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樹下的沉思：楊榮文言論集〈簡體書〉〈精裝〉

 本書收集了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多年來的演講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科技、外交、文化等多個領域。該書由資深新聞人李慧玲和評論員阿薩•拉迪夫(Asad-ul Iqbal Latif)主編。

    在政壇的23年裡，楊榮文先生的思考型政治人物形象既讓他在行動黨第二與第三代政治領袖主掌的內閣中顯得與眾不同，內閣部長的身份與許可權也使他得以將思想付諸實行，直接主導國家政策與方向。閱讀楊先生的言論，在今天社會開放、資訊發達的年代，他的一些說法似乎看來平平無奇，甚至可能讓人覺得趨於保守；一些他所宣導的概念，經過這些年已經融為新加坡經營戰略的一部分，看起來已經不怎麼新鮮與醒目。但是端詳他發表言論的日期，對照當時的背景，就會明白他的新進和遠見。

   比照本書楊先生的言論與新加坡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包括新加坡在國際舞臺上的位置，或許可以讀出哲學之外的趣味。

楊榮文簡介：
   2012年1月1日，楊榮文加入嘉里集團擔任副主席。自2012年8月 起，他同時擔任香港嘉里京泰物流有限公司主席。

   從1988年9月至2011年5月，楊榮文從政23年，先後擔任過新聞及藝術部、衛生部、貿工部與外交部長。

   他還擔任那爛陀佛教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經濟論壇理事會理事，哈佛商學院亞太顧問委員會委員。2012年11月2日起，友邦集團委任楊榮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2013年，他受教宗方濟各委任擔任梵蒂岡經濟委員會委員。他同時也是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孫中山南洋紀念館顧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訪問學者。

編者序
李慧玲
 　　楊榮文先生1988年從政加入人民行動黨參加是年的大選。《聯合早報》當時報導，行動黨介紹33歲的楊先生為候選人時，標題直接引述楊先生的話：“我要繼續像個年輕人”。文內一開頭就概括楊榮文在記者會上表達的意願：“作一位能反映真實的自我和與年輕人認同的議員，是楊榮文準將的理想。”
　　　剛出道的楊先生對記者談到政府的作風，以及它和年輕人之間的距離。他當時說，一些年輕的新加坡人，特別是受了較高深教育的那些，對政府存有懷疑。他和年輕的同僚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贏得這些年輕新加坡人的信任，消弭他們和政府之間的距離。
　　《海峽時報》則突出楊先生重視培養新加坡人的歸屬感和對國家的榮耀與認同感，但在為新加坡感到驕傲的同時，又不至於變得自大，淪為狹隘與小格局的國家主義。
　　那是1988年。今天當我們省視新加坡的現狀，再回看當年楊先生對記者說的話 —— 不論是看華文報或英文報突出的重點，他所提出的至今仍沒有過時。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四分之一世紀並不是很長的歲月。而年輕的國家這些年仍在思索同一主題 ——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與人民的身份認同問題，這應該是國家發展的正常過程；另一方面，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對一個人來說，肯定是不短的經歷。楊先生的思考，並不是在他從政之後才開始。他在學生時代，在1970年代東南亞地區的起伏、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之際，和其他進步青年一樣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關注時局，參與示威。他在劍橋時期是新馬同學會的會長，所保存的學生時代的隨想筆記，反映的正是知識青年對時事思考的軌跡。
　　但是與很多思想者不同的是，在政壇的23年裡，楊先生的思考型政治人物形象既讓他在行動黨第二與第三代政治領袖主掌的內閣中顯得與眾不同，內閣部長的身份與權力也使他得以將思想付諸實行，直接主導國家政策與方向。閱讀楊先生的言論，在今天社會開放、資訊發達的年代，他的一些說法似乎看來平平無奇，甚至可能讓人覺得趨於保守；一些他所宣導的概念，經過這些年已經融為新加坡經營戰略的一部分，看起來已經不怎麼新鮮與醒目。但是端詳他發表言論的日期，對照當時的背景，就會明白他的新進。我們可以看到，從1980年代末到2011年之間，新加坡的環境和文化，如何讓一個有政治謀略和眼光的思想者，找到落實的平臺；而他的概念形成政策時，如何改變人們今天在新加坡的生活素質。
　　楊先生在1991年受剛接任總理的吳作棟先生委任，擔任新聞及通訊藝術部代部長。那是新加坡經歷了李光耀先生擔任總理31年，第二代領導人接棒之初，也是新加坡經濟條件較好，人均收入在亞洲已緊追香港，超越臺灣和韓國的時候。這個時候，一位年輕領袖並不是過多地對新加坡自我褒揚，而是在言論中透露出新一代領導人在經濟領域之外，對新加坡建國後的表現和性格，以及長遠未來路向具有深刻反思的精神。這與他1988年成為候選人時所表現的一致。上任不久，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學會的一場代表性演講，把一個詞帶入了當時的政治論述裡 —— 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在新加坡不是一個新的形態，但是在1990年代初，社會對這個概念的探討有限，如果有，也只是停留在知識界。楊榮文的演講不是蜻蜓點水，而是闡述了一套完整的理念，相信已經思索一段時間。在談到公民社會空間的重要時，他說：
　　　我還想談談社群之間的互助與新加坡靈魂。公民機構要成長，政府必須適當退出，為基層活動留出更大空間。如果政府大包大攬，插手干涉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結果必定不堪。所有人都會淪為酒店的住客。共產主義，尤其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僭取一切權力，建立了一套無良的制度。這個制度，讓人人依附於國家，於是也毀滅了群體靈魂。
　　對於國家/政府（State）和公民社會的關係，他把新加坡比喻為一棵榕樹：
　　現在的問題，是榕樹底下寸草不生。國家機構無處不在，民間組織難以繁榮。所以必須修剪枝榕樹葉，騰出空間，讓其它植物生長。大家知道香港朋友怎麼說我們嗎？他們說，我們照顧人民無微不至，人民變得軟弱了。
公民生活是公眾情感和社會靈魂的源泉。公民生活是民主國家的粘合劑。我們必須自己動手。政府可以協助，但不能自上而下構建公民生活。
……我還想說，集權與放權間，要有適當平衡。為榕樹修枝剪葉是必然之舉，卻不可將樹連根拔起。新加坡始終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心，以迅速應對時刻變化的競爭環境。新加坡需要多元性，但不可過量，否則過猶不及。換言之，修剪時要小心翼翼。
　　誰來修剪榕樹？從當時的形勢看來，似乎只有榕樹能夠自我修剪。楊先生的言論在新加坡講英語的公民社會得到迴響，這篇演講成為提到他時必然會被引述的經典之作。不過，執政黨內部對於這篇演講有何直接反應的資訊，我們並不清楚。
　　對於新加坡，楊先生提出超越疆域限制的想像。他中選進入國會併入閣後，多次在言論中談新加坡內在調整的需要，以及外部發展的可能性。在他的思維裡，新加坡與世界密不可分。他指的並不是行動党老一代領導人解釋的，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要跨越本區域其它經濟體，直接同歐美世界銜接。楊先生提出的，是以世界為新加坡腹地的概念，拓寬新加坡的格局。在他的思維裡，新加坡與世界密不可分，經濟、技術與文化密不可分，過去與現在密不可分。在新加坡國內，不論是跟學生，還是一般新加坡公眾，他的言論必然要將新加坡放置於世界形勢之內：國際化、第二雙翅膀，絕對不落入內視與狹隘的視角。他認為新加坡需要向外發展經濟，新加坡人遊走世界時身份清晰，對內保持團結，在外與各國廣結良緣，並且善用新加坡同亞洲其他地區的文化聯繫，維持同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印度的文化淵源。
　　至於新加坡在尋找共同的身份認同期間，族群之間不時會出現的緊張關係，楊先生處之泰然。他不著眼於族群對立的問題，而是用積極正面的角度，去突出他們之間的差異對新加坡的價值。2001年當他擔任貿工部長，為中央醫院講壇發表演講時說：
　　我們必須知道造就今日我們之緣由。如果對自身的歷史步履一無所知，便不知道何去何從……各種矛盾，不一而足。沒有這些矛盾，我們就無法繼續海納百川，也無法維持與世界的聯繫。
他繼而談到創造“大新加坡”思維的重要性。“這裡說的新加坡人，可能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或亞歐混血兒，但都要有大智慧、大胸懷。他心目中的新加坡，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島國，而且還要考慮新加坡的亞洲和盎格魯薩克遜歷史淵源和背景。想想加入新加坡籍的中國或印度移民。”
　　我們必須用這種著眼大局的思想指標來教育子女。這就是“小新加坡”意識與“大新加坡”心態之區別。“小新加坡”意識，對本地區的各種問題，會覺得不自在，也認為我們的多元化，是摩擦和煩燥的根源。“大新加坡”心態則與地區的情況水乳交融，還會弘揚我們的多元化，並以之為通往全世界經濟和文化空間的管道。如果以這種心態撫育後代，整個世界都會是他們的，別人會嚮往與他們同道，以他們為楷模。
　　今天當新加坡人更專注於關心個人的事情及新加坡內部的情況，這番十幾年前發表的言論，能給予我們什麼價值和啟發？
　　楊先生的言論中，有相當一部分與文化相關。1990年在馬來語月的開幕儀式上，他談馬來語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問題，並且提出文學作品的翻譯，能夠讓使用不同語言的新加坡人瞭解彼此的文化。他談新加坡的華人文化，是將它放置在世界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趨勢的框架底下；從政不久，無論是晚晴園的保留，或者華校生和南大生的身份問題，新加坡的華文水準問題，他的關注，也是在新一代的政治領袖當中少有的。而楊先生在這方面的言論雖然主要以英語發表，但他看待課題的深度和觀點，使他與講華語社群之間建立一份特殊的關係。
編選楊先生的言論集是一個不小的工程，我從近千篇言論中篩選了幾輪，好些文章難以取捨。從閱讀的角度來說，除了大塊頭的演講之外，他到一些鄰里學校的演講，觸及的課題，表述的方式，讓人感覺清新。一些社區的活動，他在平易的講話中，仍設法給聽眾留下一些思考點。例如他在1992年到仰光中學的25周年校慶演講，諄諄善誘地跟學生談的是“平等”和“誠懇”的概念：
　　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人的不同，與此同時又平等對待他們。換個方式來說，我們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們的友情跟能夠被製造與打碎的物件不一樣。我們得要對彼此懷有感情，包括對我們的家長、兄弟姐妹、朋友。我們要做正確的事，不去做錯誤的事，這並不是因為有人在監視我們，而是我們由衷感到應該這麼做。每個人都會維護尊嚴，有強烈的自尊。是的，在新加坡我們競爭很激烈，我們競爭，為在學校爭取優異表現，為考上理工學院或初級學院，為求職，為地位，為錢。競爭帶出我們最好的一面，但也可能會帶出最壞的一面。因此，競爭必須有限度。我們的競爭意識必須受到合作與同情心的調節。我們是人，得有人心人情。我們不是機器。每個人都有存在於此，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權利，但是每個人對其他人也有義務。我們要把握生命，活得有意義。
　　1993年，他為高島屋在義安城的商場主持開幕時，談的是商業與文化的相互依存，並更進一步去談文化對社會的重要性：
　　我們真正關心的不是物質，而是人民的思維。邁入新的世界，固然要精通科學和數學，但遠不足夠。我們還要有藝術感。科學和數學使生產準確高效，但要創造高價值，只能靠藝術元素。比如忍者神龜玩具。製作精良，符合發達國家的品質安全和標準不在話下，但可由中國工人在適當的監督下生產。忍者神龜的價值不在實體產品的生產，而在其概念、設計和行銷手段。
　　數理強並不夠，需要人文藝術的調和，是他在忍者神龜裡看到的價值。從這裡延伸開去，他的立場很明確：
　　智力發展和藝術發展，好比中國思想中的“陰”和“陽”。平衡是根本。古代學官在官場中宣導儒家思想，私下卻宣導道家思想。日本的禪宗思想與追求卓越不可分割。越是要“陽”，就越是要“陰”。因此，經濟發展要更好，文化發展也要更好。
　　這類觀點在2014年或許算不了什麼，但是20年前新上任的部長有這樣的視野，愈發顯得可貴，讓民間對新加坡的人文環境有所期待。而也正因為他有可以施展的政治舞臺，在執掌新聞及藝術部的年月裡，他形塑了新加坡不同的文化景觀，影響深遠。他的貢獻不純粹是保留了更多的舊建築，把它們翻修成美術館、博物館或作其他用途；不純粹是他戰略性地吸引了外國媒體公司把區域總部搬到新加坡來，或者支持本地電影的拍攝。楊先生真正的貢獻，在於他作為部長，處理文化、歷史政策時的眼光與態度，沒有讓文化從屬於經濟發展的信念，以及對民間社會的開放與尊重。
　　1996年楊先生以行動党青年團主席的身份，率領團員到美國考察交流，瞭解美國總統初選的情況。行程中，他特別選擇到猶他州，希望以此提醒行動黨員不要只是片面地以為洛杉磯及紐約就是美國的全部。我當時入行做記者兩年，接到報館委派隨行觀察與採訪的任務，有三件和楊先生有關的事讓我至今不忘。第一件是我們到猶他州的鹽湖城訪問時，當地市長很希望我們採訪她，在新加坡為鹽湖城宣傳。因為鹽湖城與我們距離遙遠，我工作的《聯合早報》讀者當中有多少對到鹽湖城旅遊投資感興趣，我沒有把握。記得當時楊先生走過來跟我們幾個隨行記者說：辦得到，才好答應人家。如果不適合，就坦白告訴那位市長，不要敷衍人家；第二件，是當時因為李登輝訪問美國，中美關係緊張。同樣是在鹽城湖，他在與鹽城湖市長為他設的晚宴上演講40分鐘，即興發言，稿在腹中，觸及中美之間交往的歷史與矛盾，侃侃而談，是平日積累思考的呈現；第三件，是到華盛頓時，除了到紀念美國第三任總統、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紀念堂之外，楊先生特意要求安排到位於佛吉尼亞中部的傑弗遜故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參觀。傑弗遜的故居建築切實如何不是重點，關鍵在探尋歷史的經驗。這三件事，頗能讓人對他的知識眼界、性情志趣、行事風格，有所領會。
　　這本言論集可以從學理性較強的時政評論視角來閱讀，但事實是，因為楊先生確實曾經從政壇新星，到成為內閣中重要的一員，並且先後擔任過新聞及藝術部、衛生部、貿工部與外交部的部長，因此，比照言論與新加坡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包括新加坡在國際舞臺上的位置，或許可以讀出哲學之外的趣味。理想上應是才能多元的內閣，在他離開後有何種缺失，或許要資深閣員才知道。但是在世界面臨變局，新加坡社會隨之進入又一次轉型，公民社會的力量亟待迸發時，從一個記者的角度，很難不去猜想如果楊先生仍未退場，身在其中，會是怎樣的思考，榕樹會有怎樣的狀貌。

 編者序
阿薩•烏爾•伊克巴爾•拉迪夫 (Asad-Ul Iqbal Latif)

學者型政治家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 Carr）曾痛下針砭，從來沒人在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中生活過，以此警告世人不可沉醉於烏托邦的浪漫幻想。其實，無論威權柏拉圖主義、莫爾筆下烏托邦的共產人道主義、馬列主義的無階級無國家絕對主義，或儒家秩序強調的等級家庭和諧，都從未有人親身體驗，而且永遠不會有。世上沒有絕對的烏托邦，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烏托邦：政治舉措和制度一旦踐行烏托邦原則，“完美”的虛幻魅力，就會消失在現實中。
    但是，建國理念和初衷若不立足于追求人間完美，國家便毫無意義。恰因烏托邦無法成真，才要將之奉為圭臬指導行為。這是政治思想家面臨的一大諷刺。政客和哲人政治家成為諷刺對象，是因他們不同於單純的思想家；他們必須管理國家，從而達到某些目標。
楊榮文是學者、軍人、哲學家、政治家、天主教徒、太極習練者、愛護家庭的男人以及臉上掛著價值百萬燦爛笑容的人（而且不含消費稅！），並且竭力解決本書所述的基本問題。楊榮文生於1954年9月13日，因成績優異而獲得總統獎學金和新加坡武裝部隊獎學金，赴劍橋大學基督學院攻讀工程學，以一等榮譽學位畢業，後到哈佛大學商學院學習，畢業時獲“貝克學者”榮銜。
    在軍中，楊榮文一路晉升至新加坡空軍部隊準將。他曾擔任空軍參謀長和國防部三軍行動與策劃處處長。1988年大選，楊榮文以人民行動党候選人身份步入政壇。此後在內閣任職，先後掌管新聞及藝術部、衛生部、貿易與工業部及外交部。2011年大選，楊榮文失去國會議席。
    新加坡技術官員治國，其中堅力量是工程師。而楊榮文在其政治生涯中，顛覆了眾人對於工程師這股治國中堅力量的刻板印象 —— 但也只是刻板印象。本書選錄的文章顯示，楊榮文的政治領袖使命感充溢著深思遠慮。這在領袖當中雖然常見，但楊榮文有生髮於學術前沿的敏銳洞察力和果斷行動力；學術前沿還生髮對良政之重要定義和方向的孜孜探索，有些答案或已尋獲：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市場力量與社會公平、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各種辯證博弈。有條主線貫穿這一雙雙對立體，道德是牽引之線：目的與手段在政治行為中相對立。
    楊榮文很快便展現他的思維結構異于較傳統的領袖。他在1991年發表了一篇演說，其間講到修剪新加坡的榕樹。他把榕樹比作在其之下寸草難生的政治天幕，昭示了公民社會運動時代將到來。要知道，當時還有人以為公民社會威脅人民行動黨的獨大地位。今天，這篇演說似乎不算驚世駭俗，但彼時引起極大關注，是因正值以李光耀總理為首的第一代領導與以吳作棟總理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權力交接，新的政治前景和期待正醞釀翻騰。楊榮文為第三代領袖，第二代領袖剛接管政權，他就已有此遠見。
    我們或許可以視楊榮文為自由保守主義派。他是新加坡精英但威權體制下的典型產物，是政治保守派，相信新加坡自然資源匱乏，不容絲毫差錯；既是城邦，一切以紀律和穩定為重。但他高瞻遠矚，知道維持秩序和穩定的不二法則，是審慎適度、自內放開體制，以鼓勵崇尚自由的年輕公民追求理想、保持活力
文化
    文化在楊榮文知識版圖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他認為文化是形塑人類行為亙古不變的源泉，這一觀點在他的相關演說中清晰可見。當然，並非文化本身古今一轍：相反，文化能存在，恰因其不憚改變、敞懷納容，失恒之後，在改變和加速之間找尋另一平衡點。但因為文化如此生息變化，所以文化是人類理解現實並謀求改變現實的內在本質。
有些人認為，自治和民主是任何政治社會走向成熟的必要條件。他們對楊榮文從“文化視角”解讀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也許感到失望。但如楊榮文所言，儘管民主轉型是有實證資料可鑒的歷史潮流， 但轉型的形式、時間、方式和結果，均源自國家的文化結構。無論如何，同樣合法的民主體制，其制度也可能相去甚遠。總統制度是最顯而易見的例子。美國總統制度的民主合法性，非但不同於歐洲議會制度，也不同於法國的總統制度。此外，得票多者即當選的選舉制度也廣泛認為合法，儘管比例代表制因為更具代表性而理應更民主，而代表性正是民主的歸宿。鑒於這些制度都存在，新加坡特色民主制度的理念應該不難論證。楊榮文以睿智吐誠並嚴密論證此說，令人肅然起敬。民族文化確實對政治體制的形態和效果影響重大。
    楊榮文有敏銳的文化洞察力，所以瞭解中國。中國文明路徑多元，儒家、法家、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楊榮文對中國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展現了一大優點：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多面性有理智的警覺。在本書中，看不到針對中國的兩大主流觀點：一是中國曾經飽受屈辱，所以只要有理便可為所欲為，算清歷史舊賬；二是中國是東方暴政的典型，“自由”世界決不可任由中國自行其事。楊榮文沒有簡單採用歷史二分法，而是剖析了中國複雜現代性的微妙之處，細緻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當代世界，中國逐漸茁壯成長，其它諸如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大國則相對遜色。楊榮文同樣給予這些國際行為主體公正評價，評價也同樣從文化視角出發。他曾率團與美國、日本、澳洲和其它國家開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由此深切體會自身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為至關重要。然而，他始終不斷挖掘自身利益在各國自我文化形象中的深層根源。因為自我文化形象是確立自身長期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基礎。一國與他國交往，必然奉行實用主義。但首先，判斷實用與否，終究來自其文化範疇中的各種可能。
    本書彙集了楊榮文從政前後撰寫並發表的全系列演說，包括至今還能引起共鳴的內政事務，以及關係新加坡生存和繁榮的東南亞、東北亞和美國的國際形勢。
政治與傳媒
    除了楊榮文政治遺產的核心 —— 關於修剪威權主義榕樹的隱喻， 民主在本書有關政治與媒體的章節中也佔據相當份額。楊榮文坦言， 民主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民主不僅是一人一票制，其核心“是一種認可個人優秀品質的價值體系”。的確，他指出，若無 “大量智者自由合力”，現代文明就不會生根發芽。
    有人會質疑楊榮文，為何提出傳統亞洲價值觀需要平衡“分化集體的自由市場力量”的論斷，同樣也會有人質疑他為何主張集中決策有助益；但楊榮文無疑接受並樂見民主對實現良政的支撐作用。不過，他強調民主有各種類型。他以獨到的方式，說明民主“不是政治組織下的一個‘種’，而是一個‘屬’，其內包含許多互相競爭的種”—— 從美國到歐洲到日本，莫不如是。
    因為相信民主，楊榮文自然深信制度重要。“好制度比個人更持久。”他說，“制度完善，就算運氣欠佳、領導無能，國家也會安然無恙”。鑒於新加坡獨立早期，領袖個人魅力是政治活動的重心， 這種說法相當大膽。他還直截了當說：“我們要的不是再找一個李光耀，而是強大的制度”。人類本能在形成和維持政治制度時，有其作用，也有其局限。楊榮文評論文化 DNA 和自由時洞悉入微，闡明了他對人類本能的理解。
    在楊榮文看來，強幹的領導層和政治共識，對善治的作用無以倫比。解讀他這觀點，要以上述背景為依託。他談及行政部門的作用時，顯示其政治家的洞察力；儘管他是一流思想家，但也明白官僚機制是變理想為觀點、變政治為政策的要素。
    遠在這些問題變成偏頗的政治議題之前，楊榮文就表示增長要關照公平，並提出了一個能永遠立足的主張：實行民主社會主義；隨著新加坡走向全球化，在政治經濟領域中維護公平。此外，楊榮文還認為，需要建立一個靈敏、永續的人權框架。
   楊榮文對傳媒的評價，既有對世界一大文化現象的哲學理解，又有對改變傳媒格局的技術的科學好奇。

序 (一) 序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這本佳作，廣泛收錄了當代最優秀的社會思想家和政治家楊榮文的文章和演講。書中所涉主題雖包羅萬象，但始終立足於一份關切，於是喚起發人深省又震撼人心的思考。這份普遍的關切，關乎亞洲角色在全球互動交往中的巨大潛能。亞洲的潛能豐富，有些已經實現，有些尚未釋放。楊榮文尤其熱衷思考如何充分發掘這些潛能。
新加坡是個城邦，卻似乎經常與高於自身量級的對手，在世界事務中同台較量。其中原因，除了卓著的物質成就和經濟功業外，還有其才智兼備且能言善論的領袖。他們說話條理分明、重點突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格局中，不僅參透本國的局限和可能，諸如楊榮文等領袖，還鼓勵我們加入他們以亞洲為主題的全球對話。本書處處體現楊榮文中肯且啟蒙的理性探索。
楊榮文在許多方面展現其出類拔萃：在劍橋是個資質聰穎的獎學金得主、身為軍官在軍中連階累任，並身為政治家擔任部長所任職的部門，跨越新聞通訊及藝術部、衛生部、外交部及貿易及工業部。他在每個角色中，都努力聆聽其知識份子的精神召喚並付諸實踐。而知識份子貢獻的本質與精髓，往往是發掘真相，並闡明真相如何影響我們當事之事。楊榮文致力的基本事業，包括時刻提醒眾人，在這日新月異的世界中，凡事要心懷使命感，還要借鑒審時度勢後所凝集的識見。他筆下的文化篇章尤其值得細品。他能辨識人類能動性範疇中，超越我們日常經濟生活需求的延續與干擾因素 —— 其影響強而有力。
論私交，我很榮幸，能與楊榮文共事，開展曠日持久、最終卓有成效的那爛陀專案。那爛陀大學成立的時間，比歐洲位於波倫亞的第一所大學還早六百年，它象徵本地區的學術交流和跨境合作。我從楊榮文對重塑這所古老大學的信念，看到了他對未來充滿信心。他相信未來世界能借鑒亞洲前殖民時期的經歷，鑄就嶄新且卓越的成果，而當代世界，包括亞洲及其它地區，都會因此而受益匪淺。楊榮文結合古代思想智慧與現代知識和科學，塑造了新那爛陀大學的願景，對那爛陀項目的貢獻非凡。我很幸運地能與他建立深厚的友誼，由衷欽佩楊榮文卓爾不群的品質。能與世界各地的讀者分享他的真知灼見，真是一大快事。
         2014年9月 哈佛大學

阿馬蒂亞•森現任哈佛大學湯瑪斯•W•拉蒙特校級教授以及經濟學與哲學教授，2004年之前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此前，他曾在加爾各答賈達普大學、德里大學經濟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還曾任牛津大學德拉蒙德政治經濟教授。
阿馬蒂亞•森所獲獎項包括印度國寶勳章、法國榮譽軍團勳章、美國國家人文獎章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

序 (二)  序
王賡武
     1996年1月我到新加坡，即與三個機構結緣。我視它們為開啟獅城新紀元之標杆。聽聞三個機構均由楊榮文發起。楊榮文1991年出任新聞及藝術部長，時年36歲，成為內閣最年輕部長之一。三個機構分別是國家藝術理事會、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和國家文物局。第一個1991年創建，第二個源於1992年進行的圖書館檢討，第三個于1993年成立。短短三年，他引領新加坡走上的道路，如今已使人民文化生活生機盎然，遠非昔日可比。
但這只是發軔之始。楊榮文還促成多個重大項目，幫助新加坡走出去，走向瞬息萬變的世界。他有一明確要旨：要迎戰未來的考驗，人民必須重視國家豐富的歷史。這一要旨在他擔任貿易與工業部長和外交部長期間繼續昇華拓展。他還遵循此要旨，在政治經濟格局風雲變幻，尤其1998年金融危機和21世紀中國崛起之際，著力擴大新加坡在本地區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影響。
    楊榮文先是位出色的學生並成功的軍人，而後又是深受愛戴、才能卓著的政治家。2011年，他掀開事業新篇章，轉身成為頂尖商業精英。仰慕者關注其政治生涯，必熟知他的非凡成就，但瞭解他興趣廣博並對生活多個層面遷思回慮者，為數應該不多。本言論集記述了楊榮文為何踏上公共服務之路，也呈現了他希望為這份擔當帶來什麼改變。
但凡閱讀此書，必會有所收穫。從楊榮文反復思考的諸多主題中，我所得啟示，可總結為兩個關鍵字：“平衡”與“信任”。“平衡”又使我聯想到“權衡”之意。平衡貫穿其思考，指引他在今時瞭解過去。“信任”的概念，則在他的思索中四處可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該當如何接合，在開放的全球社會更需要之際，凝聚力何以加強。
    楊榮文決意復興那爛陀大學，是為施展權衡之道的佳例。他洞見這古老學府中，一瓣心香與通達開放間之千絲萬縷。在21世紀重建那爛陀大學，是結合古今之大業，也是凝聚亞洲與歐洲、中國與印度並東亞與西亞之契機。楊榮文的政治慧眼，視那爛陀大學之一大要務，為構思新的地區意識，把亞洲意識提升至更高的境界。
     信任為根本要素。為此，我們未來將挑戰重重。楊榮文不僅視信任為國家間及商家間順暢交往與交易之本原，也視之為代際之間、老師與學生、政要與民眾、無神論科學家與虔誠信徒間關係之根柢。他呼籲眾人要取信於人。這一要義始終貫穿其諸多演講。但他敦本務實，並未止步於此。他徑直指出，本地區今日之首要問題是信任匱乏，是故關係緊張，以致世界霸主美國視中國崛起為隱患。
    本書的兩位編者為資深媒體人，自然深知楊榮文在上述領域所扮演的角色。本書三節中，匯總了楊榮文評論政治走向與價值取向之最佳著述。但以我之見，它們尤其彰顯了楊榮文為新加坡人民創造現代生活並孕育現代思想的突出貢獻。我衷心祝賀兩位編者之獨到眼光，使楊榮文的從政風采盡顯書中。我以為自己深知為何如此欣賞這位政治人物，但本言論集展現的形象卻更豐滿全面。楊榮文為改善人類的狀況而涵泳玩索。此等人物，人人應當熟悉。
                                            2014年10月27日新加坡國立大學

序 (三)  序
尼古拉斯•伯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

    若說新加坡在全球事務中以小事大，那是因為國家領袖能力超群，短短幾十年間，帶領這個城邦，由貧窮的殖民地躍升成為先進國家。李光耀樹立了標竿。而楊榮文作為亞洲引領風潮的學者與實踐者，則為他的世代進一步發揮傳承。
楊榮文不僅是新加坡的領袖，更是真正貫通東西的橋樑。而這橋樑作用不僅是傳統外交意義上的國家關係。楊榮文還是傳遞文明的使者、解讀文化的譯者。在世界各地的領袖和學者參加21世紀理事會會議上，楊榮文的發言總令聽眾側耳傾聽，因為他們知道，楊榮文居於毗鄰東西的稀罕地域，熟諳東西之道。
他和阿馬蒂亞•森參與重建那爛陀大學，使亞洲的古代知識與聯繫得以振興。我不知有哪位政治家像楊榮文，成長于富有儒家道統的文化環境、篤信天主教，閒談時黑格爾和道家哲學的邏輯論證信手拈來。凡有幸與之相見者，無不為他的寧靜致遠、沉著自若，以及偉大哲人般的犖犖睿智而折服。
我們也莫忘楊榮文敦本務實的政治智慧，以及實事求是的管理精神。多年來，他與其在新加坡政府共事的同儕，向世界彰顯了高效與清廉的作風，也即善治確實可望也可及。
這部壯觀的言論集收錄了楊榮文的演講和評論。他的廣博知識盡顯書中。從互聯網的誕生及其對傳統社會的衝擊，到全球化時代城市區域的作用，再到多族群、多宗教國家的憂慮與彷徨，無論天文地理，他均可侃侃而談。
    本書是楊榮文的洞見與理念的豐富積澱，研讀定能受益匪淺。這位亞洲不朽人物之一對此紛亂時代所經歷程及所臨挑戰的思考，今能為我們學習與分享，我們有幸了！

尼古拉斯•伯格魯恩是伯格魯恩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的主席，該院專注于政治治理、哲學和文化。他是私有企業伯格魯恩控股公司（Berggruen Holdings）的董事長，公司負責尼古拉斯•伯格魯恩慈善基金會（Nicolas Berggruen Charitable Foundation）的直接投資。他還是21世紀理事會（Institute’s 21st Century Council）的創建者、加利福尼亞長遠發展委員會（Think Long Committee for California）的成員，以及未來歐洲理事會（Council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的成員。

 前言
楊榮文

    本書是我過去的演講和寫作的合集，阿薩•拉迪夫 (Asad-ul Iqbal Latif) 和李慧玲與我商榷編選，分別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創始人兼主席潘國駒博士自我在外交部以來，即一再促我著書，闡述我的政治和文化觀點。我也一再以不在此狀態為由而婉拒。從政期間要處理的課題甚多。2011年離開政壇，踏上人生新征程，許多新的挑戰讓人應接不暇。我非學者，無意抽象對社會與政府進行論述。撰寫從政回憶錄，得梳理23年來自不同部門、人民行動黨、國會及所服務選區的檔案。況且許多資料至今仍未解密。再者，一味憶述往事也難免令人生疑，以為我別有私心。在所扮演的角色當中，我從來都屬於群體中的一員，若為某些特別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自領其責，必會惹人口舌。適逢潘博士建議彙編我昔日演講，覺得不失為好主意，演講早已公諸於眾。我於2004年離開貿易與工業部，同事悉心把我的主要演講彙編成冊，以作紀念，承蒙誇獎，書名為《楊榮文 —— 好奇尚異與思考不懈的頭腦》(George Yeo — A Curious and Lively Mind)，以中式的精美風格裝幀，貿工部下屬法定機構各主管及高級官員出錢印刷，只印製幾十冊。我七年貿工部生涯的主要事蹟和決策，幾乎收錄其中。後來，我把書交予潘博士看，他認為可以之為本書模版。
    2011年5月大選前，一位也是民調專家的友人悄悄告知選情分析結果。他說，我們團隊的得票將介於四成三和四成七之間。我為避免打擊士氣，始終未對人提及。我們最終獲得四成五選票，果真如其所料。儘管早有心理準備，敗選還是心如刀絞。工人党推出最強大陣容，在阿裕尼集選區與我們對決。工人党背水一戰，是為打破人民行動黨在國會獨大的局面。過去三個選舉週期，阿裕尼集選區的邊界線逐漸外移，包納了我國唯一由反對黨控制的單選區後港。若說工人党試圖以阿裕尼集選區為突破口，藉以攻克人民行動黨的堡壘，也不足為奇，雖然絕非唯一因素。我在祝賀工人党候選人的演講中，寄望他們盡心關照我20年來有幸為之服務的選民。過了一兩日，工人党領袖劉程強在發言中說，人民行動黨敗選，並非工作窳劣，只因人民希望國會有更多反對黨議員。過了一周，我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退出議會政治。後續幾周，人民行動黨內外壓力逐漸形成，促我參加八月份的總統選舉，儘管我早已表白，謂自知性情不合度。李顯龍總理本也支持我競選總統。後來前副總理兼人民行動黨主席陳慶炎博士表示，行動黨若支持，他願競選總統。我隨即退出。競選總統只是責任所在，並非野心使然。競選總統不應為了證明自我。有兩位我敬重的人勸我莫要逐鹿。寓居昆明的太極功師父沈保和釋以道家精神。他在我離開政壇後才收我為徒。他說，時代已經改變了，沒有官職在身，自由了，不是讓我少做，是讓我做得更多。我當時略覺深微玄妙。另一位是郭鶴年。我認識他二十餘年，乃我仰慕之智者。他也促我不要競選總統，並經兩個管道傳話給我，總統一職實非我予，還誠邀我與他共事。數月後，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兩年後，又蒙梵蒂岡教宗方濟各委任，成為改革梵蒂岡行政和金融體系的八人委員會委員。我動身往羅馬參加首次委員會會議前，拜訪了主教吳成才。此次決定，希望得他的祝福，也想徵詢他的意見。主教見我即說，如果你不是敗選，就不能侍奉天父。我頓時想起沈師父之言。
    在好友間，我自命道家子弟，一是哲學意義而非宗教意義上的。我在大學修讀學士學位期間，對《道德經》便極其神往，近些年又醉心《易經》。1988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行動黨前，我撰文闡述個人中心價值觀。雖幾經努力，仍未能找到原文，但我依稀記得其中內容，文字大致如下：“我的中心價值既是華人的，也有基督教義的。身為華人，我尊崇儒家和道家。儒家的我，認為建設文明，非要經過努力與組織不可。社會要享有和平與進步，必須有好政府，人們要知禮（人與人之間的規矩與尊重）。道家的我，則相信不論我們做什麼，天地間存在非我們所能控制的，浩浩大潮，只能順流而行。母親生於潮州，十八歲嫁予父親後，才遷至新加坡。她對我的華人身份認同影響至深。而我因基督信仰，故相信愛是人生的至上美德，並人之神聖不可侵犯。”1990年11月，吳作棟當選總理，委任我主管新設之新聞及藝術部。我把該部的標識設計成陰陽形狀，綠紅搭配；綠色象徵人人與之一體的宇宙大地；紅色象徵文明的鮮活生命力。時任高級政務次長何家良揮毫，並依循道家傳統，由我用紅色點睛。
    當今社會風起雲湧，其變化之深刻，可比肩人類從狩獵遊牧到農業定居生活，或從封建到工業生產社會之變遷。變遷的原動力當然是數字革命。一切舊體制正土崩瓦解，資訊技術和社交媒體擾亂了社會層級關係。許多國家面臨體制危機。父母與子女、老師與學生、神父與俗眾、醫生與病人、政要與民眾……各種關係都在改變。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收入，不是止步不前就是每況愈下。許多國人的工作逐漸由機器、計算程式和外來人口所取代。許多最美好的日子已然不再。中產階級的無望疊加、不滿累積，情況已日趨嚴重。少數人財富膨脹，只因家境殷實，或聰明過人，或時運旺盛。也許形勢總要先走壞了才會好轉。數字革命催生了新技術，進而衍生更優良、更高級的人類組織形式，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推翻舊有形式。現世故事，將圍繞開創明日世界新路徑的求索歷程而撰寫。史上的巨變時代，只在相對放任自由的城市，才首先顯露未來景象之端倪；那裡才有開展社會實驗的土壤。而亞洲的未來進路，在諸如新加坡和香港等城市的努力奮發中，多少已能窺見一斑。
    當然，年輕人應該在這場大變革中擔起重任。網路取代層級，但年輕人最能適應社會變革。上世紀90年代，我擔任人民行動党青年團主席時，鼓勵一群青年男女創建青年團網站。我叮囑他們別給我惹麻煩，莫讓党領導和政府監管部門找我興師問罪，然後便放手任由他們經營。雖然是實驗之作，但這潛力不小。博客風靡時，我得一年輕朋友應允，在其網站發表博文。我還請另一位朋友為我建了一個新網站，以面向不同受眾。學習新的社交媒體很有意思，還能借此與年輕人交往。後來“臉書”在新加坡走俏，一群支持我的年輕人勸我創建臉書帳戶。初始階段，他們一步步教我，沒幾周，我已摸熟門道，能自娛自樂了。不到一年，臉書好友人數已達上限5000，我隨即開了一個公共主頁。與年輕人共事讓我而改變了。我從他們那裡學習到許多，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覺得於我有責。2011年競選活動尾聲，我在網上發佈了一段對新加坡年輕人講話的視頻。視頻在海內外迅速傳開。網路社會，資訊要無脛而行，廣泛傳播才奏效。離開政黨政治後，我本想逐步關閉臉書帳戶，但卻受多人勸阻。人們在臉書上發貼已是尋常不過的書。見有友人子女成為我的臉書好友，我很欣慰。我因早識社交媒體，與四個子女關係更加親密，這點我始料未及。他們批評我，也給我出主意。假如不與年輕人接觸，不許他們參與，如果只想改變他們而不容他們改變我們，層級社會轉向網路社會，必然進路崎嶇。因此，任何鼓勵年輕國人樂觀積極面對國家未來的活動，我都支持。然而打破舊秩序，對新秩序又心中無數，則可釀成無謂悲劇。社會要成功轉型，年輕人要參與，成為變革的內在動力。香港今天也面臨相同的挑戰。回想在劍橋求學期間，也曾參與學生運動，所以多少能理解香港學生，為何不顧“一國兩制”的約束，而力圖改善社會和政治環境。年輕人若無激情，社會便無未來。
    李光耀當政期間，新加坡是不折不扣的層級社會。有人問，新加坡是不是“保姆國家”，他回復道，如果是，那他為自己能撫育它而自豪。但李光耀也深知新加坡社會正步入新階段。1990年11月，李光耀卸任，吳作棟繼任總理。政府稍見退身，管制審慎放鬆；容許多元，也酌情鼓勵多元。我為新聞及藝術部長，很樂意放寬一些界限，比如放鬆審查尺度、允許使用方言和“新式英語”1、多關注前行動黨時代的歷史、發揚祖先的多元傳統等等。這些都是敏感問題，我得沉著機智應付內閣同事。有一次演講，我提到要修剪榕樹，使公民社會茁壯成長。許多國人十分認同我的觀點。修剪榕樹，等於減少層級。陽光可穿透，社會網路便會茂盛繁密。
    多元引發衝突。在層級社會，多元備受詬病，是因多元阻礙垂直組織結構順暢運行。標準化更高效，但也導致壓迫。郭寶崑在他的著名話劇“棺材太大洞太小”2 中，以幽默諷刺的手法探討了官僚與自由間的權衡取捨。多年前，已故主教石好德（Cardinal Jan Schott）為我講述了一個他與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故事。當時，石好德主教在梵蒂岡擔任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輔佐教宗。有一次，他為教宗起草演講時增加了一句話：“儘管我們不同，但我們仍舊一同。”教宗溫和地責備他，並把“儘管”改為“因為”：“因為我們不同，所以我們一同。”個體的獨特品質神聖不可侵犯。人人都是唯一，人人都要為自己的生命負全責。教宗修改的不是文體，而是深層原則。多元不僅要容許，更要頌揚。上帝的信徒相信，但凡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印記。我們因為這印記而同歸於一。儒家學派和無神論者相信，人人都有道德中樞，所以我們同心同德。我們對人的精神本質或許莫衷一是，但有樣東西深藏某處，也許就燒錄在基因之中。那東西，會在人類的博愛理想前屈尊，會為孩童的哭泣而感動。當然，這未能阻止世人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大肆杀戮。和而不同，知易行難；躬行此事，需要日省良心。我為一群年輕擁護者講述了石好德主教的故事，他們當時正在協助我為舊選區湖邊的一個公共雕塑籌款。他們深受故事啟發，隨即設計了一個徽章，上面寫著經教宗修改的格言。我在他們的滿滿熱情中，看到了我們國家的未來。新加坡的所有特質，皆因其多元內涵。身為國會議員，我常常主持新公民歡迎儀式。我的歡迎演說始終強調我們的多元特質。雖然我國不承認多重國籍，但我們鼓勵新進公民維持與故鄉親友的聯繫，並且珍惜他們的民族和宗教傳統。新公民到來，新加坡會更豐富多彩，國際聯繫也會更廣闊緊密。不過，新公民必須滿足一個條件：胸懷要更寬大，思維要更開放，以便包容異己。換言之，雖然新加坡是小國，但要成為新加坡公民，就要更“大度”。當然，原來的新加坡公民，也要有一樣的豁達胸襟和開放精神。
    我們國小，故應時刻謙卑。外國人的讚美或許只是溢美之言。 90年代，一位新加坡商人得知，上海一位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領導，在接待一位到訪的美國內閣部長時，把新加坡比作一個“盆景”。這位商人朋友聽了勃然大怒。難道這位上海領導，認為新加坡無法成就大業嗎？我雖然理解朋友為何如是反應，卻不認同朋友的看法。畢竟，培植盆景並非易事。盆景也可常青不衰，也能價值不菲。以阿Q 精神觀之，如果中國領導人，把新加坡這個小小盆景與中國人民視若同氣，實為對我們無上褒獎。畢竟中國是個偉大的國家。此後，當我談及新中關係時，總會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盆景。我們與中國有相似的基因特點，是故中國對我們偶有興趣。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也有著共同的基因。印尼哈比比總統曾經橫眉冷目，譏諷新加坡為“小紅點”。很快，新加坡人民便在胸前別上小紅點，以表達國族自豪感。很奇怪，新加坡人從此更深受許多印尼人民所喜愛。有位印度友人的評價最準確。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首席部長錢德拉巴布•奈杜 (Chandrababu Naidu) 在第一任期時，把新加坡的機制比作納米技術。是的，我們體量雖小，但容量極大，還能連接五湖四海。他人對新加坡饒有興趣，是因我們國土雖然纖小，卻不似香港；我們擁有一切國家特質。幾年前，諾貝爾獎得主悉尼•布倫納 (Sydney Brenner) 鼓勵新加坡研究河豚魚的染色體組，因為河豚魚是染色體組最短的脊椎動物，更容易識別不同基因的功能。新加坡猶如河豚魚。我曾與伯格魯恩治理研究院 (Berggruen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的尼古拉斯•伯格魯恩 (Nicolas Berggruen) 探討新加坡體制的是非優劣。他對新加坡的社會著迷，是因其作為研究物件，新加坡夠小，又有完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
    新加坡本身並不明瞭易懂。要瞭解新加坡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態，必須考慮其所在地區的生態環境。新加坡只是密密麻麻的網路節點中的一個節點。這節點的盛衰，取決於網路是否健壯、節點是否與其它節點相連接並創造價值。所以，我們的多元化是極大優勢。喬爾•科特金 (Joel Kotkin) 說，新加坡是許多部落的家園，故能跨越文化疆界而從中套利。的確，跨文化套利是我國經濟和外交政策之核心。我擔任新聞及藝術部長、貿易與工業部長以及外交部長時，曾投入了不少時間開發文化聯繫。文化聯繫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態的命脈。而這些努力使我與許多落戶新加坡的少數族群關係更親密。當梵蒂岡委任我時，佛教、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的朋友都送來祝賀，我為之感動。但多元化也是我們的弱勢。但凡通向世界之路，也必能引入感染。因此，捍衛新加坡的國家統一和安全，是我們的永續挑戰。一個城邦要獨立自主，前提有二：一是外交政策要靈活，要隨著國際力量格局變遷而不斷調整；二是公民要團結，要共同應對外來的顛覆和侵略。一個內部方程，一個外部方程，兩者需同時解。新加坡人民只有對國家放心，才會放眼國外，開創大業。我在軍中供職長達16年，起初在陸軍部隊，然後是空軍，最後是聯合參謀部。新加坡武裝部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軍隊的作戰能力，仰仗新加坡各族人民齊心合力，以及他們為實現大義的共同追求。軍隊戒備宜謹，方有望長治久安。願考驗我軍實力之日永不將至。
    亞洲和平局面若再持續一二十年，其變化將翻天覆地，並且成為全球經濟的動力。儘管國力較量不可避免，中美關係不至倒退太多。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未來數十載，美國還是世界軍事和政治強權。美國流行文化已然征服世界。中國和美國不同，中國不是宣教大國。中國只求維持國內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無心與美國爭奪外部世界的霸主地位。假如中國如同前蘇聯，是個宣教大國，便難免重現熱戰或冷戰。好在中國志不在此，所以中美劇烈衝突並非必然。中國和印度更可能是合作而非動干戈。除了1962年，兩國邊境發生中國今已普遍淡忘的小戰役外，中印友好交往源遠流長，而且都視彼此為古老民族。我很榮幸，能與阿馬蒂亞•森、王賡武及其他同事，共同參與重建印度比哈爾邦邦一所古老大學的事業。那爛陀大學，這所跨越許多世紀的偉大學府，曾經吸引了亞洲各地的學子齊聚此地，當中以中國唐朝的佛教僧侶玄奘和義淨最知名當世。印度便是借助這兩位僧人的著述，才找回大段遺失的歷史。那爛陀曾經是世界的一盞明燈，希望重建後，能繼續發揚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道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今日世界，和諧理念不但可取，而且必要。現時代最大的危難，是科技發展神速，社會倫理的演變步伐卻望塵莫及。我們需要各方善士反思時代的道德難題，並指明方向。那爛陀大學是一方博採眾長之地。我願新加坡，亦是一方。
註釋
1 Singlish：新加坡方言英語，不同於新加坡官方標準英語，是混了了中文、馬來語、淡米爾語，以及諸如粵語、閩南語、潮語等華族方言的的語言。
2 郭寶昆的經典劇作。上世紀80年代演出後引起轟動。劇情描述孫子為祖父辦喪事時，發覺祖父生前預製的棺材太大，而政府規定尺寸的墳洞太小。制度僵化，不容破格。問題靈活不得處理，一切得照章行事。於是鬧了許多鬧笑話。該作針砭時政，揭示人性因體制僵化而變得扭曲。

 ix 序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xi 序 王賡武
xiii 序 尼古拉斯•伯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
xv 編者序 李慧玲
xxii 編者序 阿薩•烏爾•伊克巴爾•拉迪夫(Asad-Ul Iqbal Latif)
xxvii 前言 楊榮文
1988
1 新加坡面臨的政治挑戰
6 行政機構必須靈活
1989
11 民主品質：新加坡價值體系之要素
16 在風雲變幻的世界中構建國家認同感
1990
28 馬來語在新加坡的發展
32 未來25年
42 哈佛精神的啟示
1991
48 文化藝術事關眾人
52 一場全新的競賽
62 家國之間的公民組織
73 太平洋世紀的亞洲文明
81 歐亞族裔文化
84 文化的傲慢
90 二戰的歷史之鑒
1992
94 看世界重建的不同視角
104 東亞的共有未來
109 城邦國家的眼界
120 民主不是歷史的終點
125 留住陳文希
128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經濟與文化復興
1993
131 印度與東亞攜手並進
139 越成功越要為人服務
142 歷史與成長三角區的前景
146 每個生命都很寶貴
149 新加坡的印度文化財富
154 新加坡藝術發展的特點
159 提高藝術修養與國家競爭力
163 太平洋世紀中的東南亞
172 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1994
177 新加坡模式的意義
186 海上絲綢之路的紐帶
189 價值觀的維繫和傳遞
1995
195 資訊科技是塑造新格局的一股力量
199 必須重視的歷史教育
203 新加坡 IT2000 智慧島戰略
210 新加坡華人的歷史身份
223 亞細安文化的多元
227 文化藝術紮根本土
230 中國步入新紀元對中國及其夥伴有何含義
233 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不確定的時代
1996
239 淩駕物質主義
248 求知與崇敬
1997
253 重新闡釋儒家思想
261 銘記歷史
264 香港的回歸與新加坡
267 局內人的視角
271 亞細安與東亞國家
1998
274 藝術在城邦
276 中國在亞洲後危機時代的角色
281 公民社會：借助國家與社會的合力
290 危機與信心：建設新亞洲
298 多元種族社會的優勢與弱點
302 講華語運動20年
309 亞洲人與歐洲人的人權對話
1999
315 新加坡的亞洲身份
325 中國文化與政治
2001
332 中國崛起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
340 悼念艾迪•巴克
343 南北之間，東西之間
354 聳動新聞的全球市場
360 新中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2002
367 新經濟體的科學技術政策
376 巨龍的回歸
383 全球化與公共輿論
389 開啟新篇章
2003
395 中國的貿易與投資環境：現狀、前景與建議
2004
402 和而不同
2005
409 做有特色的新加坡華人
417 拉丁美洲與亞洲的重逢
428 政治經濟新格局
433 中印崛起的三個挑戰
437 歌頌多元
2006
445 新加坡是中國共和運動在東南亞的主要中心
449 南亞在全球社會中的角色
455 亞洲復興
2007
460 從深層結構談中國
470 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2008
476 新加坡的民主制是在建工程
2009
482 這是個歷史性的變革時期
492 五四是新加坡豐富遺產的一部分
495 21世紀的西藏
2010
501 領導風格不能不改變
507 中國重登世界舞臺
520 實現泰戈爾的夢想
2011
525 這艘船航向哪裡？
531 小國與聯合國
536 請給我們一次機會
2013
545 氣場與養生
附錄
551 劍橋大學馬來西亞  新加坡協會通訊
556 欲求和平，先諳戰爭
558 軍隊與民族國家
560 威尼斯的啟示
565 返鄉日記
583 謝辭 楊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