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以「同情」為基礎的倫理觀
眾所周知，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歐洲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所著的《國富論》一書，建立了「富國裕民」式的古典經濟學體系，被稱為「經濟學之父」。但同時，亞當．史密斯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倫理學家，其主要倫理思想體現在《道德情感理論》中，而此書是先於《國富論》出版的。
1723年6月5日，亞當．史密斯出生於蘇格蘭法夫郡的卡科爾迪，父親是當地海關的監督，在他還沒出生時就去世了，母親是一大地主的女兒。亞當．史密斯童年時孱弱多病，又無兄弟姐妹，一生同母親相依為命，以鑽研學術為最高理想，未曾結過婚。
史密斯童年時就對書籍非常痴愛，在卡科爾迪上小學時以超人的記憶力而引人注目。1737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格拉斯哥大學，主修拉丁語、希臘語和倫理學等課程。1740年，畢業後被推薦到牛津大學深造。在那裡，他致力於鑽研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古典著作，認真研究了《人性論》等古今偉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1748年秋，成為愛丁堡大學的講師，主要講授經濟學。1751年，他被選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第二年，改任該校的道德哲學教授，直到1764年辭去教職為止。這13年是他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時期。
1759年4月，亞當．史密斯出版了他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感理論》，他以「同情」為情感基礎，論述人類的仁慈、正義等美德的產生根源及其特徵，闡明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是怎樣控制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定行為準則的社會。
《道德情感理論》出版後，他並沒有就此停滯不前，而是繼續深入研究倫理道德理論。此後，他不斷聽取了一些研究哲學的朋友們的意見，對《道德情感理論》做了很多修改，於1761年出了第二版。在這一版中，他提出了有關公正的旁觀者的理論，認為良心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
1763年冬，亞當．史密斯辭去了大學教授職務，作為巴勒克公爵的家庭教師，隨其進行了為期近3年的歐洲大陸旅行。在這期間。他的生活比較悠閒，於是根據訪問法國、瑞士一些城市時收集的資料，開始撰寫他的經濟學著作—《國富論》。回到倫敦後，亞當．史密斯又利用剛剛建立的英國博物館的豐富資料，對《國富論》中所要論述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研究，一直到1776年3月，這部經濟學鉅著才最終問世。在書中，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經濟學說，為該領域的發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亞當．史密斯在創作《國富論》時，也沒有完全放下對倫理道德理論的研究。1767年他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感理論》第三版，將《論語言的起源》一文附於書中。1774年，當《國富論》處於定稿階段時，史密斯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感理論》的第四版，做了一些有關詞彙現代化的修改。1781年，他又對該書中不完美的細節做了完善性的修改，出版了第五版。
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感理論》兩部著作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增添了很大的光彩。為此格拉斯哥大學師生在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兩次推選他擔任該校名譽校長，給了他極高的榮譽。在一生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主要工作是對《道德情感理論》第六版進行修訂，這是他長期思考研究的結果，也是最具實質性的一次修訂。其中，增寫的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風氣對道德情感理論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三章內容，發展了「良心的旁觀者理論」；增寫了整個第六卷「有關美德的品質」，論述了個人的品德可能對別人的幸福產生的影響以及自我克制等問題；新改寫了第七卷第一章「論在道德情感理論中需要討論的問題」，集中論述和詮釋了其他有關學派的學說。
由於亞當．史密斯意識到這次修訂是對《道德情感理論》的最終審訂，為了使其成為一個最完美的版本，他做得非常細緻，修訂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790年逝世前幾個月，此版本才告出版。本次對《道德情感理論》的翻譯，所根據的就是1790年發行的第六版。
《道德情感理論》以「行為的適當」為第一卷，並且將這一觀點貫穿於整部著作中，這事實上暗示了亞當．史密斯把行為的「適當」作為普通人都應該和可以達到的道德標準。亞當．史密斯從人性出發，提出人是激情的動物，其中除了自私外，還有同情。他認為道德的基本核心是同情，同情是一種人們透過情感遷移和換位思考，對他人的行為與情感的正當性的認同。緊接著他轉入對仁慈與正義這兩種美德的闡述。亞當．史密斯認為，仁慈是一種普遍的情感，它源自於對他人適當性行為和情感的肯定認同，當我們與他人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時，我們就會對他產生一種仁慈的情感行為。它強調的是當事人的情感與自我情感的和諧一致，對他人的憐憫和幫助源自於我們對他人的仁慈，人類如果能夠藉由一種愛的樞紐聯結起來就會組合成一個充滿溫情的社會。
在亞當．史密斯看來，經濟社會的自我控制主要包括審慎和正義。前者對自我的幸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後者是社會存在的根基，也是社會中的每個人實現和保持幸福的前提。審慎是一種智慧和遠見，其目的主要是為了避免自身受到傷害和促進自身未來的幸福。但僅有個人的審慎，還不能確保個人幸福的長久。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必須存在於社會中，個人的幸福只能依靠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而要實現穩定與和諧，就需要避免公民之間相互傷害，這種傷害包括對人身、財產和自由的傷害，這就需要正義的力量來調節。
然而，令很多學者迷惑不解的是，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感理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於人性中間的原則，在《國富論》中卻把人的行為歸結於自私原則。從表面上看來，這兩本書之間存在著某種難以解釋的邏輯上的斷裂和矛盾。但是，如果我們細細分析，就可以看出這兩種態度在本質上是密切關聯的。
《道德情感理論》主要是闡述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主要闡述經濟發展問題。如果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倫理學與經濟學是兩門不同的學科，但亞當．史密斯把《國富論》視為自己對《道德情感理論》中思想的繼續和發展，這無疑有他的道理。《道德情感理論》和《國富論》兩部著作，雖在內容範圍、論述語氣和話題重點上存有不同，但就圍繞「自利行為的動機」這一中心話題來說，本質上是一致的。
在《國富論》中，亞當．史密斯認為實現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他把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稱之為「經濟人」。而在《道德情感理論》中，他把這種基於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他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慾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人們自愛的本性是與同情心相伴隨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妨礙了同情心的充分發揮，這也就是社會存在醜惡和殘酷現象的原因。同時，他也肯定了利己主義的社會作用。他認為，「自愛」是人類的一種美德，它絕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感理論》和《國富論》中，就從這種「經濟人」活動的利己主義出發，探討了人類沉迷於「對財富的追求」的原因。他認為，「經濟人」天生具有一種創造慾望和創新能力，這種慾望和能力驅使他去開展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從而也使他對發明、改良和革新等行為產生「迷戀」。正是這種「迷戀」激起了人們辛勤工作的熱情，鼓勵著人類去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亞當．史密斯對人們追求利益的這種論述，在他的《國富論》中是作為一種常識加以接受和發揮的。
在他看來，為追求財富而奮力工作是出於實現和維持他的社會地位的需要。人需要別人的同情，但別人的同情更傾向於同情自己的歡樂而不是悲傷，所以在旁觀者面前，每個人都想要誇耀自己的財富，而盡力掩飾貧窮。由此可見，亞當．史密斯實際上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來研究人們追求財富的動機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感理論》之間的聯繫也就在這裡，亞當．史密斯把人類經濟活動的動機歸於道德的和情感的因素，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因此，他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人格化的「經濟人」描繪成一個個富有「同情心」美德的人，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侷限和狹隘所在。
總之，在《道德情感理論》一書中，亞當．史密斯把人的同情心作為核心，對西方倫理學傳統中的各種「美德觀」進行了分類、疏理和批判，以此為基礎，開出了解決新興經濟社會與傳統美德觀之間矛盾的藥方，也為他在《國富論》中全面論述其經濟學思想奠定了倫理學基礎。目前，我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之中，如何平衡財富與道德倫理的關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作為企業家，「不僅僅要懂得經營企業，身上更要流著道德的血液。」因此，本書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一讀。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既有直譯，也有意譯，以求得文句的通暢和原文的清楚表達。因此，譯文既沒有完全拘泥於原文，也沒有先輩嚴復先生那種「我注四經，四經注我」的意譯。也許，這種嘗試更能表達我們對原作者與讀者的尊重，如果它能成為原作者和讀者之間達成一座暢通無阻的溝通之橋，則我們將無愧於亞當．史密斯，無愧於讀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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