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麥卡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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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麥卡錫的《殘餘地帶》是英國近十年最棒的小說之一。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

「絕讚的奇異作品，探討著最少見的小說題材：幸福。」

－－強納森．李紳（Jonathan Lethem），《孤獨堡壘》The Fortress of Solitude作者



「《殘餘地帶》是一本詭譎得出色、令人手腳發涼的作品。」

－－史考特．史密斯（Scott Smith），《禁入廢墟》The Ruins作者

「湯姆．麥卡錫的獨特性、精確度、超現實的邏輯、以及慧黠的幽默感可說是自成一家。以後要過很久才會讀到比這本更弔詭－－或更寫實的作品。」

－－...

關於那件意外，我能講的很少。幾乎無從談起。有什麼東西從天上掉下來，科技產品，零件，碎片。真的就是這樣：我只能說到這裡。這樣不算多，我知道。

這不是因為我害羞，而是－－好吧，首先，我根本就不記得那件事。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無字的白板，無底的黑洞。腦中有模糊的畫面，隱約的印象：我正在被，或著曾經被－－或著，更精確地說，即將要被－－打中；藍色的燈光，欄杆，其他顏色的燈光，被人抬到某種托架或床的上方。可是有誰能保證這是真實的記憶呢？有誰能保證這不是我受了傷的大腦自己編出來，或是從別的地方，從記憶庫的某處抽出來貼在此處填補空隙－－填補這個事故炸出來的彈坑？人腦可是靈活又狡猾的東西，真正的投機份子。

再說，還有法律上的「必要條件」。就是「保密條款」。我的律師和必須為此意外負責的當事人、機關、組織－－姑且叫做「團體」吧－－訂定了和解協議，其中有條例禁止我以任何公開或可記錄的形式討論（這一段我會背了）事件的性質和／或細節，若違約則將追繳所有賠償金，外加賠償金在我控管時所累計增長（「累計增長」，好詞啊）之任何餘額－－很可能也得追繳比這個多很多的東西；這是我律師語重心長告訴我的事。也就是說，這是連環套，各方面都套牢了。

和解協議。「和解協議」這個詞，和、解、協、議。那時我慘兮兮地躺著，身體被五花大綁，又被牽引器吊著，各式各樣的管線將某些物質灌進體內，又將另一些物質吸出去，電動的節律器和風箱讓某種功能加快，又讓另一種功能變慢；那些嗶嗶聲和呼呼聲簡直把我當演奏的樂器了，彷彿海水流經海綿般，穿透我無用的肉體和器官－－住院的那幾個月間，這個詞在我體內生根成長。和解協議。這個詞像蟲子一樣，鑽進昏迷中的我：葛瑞格在對事故造成的後果目瞪口呆時，八成對我說了這個吧。在我昏迷的頭腦裡，完全無感的「非空間」伸展、收縮，形成了模糊的形狀和畫面－－主要都是運動場，還有跑道和板球場－－空中播放著評論員的聲音。他邀我一起評論賽事，而那個詞就冒出來了：我們會討論「協議」，可是雙方都不知道內容是什麼。過了好幾個星期，我從昏迷中甦醒，解除點滴餵食，換成泥狀的固體食物，每次吞嚥時就會想到這個詞中間的那個音，那個「ㄝ」。和解協議還沒堵住我的嘴，就讓我禁不住想吐，這倒是千真萬確。

再接下來的那幾個星期，我能坐在床上思考、說話，卻尚未記起關於自己的任何事情，當時「協議」這個詞被拿來吊我胃口，彷彿它是個牢靠的未來，牢靠得能夠與我空無一物的過去達成平衡，彷彿協議成立的那一刻，我的身體將大有起色，恢復健全、變得完整。接著，我的過去大部分逐漸回來了，一段一段地回來，彷彿重播的無趣連續劇，可是我還沒辦法走路；護士都說協議能讓我重新站起來。我裹著石膏坐等骨頭全盤重組 的期間，馬可．道柏內會來找我，向我簡報協議的進程如何。他離開後，我總會坐在那兒想「全盤重組」這個詞－－網球是六個回合算一組，叫「一盤」；配套的碗盤叫一「組」，舞台佈景、圖案花紋的單位也是「組」。我還會想到古代的聚落組織，那些蹲踞在險惡天空底下的邊陲村落。我也會想到人－－也許是舞者，或士兵－－蹲踞著形成編組，蓄勢待發，等著某種事件開始。

又後來，很久以後，協議終於有著落了；那時我已經出院四個月、結束復健一個月。我一個人住在布里斯頓區邊緣的單間臥室公寓。意外發生前我在一家市場調查公司工作，他們說會給我有薪病假到五月。那時是四月。我不想回去上班，什麼都不想做。結果我什麼都沒做，每天都在最例行的日常活動中度過：起床、梳洗，徒步去買東西再走回家，看報紙，在公寓裡閒坐。有時我會看電視，不過看得不多，就連這件事都好像太主動了。偶而我會坐地鐵到安傑爾，去馬可．道柏內的事務所。大部分時間我就只是坐在公寓裡，什麼事都不做。這一年我三十歲。

協議達成的那一天，我倒是有事情要做：去希斯羅機場接一個朋友。這是老朋友了，從非洲飛過來。我正要離開公寓的時候電話響了。是道柏內的秘書；我接起電話，傳來她的聲音：

「這裡是歐蘭格與道柏內律師事務所，馬可．道柏內辦公室，為您轉接。」

「什麼？」我說。

「為您轉接，」她重複道。

我記得當時覺得頭暈；碰到不明白的事物我就會頭暈。意外發生後，我學會做事情要放慢，要理解每個動作，每個步驟都要弄清楚。這不是我自己選的，而是我只能這樣，才有辦法做事情。假如我不懂字詞的意思，就叫手下的人去查。不過，四月的那一天，道柏內的秘書打電話來時，我還沒有手下，再說這件事他們其實也幫不上忙。我不明白她口中的「您」是為誰轉接－－道柏內還是我。也許你會覺得這樣的差別根本就微不足道，可是情況有不確定之處，就會讓我覺得頭暈。我伸出一隻手扶著客廳牆壁。

過了幾秒鐘，電話上傳來道柏內的聲音。

「喂？」那聲音說。

「喂，」我回答。

「成功了，」道柏內說。

「對，是我 ，」我答道。「剛才那是你秘書幫我們接通。現在是我在線上。」

「你聽我說，」道柏內說，聲音聽起來很興奮；我剛才的話他沒有聽進去：「你聽我說：他們讓步了。」

「誰？」我問。

「誰？他們啊！對方嘛。他們投降了。」

「喔，」我說。我手扶牆壁呆呆站著。我記得牆壁是黃色的。

「他們來找我們協商，」道柏內繼續說：「提出的協議條件，各方面都很有利。」

「條件是什麼？」我問。

「你這方的話，」他告訴我：「不能在任何公開場合或以可記錄的形式討論此一事故。實質上就是你必須忘記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我已經忘了，」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關於意外的記憶。」

前面說過了，這是實話。我最後一段清楚的記憶，是在東西擊中我之前的那二十分鐘被狂風吹打。

「那個他們並不在意，」道柏內說。「他們的意思不是那樣。他們的意思是，在法律上，你從此不能採取行動。」

這句話我想了一陣子才想通。然後我問他：

「他們要給我多少錢？」

「八百五十萬，」道柏內說。

「英鎊？」我問。

「英鎊。」道柏內重述。「八百五十萬英鎊。」

我又花了大約一秒鐘才意識到那是多大的一筆錢。理解的那一瞬間，我把手從牆上拿下來，突然轉身朝向窗戶，動作太大，連電話線也拉著走，把它硬生生從牆上扯了出來。整個線路統統出來了：電話線、插進洞裡的扁扁接頭，連那個洞的面板一起。甚至牆壁裡面的電線也有一部分跟著被拉出來，斑斑駁駁地黏著肉屑般的膠泥碎粒。

沒用，電話斷了。我在原地站了一會兒，不知道站了多久，手上拿著死寂的聽筒，低頭望著從牆壁內洩出來的線路。看起來有點噁心，像是從什麼東西體內流出來的玩意。

外面經過的車子喇叭聲驚醒了我。我離開公寓，急急下樓找電話亭，想回電給道柏內。最近的電話亭就在街角，冷灣巷旁。我橫越我公寓前的那條馬路，沿著與它垂直的那條路走，一邊想著那個數字：八百五十萬。我在腦中想像它的樣子，它的形狀。八很完美，很簡潔，是一個彎曲的符號，無限地旋繞回轉，不斷重新形成它的本體。可是還有那個「五十」。他們為何要加那個五十呢？我覺得「五十」這個零頭很不整齊，像是剩下不要的破片，像是瓦礫堆中的碎屑。那件意外把我的膝蓋骨打碎了，可是骨頭復原重組的時候，有一塊小小的碎片卻沒有癒合。醫生想盡辦法卻沒能把它弄出來，於是它就在球窩關節的「球」旁邊漂浮著，形成身體不需要的多餘累贅；有時候它會卡在球跟球窩中間，害得整個關節出毛病，卡住不能動，神經和肌肉也發炎。我還記得那天走在街上，一面想像賠償金的那個零頭，那個多餘的「五十」，把它想成我膝蓋裡的那個碎片，皺起眉頭想著：「如果就只有那個八百還比較好。」

除此之外，我心情還滿平淡的。大家都告訴我，和解協議能讓我重建人生，重新啟動我的新生活，可是我並不覺得我的本質跟馬可．道柏內的秘書來電之前比起來有任何不同。我四下張望，看著天空：它也很平淡－－春天裡平淡的一日，出了太陽但不刺眼，不冷也不熱。我行經我的福特Fiesta；車子停在那條街的中段，我看了看它左後方的凹痕。我出事前大約一個月，有人在佩克漢區撞到我的車之後揚長而去。原本我打算送去修理，可是自從出院後這件事就跟其他大部分的事情一樣顯得無關緊要，於是車子左後輪後方的板金依然保持凹陷起縐的模樣。

我在跟我家那條街垂直的那條路上一直走到底，然後右轉，穿過馬路。我旁邊有一間屋子，大概十個月之前，也就是我出事前兩個月，曾經有警察帶著佩槍的武警小組攻堅。我想他們大概是在追捕什麼人，接獲了線報吧。他們包圍這間房子，在街道的兩端拉起封鎖線，穿著防彈衣的狙擊手站在廂型車和燈柱後，舉起步槍瞄準窗戶。就在我經過先前他們暫時劃作禁區的這段路時，我突然想起自己沒帶馬可．道柏內的電話號碼。

我在馬路正中間戛然止步。路上沒有車。轉頭回公寓拿電話號碼之前，我在那兒駐足了一陣子，不知道站了多久，位置就在當時狙擊手的瞄準線上。我轉動雙手，使手掌朝外，閉上眼睛，想著意外就要發生前，被風吹打的那段記憶。回憶這一段，讓我身體一陣刺刺麻麻的，從雙腿的頂端傳到肩膀，一路往脖子上去。那感覺只有一下子－－可是發生的期間我就沒有平靜的感覺了。我覺得自己不一樣了，很興奮，而且是同時感到興奮與祥和。這個感受我記得非常清楚，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雙掌朝外，感覺興奮又祥和。

我走回公寓，但不是回頭走原路，而是走跟它平行的那一條。我找到電話號碼，然後再次出發，沿第一條路，也就是跟我那條街垂直的那條。我再次經過我的車和車子的凹痕。撞上我的那輛車壓過馬路上的「讓」標記，揚長而去。就像那件意外；兩次都一樣，是對方的錯。我再次穿過「封鎖區」。當時警方追捕的人不在那間房子裡；他們搞清楚的時候，狙擊手就從掩蔽物後面晃出來，其他普通警察則把原本綁在馬路兩頭標示封鎖區域的黑黃雙色封鎖線解開、收好。要是再過幾分鐘才來這裡，根本不會知道發生過任何事。但事情還是曾經發生過，而且一定有什麼記錄存在－－即使僅僅存在於在四十、五十、六十個駐足的路人記憶中。所有事物都必定會留下某種記錄。

道柏內跟我說到一半就被打斷了。我在電話亭裡把五十便士投進電話打回去時，接聽的是接待小姐。我見過她很多次，她打扮時髦、正式，大約三十出頭，有點馬臉。

「歐蘭格與道柏內律師事務所，」她說：「您好。」

我腦中浮現她坐的那張辦公桌、面對桌子的皮面座椅，還有玻璃茶几。接待區俯瞰的是鋪著石磚的中庭，從她右邊一個開得很低的窗戶往外就看得到。

「麻煩接一下馬可．道柏內的辦公室好嗎？」我說。

「為您轉接中。」

接著是一陣沉默，不是辦公室裡很安靜，而是電話線上沒有訊息傳來的靜默。腦中歐蘭格與道柏內律師事務所的畫面轉淡；趕走它的是電話亭旁一家租車公司上了鐵窗的門面。上面寫著「行動車行，機場、車站、簡易、搬家、無論遠近」。有個男人正往門口推著一台大型的可樂販賣機；他慢慢讓它傾斜，然後用肩膀撐住它的重量。我心想不知道「簡易」在這裡是哪個意思 ，接著就感到一小波那種頭暈襲來。窗戶上寫著「機場」；我的朋友凱薩琳再一個多小時就會抵達希斯羅機場了。線上傳來「喀」一聲，然後馬可．道柏內的秘書接聽電話。

「馬可．道柏內辦公室您好，」她說。

這個女人年紀比較大，四十多歲。我也見過她，每次去找馬可．道柏內都會碰到。幾分鐘之前就是她打電話給我。她永遠擺出一副嚴厲、肅穆的樣子，甚至有點咄咄逼人，從來不笑。我報上姓名，並表示要找道柏內。

「現在為您撥打他的分機，」她說。「抱歉，不行，電話忙線中，他在跟別人講話。」

「對，他在跟我講話，」我說。「我們剛才在講電話，然後斷線了。我想他正試著回撥給我。」

「請您掛斷，我會請他再打看看。」

「不行，」我說。「那樣不行。我的電話從牆上掉下來，壞掉了。我們講到一半的時候壞掉了。他現在一定是在打給我。也許妳可以線上插撥告訴他。」

「我得親自進去辦公室才行，」她說。

我聽見她把話筒側放的聲音，然後是腳步聲、說話聲，是她跟道柏內的聲音，從隔壁房間傳來。他在妳線上？道柏內說。可是他電話不通。我剛才一直打，打了十分鐘了。她對他說了什麼，我聽不清楚，然後我聽見他的腳步聲走向她房間的電話，接著一陣窸簌聲，是他從桌上拿起話筒。

「你回來了嗎？」他說。

「我們被切斷了，」我告訴他。

電話的顯示螢幕一路倒扣我的錢，已經掉到三十二了。尖峰時段的費率。我掏口袋想找零錢，但拿出來的都是兩便士銅板。

「你聽到哪了？」道柏內問。

「數字。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八百五十萬鎊，」道柏內複述。「接受這筆金錢的條件，你了解嗎？」

「我不能告訴任何人？」

「你不能以任何公開或可記錄的形式，討論此一事故的性質和／或細節。」

「我記得你剛才有告訴我，」我說。

「假如你透露出去，整筆錢就沒了，外加在你控管時所累計增長的任何金額。」

「累計增長，對，」我說。「我也記得那部分。這有法律效力嗎？」

「當然百分之百有效力，」他答道。「這些當事人，這些，呃，機關，這些，呃……」

「團體。」

「……團體，」他接著說：「他們地位如此，無論何事幾乎都能依法執行。我強烈建議我們接受。瘋子才不接受呢。」

「我需要做什麼？」我問他。

「你明天過來。他們會用單車快遞送文件來讓你簽名。你十一點左右到這邊吧，那時應該就送到了。」

這時送可樂販賣機的人又把空了的手推車從「行動車行」裡面推出來。原來標語是「簡易搬家」，不是「簡易」、「搬家」。因為他們把字貼成那樣，看起來就像是分開的。電話的顯示螢幕現在只剩十幾了。道柏內正在恭喜我。

「為什麼？」

「這是空前未有的數字，」他說。「幹得好。」

「這不是我自己賺來的呀，」我說。

「但你受到了損傷，」他回答。

「其實不能這樣說……」我說：「我的意思是，這不是我自己選－－而且，再說……」

電話就在這裡切斷了，又是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走回公寓補充零錢。我走回同一條街，平行於跟我家那條街垂直的街，然後走垂直那條出來，像之前一樣，經過Fiesta小車和曾經是封鎖區的地方。這次我投了兩個一鎊硬幣。道柏內聽到我打來，顯得很驚訝。

「我們應該講得差不多了，」他說。「去喝杯香檳吧。明天十一點見。」

他掛掉電話。我覺得自己好蠢。根本沒必要再打給他的；而且，管他有沒有八百五十萬鎊，我現在就得用趕的去機場了。離開電話亭時，我想像凱薩琳的飛機在歐洲某地上空，往下飛向英吉利海峽，飛向英國。我遵循同樣的路線，第三次走回公寓，拿了外套和皮夾。我走到一間在封鎖區和電話亭中間的輪胎行，才發覺自己把寫了班機號碼的紙條忘在家裡了。

關於那件意外，我能講的很少。幾乎無從談起。有什麼東西從天上掉下來，科技產品，零件，碎片。真的就是這樣：我只能說到這裡。這樣不算多，我知道。

這不是因為我害羞，而是－－好吧，首先，我根本就不記得那件事。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無字的白板，無底的黑洞。腦中有模糊的畫面，隱約的印象：我正在被，或著曾經被－－或著，更精確地說，即將要被－－打中；藍色的燈光，欄杆，其他顏色的燈光，被人抬到某種托架或床的上方。可是有誰能保證這是真實的記憶呢？有誰能保證這不是我受了傷的大腦自己編出來，或是從別的地方，從記憶庫的某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