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與史學

　　《周易》系統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和發揚這份珍貴的遺產，是學術界的一項艱巨任務。近年來，海內外出版了多種易學著作，形成了一股周易熱。

　　關於周易文化的論述，提出許多問題，發表許多見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又為易學愛好者和關心傳統文化的讀者帶來許多困擾。有鑑於此，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的同仁，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編寫了這套叢書，參加爭鳴，希望能為讀者澄清一些問題，將弘揚傳統文化引向較為健康的軌道。我們編寫這套叢書，依據以下幾條原則：

　　(1)倡導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和評介周易文化，區別精華和糟粕，突出易學文化中的智慧和哲理。《周易》系統典籍，所以長期流傳不息，關鍵在於其中蘊涵的智慧或思維方式，吸引歷代學人不斷追求和闡發。這套叢書的重點在於闡述其智慧，使讀者從中受到教益，故定名為《易學智慧叢書》。

　　(2)《周易》系統典籍或歷代易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涉及到自然和人文各個領域，如古人所說「易道廣大，旁及天文、地理……」等，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弘揚易學智慧，不能局限於《周易》經傳本身，如歷代經學家所從事的注釋工作；還要看到其在實際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編這套叢書，著眼於從傳統文化發展的角度，闡述易學智慧的特色及其價值。

　　(3)任何傳統文化的研究，都應同當代的文明建設聯繫起來考量，走現代化的道路，即古為今用的道路，傳統文化方能重新煥發出其生命力。編寫這套叢書，亦力求體現這一精神。總之，弘揚傳統應根植於現實生活之中。

　　(4)《周易》系統的典籍，文字古奧，義理艱深，一般讀者難於領會。編寫這套叢書，一方面立足於較為踏實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對原典不能妄加解釋和附會，一方面又要以較為通俗易懂，用當代學人所能接受的語言，敘述易學智慧的特徵，易學文化流傳的歷史及其對中華文化所起的影響，行文力求深入淺出，為易學愛好者提供一入門途徑。

　　以上四條，是我們編寫此套叢書的指導方針和要求，參加撰寫的同仁，大都按這些要求努力工作。

　　有的稿本改寫多次，付出了艱巨的勞力，至於是否達到上述目的，要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了。

　　總之，編寫這套叢書是一種嘗試，旨在倡導一種學風，拋磚引玉，以便同學術界、文化界的同行，共同實現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任務。

　　（朱伯崑先生現任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院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易學與科學研究會理事長。）

　　總序一
　　總序二
　　自序
　　第一章　易學與中國古代史學
　　第二章　先秦史官通《周易》
　　第三章　司馬遷的易學與史學
　　第四章　漢《易》與《漢書》
　　第五章　漢魏易學變化的走向與史學
　　第六章　易學的總結、發展與史學（上）
　　第七章　易學的總結、發展與史學（下）
　　第八章　學術兼採思潮走向中的易學與史學
　　第九章　史學近代化過程中的易學

　　中國古代史學家和易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正是易學的豐富的辯證的聯繫思維培育出古代史學家對自然、對社會歷史認識的獨特視角，使他們的歷史觀具有了哲理特性。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史學民族性最為鮮明的體現之一。

　　從史學史上看，中國古代大史學家中的大多數，都是通《易》的。司馬遷的家學淵源之一，是「學《易》於楊何」，加上道論、天官學，構成了司馬遷富有辯證聯繫的史學思想。班固的《漢書‧五行志》把京房《易》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用漢《易》解釋漢代以前的歷史；《漢書‧藝文志》以易學的流變思想，論說古代文獻的起源與性質，則是另一樣特點。班固對古代史學與易學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後，如荀悅《漢紀》、袁宏的《後漢紀》等著作，都可以看出易學與史學的緊密聯繫。至於宋代歐陽修、司馬光、朱熹等，明清兩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和章學誠等，不但是大史學家，而且也是開一代治易新路徑的大師。這些在這本書中都有介紹。

　　近代的章太炎、劉師培、郭沫若和顧頡剛等在二十世紀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在舊經學終結的背景下，他們所作的工作，一是把《周易》從神的啟示錄還原為世俗人的創作；二是以歷史的眼光解《易》，從中看出古代社會的情形；三是，以新的學術觀點說明易學及其變化。他們以新的觀點認識《易》，可以說是化腐朽為神奇，為今後研究《易》打開了新的思路。

　　這本書把史與易聯繫起來，但又不是以史證易的路數，而是想以易解史學，透過易學與史學關係的研究，說明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獨特的路徑。

　　中國古代史學家從易學中得到啟示，他們在論述歷史的興亡、社會變革中的重民思想、憂患意識以及通變思想，都是史學思想的寶貴財富。這些在今後發展新世紀的史學工作中，非常值得借鑒，我們可以從中汲取到大智慧。

　　在易學發展過程中，後人體會易有三義，唐朝的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卷首中，作了發揮，說：「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清朝章學誠認為孔穎達的話，是捉住了易學的根本精神。

　　確實，什麼是歷史？中外思想家、史學家不知有多少爭論。應當說，只有把歷史當作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才能對歷史的特性有很好的理解。任何事物不可能沒有變化，否則就不會有這個事物的歷史；同樣，如果沒有相對的不變，每時每刻都變得面目全非，當然也就不能形成這個事物的歷史；變與不變的辯證體現事物「多」與「一」、「簡」的體徵。易之義對理解什麼是歷史的問題，有重大的意義。

　　說了上面這樣一些道理，無非是說史學史研究者，應當研究易學，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豐富和深邃，進而探討中國民族史學的特性。這也就是我開始研究易學的動機。

　　我的導師白壽彝先生早在青年時期，在易學研究上很有成績，顯示其獨到的見識和考索之功，這對於成就他的史學大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對我治史是很好的啟示。

　　朱伯崑先生治易的風格對我產生重要的影響。書稿出版，得到劉長林、鄭萬耕諸位仁兄的幫助。中國書店出版社的馬建農總編和趙安民、錢律進諸位同仁，在書稿審校上，付出大量精力，在此表示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