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１
改變台灣命運的戰爭∕陳秋坤
台灣是打出來的。如果沒有外力入侵，台灣內部再怎麼亂，最多是部落、村莊、各大姓氏豪族、區域性祖籍分類械鬥，乃至官逼民反的小刀會揭旗反亂等類形的武裝鬥爭，從來沒有因內亂導致主權變遷。然而，在短短三百多年內（一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卻有三場戰爭，改變台灣政體；將台灣從孤立的島嶼提升為國際貿易要站，統一到中國，乃至獨立建省，回到孤島情境。
最早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海上艦隊向荷蘭人宣戰，從外海入侵，包圍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逼迫荷蘭交出主權。一六八三年從鄭家軍投奔清朝的施琅，率領戰船打敗東寧王朝部隊，統一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服南恆春半島的土著牡丹社人，促成清廷「認領」整個台灣島嶼，「化番為民」，最後則脫離福建，獨立建省。至於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及一九四五年二次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雖然影響台灣主權，不過，它們是在台灣以外，國與國之間戰爭下的談判結果。按照軍事革命理論，外來戰爭確實是改變台灣歷史面貌的最大基因。據說，大陸近年極力建造海上艦隊，並將其中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是否作為改變台灣命運的利器，仍待觀察。
在三場影響台灣面貌的戰役中，要屬第一場戰爭最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是一場台灣海峽海盜和海商集團所集合的船舶戰艦，對抗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戰爭；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人軍隊第一次打敗西方勢力的故事。直到今天，許多歐洲歷史學家仍然不能相信，為何當時船艦配備精良，駕駛技術優秀，能夠繪製海圖，逆風行駛，且船側裝置大炮，海軍士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會敗給一群駕駛傳統中式船舶，沒有海圖知識的東亞海盜集團。他們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歷經歐洲戰場的歷練，先後打垮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海上霸權，絕對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勢力。荷蘭人之所以被鄭成功打敗，一定是有戰備以外，不能克服的因素。例如；運氣欠佳，天氣太壞，或領導人一時判斷錯誤等原因。
本書作者歐陽泰先前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秉持軍事革命論調，認為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開始，利用精良武器和講究組織的軍隊，尤其是大炮、火藥和善於在四季各種海流航行的船艦，早已橫征歐亞，變成全球政治經濟核心。不過，有一位編輯獨具慧眼，看到他一篇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的文章，覺得甚具世界史的涵意；他建議作者，將文章擴大，運用荷蘭文、中文和世界各地文獻，描寫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六八年鄭成功軍隊如何入侵，包圍稜堡，利用戰術，誘使荷蘭人承認戰敗，交出台灣主權。
作者接受編輯的建議，大幅改寫論文，希望寫出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中外戰爭史。結果不但沒有令人失望，而且讓所謂學界中人感到興奮，開創一個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本書體裁活潑而豐富，敘述嚴謹而不失風趣。例如，講到鄭成功父子，說他們長相英俊貌美，熟讀中國傳統戰書，善於謀略，知敵善變。尤其是鄭成功，皮膚白晰，在武士道世界長大，精於刀、箭，無可匹敵，對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威，隨時可砍人腦袋。不過，他也說鄭成功身上到處是疤痕，最後罹患梅毒第三期，挖眼發瘋而死。相對的，他形容荷蘭在台灣最高、也是最後一任長官揆一，則是暴躁易怒，睚眥必報，性格怪異的領導。後來揆一被逐出台灣，被判刑幽禁在無人小島期間，撰寫《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努力替自己辯護。
歐陽泰相當同情揆一的遭遇，因為丟掉台灣這塊荷蘭帝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畢竟不只是炮彈、鋼鐵、火藥和細菌的因素。十七世紀中葉全球天氣變遷，導致風暴，水災和海嘯頻繁出現，也觸使歐亞國家的征戰更為動盪不安。歐陽泰在分析荷蘭人敗戰的多種因素之外，不禁慨嘆，或許「天意」，才是人類事物的最高決定因素。例如，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十數萬軍艦為何能夠在天霧彌漫的短時間內，闖入狹窄多沙的鹿耳門河道？一六六二年揆一曾經想盡各種辦法阻擋，他還一度爭取到巴達維亞總部派遣救援台灣的艦隊，誰知當天天氣晴朗，看不出有任何「戰爭氣息」，領航司令乃率隊開拔台灣。揆一眼睜睜看著最後的救援機會就這樣溜走，也只能終日垂頭喪氣，感嘆自己被上帝丟棄。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想知道鄭成功為何看出機會，趁機而入，一舉擊敗荷蘭人。而揆一為了甚麼理由，會在被送上斷頭台前，懊惱地問上帝﹕時也？命也？
這本書將提供你所有想得到的答案。
本文作者為台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推薦序２
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蕭瓊瑞
作為一個大半生在台南府城度過的文化工作者，我極樂意也極榮幸能為本書的出版，說幾句推薦的話，也分享我和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島嶼歷史的深刻感情。
二○○○年元月，千禧年的第一個月，也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的第一個月，我們為《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翻譯版的首冊，舉行新書發表會，地點刻意選在熱蘭遮城遺址的城牆殘跡前。在樂團音樂的背景下，我選擇了日誌中幾則記載，高聲地朗讀給所有出席的貴賓、朋友們聽：
一六二九年十月一日：那艘快艇Slooten號從北方抵達此地。該船於七月偕同快艇Domburch號、Diemen號及公司的戎克船駛離此地。帶來的消息，跟上述快艇Diemen號帶來的相同，別無其他消息。
十月四日：快艇Domburch號從北方來停泊在港道前面，於同月五日入港。她為要進行通商交易，曾於北緯三十二度，沿中國海岸漂航，但毫無收穫。上個月十三日正漂航於眾多島嶼之間時，遭遇強風；因此猜想：跟她一起自大員出現的那艘戎克船，可能已在上述島嶼擱淺遇難了。
十月九日：有一個新港居民，奉新港議會的命令來此地通報，有目加溜灣人和麻豆人共約五百人，已經來到他們地區南邊附近，計劃要在夜裡攻擊上述新開始建造的房屋，他們不願意我們在那裡又開始砌磚造屋，而且還計劃要偷襲這城堡。
十一月十日：無特別的事，天氣跟昨夜一樣，濛濛細雨，有風。……
相距三百七十餘年，同樣的地點，朗讀著這些古老的記載，「東印度公司」對我們而言，似乎不再是一個歐洲殖民帝國的組織，而是成了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那樣的時代，有船、有貨物、有漂流、有抗爭、有風、有雨……。
歷史的建構，文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第一次深切地體驗到。
二○一二年，適逢荷、鄭決戰熱蘭遮三百五十周年的紀念，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任教於埃默里大學的歐陽泰教授所撰寫的《決戰熱蘭遮》，中譯本由時報出版社出版，讓我再次領略文獻如何化為具體歷史故事的巨大震撼與迷人魅力。
序幕由一場象徵性的斬首行刑展開，受刑者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在熱蘭遮擔任東印度公司大員地區末任長官的瑞典人揆一。這位背負著「喪失福爾摩沙」罪名的官員，日後遭到長期的監禁，卻也以《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來澄清非戰之罪的委曲。
作為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歐陽泰教授以史詩般的筆法，重現了國姓爺謎一般的傳奇生平，和這場海陸大戰勝負的關鍵；尤其從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政治動亂，乃至國姓爺傳承中國豐富軍事智慧的角度，為全書置入了嶄新的學術觀點，讓人生發和以往絕然迥異的歷史認知與感動。
作為這場台灣最大海陸戰爭的歷史現場，台南迄今仍然保有許多相關的歷史古蹟；《決戰熱蘭遮》一書，優美的文筆和傑出的敘事手法，透過成功的翻譯，讓原本生硬的古蹟和冷僻的文獻資料，散發迷人的故事魅力與知識強度。
福爾摩沙海面的浪濤依舊拍岸、熱蘭遮的城牆殘蹟依然矗立、風仍輕輕吹拂……，熱愛歷史文化的你，漫步古蹟，手中不能沒有這本《決戰熱蘭遮》。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國內知名美術史學者，曾任台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長，主持《熱蘭遮城日誌》（江樹生中譯）的首冊出版。
導讀
鹿死誰手未可知──軍事史研究的再起∕翁佳音
一六六二年，國姓爺鄭成功戰勝商業帝國的荷蘭而進占台灣，是世界史大事件，津津樂道與稱頌者，不乏其人。但像我一樣苦惱者，可能也不在少數。根據紀錄，鄭荷之戰，鄭方的兵數兩、三萬，船隻兩三百艘以上；荷方兵員、民眾前後加起來，不足兩三千人，船艘亦未逾數十隻。荷人兵寡力薄，卻在孤城中堅持九個多月。戰爭結束，鄭方至少損失九千人以上，荷方則在六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間。梅花鹿雖落入國姓爺之手，不用一代時間，江山又易手滿清異族。如此，鄭家軍戰功彪炳之外，總是有些令人難以啟齒的陰翳。
另一方面的苦惱，是有些歷史讀物，有意與無意中將荷蘭東印度公司領有台灣的三十餘年間，描繪成西方近代理性殖民經營的代理人，原住民與漢人則為陪襯、被近代化的角色。這些苦惱，其實是歷史學界的老問題。近代的歷史觀，深受十九世紀西方崛起完遂稱霸之影響，形成一種「正統」觀念，認為十六世紀的近代初期以來，西方在思想、制度與科技，已凌駕東方。因此，不少人會用十九世紀的船堅炮利、帝國主義圖像，去想像十七世紀的東西會遇與衝突。哇，鄭成功以傳統武力擊潰西洋近代船堅炮利！然而，這是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歷史思考，往往看不到歷史精彩與意義層面。
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長期以來便相當關注上述議題，並且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少研究上的回應。他上一本大作《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即敘述台灣海域已有華人勢力與網絡，新闖入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終究力量有限，到頭來，台灣還是華人的（社會）。套句歐陽泰於這本新書所用的術語，十七世紀，依然是東西世界「勢均力敵」（The age of parity）的時代。這本新書，是承上一本書旨趣，繼續進行他對上述「正統」西洋優越史觀的「修正主義」主張，以及再自我修正的敘述與分析。
他廣泛運用中外文獻，以及近現代研究者的成果，以編年序列方式分析從鄭芝龍開始，到鄭成功、鄭經海上勢力與荷蘭人之間的數次戰爭。考察結果，他認為，就武器、軍紀與兵法上，荷蘭不見得占上風，這方面，他依然維持十七世紀東方中國優越的主論。不過，歐陽泰也提出一些對修正主義的修正。他認為荷鄭的圍城之戰能持久，甚至是荷船以寡敵眾，關鍵在西方軍事科技在十六、七世紀時已發展文藝復興式、外圍有稜形堡（bastion）的城堡，以及船舷炮。從軍事史角度而言，我相當同意歐陽泰的主張。新軍事科技的演進，確實讓火網密集，更具威力，難怪鄭軍傷亡慘重，連當時人都諷刺：鄭成功「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本書已透露我一開始所說的苦惱。
歐陽泰這本原名副題為中國首次打敗西方的書，對喜愛軍事史的讀者而言，當然不用我再介紹。上個世紀九○年代，我即聽說現代歷史學界比較不注意的軍事史，有鹹魚翻身的傾向。軍事史不僅只研究武器、軍團組成與戰術，連氣候、疾病，甚至是性，都可圍繞著戰爭來講；甚至能構成雄壯史詩，與日常生活細末的歷史影像，端看作者組織與敘述技巧如何。這方面，我不得不佩服作者處理相當成功。史料充足，故事性強，全書少有冷場。譬如，他連鄭成功在台灣戰場指揮之餘，還努力與妻妾敦倫，而有數名遺腹子的細節，都寫入書中。
然而，好書總是要勉強挑剔一番，如此才會引誘讀者延續有意義的話題。本書可能主要是以英語讀者為主，所以從台灣的立場來看，若干地方倒是可再斟酌。例如，書中講鄭氏海戰大捷，固然鄭家軍的紀律與孫子兵法奏效，但人海戰術也不能忽略。中方勝利，往往慘勝居多。料羅灣海戰，中方舊損失兩百多艘大小船隻，代價不可謂不大。作者多次提到荷蘭船可逆風行駛，中國船不行，但書中用《經國雄略》之「沙船」附圖，圖中文字卻明說沙船可「能調戧使逆風」。顯然，雙方船隻性能，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同樣也許因為原書以英語世界讀者為主，所以儘管經名家之手翻譯，書中讀起來有時不免異國風味濃郁。例如講無辜農民Sait，如果仔細核對檔案，應該是「蘇」（Sou），他是台南仁德崗港（Kankon）人。又，他提到一位探訪傳道士Hendricksz在海外一座小島被原住民所殺。冤枉啊，他因會講閩南話，才被派去小琉球。當時小琉球的居民，是漢人。
本書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我不能講太多，讓讀者自己開採。我順著歐陽泰注意疾病的故事作最後結語。書中提到西班牙神父李科羅說鄭成功死於劇烈的「日射病」。日射病西班牙語為tabardillo，照十七、八世紀的觀點，是屬斑疹熱之流，與其他歐語typhus、typhoid fever（傷寒）相同。長達半年以上的圍城之戰，雙方文獻充斥著兵民罹患地方病（landsiekte），或高燒熱病（heete koortse, coorsen）；「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死者甚多」等等記載，讀來怵目驚心。文獻所載之地方病，通常是指流行病、瘟疫。此時疫病，是瘧疾、霍亂，或斑疹傷寒？我非專家，不能妄斷。鄭成功死因，歷來說法不一。但當時大清中國獲取的情報，一致說他「發狂身死」，與李科羅神父聽聞大抵相同。中國統帥發狂，是人格偏差之精神症狀，還是戰爭和瘟疫下的犧牲品？我想，後者的可能性也不低。清代文獻說「南淡水之瘴，作寒熱，號跳發狂」，斑疹傷寒亦有這般譫妄症狀，鄭成功死前狂走、嚙指與抓破面目，或許敗在身負摧毀不理性人間重任的病菌與病毒。
寫到這裡，不免令人想到一句名言：「是社會主義戰勝，還是虱子嬴了？」
台灣梅花鹿鹿死誰手，十七世紀是否中國首次「大敗」西方，看來今後還是有得爭。我期待歐陽泰教授的這本新書，為我們開啟討論的序幕。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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