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帝國：藩鎮割據之亂與新政舊制衝擊的悲歌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經過春秋戰國一大批有識之士艱苦卓絕的改革鬥爭，尤其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之後，封建制度在中原大地上牢固地樹立了起來。
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勞動者從奴隸制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大大推動了社會發展。然而，封建盤剝的結果是，農民最終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加劇，最終形成了富者家資巨萬，而貧者無糟糠之食的惡劣局面。男子雖力耕，不足以糧餉，女子雖勤紡，不足以衣服，苦難深重的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後雖有秦漢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仍無法解決這個十分棘手的土地問題。隨著西漢社會的經濟發展，又一個特殊的階層—即大商人，出現了。
他們與地主階級一道迅速擴充勢力，強占民田、役使和盤剝農民，掠奪財貨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發展成豪強大族，在成為官僚地主之後，便更加有恃無恐地掠奪土地。史載蕭何曾在關中強制買下民間田宅數千萬，霍去病為他的父親買眾多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後荼、太子遷等都曾侵奪民間田宅，甚至漢成帝也曾在民間私置土地。西漢中期以後，擁有三、四百頃土地的大地主為數眾多，有些甚至已達千頃以上。例如武帝時酷吏寧成就買田千餘頃，哀帝寵臣董賢得到哀帝賜田就有二千餘頃。
豪強地主名義上是出錢收買土地，實則是強取豪奪，結果越來越多農民破產流亡，絕大多數成了依附於豪強地主的佃客。佃客向地主交租，同時還向政府負擔徭賦，忍受著雙重剝削。他們辛勤耕耘，不避寒暑，到頭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更有甚者，賣兒鬻女而淪為奴婢。
西漢時期的奴婢十分多見，他們分官奴婢和私奴婢。官奴婢多數是罪人及家屬，他們一部分在皇家苑囿、官營手工作坊及其他公共工程中服勞役。元帝時，僅皇室使用的官奴婢就達十多萬人。私奴婢主要是破產農民及其子女，他們在貴族、官僚、地主、富商家中充當僕妾，或服各種雜役。
西漢晚期，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朽，家中往往蓄有大量奴婢，以示富貴，以至於奴婢人數達百萬以上。奴婢生無衣食保障，死無葬身之地。非人的生活使他們大量逃亡，並不斷起來反抗，從而成了西漢社會嚴重的不安定因素。
農民起義、暴動時常發生，到漢宣帝時，膠東渤海等地的農民暴動，發展到攻官寺、救囚徒、搜朝市、劫列侯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不得不說：「百姓貧疾，盜賊不止。」西漢末年，漢政權更是險象環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漢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便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來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常制也放棄了。儒生京房曾問元帝為何如此，元帝無可奈何地說：「現在時局如此之亂，還講什麼制度不制度的。」
除了社會如此動盪之外，國家的財政收入也極其微弱。奴婢成了豪強的私有財產，隨著奴婢的增多，稅收也就越來越少，以至於國庫空虛，國貧民窮，國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十日之儲。
然而，面對這種困境，統治階級仍渾然不顧，皇帝大興土木，昏憒至極，官吏貪汙奢侈，腐化成風。成帝為趙昭儀修建昭陽舍，盡其豪華；著手營建昌陵，企圖與秦驪山之陵相媲美。皇帝如此，眾臣爭相效仿，互比淫侈。丞相張禹，每次宴請賓客，總是輕弦妙曲相伴，嬌伎美女相陪，飲酒作樂，晝夜無別。
至於外戚王氏更是奢僭驚人。到了哀帝時，災荒連年，飢民遍野，西漢王朝雖已朝不保夕，而哀帝仍毫無收斂之意。他不但自己奢華極度，而且為寵臣董賢起豪宅，修冢塋（墳墓），至於平時賜給董賢及親屬的金錢、財物也是動輒以千萬計。統治階級如此奢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卻在死亡線上掙扎，起義、暴動此起彼伏，西漢王朝已搖搖欲墜。
面對這種嚴峻的社會危機，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若要拯危救難，必須進行一場社會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這一岌岌可危的封建大廈。這一改革思想，以哀帝時師丹的限田方案最具代表性。
西元前六年，哀帝即位。哀帝剛剛即位之時，將原來的錦繡帷帳都換成絹布，人們感到這位新上任的皇帝很可能有振作之意。在這種情況下，輔政的師丹便乘機進言，指出了當時十分嚴重的社會弊端，提出了限田和限制占有奴婢數量的主張。哀帝覺得師丹所說確實在理，便讓他與孔光和何武一同議定一個改革方案，以解決現有的危機。
很快方案制定出來，內容是：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頃為限，超過規定的都要沒收歸公；占有奴婢數根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諸王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官。其他還有一些邊邊角角的改革，涉獵的面也很廣。方案上交到皇帝手中，哀帝一看，覺得這些規定還真能解決一些問題，對自己的政權統治有利而無害。於是他便批准了這個方案，並擬好了詔書，準備頒發。
但這份改革詔書還沒有發出去，就立刻引起了權貴的群起反對，尤其是外戚丁、傅兩家以及哀帝的寵臣董賢態度十分堅決。限田、限奴婢會傷害他們自身利益，他們怎能不反對呢？問題是這股反對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以至於朝廷上下幾乎沒有幾個人支持這項改革方案。哀帝本來就不是什麼振作自強、力挽狂瀾之君，他看詔書引起權貴們如此不滿，就連忙把詔書收起，不再頒發。師丹的限田方案成了一紙空文。
限田方案破產了，西漢固有的社會問題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西漢王朝的危機與日俱增。在這個緊要關頭，王莽篡奪了漢家政權，建立了新朝。然而新莽政權不但沒有挽救這個根深蒂固的社會危機，反而更加激化了摩擦，使整個社會變得一片混亂。
新朝成了一個短命的王朝，在歷史的煙波浩渺中蕩然無存了。繼王莽之後建立的東漢政權，更加旗幟鮮明地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到了東漢後期，政府日益腐敗，門閥勢力日益膨脹，豪強勢力日益擴張，最後出現地方割據局面，中原進入了三國鼎立時期。
呈鼎足之勢的魏、蜀、吳三國都勵精圖治，努力進取，試圖完成統一大業。由於他們力量對比並不太懸殊，虎熊之爭，難分勝負，誰也沒能如願。與此同時，三國各自為政，長期征戰，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其後有西晉短期統一，但由於西晉統治集團的腐朽、朝廷內外爭權奪利鬥爭不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激烈，西晉很快就滅亡了。
西元三○四年，匈奴貴族劉淵利用匈奴人民仇視西晉統治的情緒，在離石（今屬山西）起兵反晉，他自稱是劉漢政權的後裔，建國號為漢，並於西元三一六年興兵滅了西晉。
劉淵自稱是漢朝的後繼者，建立的政權也叫漢，但身為匈奴貴族的劉淵，並不懂得緩和民族矛盾的重要性，相反他卻採取胡、漢分治的辦法，壓迫漢人，使民族摩擦更加激化，政權的統治也很不穩定。西元三一八年，劉漢為劉曜的前趙所滅，此後幾十年的時間，先後有石勒的後趙，冉閔的魏，鮮卑慕容氏的前燕、後燕、北燕、西燕和南燕等政權建立，最後由氐族苻堅建立的前秦統一了北方。
西元三八三年，前秦與東晉爆發了著名的淝水之戰後，前秦政權土崩瓦解，北方又重新陷入混亂。各小國又紛紛建立，彼此征戰吞併，廝殺不斷，人民苦不堪言，流離失所。正因為如此，北方各族人民急切盼望著統一，等待著統一。是北魏完成了這項歷史使命。
在很久很久以前，位於嫩江西北部的大興安嶺地區，居住著古老的慕容拓跋部民族。當時共有九十九個氏族的三十六個遊牧狩獵部落（後來演變為八個部落）組成了部落聯盟。後來，有一個酋長叫推寅，他把整個部落南遷到大澤，也就是今天的呼倫池（湖泊名），之後又傳了八代。潔汾當酋長時，又向南移，經過大山深谷，九難八阻，最後終於到達了匈奴故地。
西元二五八年，酋長力微率部移居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地區，由於當時曹魏政權從這裡撤消了雲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才得以順利發展。
此時的拓跋鮮卑，由於定居於漢人的集中區，受漢文化影響極大，社會進步很快。當時酋長力微的兒子沙漠汗曾兩次到洛陽訪問，在洛陽一共滯留八年，這八年使他接受了更多漢文化，並決心回國後有所作為。但是，就在他歸國的途中，那些守舊的部落大人們，怕沙漠汗回國後變革舊俗，竟無情地把他殺害了。由此可以看到，當時的守舊勢力何等強大，他們固守著本部落自古因襲的舊俗，十分恐懼漢文化的影響和滲透。
西晉後期，猗盧建立了國家，取名代，從此拓跋鮮卑族也加入了北方征戰的行列，但不久被前秦所滅。西元三八六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國家，改國號為魏，建都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西南）。
拓跋珪是拓跋部的傑出人物，他息眾課農，學習漢族的農業技術，使國家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同時征服了一些北方的遊牧部落，俘獲大批人眾和牲畜，使拓跋部由此迅速強大起來。強盛的魏國開始東征西討，首先大舉進攻後燕，奪得并州，又東出井陘，進入河北各州郡，陸續占領了信都、中山、鄴等重鎮，基本平定了關東地區。
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間，比較重視接納和吸收漢文化。他曾命令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置五經博士，增加國子太學生名額；又聽從博士李先的建議，命令郡縣蒐羅書籍，送到平城；同時效法魏晉中正制，命令郡縣舉賢才以充實政府機構。他的這些措施無疑對北魏社會的進步以及加速封建化的進程具有進步意義，使魏政權更加強盛起來。
從此以後，北魏威震北方。太武帝拓跋燾時，連年征戰，進攻柔然，攻打夏國，並於西元四三一年，滅了鐵弗部的夏國。西元四三二年，北魏圍困北燕都城和龍（今遼寧朝陽），攻陷郡縣多處，並遷徙燕民三萬家到幽州。西元四三六年，北燕終於屈服於魏，將和龍宮殿焚燒，向東逃到高句麗而亡國。
北魏滅夏平燕，至此聲威大震，從此以後，北魏大軍，浩浩蕩蕩向西域進犯。西元四三七年，魏首先派使者到達西域，烏孫王親自為嚮導，領魏使者到達破落那（即大宛）、者舌（即康居），其他各國也都遣使通魏，達十六國之多。西元四三九年，魏太武帝親自統兵進攻北涼，北涼滅亡。這樣西晉末年以來的十六國紛爭局面終於結束了，北魏完成了北方的統一大業。
統一給社會帶來的進步是無法估量的，戰爭的結束，意味著社會的安定，生產的恢復，人民的幸福。那麼，在群雄稱霸中，為何北魏能一枝獨秀、一舉奪魁，在各國紛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北魏政權在與中原接壤之後，受到了封建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漢文化衝擊，他們能面對時局，適時地調整統治政策，使拓跋部本身的氏族關係逐漸瓦解，並建立了封建統治秩序。
與此同時，北魏統治者意識到了漢族地主對其統治的重要價值，極力籠絡漢族上層分子。早在西元三九六年道武帝奪得并州時，就積極招引漢族士人，充實統治機構，並讓崔宏等人立官制，制禮儀，定律令。西元四三一年，太武帝征招中原士族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幾百人，給他們以官爵。北魏滅夏時，又得到趙逸、胡方回等儒生。滅北涼後，把河西儒生闞駟、索敞、胡仲達和祖籍中原的常爽、江式等人遷到平城，讓他們教授生徒、整理經籍、考訂律制、撰修國史、傳播詩文、釐訂文字等等。
北魏政府之所以籠絡一些漢族士人，這是對中原地區軍事占領的需要，是政治統治的需要，甚至也是軍事鎮壓的需要。
但是，拓跋貴族與漢族地主的摩擦並沒有因此而消除，這種摩擦有時甚至很尖銳。道武帝滅燕後，強徙境內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到平城，就是為了加強對漢族地主的控制，消除他們的反抗意圖。明元帝詔征各地豪強地主入京為官，州郡對被召的人加以逼遣，釀成了很大的騷動，直到太武帝時，還有一些關東地主不願出仕，把到平城做官視為畏途。太武帝最親信的漢人士族崔浩，由於反對北魏與南朝為敵，又提倡族姓門第，竟慘遭殺害，株連九族。
北魏統治者對漢族地主懷有極大的戒備和敵視心理，對反抗他們的漢族以及各族人民則更是無比的仇恨。北魏與後燕的參合陂一戰，後燕無數士卒降魏，都被坑殺。在太武帝攻打劉宋時，他們不但殺盡丁壯，而且毫無人性地刺穿嬰兒於槊上，然後開懷大笑。
替他們征戰、賣命的非鮮卑族士兵命運也同樣如此，每次戰爭，鮮卑族騎兵都強驅徒步前進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士兵，使這些人即使不死於敵手，也喪生於鮮卑騎兵的鐵蹄之下。當魏猛攻劉宋盱眙時，太武帝致書宋將臧質說：「圍城的兵盡是氐、羌、匈奴和丁零，如果你軍殺死他們，正可以減少北方各地的反魏力量，對北魏沒有什麼不利。還是請你軍快快投降吧。」這是何等赤裸裸的表白啊！民族歧視使被征服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過著極其悲慘的生活。北魏統一北方的戰爭，是以民族征服和軍事掠奪為基本目的和主要內容，每次大規模的戰爭結束後，北魏統治者都要把俘虜賜給鮮卑貴族、功臣，充當奴婢，或者充作政府的軍戶、隸戶、牧子、伎作戶和雜戶，等等。奴隸終年衣不遮體，食難果腹，還經常受到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軍戶、隸戶、雜戶等各種依附戶受到北魏政權的嚴密控制，為其服各種雜役，生活也極其貧苦，而且世代相襲，永無翻身之日。
北魏統治者對漢族以及各族人民實行如此殘酷的民族高壓政策，怎能不激起各族人民強烈的反抗。從北魏建國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西元四八五年），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各族人民的起義多達八十餘次，從逃亡、抗租、射殺官軍，到舉行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鬥爭的形式多種多樣。各民族的人民還經常聯合抗爭，如西元四四五年的蓋吳起義就是各族人民聯合舉行的大規模武裝鬥爭。
魏孝文帝即位後，農民暴動幾乎連年發生，太和元年（西元四七七年），秦州略陽王元壽起義、懷州伊祁苟初起義，太和四年（西元四八○年）雍州氐民齊男王起義、洮陽羌人起義、徐兗地區司馬朗之起義，太和五年（西元四八一年），平城沙門法秀密謀利用宗教作掩護聚眾起義。
各族人民方興未艾的反抗鬥爭，迫使北魏統治者不得不考慮如何緩和與各族人民的尖銳摩擦。與此同時，正因為如此複雜的民族摩擦和階級摩擦，北魏的政權統治已岌岌可危了。這使統治者意識到，要想繼續在中原地區統治下去，就必須改變鮮卑舊俗，接受漢族文化，進行徹底的漢化改革。魏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這項偉業。
西元四六九年的一天，北魏的都城平城熱鬧非凡，這裡正舉行冊封大典，三歲的拓跋宏被立為皇太子。小孩子什麼也不懂，他的祖母，也就是獻文帝拓跋弘的母親馮氏馮太后，在一旁微笑著，向前來祝賀的文武百官點頭致意。群臣們都知道，眼前的這位太后才是當今政權的直接操縱者，獻文帝確實鬱鬱不得志。正因為如此，皇帝厭倦了這個沒有實權的權位，兩年之後，將皇位傳給了年僅五歲的拓跋宏，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孝文帝即位之後，一直由馮太后輔政，二十年後的西元四九○年，馮太后病故，孝文帝才獨掌朝政。可以說，馮太后對孝文帝的影響十分巨大。
馮太后，即文成文明皇后，她生於長安，是漢族人。馮太后的原籍在今河北冀縣，也就是當時的長樂信都。十六國時期，她的祖父馮弘和伯父馮跋都曾是北燕國的國王。北燕滅亡後，父親馮朗降魏，後來曾擔任過秦、雍二州的刺史，姑母成了魏太武帝拓跋燾的昭儀。不久，父親馮朗因反叛被殺，她便入宮由姑母撫育成人，十四歲被選為魏文成帝拓跋濬的貴人，後來因為她知書達理、有膽有識而被立為皇后。
由於家庭的熏陶、教育，使她通曉漢族傳統文化和封建治國經驗。馮太后躬親撫養孝文帝長大成人，她完全用漢族文化、儒家經典來培養孝文帝，以至於使孝文帝從小就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所學範圍也十分廣泛，五經之義、諸家史傳、莊老之學等等無所不包。他才華橫溢，好作文章，詩賦銘頌，隨口吟來。對於一位少數民族的封建帝王來說，漢學水平達到如此程度，實在是難能可貴。
孝文帝的成長與馮太后的教育絲毫不能分開，正因為如此，他對馮太后既尊敬又孝順，在他親政之前，事無鉅細，都要稟報太后，「請祖母決策」這是他常說的話，每當大臣們讓他裁決時，他都這麼講。
馮太后確實非一般的女流之輩，她具有一位政治家的才幹和素質，足智多謀，能行大事，生殺賞罰，當機立斷，因此威震四方。正是由於馮太后潛移默化的影響，孝文帝也成了一位深慕華風的封建帝王。
歷史發展到祖孫二人統治時期，這個靠武力征服建立起來的王朝，已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了。時代在呼喚改革，呼喚用漢文化來根本改變這個征服民族所固有的落後，於是馮太后、孝文帝的改革應運而生。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以吏治的改革拉開了帷幕。
北魏初年，這個以軍事統治為主的政權，由於每發動一次戰爭，便將戰利品分給部將，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百官斷祿制。沒有俸祿的結果，使他們盡情地搜刮、掠奪，中飽私囊。統一北方之後，由於很少發生戰爭，官吏們得到的封賜相對減少，這又使貪汙腐化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太武帝時，派平南將軍公孫軌到雍州徵收糧餉，公孫軌藉機每戶多收絹一匹，貪汙為己用。公孫軌死後，太武帝對崔浩說：「上次我出行到上黨，沿途百姓都說，公孫軌不但受賄，而且縱賊，以致現在餘奸不除，這都是公孫軌造成的。他剛上任時，是騎著一匹馬，自己拿著鞭子來的，等到卸任時，竟從車百輛，滿載而歸。此人幸而早死，否則我定治其滅門之罪。」由此可見，官吏的貪汙之風是何等盛行，北魏的官僚政府是何等腐敗。
針對這種狀況，魏太武帝曾採取嚴懲的辦法打擊貪官汙吏，但收效不大。孝文帝太和初年，官吏們仍橫徵暴斂，不思利民之道。馮太后也曾試圖以嚴懲來煞住貪汙之風，她於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年），曾把貪贓不法的秦州刺史尉洛倍和雍州刺史宣都王日辰處以死刑。但是這個臨時性的打擊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官吏的貪汙之風。這使馮太后敏銳地意識到，對官吏實行斷祿是官場腐敗的根本原因。於是，她在太和八年（西元四八四年）實行班祿制，即給百官以俸祿，這樣，孝文帝為帝時期的改革政令推出了。
班祿令規定，官吏以官職的大小而給予不同數量的土地和穀調，即給予俸祿。其中刺史給土地十五頃，太守十頃，別駕八頃，縣令郡丞各六頃。同時頒布了嚴懲貪贓枉法的新法律，只要貪汙一匹絹就要處死刑。以此表明朝廷整治吏治的決心。
從常規來看，政府給官吏以俸祿，解決官吏的生活之需，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應該使百官拍手稱快才對。但實際上，政府給的俸祿，哪抵得上官員平日貪占搜刮所得！皇親國戚、達官顯宦們攫取巨贓的門路被堵死了，他們自然要跳出來反對。
孝文帝的舅爺、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反對最甚。李洪之長期以外戚顯貴自居，早已養成了貪婪暴虐的惡習，家資上億，生活奢侈無度。班祿制實施後，他照例貪贓無誤，自以為是皇親國戚，馮太后也不會拿他怎樣。正因如此，馮太后考慮了他的特權地位，決定殺一儆百，以利於變法的進一步推行。李洪之事情敗露之後，被戴上了枷鎖，迫令自殺。
面對強大的反對勢力，馮太后和孝文帝不但沒有退卻，相反卻義無反顧地行使法律的尊嚴。同年秋，又對文武百官進行嚴格的審查，有四十多名地方官員被處以死刑。如此的嚴刑酷罰終於暫時煞住了官吏的貪汙賄賂之風，使官場風氣大為改觀，吏治改革取得了明顯效果。
但是，這種平靜只是表面的，在達官貴人的心中，一直難以忘懷以前的那種強取豪奪，富貴榮華。如今屈服於政府的法律，不得不克制自己貪婪的慾望，心裡真是難受極了，他們真希望能早一天恢復斷祿，取消俸祿制，重新找回自己的奢侈豪華。他們努力想使夢想變成現實，終於有一天，他們的代言人淮南王拓跋佗站出來說話了。
一次早朝，拓跋佗啟奏道：「臣啟陛下、太后，自從實行俸祿制以來，懲處了眾多國家命官，致使官吏怨言很大。而且給官吏俸祿，增加了人民負擔，人民也十分不滿。既然此制度如此不得人心，臣請求恢復斷祿制。」
馮太后知道拓跋佗對俸祿制不滿，於是就針對這個問題讓群臣討論，徵求大家的意見。這時只見中書監高閭說道：「在飢寒難擋的情況下，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其子。現在給官吏俸祿，則廉潔的人可以不至於過於清貧，貪婪的人受到了約束。如果不給俸祿，則貪者肆無忌憚，廉者不能自保。而淮南王說恢復舊制斷祿，那麼請問，取消俸祿，你將以何為生呢？」
這一問，把拓跋佗問得面紅耳赤，站在那裡一聲都不敢言語了。馮太后和孝文帝聽了，心裡很高興，這表明朝廷內並非都是貪官汙吏，還有廉潔正直之士支持著改革。他們看到班祿制已深入一部分官吏的心中，更堅定了變法的決心和信心。
班祿之爭，使馮太后和孝文帝充分認識到，官吏的素質十分重要。於是他們繼實行俸祿制之後，又制定了釐定官制、調整結構、考核官吏等一系列措施，使北魏政權機構日臻完善。
如此徹底的吏治改革，使各級官吏都能忠於職守、廉潔奉公，漢族地主中許多有才學之人也能充實到北魏政府中來，使北魏政府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吏治改革的成功，為經濟領域裡的全面改革以及全盤漢化奠定了組織基礎。
北魏初年，除了政治矛盾層出不窮之外，經濟上也危機四伏。十六國時期，由於長期割據戰爭，使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遭到了極大破壞。北魏統一後，曾採取勸課農桑等一些措施，但效果並不明顯，到孝文帝時期，仍有大面積土地荒蕪。同時，百姓流散，強宗豪族肆意侵凌，他們乘機兼併土地，包庇蔭戶，形成宗主督護。政府所掌握的戶籍不實，國家的稅收無幾。針對這種狀況，馮太后和孝文帝進行了均田制、三長制和新租調制等經濟領域的三大改革。
西元四八五年，北魏政府頒布了均田令，對國家土地實行再分配，以期發展農業生產。均田令規定了十五歲以上男子可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女子受二十畝露田。與此相對應的賦稅制度也做了調整，即一夫一婦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這樣，均田與稅收都是以一夫一婦為個體單位，形成了新的組織結構。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經過春秋戰國一大批有識之士艱苦卓絕的改革鬥爭，尤其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之後，封建制度在中原大地上牢固地樹立了起來。
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勞動者從奴隸制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大大推動了社會發展。然而，封建盤剝的結果是，農民最終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加劇，最終形成了富者家資巨萬，而貧者無糟糠之食的...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自從夏啟建立了世襲制的奴隸制國家後，奴隸制最終在中原大地上確立了起來，並於商周達到了鼎盛時期。奴隸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宗法制度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所謂宗法制度，就是在原來氏族部落的基礎上，以血緣為紐帶而建立的社會關係。在宗法制度下，全體宗族成員為族長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時期，就發展成了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度。
西周時，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隸主，是全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以想像他是何等的高貴顯赫，威震四方。他為了更有效統治他的國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處，同時受封的還有周的功臣、親戚以及堯、舜、禹三王後代，這樣就形成了西周時期非常有特色的塔形分封制度。
周朝還制定了嚴格的宗法等級—嫡長子繼承制，來維護統治，即天子之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只能受封為諸侯；各諸侯國中也是嫡長子為繼承人，其他兒子只可以在國內做大夫；大夫也同樣往下傳，其他兒子只能為士，嫡長子享有土地的繼承權。這樣天子是大宗，對於天子來說，諸侯是小宗，而對於大夫來說，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樹分成無數樹枝，樹枝又分出葉子。層層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於塔頂，號令諸侯，諸侯統轄卿大夫，卿大夫又統轄士，位於塔底層的是千千萬萬窮苦的奴隸。
在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下，諸侯承擔鎮守疆土、捍衛王室、繳納貢物、朝覲述職等義務，卿大夫對諸侯承擔從徵、納貢等職責，士也要對卿大夫承擔各種雜務。如此明確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後的一段時間裡，能號令諸侯，一統天下，出現了奴隸制空前的繁榮。但是，就在統治者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強化奴隸制統治，以為江山永固的時候，他們卻萬萬沒有想到，作為奴隸制掘墓人的新興封建因素，正在奴隸制的母體中孕育而生，並於不久之後取而代之。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諸侯國與周王室的血親關係越來越淡薄，親情逐漸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時國勢衰弱，各諸侯國的勢力卻逐漸膨脹。西元前七七○年，犬戎入侵，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東遷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對諸侯發號施令了，西周時期的那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遂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代替，歷史進入到大國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
與此同時，奴隸制的土地關係──井田制，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井田就是把土地分為方塊，以柵欄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兩部分。公田是領主的土地，私田分給奴隸。分得私田的奴隸首先要無償耕種公田，然後才能耕種自己的小塊分地。待秋收時節，領主的公田收成是領主的財產，而奴隸卻還要由私田所得向領主交納糧食、織麻等等。到頭來，奴隸所剩無幾，他們由衷發出「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慨嘆！但是，儘管奴隸主的盤剝較重，但奴隸畢竟有自己的一塊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隨著鐵製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現，這種自由越來越大了。
生產力的發展，使奴隸勞動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種完畢，於是奴隸們漸漸開始開墾一些荒蕪的土地，日久天長，私有土地越來越多。有遠見的奴隸主貴族感到已再難以將奴隸束縛在井田之上了，於是開始改變剝削形式，他們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逃亡奴隸和破產平民，並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勞役地租。這樣就出現了自由民階層，一些奴隸主貴族也逐漸轉化成了封建地主階級，因此，維持奴隸統治的井田制遭到破壞，封建因素也悄然誕生。
就在封建制度已見萌芽之時，各諸侯國內的摩擦越來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卻不能世襲侯位的卿大夫和士們開始不滿於現有地位，他們從自由民那裡買得土地，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成了新興的地主階級。這一階級自興起之日起便迅速發展壯大，並急於登上歷史的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們的代表。
春秋戰國時期，地主階級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角。為了使國家走上富強，稱霸諸侯，他們面對新的社會局面，在國內紛紛實行了改革。
率先改革的是齊國的管仲。管仲將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級進行徵稅，同時，把全國劃分為二十一個鄉，並設了鄙、屬、縣、鄉、卒、邑等各級地方組織，這樣就將原來的宗法關係變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齊國經過改革之後，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西元前五九四年，魯國也宣布「初稅畝」，即按擁有土地的畝數徵稅。此外，晉、楚、鄭國都對土地制度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並在政治上實施一系列改革，以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為地主階級發展創造條件。這樣，齊、晉、魯、楚、鄭五國都通過改革而實現了富國強兵的願望，成為春秋五霸。
戰國初年，三晉、齊、楚等國雖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進行最早、影響最深遠的當屬魏國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國有名的君主，他勵精圖治、奮發圖強、選賢任能、網羅人才，其中李悝、西門豹、吳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識，並重用實行變法的人。
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膽地提出了廢除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利益的世卿世祿制度，規定以軍功的大小給予官吏俸祿，並重視以法致用，作《法經》，加強王權統治。與此同時他廢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並提出豐年向農民多徵糧食以備荒年之用的「平糴法」。李悝的變法使魏國迅速強大起來，成為戰國第一雄。繼此之後，南方的楚國也企圖富國強兵，起用了魏武侯時被大臣王錯排擠的吳起進行變法。吳起也是從廢除舊貴族爵祿、並廢除官吏世襲這些十分尖銳的問題著手，怎知楚國的舊貴族勢力太強大，改革僅一年，吳起就被殺身亡。但是，由於吳起在楚國很注重養兵，使楚國的軍隊也日益強悍。
東方各國風起雲湧的改革之勢，使國家都變得強盛起來。他們都躍躍欲試，企圖威震一方，完成統一霸業。所有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國感到岌岌可危。
秦國原是位於陝西西部的一個小國，由於西周滅亡時，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才被列為諸侯。春秋時期，當晉國稱霸之時，秦國也很想向東擴展自己的勢力，但幾次東征，都出師不利。秦國東進的道路被晉國牢牢地遏制住，無法向東邁進，便開始向西發展，去征服鄰近的戎人，開疆拓土，依山河之險，成了西方的霸主。
戰國初年，秦國的社會經濟也發生了劇烈變化，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西元前四○八年，秦國也以實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勞役地租，叫「初租禾」。西元前三七八年，又開闢了市場交易，即「初行為市」，使商品交換活躍起來。秦國雖然有這些變動，但是比起東方各國卻落後許多。
此時，東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強盛起來，並直接威脅到秦國。吳起在魏國時，就訓練了一支充滿戰鬥力的常備軍叫「魏武卒」。西元前四○九年，吳起奉魏文侯之命領兵攻打秦國，一舉攻下秦洛水以東的五座城池。魏國在那裡設立西河郡，秦國失去了洛水以東的土地。楚國自吳起改革之後，將整頓機構和吏治所節省下來的錢作為加強軍備之用，使楚國很快強盛起來，並開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脅到秦國。
就在魏、楚兵強馬壯之時，秦國不但沒有富國強兵之策，反而被極大的內憂所困擾。秦國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自從秦躁公（西元前四四三年至四二九年）死了以後，秦國的宗室貴族操縱著國家的政權，他們爭權奪位的鬥爭接連不斷，國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機作亂。秦懷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長鼂逼死，立了秦靈公。靈公死後，他的叔父發動宮廷政變，篡奪了君位，即秦簡公。
簡公時，秦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雖有「初租禾」這一稅制改革推出，但一時很難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秦簡公死後，兒子惠公即位。秦惠公為了抵禦強魏的進攻，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曾三次進攻魏國，並曾出兵韓、蜀兩國，樹立了一定的國威。惠公死後，兒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僅兩年時間，西元前三八五年，庶長菌改殺掉了出子，立靈公之子公子連即位，這就是秦獻公。
靈公死後，秦簡公篡位，公子連被迫流亡魏國長達二十一年之久。在背井離鄉的日子裡，他看到了魏國是何等的國富兵強，而想起自己貧弱的祖國，心裡便時時感到悲愴。回國後，他決心仿效魏國，發憤圖強，著手整頓國內事務，以改變秦國長期以來的內憂外困、貧弱落後的局面。他首先廢除在秦國實行了三百多年的殺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戶籍制度，即把人口編戶，五家為一伍，從而形成新基層行政單位的雛形。
他還在邊疆設立了打破奴隸主貴族世襲封地的四個縣，並把都城由原來的雍城（今陝西鳳翔）東遷到櫟陽（今陝西臨潼），以擺脫舊貴族勢力的影響和便於向東發展。秦獻公的這些措施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促進封建經濟發展無疑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創造了良好的變法氛圍，為後來的商鞅變法打下基礎。秦獻公初步改革之後，秦國封建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國內外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此之後，秦國曾打敗韓魏聯軍，並曾深入魏國境內，一次斬首魏軍六萬人。在獻公時，秦國可說達到了初步的繁榮。
但是，儘管如此，秦國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仍然很強大，國內摩擦還十分尖銳。在外交上，秦國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視為夷狄之列。並一直被摒棄於諸侯盟會之外。就是在這種國亂、兵弱而主卑的情況之下，西元前三六二年，獻公的兒子渠梁即位，這就是秦孝公，一個使秦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英明國君。
西元前三六二年，對於秦國人來說，是既悲傷又歡慶的一年。悲傷的是，他們失去了獻公這樣一位久未出現的好君王；歡慶的是，具有遠大抱負的新的國君即位了。
孝公登基不久，便在全國各地貼出詔令：「想當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間，修德行武，東與晉國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為後世開闢基業，是何等的榮耀。後來經過歷公、躁公、簡公、出子的混亂時期，內憂外患，使三晉奪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諸侯國都鄙視我秦國，這真是莫大的恥辱。獻公即位後，鎮撫邊境，遷都櫟陽，目的在於向東擴展勢力，以恢復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親未盡之事業，常常痛疾於心。現在各位賓客群臣，如能有誰獻出妙計，使秦國強盛，我將給予他高官，封賜給土地。」這就是孝公的招賢令。
人們看到了這個招賢令後奔走相告，議論紛紛。秦國有史以來獎勵功臣，從不賜給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許，足見其富國強兵的決心以及思賢若渴的急切心情。於是人們紛紛向孝公獻計獻策，各國有才之士也都紛紛投奔秦國。商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約西元前三九○年至三三八年）原是衛國沒落宗室貴族的後裔，他本姓公孫，名鞅，又名衛鞅，只因後來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陝西商縣東），才被稱為商鞅，號商君。年輕時的商鞅就極熱衷於法家學說，曾經潛心研究過管子的法學思想，他對李悝、吳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嚮往，並夢想著能像他們那樣有所作為。當時衛國是魏的屬國，魏國經改革之後國力強盛，欣欣向榮，這使年輕的商鞅對魏國充滿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國的一切都顯得那樣朝氣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後不久，商鞅便懷著大展宏圖的志向，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魏國。
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變法的魏相公孫痤的門下，做了他的執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於有朝一日，能使公孫痤將自己推薦給惠王。在那裡，他刻苦學習李悝的著作《法經》，並注重研究李悝、吳起的政治主張和改革實踐，準備待惠王重用他後，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新興地主階級的變法事業。
然而不幸的是，當公孫痤還沒來得及推薦商鞅的時候，就重病纏身，臥床不起了。魏惠王聽說後，特地來探望，他見丞相生命垂危，心裡很難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傷心也無益，他便向公孫痤請教後事。惠王問道：「萬一愛卿有個三長兩短，我的國家將由誰來輔佐呢？」公孫痤掙扎著說道：「我有個家臣，名叫公孫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後君王將國家託付給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聽，覺得很奇怪，心裡想：「公孫痤一定是病糊塗了，怎麼會讓我把國家交付給他的一個家臣呢？」所以他沒有作聲。公孫痤看惠王沉默不語，知道惠王一定是覺得商鞅年輕，資歷淺，又沒有名望，因此不會重用他。於是他又讓身邊的人都退下，對惠王悄聲說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千萬不能讓他逃出魏國，否則日後必成魏國之患。」
這一次惠王點了點頭，看來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後，公孫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對商鞅說：「剛才惠王問我誰可以為相，我說你可以，王沉默不語，表明他並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因為先君後臣，於是對他說，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殺掉，這次他答應了我。現在你趕快逃走吧，以免遭殺身之患。」商鞅聽了以後，不但沒有害怕，反倒還笑了笑，他不慌不忙地說：「大人讓他重用我，他不聽，大人讓他殺了我，他也不會聽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覺得商鞅乃是一無名小輩，不必傷他。此事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領秦國的軍隊打到魏國城下，他才如夢方醒，後悔沒聽公孫痤的話，當然這是後話。商鞅沒有馬上離開魏國，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的生命沒有什麼危險，但是他的理想卻成了泡影，他那種奔魏時所具有的巨大熱情和朝氣都被這團冰所冷卻。
正當商鞅在魏國懷才不遇的時候，傳來了秦孝公招賢的消息，商鞅欣喜若狂。他又抱著新的希望，一路風塵，來到秦國。
商鞅通過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了孝公。那是西元前三六一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商鞅第一次求見孝公。這對於還不到三十歲的商鞅來說，實在是太讓人興奮了，自己已經歷了一次磨難，這一次他慶幸自己終於找到了明主，他可以實現自己的夙願了。於是商鞅慷慨陳詞，侃侃而談，興致勃勃地說了許久。可是孝公卻似聽非聽，昏昏欲睡。孝公退朝後對景監大怒道：「你介紹的這叫什麼賢人啊，簡直就是狂妄之徒，怎能重用？」景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去問商鞅。商鞅不慌不忙地說：「我給公講的是帝王之道，看來公的志趣並不在於此。請大人為我稟明公，我要再次求見。」景監見他泰然自若的樣子，也只好答應了他。
孝公怒氣過後，回想起商鞅所講的稱帝方法，覺得還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自己所處的環境，連與各諸侯國平起平坐都不能，還談什麼帝王之道。再細想想，覺得商鞅還是很有見地。過了五天之後，孝公再次召見商鞅。這一次商鞅講的是王道理論，顯然又未中孝公之意。
商鞅摸清了此時的孝公不需要帝道和王道，於是他在第三次見到孝公時，以霸道理論講給孝公聽，也就是建議孝公如何稱霸諸侯。這一下子就說到孝公的心裡了，他聽得十分認真，並覺得商鞅所言極是。事後，商鞅對景監說道：「孝公有用我之意，我知道他一定還會召見我的。」果然，沒過多久，孝公就對景監說：「你介紹的這位客人很不錯，我要和他仔細地談談。」
於是，孝公第四次召見了商鞅，這一次君臣二人談得十分投機，孝公甚至忘記了君臣之禮，不知不覺湊近商鞅，兩人如久別知己，一連長談幾天，都覺得意猶未盡，相見恨晚。商鞅終於在歷盡波折之後，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他終於找到了施展理想與抱負的天地，於是他便開始著手他的改革方案了。
孝公要重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消息很快在秦國朝野上下傳開了。秦國裡舊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他們知道變法一定會觸犯他們的利益，於是便極力進行抵制。除此之外，許多人都並不清楚變法究竟會怎麼樣，對變法持懷疑態度，這些人也不支持變法。面對這種局面，秦孝公也有些舉棋不定，尤其是甘龍、杜摯等反對者多次上疏，危言聳聽，極言變法的危害之後，孝公更是有些猶豫了。商鞅對此看得清清楚楚，他意識到，堅定孝公的變法決心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為了使更多的人瞭解到變法是強秦的關鍵，他必須想辦法在輿論上戰勝守舊派。於是商鞅與甘龍等人就是否變法問題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大討論。
這天早朝，孝公對是否變法問題，徵求百官意見。商鞅首先站出來說道：「臣啟陛下，行動舉棋不定，就不會有成就，辦事瞻前顧後，就難以取得成功。況且有所作為的人，容易受到世俗的非難；見地非凡的人，往往被人們所詆毀。愚蠢的人往往墨守成規，而智者往往都具有先見之明。普普通通的民眾不能與他們探討如何創業，他們只配坐享其成罷了。這就是所謂的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所以說，從長遠角度來看，只要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就不必沿襲舊制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能死抱老規矩不放。陛下若下定變法決心，就不要再考慮天下人的議論了。」
孝公聽了這話，覺得是這個道理，他也知道商鞅的一席話是針對自己的些微猶豫而說，於是他連連點頭稱好。甘龍卻立刻出來反對。他說：「公孫先生此言差矣。聖人只能在不改變民眾的傳統習慣下才能實行禮教，智者只能不變更以往制度才能治理好國家。如果順應民眾的習俗去教化他們，可以事半功倍；沿襲舊法而去治理國家，官吏已經適應習慣，人民必然能安居樂業。現在我們只有沿襲古人遺留下來的制度才能永世留芳，造福子孫。否則如改變現有局面則必定使時局惡變，生出禍患。臣還是希望陛下能再考慮一下。」甘龍說完，只見朝中許多大臣都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甘龍的話確實代表了朝廷內外一部分人的心聲，商鞅感覺到必須給予強有力的駁斥，以扭轉這些人的看法。於是他說道：「甘龍之言，乃是世俗之言也。平凡的人總是安於舊習慣，而儒生學子又往往只知舊禮，這兩種人可以當官做老爺，但不能同他們討論成法以外的事情。從遠的看，夏、商、周三代的禮制各不相同，而夏啟、商湯、周武王卻都成了王業。近世春秋秦穆公、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五霸的制度都並不一樣，而他們也都曾稱霸一時，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並不愚蠢地盲目遵守舊禮，而是因勢利導，有所創新。所謂智者制定法律，而愚者墨守之；賢者變通成禮，而不肖的人拘泥之。如今我們國家正處在只有變法才能圖強的歷史時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效法聖人變通舊制以利於今的做法進行改革。而受舊禮制約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商量大事的，受舊法制約的人是不配與之討論變革的。」
商鞅這一針鋒相對的雄辯，使甘龍無話可說。這時杜摯站出來爭辯道：「我聽說，如果沒有百倍的好處，是不可以改變法度的；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是不能改換祖先器物的。而且，遵守古法不會有過錯，依照舊禮不會出偏差，所以還請陛下三思。」
商鞅一聽這話，覺得十分荒謬可笑。他駁斥道：「變法圖強，使國家興盛，人民安樂，這個好處是千倍萬倍的，而不變法則必然貧弱落後。如今的國家與古代所處的時局不同，那麼治理國家的方法又怎麼能相同呢？正因為此，商湯、周武因沒有恪守古制而興旺發達，一統天下，而夏桀、商紂沒有適時變革而歸於滅亡。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變法才能強盛，否則必然走向最後的滅亡。至於說守古依禮，那麼前代的禮教各不相同，各代帝王的法制並不一樣，你究竟效法哪一個古代、遵循哪一個帝王呢？歷代的帝王都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創立法度，依據具體情況而制定禮教，禮和法總是因事而異，因時而異，從沒有一成不變的。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就必須有所突破，剔舊出新。所以說，此時變法是我們國家的當務之急。」
商鞅的據理力爭，使甘龍、杜摯等人再也無可爭辯了，也使大多數朝廷重臣首肯稱是，孝公也更加堅定了變法的決心，打消了顧慮。商鞅以雄辯的口才論證了適時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以深入淺出的道理宣傳了他的變法理論，使人們在心目中對變法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在輿論上他戰勝了守舊派，為變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秦孝公就表示，即使以後變法遇到再大困難，他也再不會動搖。於是他任命商鞅為左庶長，主持變法。
在朝廷內，商鞅通過自己的努力，力排群議，使眾臣首肯了，這些都為他的變法開通了道路。但是在民眾的心目中，他們還不知道商鞅是誰，更不知道他的為人以及他的變法。為了在民間取得百姓的信任，他在變法前做了這樣一件事。
在熙熙攘攘的市場南門外，本來就是人來人往的交通要塞，這一天更顯得格外熱鬧。透過裡三層、外三層、層層圍觀的人們往裡望去，只見在大門口立有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在旁邊貼出告示，說誰若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賞他十鎰黃金。告示的落款是左庶長公孫鞅。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大家交頭接耳，都覺得這不太可能，搬木頭那麼容易的事，怎麼能給十鎰黃金呢？大家都不知是怎麼回事，誰也沒有動。於是，商鞅又下令，有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就賞他黃金五十鎰。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自從夏啟建立了世襲制的奴隸制國家後，奴隸制最終在中原大地上確立了起來，並於商周達到了鼎盛時期。奴隸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宗法制度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所謂宗法制度，就是在原來氏族部落的基礎上，以血緣為紐帶而建立的社會關係。在宗法制度下，全體宗族成員為族長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時期，就發展成了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度。
西周時，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隸主，是全國土...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曇花一現
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可謂切中時弊，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以至於新政僅存一年有餘便夭折了。

安石拯危
北宋政權到神宗執政時，已是病入膏肓，雖然有王安石拯危救難，但仍未能阻止其向垂死的邊緣滑去。

晉用楚材
「楚材晉用」是春秋戰國時代人才流動的普遍現象。十三世紀初葉，中國又出現了一位「晉用楚材」，那就是生於金卻為蒙古所用的契丹後裔耶律楚材。

人亡政息
明朝末年，張居正使瀕臨滅亡的封建政權重現一片生機，但後期卻剛愎自用，喜好阿諛奉承，厭聽逆耳之言，於是晚節不保，很快便身敗名裂、人亡政息。

洋務新風
當封建中國的大門被強行打開的時候，沉睡的中國人被驚醒，於是乎，刮起了一股洋務新風。

戊戌喋血
國恥使愛國的志士奮起，於是改革封建政體的維新運動應運而生。但是，變法何其艱難，戊戌英雄的血流成了河……。

韓趙魏三家分晉
春秋戰國之交，攫取軍權的新興勢力成為軍閥的雛形；他們相互廝殺與搏鬥，打開了歷史上軍閥混戰的先河。

平群雄劉秀稱帝
王莽改制，天下大亂，地方豪傑並起；劉秀起兵，東征西討，建立東漢王朝。

官渡之戰，袁曹爭霸
東漢末年，桓靈失政，豪強勢力重崛起；袁曹爭霸，混戰官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赤壁鏖兵，天下三分
滾滾長江，是軍事上的天然屏障，曹操虎視眈眈，想一口吞下江南，孫權聯合劉備，以弱勝強，數十萬曹軍葬身魚腹。

侯景亂梁，武帝斃命
侯景興兵作亂老百姓慘遭荼毒苦；建康城內喋血，梁武帝被囚成餓殍。

安史之亂，玄宗幸蜀
安史作亂，玄宗奔逃，貴妃命喪黃泉下；中原大地，滿目瘡痍，羸民魂飛九重天。

藩鎮連兵，兵連禍結
唐朝衰弱，藩鎮林立，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山河破碎，兵燹頻仍，血淋淋，此禍剛平又生災。

朱溫削藩，藩削唐亡
義軍蜂起，無賴變為英雄；翻雲覆雨，叛徒竟成功臣；東征西討，軍閥殘酷施虐；圖窮匕見，後梁取代殘唐。

陳友諒自稱草頭王
元末亂世，英雄競出，陳友諒自稱草頭王；野心膨脹，攻伐不已，折戟沉沙空自忙。

吳三桂挑起三藩亂
愛紅顏，衝冠一怒賣江山；洩私憤，南征北戰為鷹犬；蓄異志，割據西南成一統；擅稱帝，刀光血影亂江南。

袁世凱專權竊國
多謀多變，鑽營投機，得為擁兵大員；小恩小惠，蓄積黨羽，遂成北洋之父；大奸大惡，野心畢露，終成為竊國大盜。

段祺瑞黷武窮兵
號稱北洋之虎，實為老袁走卒；欲爭中國領袖，大肆興兵動武；對外投降賣國，不惜棄宗背祖；雙手沾滿鮮血，卻要唸佛吃素。

吳佩孚逐鹿中原
初時秀才造反，後成北洋巨頭；號稱革命將軍，原為殺人兇手；數度逐鹿中原，鹿為他人所有；晚年節操可嘉，未作東酋之儔。

張作霖入關問鼎
遭逢亂世，起於山林草莽；稱雄東北，自建獨立武裝；染指北洋，數度入關爭霸；結日援己，終為日寇所亡。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曇花一現
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可謂切中時弊，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以至於新政僅存一年有餘便夭折了。

安石拯危
北宋政權到神宗執政時，已是病入膏肓，雖然有王安石拯危救難，但仍未能阻止其向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