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振華

公司法立法與司法解釋互應影響之研究是一個對公司法與司法制度進行交叉研究的領域。之所以探索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因為公司法立法與其系列司法解釋共同構建了公司法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的內部組成是以何種關係來促進公司法法律體系的完善，對於公司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 為此，圍繞這個主題提出系列思考：公司法立法是否需要司法解釋？其需求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公司法立法與司法解釋之間應是何種關係？公司法與司法解釋應以何種樣態存在？是以並行不悖的方式營造公司設立、運營以及解散等法律環境，還是以良性互動的方式共同促進公司經濟發展？ 對於這一系列問題，本書在採取實證資料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相類似主題學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他國家地區相關領域的實然操作情況及理論發展態勢，運用法學理論採取剝繭抽絲之方式為我們國家公司法與司法解釋這一主題存在的這些問題逐一找尋可構建型方向。 第一部分公司法立法對司法解釋需求之理論成因。本部分以公司法這一部門法為研究物件，從法之客觀屬性來探查公司法具備法之不完備屬性，而且這一屬性並沒有因為行政執法、私人自治、行業協會等其他社會因素的注入而彌補了公司法不完備之“縫隙”，其仍需要司法介入來定紛止爭。以此為分析起點，從公司糾紛的量變與質變資料變化態勢以及公司法本質屬性來論證公司法對司法解釋需求具有一定的客觀現實基礎及理論成因。 第二部分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對公司法需求之動態回應。主要通過實證資料的梳理，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回應公司法的情況進行動態分析。本部分以三個時間段作為制度分析之截面來盤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對公司法之回應。在實證資料梳理的基礎上，對三個不同時間段內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法方面的司法解釋的內容、形式以及相應主體的反映情況進行分析。三個不同時間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對公司法的回應情況是有所差異的，不僅僅是內容、形式及解釋方法上的變動，而且在對公司經濟影響的主動性上也有所變化。也就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對公司法的回應受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在這些社會制度的大環境下，也在不斷微觀地改變公司法司法解釋形式內容。我們在對這些微觀變化進行評析的同時，還要進一步追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變化是否契合公司法本質屬性之需求？ 第三部分為公司法地方司法解釋性質檔對公司法之續造影響。最高人民法院禁止各地高級人民法院發佈這種“類”公司法司法解釋性檔，2015修訂的立法法也對地方法院此類行為做出禁止性規定，但其卻以蓬勃發展之勢影響及續造著公司法。本部分主要分析公司法地方司法解釋性質檔對公司法某些規則的續造影響，並運用法學理論分析這些續造行為對公司法所產生的正負效應影響，同時分析其他國家地區地方司法是採取何種方式來影響公司法的，並分析有多大借鑒意義，從而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主題框架：公司法地方性司法解釋檔是否契合公司法本質屬性需求？如何正視公司法地方司法解釋性質檔之正負效應，並在此基礎上採取何種措施使正效應能夠發揮其應有功效的同時，避免負效應發生？ 第四部分是公司法與司法解釋共處模式之域外考察。公司法與其司法解釋有四類共處模式：一是美國式的各州州內公司法與地方司法互動增強公司法競爭力，聯邦國家層面並不存在公司法，但聯邦最高法院會用判例法形式影響州公司法發展。二是英國側重於司法與成文法協同進化模式發展，2006年公司法中諸多制度都是在整合司法判例相關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三是德國運用精湛的立法技術完善公司法，在成文法框架下，允許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審查過程中運用立法技術來續造公司法。四是日本公司法與司法在移植中續造發展。日本公司法與司法是在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民族特徵，不斷地借鑒、吸收、整合進而內化為自我特色的公司法制度，並注重制度外部司法環境的配置。這四種不同模式不是簡單地羅列，而是為了找尋出公司法與司法解釋發展趨勢，是良性互動，抑或是各行其是，以便為我國公司法與司法解釋發展模式尋找進化方向。 第五部分為公司法對司法解釋的回應之結構變革。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要梳理下公司法從立法到歷次修訂是否回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我們以公司法立法及四次修訂為時間點，結合相關實證資料進行分析，公司法立法及歷次修訂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考量不是很充分，這其中也含雜著其他社會因素的存在。本部分在分析這種境況會引發的宏觀影響以及微觀效應的基礎上，提出公司法本身結構的改革之建議，並提出具體針對性措施。同時，我們還需要對現行公司法條款及制度設計規範化定位，減少不必要的司法解釋生成空間，並且在公司法總則中適當加入法院介入公司原則性規定。由於公司法訴訟有別於一般的民事訴訟，為此，公司法應該初步建立非訴程式制度，列出哪些訴訟需要公司以非訴程式進行開展，便於公司糾紛能夠以快捷的方式解決。 第六部分為公司法司法解釋進化方向之初步設想。經過前五部分的分析論證，我們已經得出公司法與司法解釋良性互動為世界各國公司法與司法解釋發展的趨勢。那麼，在這個大環境之下，我們國家的公司法司法解釋應如何回應公司法，並進行相應改革以促進公司經濟發展？本部分主要分兩方面路向進行論證。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釋進化的應然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應根據公司法品格對公司法司法解釋本身進行修正，同時制定公司非訴程式類的司法解釋，在程式上完成與公司法的對接，並加強案例指導制度功效的發展。二是公司法地方司法解釋性質檔理性應對之措施，在正視其制度正效應的基礎上，出臺相應的制度減少負效應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