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豈是孤魂野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六十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在監禁三十四年又七個月之後終於假釋出獄。

 

　　基於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政治顧忌，出獄後，林書揚沉潛寫作，靠稿費維生。首先，陳映真與王曉波「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幫他「留心工作機會」。他於是通過閱讀日文的書報雜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從一九八五年八月起，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為什麼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

 

　　一九八六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產猶在台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汙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在《人間雜誌》，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強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週年〉譯文。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發表戴作〈轉型期的台灣風味〉，又在《台灣風物》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總的來看，林書揚在這段期間的謀生譯作都是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之作，另外則是有關日據時期殖民地台灣的風土與人物。就其出生、成長的背景與學養來看，也是恰如其分之事。

 

　　日據台灣的一九二六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麻豆林家。殖民地台灣左翼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正是他從出生到懂事的階段：一九二七年，台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隔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為四萬之眾，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台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一九三六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抵抗精神。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台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雖然基於土地占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終其一生嚴厲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並於一九四二年病逝。

 

　　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父親特地央請族人從廈門帶回數冊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他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又叫他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台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為止。一九四○年，他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台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他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

 

　　莊孟侯（1901-1949）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了現代社會科學，成為反殖民運動積極分子，當選過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傾後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眾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一九二八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塚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為重要的反日分子。他經常和林書揚認真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林書揚也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強自己對台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他在莊孟侯的藏書中讀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的《社會科學辭典》與新文協殘缺泛黃的運動傳單，並通過家鄉的老農學會了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產黨人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打下了在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也間接繼承了台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

 

　　一九四五年二月，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為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將在台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四月間，聽到美軍跳過台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而強忍著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侵略戰爭的代價卻由多數無辜的民眾承擔。

 

　　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由於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為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再加上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總爺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他同時投入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繼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站在人民左翼立場，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台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擁抱了紅色祖國，毅然投入波濤洶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半夜，在敗退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展開徹底的紅色肅清之時，二十五歲的林書揚在家裡被秘密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假釋後，這樣的出生與成長背景促使初老的林書揚經過初期翻譯的暖身之後，開始在《夏潮論壇》等刊物陸陸續續發表「自寫」的文論。誠如他在二○一○年《林書揚文集》的「自序」所稱，「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那是本人在三十四年七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換言之，那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其中，重建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以及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更是他站在人民左翼立場去殖民的「破」與「立」的實踐。

 

　　一九八七年，「夏潮」陣營的成員因為路線分歧一分為三，從一份雜誌擴大為《前方》《海峽》與《遠望》三份雜誌。林書揚及其部分難友們支援創刊《前方》雜誌，推動工農聯盟路線的實踐發展，同時主要承擔了「歷史與人物」「國際瞭望」「名詞淺釋」與「藝文」等欄目的寫作。其中，他在七月號「抗日五十週年」專輯譯介了原載日本《世界》雜誌林直道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他也引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供警察職員執務上之參考」而編輯，並於一九三九年出版，終其殖民時期一直被列為內部機密的《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後的治安狀況――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基本原始資料，並「在有限的經緯細節上參考了當年直接或間接和實際情況有所關連者的口述，予以粗略整理」，以筆名「林涯」（他的乳名叫「阿涯」）陸續發表了〈日據時代的台灣學潮〉〈林獻堂大戰辜顯榮――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與公益會的鬥爭〉〈日據時代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范本梁與新台灣安社〉與〈無政府主義〉，為重建台灣左翼運動的光榮歷史與批判台獨史觀做鋪墊工作。其後，他進一步組織政治難友，籌集經費，並領導翻譯《台灣社會運動史》五卷，一百三十餘萬言，在歷時近三年的集體作業後，於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出版中譯本。

 

　　林書揚指出，這部《警察沿革誌》雖然在史料價值上帶有統治者觀點的缺陷，但它至少凸顯了當年殖民當局「在苦澀中體驗到的、台灣人民反抗運動的兩大特質――中華民族意識與反帝社會主義的巨大脈動。」所以，中譯版問世的現實意義在於提供第一手史料，記錄了無以數計背負民族與階級解放的宏願的台灣先輩，在跨越台、日、大陸三地，時間貫串三十年的遼闊舞台上，以血淚汗水譜寫的「一部殖民地反抗史詩」。據此，他又開班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生講述台灣左翼運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1945-1950）的發展歷史，培養統左運動的幹部隊伍。

 

　　林書揚在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林直道（1923-2023）〈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的「譯記」寫道：「在台灣，凡稍帶政治意味的世界局勢的評論文章中，經常出現『台灣結』、『中國結』這樣的字眼。這兩句話都有特定的語意和語感，反映著人們心目中的極為微妙而嚴肅的一種時代性難題的存在。」他認為，「群眾心理中某一種情結的形成，其背後都有一定的歷史因素，具有複雜糾葛性的問題，使群眾既無法逃避，也一時難以做適當的認識處理，所以才變成揮之不去的心理負荷。以如此的含義來看近年來台灣一般群眾的生活情態，我們將發現，除了上述的『台灣結』、『中國結』外，還有另一種更詭譎、更令人迷惑的『日本結』。」而「所謂的『日本結』，具體言之，是部分本省籍高齡同胞對日本的莫名的懷念，和不分省籍的年輕人對日本事物的盲目憧憬。」他指出，「這種『日本結』，一方面固然是時勢遽變中受到扭曲的歷史殘像，但更值得注意的，卻是戰後快速成長的日本經濟對舊殖民地台灣的無情衝擊的結果。『日本結』既為非理性的心理壓力，對有關日本的認識或評斷，必然產生矇蔽和扭曲作用。鑑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地緣、歷史關係及戰後數十年來經濟文化關係的緊密，的確是值得我們特加留意的『時弊』之一。」他強調，值得慶幸的是，「有關日本現狀的剖析，其國內不乏進步分子的深刻的自我探討，國際上亦因其經濟霸權的震撼而出現了相當透澈的日本批判。這些都有助於解開台灣本地的莫名的『日本結』，而達到比較客觀的日本認識。」而林直道這篇「研究論文，主題針對著今日令多數人心神不寧的日本帝國主義復活問題。對上述台灣的『日本結』，也許有一定的清理作用。」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至六日《聯合報》副刊刊載了林書揚翻譯，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原作的〈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強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週年〉一文。七月七日，石飛仁應人間雜誌邀請，第一次帶著他的「不死之鳥」劇團來台北，和「人間劇場」的中國青年合作演出「事實劇場」《怒吼吧，花岡！》，報告一九四五年發生在日本北海道大館市花岡的華人奴工暴動事件，強烈控訴日本政府、軍部、戰爭企業的殘暴。由於演出方式新穎，內容有強大的道德迫力，台北各媒體和市民的反響十分熱烈。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晚上，石飛仁帶著新劇《延命天皇》（原名《延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天皇》）再度來台，在《人間》雜誌等團體共同舉辦的七七抗日紀念文化活動，以「天皇裕仁及其周圍的護持派的延命權謀，及受其超卓的權謀所愚弄的輿論和人民，其所發揮出來的巨大的歷史扭曲作用等」為主題演出。陳映真在七月號《人間》雜誌全文譯刊了這齣形式上是一篇論文的新報告劇劇本。林書揚對身為當代日本知識青年的石飛仁的道德勇氣感佩，並在八月號《遠望》雜誌發表〈工具天皇主義的詭譎性――報告劇「延命天皇」初詮〉，展開進一步的析論。

 

　　林書揚指出，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化的日本以積弱的中國做為踏腳石，靠著甲午戰敗後數億中國人民血汗犧牲的餵養，急速發展。面對貨真價實的經濟帝國主義的日本，曾經受其統治達半個世紀，背負著相當艱難而複雜的內部分合問題的台灣人，必須給予縝密的注意與警惕，片刻都不能鬆懈。他分析說，「自從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階段後，天皇主義和軍國主義是二位一體的內部凝結和對外擴張的推力。天皇主義是軍國主義的目的，而軍國主義是天皇主義的手段。天皇主義的神秘主義淨化了軍國主義的暴烈和血腥，而軍國主義的強烈的精神主義也支撐了天皇制，使其承受住明治以來的近代合理主義的衝擊。」他指出，「這樣的目的與手段的統一結構，一直到軍國主義的發展走到了自我毀滅的轉捩點，也就是侵略戰爭的失敗和投降之後，開始了一連串相當微妙的重整過程。天皇制護持派巧妙地利用了溫存在歷史傳承中的、民間的剩餘感情，進行某種程度的自我調整，一時放棄已行瓦解了的軍國主義，對內由絕對神格的天皇自貶為比較合乎市民意識的人格天皇，對外則趁國際大環境中的新的對抗情勢〔意指冷戰〕，改採機會主義的經濟主義，替代昔年的武力擴張主義。」他認為，「如此的調整過程，顯出被動中有其主動，使日本的立憲君主制一時度過了搖撼的危機。但其在重重的內外艱難壓力下所表現的適應力和靈活性，反使我們對未來的演化產生了憂懼。因為以巨大的經濟實力為背景，利用市民社會的浮淺的歷史感情和浪漫心態重新裝扮起來的天皇，不論在表面上顯得如何的清新而祥和，其不祥的本質仍然是隱藏的禍源。」他又強調，「天皇制的危險性，事實上不全在其本身的自保機制，而在於其易受利用的工具性。」因為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下，天皇或天皇家族是「擁有特殊有利的傳統身分條件的一個大資產階級分子，是日本財閥中獨一無二的巨擘而已」，「天皇制本身並不足以形成一種現實確定的政策，或執行政策的組織體系」，所以「天皇或天皇主義未必可怕，可怕的是背後的運作者。」也就是「日本統治階級的真正權力核心」――「財閥政閥的隱形複合體」。因此，他警惕說，「只要這個支配中心繼續存在，它的階級性質不變，即使有一天日本市民社會決定拋棄天皇制而建立共和政制，日本的經濟帝國主義也將不變，甚至一種沒有天皇的軍國主義，也有重新出現的可能。」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