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1706(康熙45)年3月,北京城內正沉浸在一派和煦的春色之中,深居紫禁城內的康熙皇帝,卻在此時接到福建巡撫李斯義的疏報,原來千里之外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正爆發嚴重的旱災和風災。皇帝隨即降旨免除三縣糧米的上繳,在諭旨中,康熙認為台灣地勢窪下,容易出現水、旱災,竟全然比不上蒙古「田土高而且腴」。註1次年,台灣再度罹災,康熙皇帝儘管相信不務農的土著猶可以採捕維生,卻也擔心「內地人民」(即當時的在台漢人)可能會因為糧食缺少而難以自存,進而引發社會問題。為了體恤有意回歸故土的漢人,乃諭令大學士行文地方官,利用兵丁換班或公務奉差之船,將寓居台灣且情願復歸本地的人載回原籍。註2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幾次旱災,涉台官員逐漸關注起漢人在這塊邊陲荒地的拓墾,地方官開始「勸墾」,鼓勵人民往中、北部墾荒。水利開發可說是整個拓墾行動中最關鍵的部分,有穩定水源潤澤,不僅能將荒地化為水田,並能提高土地價值。不過,與其說清朝政府在政策上有什麼獎勵興修水圳的具體作為,不如說官員對農民開圳採行了放任且樂見其成的態度。經由水田化所增產的稻米,扣除本島人民的消費,尚有餘額銷往福建省沿海的福州、興化、漳州及泉州四府,註3除能穩定米價之外,也能解決與日俱增的人口所帶來的糧食需求。
在如此的歷史脈絡下,康熙末葉以後,台灣漢人的拓墾行動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發展:1708(康熙47)年7月,五名泉州籍民合資組成「陳賴章」墾號,向諸羅知縣請墾大加蚋荒埔,為台北平原的漢人墾殖揭開序幕;翌年(1709年),泉州籍人施世榜以「施長齡」墾號,於今彰化平原投資興築水圳,並於1719(康熙58)年通水竣工,成為清治台灣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二十幾年後,郭錫瑠從施厝圳灌區進入台北平原拓墾。儘管當時台北平原西部已有霧裡薛圳通流灌溉,不過對於平原的大部分土地而言,仍然只能在地形較高處鑿窪以儲存雨水,或利用分布在平原上的一些蓄水量不多的埤塘來灌溉田地。其中,上埤、下埤、上下土地公埤等,均是較早興築的埤塘,至於車層汴到東南一帶的山地,則有二十五甲的埤池,稱為柴頭埤,是郭家最初的灌溉水源。然而,這些埤塘的水量畢竟不穩定,甚至也因為水量不足而逐漸乾涸。因此,郭錫瑠決心要效法施世榜的故事,冒死前往危險的深山溪流上游,尋求更豐沛、穩定的灌溉水源;他的目標只有一個——開築大圳,期使大加蚋保的荒埔能變成美田。
這條水圳日後被稱為「瑠公圳」,而大加蚋保則在兩甲子後成為台灣的首善之都,我們相信這條生命之水不僅滋潤了台北平原、串起了各地維繫著不同人群生業命脈的埤塘和聚落,甚至帶動了「台北三市街」的興起和發展,成為台北平原經、社發展的重要水利設施。數百年來,台北平原的景觀有如滄海桑田,一間間高聳的大樓取代了昔日的金黃色稻浪,那遠從新店溪上游滾滾而來,有如臍帶般不斷滋養著平原各地所需養分的圳道,卻隨著日治以來台北城市規模的擴張與產業政策的轉變,陸續遭到合併、改修或填埋,最後消逝於都市化的洪流之中。逝者如斯夫,瑠公圳奔流的圳水雖然帶走了光陰,卻帶不走其歷史的定位與曾經的風華。
本書將依循著瑠公圳道所刻劃出來的歷史紋理與空間布局,重新述說一個有關台北平原水利社會的形成、崩解與轉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