他在〈謝宣詔入院狀〉中說：「曾未周歲，而閱三官。」就是說他在入京後的八個月內連跳三級。一路升遷，青雲直上，並非是蘇軾時來運轉，其真實原因是司馬光急於要利用蘇軾的才華和威信，為其起草「元祐更化」（指宋哲宗元祐年間廢罷新法的活動）的重要文件。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蘇軾缺乏思想準備。他一方面受寵若驚，感激皇恩，表示「沒身難報，碎首為期」（〈登州謝上表〉）；另一方面，難免心有餘悸，惴惴不安，因為「烏臺詩案」的陰影未能從心裡拂去。他屢次遞交辭呈，但未獲批准。
如果蘇軾肯無原則地依附司馬光，他完全可以平步青雲。然而，蘇軾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人，他並沒有因為司馬光的重用而俯首貼耳。雖然他也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對新法中限制貴族特權等措施是認同的。所以他不贊同司馬光全盤否定新法的極端做法，而司馬光對蘇軾的不合作態度也「大不以為然」，所以他們之間發生衝突就在情理之中了。除此以外，蘇軾還捲入了「洛蜀黨爭」。所謂「蜀黨」，以蘇軾為首，軾為蜀人，故稱；而「洛黨」則以其政敵洛陽人程頤為首。在洛黨和新黨殘餘勢力的夾擊下，蘇軾要求外任，元祐四年（西元一〇八九年）再度出知杭州。兩年以後，元祐六年（西元一〇九一年）三月蘇軾又被召入京，重任翰林學士，又再次遭到洛黨攻擊，僅過了五個月，便出知潁州（今安徽阜陽）。半年以後，至元祐七年（西元一〇九二年）二月又改知揚州，這就是所謂「二年閱三州」。在揚州也僅僅待了半年，是年八月，就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廷，後又兼侍讀，改為禮部尚書。複雜的政治鬥爭以及過於頻繁的調動，使將近花甲之年的蘇軾筋疲力盡。他感嘆道：「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于道路。」（〈定州謝到任表〉）他只能疲於奔命以及應付周圍的政敵，自然也就無暇顧及文學創作了。
元祐八年（西元一〇九三年）八月之前，蘇軾在京任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哲宗與高太后政見不同，他主張新法，行「紹述」（即繼承神宗新法）之政，罷免呂大防、蘇轍、范純仁，召回章惇、曾布等新黨人物，並以章惇為左相，朝廷政局於是發生重大變化。高太后反對新法，一向支持蘇軾，她的去世將使蘇軾難以在朝廷立足。蘇軾雖然是哲宗的老師，但兩人關係並不融洽。就在高太后去世之前，蘇軾已經預感山雨欲來，他主動要求外任「重難邊郡」，八月出知定州（今河北定縣）。但是，即便蘇軾離開了朝廷，他的政敵並沒有因此而放過他。紹聖元年（西元一〇九四年）四月，御史趙挺之翻出陳年舊帳，以「誹謗先帝」罪彈劾蘇軾，蘇軾遂貶知英州（今廣東英德）。他以「六十之年，頭童齒豁」，冒酷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抱病奔赴貶所。還未至英州，半道上接旨改貶瘴癘荒蠻之地惠州（今廣東惠陽），並且途中五改謫命，一再降職。元豐年間「曾未周歲，而閱三官」，如今六個月中卻五改謫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蘇軾猶如俎上魚肉，任人宰割。但是，對他的迫害並未就此停止，隨著朝廷對元祐黨人的懲處變本加厲，紹聖四年（西元一〇九七年）蘇軾再貶儋州（今屬海南）。如果不是元符三年（西元一一〇〇年）哲宗病死，徽宗繼位，施行大赦，他必死海南無疑。
蘇軾被貶惠州、儋州，在肉體上精神上遭受重創，尤其是耄耋之年貶謫儋州，「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這在奉行「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祖訓的宋代，無異於處死。在受懲處的元祐大臣中蘇軾受迫害最重。臨行海南，「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死別」（〈到羅華軍謝表〉），蘇軾打算一到貶所，「首當作棺，次便作墓」。
海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書海南風土〉），又正逢「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與姪孫元老》），「得米如得珠」，其境況遠比黃州、惠州差。蘇軾在儋州過著「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苦行僧般的生活，惡劣的氣候，更是時時威脅著蘇軾衰老病弱的生命。然而，蘇軾有黃州、惠州貶居生活的歷練，逆境和打擊不可能讓他輕易屈服，他又一次戰勝了厄運，奇蹟般地活了下來。蘇軾非常善於「隨緣安命」（〈與程德孺書〉），自譬自解。元符元年（西元一〇九八年）九月十二日，蘇軾在一篇帶有寓言色彩的日記〈試筆自書〉中，以螞蟻自比，記述了來海南後的心態變化：「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在常人難以承受的逆境中，蘇軾始終以豁達、灑脫的心態笑對人生，這自然要歸功於佛道思想。在海南長達三年多的貶居生涯裡，他「超然自得，不改其度」，「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甚至怡然自得，過起了「日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足」悠閒的「謫居三適」生活。他認為，只要「習而安之」，超然於「物表」，便可戰勝惡劣的外部環境，即使「冰蠶」、「火鼠」也可以生存，「方軌八達之路」其實就在你的面前。
和貶謫黃州有所不同，到了海南，蘇軾自覺重返朝廷已經非常渺茫，於是他的寄寓人生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他寫信給朋友說：「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答程天侔三首〉）他效法陶淵明，「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就是他此時精神面貌的寫照。因此，這一時期蘇軾的創作表現得更加從容淡定，更加超脫豁達，更加精深華妙。從這個意義上說，貶斥海南成就了蘇軾文學創作最後的輝煌。
蘇軾謫居海南整整三年多，就在他以為生還無望的時候，朝廷政局卻因為哲宗的病逝而發生了變化。哲宗之弟趙佶繼位，是為徽宗。反對新法的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掌握實權。宋徽宗為了調和新舊兩黨的矛盾，上臺伊始，對被貶黜的元祐黨人採取安撫政策，元符三年（西元一一〇〇年）五月大赦，蘇軾得以量移廉州（今廣西合浦）。遂於六月二十日渡海北還，七月四日到達貶所。蘇軾日夜企盼北歸，此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賦詩道：「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以為從此斗轉星移，雨過天晴，欲以「殘年盡主恩」（〈次韻王郁林〉）。
同年八月，蘇軾改舒州（今安徽安慶）團練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八月二十九日離廉州赴任，途中曾在廣州稍事停留，以與子孫相聚。十一月途經英州時又得旨，授朝奉郎、提舉成都玉觀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
徽宗上臺，罷黜章惇，起用曾布為相。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慣於投機的曾布又打起變法派旗號，「是元豐而非元祐」，排斥剛剛起用的元祐老臣，新舊黨爭又死灰復燃。
蘇軾在短暫的興奮過後，不僅很快復歸平靜，而且情緒頗為憂鬱，似乎他預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在〈和答廣倅蕭大夫見贈〉詩和〈答蘇伯固書〉中一再流露效法漢代疏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病惟退為上策」的想法，並且忐忑不安地說：「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在擇地終老一事上，他先是接受了胞弟蘇轍「同居潁昌（今河南許昌）」的邀請，但有可信者忠告說，「北方（指朝廷）」「相忌安排（按，此為處心積慮的意思）攻擊者眾，北行漸近，決不靜爾」。為遠離災禍，以免再次捲入政治漩渦，他突然改變主意，忍痛放棄與患難與共的兄弟最後相聚的機會，毅然選擇留在離京城開封比較遠的江南終老。
蘇軾離開海南後的這一年，成年累月奔波在北歸的旅途上，終於積勞成疾。六月抵常州，上表請老，獲准以本官致仕。不久暴病，建中靖國元年（西元一一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享年六十六歲，一顆閃耀在宋代文壇上的巨星終於隕落。「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蘇軾門生李廌（方叔）飽含深情的祭文：「道大難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衋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宋朱弁《曲洧舊聞》）極為凝練地評價了蘇軾的高尚人格、非凡的才華及其坎坷多難的一生。
蘇軾的一生，在政治上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然而正是政治上的失意，催生了他文學創作上的輝煌。「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兩句他去世前不久寫下的帶有苦澀味的自嘲詩，猶畫龍點睛一般，為自己畢生功績作了絕妙的點評。
二、蘇軾的人生哲學
蘇軾在政治上始終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思想，而他的人生哲學卻複雜多變，儒、道、佛三者雜糅，三者又隨時而消長，有時甚至還自相矛盾，讓人難以捉摸。如他在嘉祐六年（西元一〇六一年）寫的〈韓非論〉中，對老莊思想作了嚴厲的批判，指責「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倡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是「天下之亂所由岀」的「異端」。但是，在熙寧九年（西元一〇七六年）所作的〈蓋公堂記〉中，他又以秦國「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意為折磨）其民，可謂極矣」影射王安石變法，讚揚「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其對黃老的態度，前後似判若二人。我們怎樣來看待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呢？
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局面到宋代已經發生變化，雖然科舉考試仍是獨尊儒術，但是社會上並不一概排斥佛老。蘇軾自幼就接受了多元思想的薰陶，並且對儒道佛三家的關係有其獨到的理解。他認為禪宗的平常心、老莊的超然物外和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用行舍藏思想旨趣相通，莊子對孔學而言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祠堂記〉）。因此，三家雖然「異門」，但殊途同歸。他在〈祭龍井辯才文〉中說：「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在〈南華長老題名記〉中又說，「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既然三家相輔相成，就可以融會貫通，為我所用。在兩次任職期，蘇軾以儒家忠義仁愛思想為其施政的指南；在兩次貶謫期，他又用佛老淡泊超脫思想安撫自己，調適受傷的心靈。
蘇軾人生哲學儒道佛三者交叉共存的特點，明顯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如〈潮州韓文公廟碑〉以孟子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來歸本韓愈一生道德、文章和功業。文中熱情謳歌「浩然之氣」的無比神力：「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並且充分肯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挽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的不朽功績。這篇廟碑不啻是一首儒家思想的讚歌。而在前〈赤壁賦〉末節，作者借蘇子之口，又暢說老莊關於天地變與不變的齊物思想：「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在〈後怪石供〉中，則通過向高僧參寥敬獻怪石，闡發了佛教「萬物皆幻」、「喜怒雖存而根（即佛家「六根」）亡」的禪理：「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
蘇軾在順境和逆境中交替利用儒家和佛老思想，似乎有實用主義的傾向，然而如果深入一步探究，可以發現蘇軾的不主常故、兼收並蓄與那些沒有主體意識的隨波逐流者有本質的不同。蘇軾思想雖然博雜，但儒家思想仍是他永恆不變的思想基礎。在遭到貶謫後，他仍對人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真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與李公澤書〉）這就是他的可貴之處。因此，他所吸收的佛老思想往往是其中與儒家思想相通的精髓。他不迷信佛老，而是理性地汲取其「靜而達」的處世態度，以曠達超逸的胸襟看待世事順逆。對佛老的「靜」、「達」可能出現「似懶」、「似放」（〈答畢仲舉書〉）的消極因素，心中始終保持一分警惕。從總體來看，積極入世，是蘇軾思想的本質主流，「出世」是他身處逆境時的無奈選擇。
蘇軾在交替利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時候，難免有時候會因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以致出現前後自相矛盾的情況。
我們還需要說明一點，在儒家學說中，蘇軾尤其重視中庸思想。在當年他向朝廷所獻的二十五篇〈進論〉中，〈中庸論〉就占了三篇。他在〈中庸論〉下中說：「不知中庸，其道必窮。」因此，在政治生活中他自始至終以「中庸」為準繩，最典型的是在「變法」問題上，他既反對王安石的激進做法，又反對司馬光的因循守舊，採取的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明高拱《問辨錄‧中庸》）的折衷路線。
三、蘇軾的文學主張
中國文學的長河流至宋代，文學意識更加自覺，理性精神更加廣大。宋人在繼承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散文成就的基礎上，將議論、敘事、抒情三種手法完美地融合起來，從而開闢出新的藝術境界。蘇軾根據自己豐富的寫作實踐，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文學主張。撮其要，約有三點：
(一)堅持「文以載道」的原則
蘇軾繼承韓愈、歐陽脩以道統文的思想，極力主張「復古」。所謂「復古」，就是要恢復三代及兩漢文章關注現實、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
宋初「西崑體」流行，內容多為吟風弄月男女情事，形式以四六文為主，風格浮華駢儷。考場作文言不由衷，無病呻吟。范仲淹以「文章柔靡，風俗巧偽」八個字，一針見血指出當時文風的流弊。蘇軾之父蘇洵對此也深有感慨：「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鳧繹先生詩集敘〉）而宋代內憂外患不斷，士人以憂國憂民為己任，有改革政治的強烈要求，所以反對「柔靡」、「巧偽」時文的呼聲越來越高。蘇軾在〈謝歐陽內翰書〉中就提出：「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綉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他直截了當表示：「吾所謂文，必與道俱。」「道」的涵義很廣，包括儒家思想、治國主張及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則等等。他認為文章的基本功用就是「救時」和「濟世」，以干預政治為本務。因此要求作文「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鳧繹先生詩集敘〉）他本人身體力行，不論是政論、史論還是雜記、書簡，都是「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南行前集敘〉），且大多關聯時政，即使在「烏臺詩案」文字獄發生之後，仍不改初衷。正如陸游所言：「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放翁題跋》卷四〈跋東坡帖〉）
(二)提倡「隨物賦形」不拘一格的自由文風
蘇軾經常以「隨物賦形」四個字來概括他所宣導的文風。他在〈自評文〉中完整地提出了這一理論：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所謂「物」，就是客觀事物。「形」就是外在的表現。簡單地說，「隨物賦形」就是在文學創作中要自然、忠實地表現客觀事物。寫什麼，怎麼寫，一切都由客觀事物決定，不要事先設定框框（「定質」）。他把文學作品比作流動奔騰的江海之水，「唯其不自為形，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灩澦堆賦〉）。文學作品像流水那樣因「物」而窮形盡相，才能生動反映複雜紛繁、多彩多姿的生活。蘇軾這一文學主張自覺地貫徹在他詩詞文所有的文學作品創作之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文學作品「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三)重新闡釋「辭達」說
從字面上看，「辭」是文辭、文章的意思，「達」就是明白暢達。「辭達」說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但這樣的表述，容易使人片面理解為不需要文采。蘇軾對「辭達」說作了新的闡釋，完善和發展了孔子的「辭達」說。
新「辭達」說是蘇軾文論主要內容之一，它是針對時文「求深」、「務奇」（〈謝歐陽內翰書〉）的不良傾向提出的。蘇軾早年在剛剛考取進士時寫的〈上梅龍圖書〉中，就明確表示「不學時文」，要堅持「詞語甚樸，無所藻飾」的文風，實際上已經觸及到「辭達」的問題了。
新「辭達」說，是蘇軾晚年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提出的：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蘇軾認為「辭達」有豐富的內涵，並不僅僅「達意」而已，還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即要將客觀事物忠實而精妙地表達出來。這就首先需要「求物之妙」，即深入觀察客觀事物，把握其特徵；其次，要「能使是物了然於心」，即透徹領悟所寫事物的神韻；最後，「使了然於口與手」，即將經過用心體察的事物準確生動傳神地表達出來。新「辭達」說的意義已經超出了語言表達技巧，它是蘇軾畢生文學創作經驗的寶貴結晶。
四、蘇文的藝術特點
(一)不拘格套，隨心所欲
蘇軾的散文創作不受文體約束，能創造性地會通不同的文體，使之互相交融，相得益彰。如〈眉州遠景樓記〉，雖說是「記」，卻不在「遠景樓」上落墨，而是大寫眉州古風猶存。〈寶繪堂記〉直接敘寫寶繪堂的文字僅「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一句而已，其餘通篇為議論，故其體裁雖是「記」，實為議論文。假如我們拘守傳統的文體規範來看蘇軾的散文，可能會有非驢非馬的感覺，實際上這種別具一格的文體，正是蘇軾的大膽創新。同時，蘇軾作文，也沒有固定的程式。如〈凌虛臺記〉一變記敘文先敘後議之慣例，而是先議後敘，以虛領實，結撰頗為別致。〈書海南風土〉是觸景抒懷之作，按照「常規」，自當先寫「觸景」，然後抒懷，然而在這篇文章裡，卻將「觸景」一事倒置於篇末來寫，打破了傳統先寫景後抒情的格局，令人耳目一新。〈黃州安國寺記〉按理應該主要記敘安國寺的歷史變遷，然而蘇軾卻用二百三十三字寫自己與安國寺的不解之緣，至於寺廟的歷史變遷，僅在篇末用六十四個字概述了一下。看似本末倒置、頭重腳輕，其實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寫安國寺，醉翁之意並不在酒，而是借此抒發憤懣，吐露不服罪的心跡。
當然，在文體和寫作程式上不拘格套不能理解為蘇軾故意標新立異，譁眾取寵，而是「隨物賦形」理念在他創作中的具體體現，反映出他突破模式化、「盡物之變」強烈的主體創作
意識。
(二)翻空出奇，心裁別出
蘇軾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從來不人云亦云。在對待歷史人物和事件上，他思考深入，識見獨到，常有石破天驚之論。他寫的史論多為陳題，但往往能獨闢蹊徑，翻空出奇，以新穎精闢的見解勝人一籌。世以為賈誼懷才不遇，是由於漢文帝不能重用。蘇軾在〈賈誼論〉中，則提出全然不同的觀點，認為「非漢文之不用生（指賈誼），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不得重用之過不在漢文帝而在賈誼自己，因為他「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缺乏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任用的才能。唐代柳宗元曾寫《非國語‧嗜芰》一文，就春秋時屈建違背其父臨終囑託，未供所嗜之芰（菱角）之事，抨擊屈建「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不孝之至。蘇軾在〈屈到嗜芰論〉中與柳宗元針鋒相對，認為屈建違背父命，正體現了他對身為楚國正卿的父親的真愛。在〈晁錯論〉中，蘇軾不同意晁錯「以忠受禍」論，而認為晁錯終遭殺身之禍，悲劇發生的深層原因在其自身，即不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而是擇安自全，終引起景帝的反感和朝廷大臣的憤怒。這些文章都因其視角獨到、立論精闢而給人以啟迪。
(三)借題發揮，理趣盎然
理性化是宋代文學不同於前代文學的主要標誌，蘇軾把理性化又推向了極致。他的散文作品，往往借題發揮，因此內涵豐厚，耐人尋味。如前後〈赤壁賦〉、〈石鐘山記〉、〈超然臺記〉、〈記游定惠院〉等等，無不蘊含豐富的哲理。他的筆記小品，更是以小見大，從一件極其平常的小事中，引申出人生大道理。如〈書戴嵩畫牛〉，以牧童笑指大畫家戴嵩所畫〈牛〉圖的一處破綻，說明真知源於實踐。〈記先夫人不殘鳥雀〉，追記先母不傷害鳥雀的故事，藉以諷喻朝廷勿加害百姓，題旨與《禮記‧檀弓下》「苛政猛於虎」相似。〈記游松風亭〉，透過登山途中尋地休憩這件不起眼的小事，竟悟出「隨緣安命」的深刻哲理。
蘇軾散文中所含理趣隱顯不一，透過字面正確體會其理趣指向，是研讀時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如〈凌虛臺記〉，蘇軾借凌虛臺抒發了對興廢成毀的感慨，認為世上可流芳百世的是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是宮殿、土臺這類東西。假如像李贄那樣，把它看作「一篇罵太守文字耳」，恐未識作者曠識達觀，有違作文本意。
(四)巧設比喻，雅俗共賞
蘇軾是善用比喻的高手。經他巧設比喻，難以描摹的景物，立即靈動形象，抽象難懂的道理，頃刻淺顯明白。他的妙喻，往往成為作品的亮點。如〈記承天夜游〉以「水中藻荇交橫」比喻「竹柏」在月光下的投影，這一形象遷移，聯想自然，給平面靜態的光影注入了流動的生命，使之更富詩意，更具美感。〈答張文潛縣丞書〉以「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比喻「王氏（指王安石）欲以其學同天下」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天下雷同、滿目蕭索、生氣全無之狀有如目見。〈日喻〉更是一篇通篇用比喻架構的雜文，先以盲人猜日為喻，闡明「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後以北人學沒（潛水）為喻，闡明道只有通過潛心學習方可自得的道理。王文濡評曰：「文以道與學並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詩，能令老嫗都解。」（《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三二）蘇軾散文大量運用比喻，不能簡單化地僅僅看作是個人寫作技巧上的喜好，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作者的平民意識。


(五)妙用典故，言簡意深
蘇軾擅長用典，不限文體，但以議論文用典最多。用典固然是當時的一種風尚，也有炫耀才學的因素，但是，蘇軾主要是出於文章本身的需要，故所引典故與文意密切關聯，以使文章更充實，更有內涵，更有說服力。如〈寶繪堂記〉，在這篇不到五百字的短文裡，圍繞「玩物」這個主題，作者一共引用了七個典故。劉備好結毦（一種以鳥羽或獸毛編織的裝飾物）、嵇康好鍛鍊（打鐵）、阮孚好蠟屐（木製的鞋子）等三個典故，從正面說明「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的道理；鍾繇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相忌、桓玄走舸、王涯複壁等四個典故，從反面說明若「留意於物」，將禍國殃身。這篇文章之所以厚重有力，說理透闢，催人深省，主要因為有史為鑒。假使抽去了這七個典故，這篇文章就沒有了血肉，只剩下蒼白無力的空洞說教了。不過，典故，尤其是僻典，往往是閱讀上的難點，容易誤解。如〈六一泉銘并敘〉「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句中的「二仲」是個典故，典出漢趙岐《三輔決錄》，「二仲」指漢代「推廉逃名」之士羊仲、裘仲，他們都從當時廉士蔣詡隱居，後以「二仲」泛指廉潔隱退之士，蘇軾在文中以之稱隨惠勤出家的弟子，有的注本翻譯為「惠勤的法名均叫『仲』的兩個弟子」，顯然是望文生義了。
《宋史‧蘇軾傳》讚頌蘇軾之文「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面對這樣一個「雄視百代」的文學巨匠，憑筆者之拙筆是難以將其輝煌成就概括殆盡的，掛一漏萬之譏在所難免。
本書精選蘇文八十二篇，內容兼及作者各個人生階段，文體涉及賦、論、策、序、說、記、傳、墓誌銘、碑、銘、贊、表狀、奏議、書、尺牘、祭文、雜著、題跋、雜記等，俾讀者窺知蘇軾一生生活思想的變化，領略其在不同文體所展示之風采。選文按寫作先後編次，其中〈書孟德傳後〉、〈文與可字說〉、〈黠鼠賦〉、〈記先夫人不殘鳥雀〉、〈自評文〉等五篇，因寫作時間有待考證，故列於最後。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吳雪濤著《蘇文繫年考略》（內蒙古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是一部考訂蘇文寫作年代的力作，考證嚴謹，信而有徵，凡寫作年代意見分歧的作品，本書多依其說定位。
每篇文選除正文外，設「題解」、「注釋」、「語譯」、「研析」等節目，部分篇目還設有「附錄」。「題解」簡要詮釋文題含意及寫作背景；「注釋」力求簡明準確，於典故和疑難易誤詞語之訓詁尤其用心著力；「語譯」以明白曉暢、忠實原文為要旨；「研析」主要梳理文章結構，品評各篇獨特的藝術手法，間或引用歷代名家點評作為補充；「附錄」則提供與選文內容密切關聯的詩文，以廣見聞。本書另附有〈蘇軾生平年表〉及〈蘇文研究論著要目類編〉，作為研讀蘇文的輔助工具。
本書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並吸收了前哲時賢的不少研究成果，未能全部注明；三民書局編輯部諸位先生，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許多幫助；摯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龔斌教授曾對「導讀」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蘇文博大精深，筆者才疏學淺，不揣譾陋勉力為之，雖不敢翫怠，罅漏乖謬仍不能免，尚祈讀者和專家不吝批評指正。


滕志賢謹識
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於南京

導讀
蘇軾（西元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年），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他集詩人、畫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於一身，被譽為天下奇才。《宋史》本傳稱其：「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此非虛美之辭，而是對他一生道德文章恰如其分的評騭。
在文學創作上，蘇軾是詩、詞、文全才型作家。其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皆為北宋詩詞之翹楚；其文與歐陽...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

屈到嗜芰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上梅直講書
南行前集敘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晁錯論
決壅蔽
教戰守策
喜雨亭記
稼說送張琥
凌虛臺記
亡妻王氏墓誌銘
書戴嵩畫牛
諫買浙燈狀
跋文與可墨竹
祭歐陽文忠公文
墨妙亭記
墨寶堂記
書遊垂虹亭
韓幹畫馬贊
後杞菊賦并敘
醉白堂記
超然臺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日喻
放鶴亭記
游桓山記
三槐堂銘并敘
靈壁張氏園亭記
湖州謝上表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到黃州謝表
與言上人一首黃州
答秦太虛書
答李端叔書
畫水記
方山子傳
怪石供
赤壁賦
後赤壁賦
書清泉寺詞
後怪石供
書劉庭式事
記承天夜游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安國寺記
自記廬山詩
石鐘山記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書吳道子畫後
傳神記
答張文潛縣丞書
答李方叔書
答毛澤民
六一居士集敘
范文正公文集敘
六一泉銘并敘
秋陽賦
潮州韓文公廟碑
李太白碑陰記
跋與可紆竹
記游松風亭
記游白水巖
與王庠
題合江樓
試筆自書
書海南風土
書上元夜游
與姪孫元老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合浦舟行
與謝民師推官書
書舟中作字
書孟德傳後
文與可字說
黠鼠賦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自評文

附錄
蘇軾生平年表
蘇文研究論著要目類編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

屈到嗜芰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上梅直講書
南行前集敘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晁錯論
決壅蔽
教戰守策
喜雨亭記
稼說送張琥
凌虛臺記
亡妻王氏墓誌銘
書戴嵩畫牛
諫買浙燈狀
跋文與可墨竹
祭歐陽文忠公文
墨妙亭記
墨寶堂記
書遊垂虹亭
韓幹畫馬贊
後杞菊賦并敘
醉白堂記
超然臺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日喻
放鶴亭記
游桓山記
三槐堂銘并敘
靈壁張氏園亭記
湖州謝上表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到黃州謝表
與言上人一首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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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李端叔書
畫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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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石供
赤壁賦
後赤壁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