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們如何觀看？：世界藝術史中的人與神》
文明與野蠻
「文明」一詞一直受到爭議，人們一再提出新的說法，而始終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一九六九年，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他的BBC電視節目系列《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一開頭就在思索這個概念：「什麼是文明？」他問道，「我不知道，我無法以抽象的說法定義它，至少現在還不能。但我認為，只要我看到它，我就能認出這是文明。」這話雖有高高在上對自己的文化評判充滿自信之嫌，但克拉克同時卻也承認了這範疇的邊界既粗糙不平且時時更改。
本書的寫作基於以下信念：若要了解文明，過程中我們所「觀看」的與所閱讀或所聽聞一樣重要。本書所歌頌的是一整個耀眼隊列的人類創造物，時間橫跨數千年，地域涵蓋數千哩，從古希臘到古中國，從史前墨西哥的石刻人頭到二十一世紀伊斯坦堡郊外的清真寺。本書也試圖挑戰我們對於藝術如何發揮功用，以及藝術應當如何被解釋的某些既定認知，因為本書要說的不只是那些手拿顏料、鉛筆、陶土或鑿子，以此創造出充塞我們世界的藝術形象的那些男女藝術家，不論這些創作是便宜家用小東西或「無價的大師之作」；本書更要說的是世世代代使用著、詮釋著、討論著、並賦予這些藝術形象意義的人們。二十一世紀一位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史學家E．H．龔布里奇（E. H. Gombrich）曾寫道：「『藝術』這種東西其實並不真的存在，存在的只有藝術家。」而我所做的是把藝術的觀看者也放回框架裡。本書不是一部「大人物」觀點的藝術史，沒有那些常見的英雄與天才。
我所探討的重點是人類藝術文化裡兩個最引人入勝也最多爭議的主題，第一部分著重呈現人體藝術，集中介紹世界各地最早的一些描繪男性或女性的作品，試著去問它們被創作出來的目的是什麼，以及它們是怎樣被觀看的，不論這些作品是古埃及某位法老的巨像，或是中國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上帝與眾神的聖像，所跨越的時間更長，探究古今各種宗教在試圖為「神」造像時是怎樣面對著無可妥協的問題。為了這類視覺圖像而感到困擾的並非只有某些特定宗教（例如：猶太教或伊斯蘭教），歷史上所有宗教都在深思著人們應當如何呈現神（有時還為此互相衝突征戰），而它們找到了各種優雅、動人或尷尬的方式來面對這兩難困境；這藝術光譜的一端是以暴力摧毀聖像，而另一端則是「偶像崇拜」。
我的研究一部分目的是要闡明「我們如何觀看」的長遠歷史發展，古代藝術、相關的論辯與爭議至今在世界各地依舊有重要性。而在西方，特別是古典希臘羅馬藝術（以及千百年來人們與這傳統的糾葛）仍然深厚的影響著現代觀看者，就算我們並不常察覺此事。西方人對於人體「自然」呈現方式的設想可以源自西元前第六、第五世紀之交的那一場希臘藝術革命，且我們談論藝術的許多方式都與古典世界裡發生的對話一脈相承。「女性裸體意指男性狩獵者眼光的存在。」這觀念看似摩登，卻非人們一般想的是由一九六○年代的女權運動者提出；目前據信是古典希臘第一尊真人大小女性裸像的作品（西元前第四世紀的阿芙洛蒂女神像）在當時也引發相同爭論。除此之外，我們所知的某些歷史早期知識分子對於以人的形象創作神像一事是非對錯可是有激烈辯論呢；西元前第六世紀一位希臘哲學家嚴厲的說，如果馬和牛能畫畫、能雕刻，牠們也會把神像弄成牠們的長相：牛模馬樣。
克拉克在節目一開頭的問題「什麼是文明？」也是我要問的主要問題之一，本書的兩個部分是以我為BBC在二○一八年首播的新電視節目系列《文明》（Civilisations）所寫的兩集為本，該節目的主旨不是要「重製」克拉克的原來版本，而是要以嶄新眼光審視舊主題，大幅拓寬參考資料的框架，前往歐洲以外的地方（克拉克有那麼一兩次偏離「正軌」越過了大西洋，但僅止於此），並返回到史前時代。新節目的新標題複數型態意義就在於此。
其實，我比克拉克更關心人們對文明這個概念的不滿與爭議，以及這樣一個頗為脆弱的概念是怎麼樣被辯護、被正當化。它最強大的武器之一一直都是「野蠻性」（barbarity）：「我們」知道「我們」是文明的，因為我們將自己與那些被我們視為不文明的群體相比較，也就是那些與我們價值觀不同、或是無法真正和我們持有相同價值觀的人。文明是一個容納的過程，也是一個排除異己的過程。「我們」與「他們」的界線可能劃在群體之內（世界史大部分時段裡，所謂「文明女性」一詞本身就互相矛盾）或之外，後者就如「野蠻性」一詞所示；這個詞本來是古希臘人所用的種族中心貶意詞彙，用來稱呼自己無法了解的外國人，因為這些人講話聽起來都是「吧吧吧……」這種聽不懂的胡言亂語。然而真相自然是比較令人不快，因為這些所謂的「野蠻人」很可能只是在「什麼是文明」、「人類文化中什麼比較重要」的這些問題上與我們認知不同的人。說到最後，一個人眼中的「野蠻」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文明」呢。
無論身在何處，我都試著從分界線的另一端來看事情，並以「反常理」的方式閱讀文明。我們通常只在審視現代世界的視覺圖像時抱持懷疑態度，但我現在要用帶著這種眼光去看遙遠過去的一些圖像。要知道，古埃及或古羅馬的許許多多觀看者面對他們統治者的龐然巨像時，很可能跟我們面對現代專制領袖「造像運動」時一樣的在暗中譏嘲，這點很重要。我也要將圖像造成的歷史衝突勝負兩方都看一看，這些衝突的重點在於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被以人工方式呈現出來，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呈現它們。那些會去摧毀雕像與繪畫的人，不論他們是否高舉信仰大旗，通常在西方都被視為歷史上最野蠻的暴徒；那些毀於「偶像破除運動者」之手的藝術品也總是令人哀嘆惋惜不已。然而，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些「暴徒」也有他們自己的故事要說，甚至有他們自己的藝術性要表達。
言歸正傳，讓我們從墨西哥，也就是本書中年代最古老的藝術形象開始……
後記
《文化如何交流？：世界藝術史中的全球化》
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我母親會在夏天帶我和兄弟姊妹到大英博物館。那裡雖有各門各類的文化珍寶可供探索，但我們一家人一定會特地去看貝南青銅，當時是陳列在主階梯一個大平臺上。我母親之所以這麼做，是想要確保她擁有一半奈及利亞血統的混血兒女能接觸到來自父母雙方背景的藝術與文化。在那裡，在十六與十七世紀貝南的藝術傑作之前，我們感覺到與非洲的先祖血脈相連；這些飾板曾妝點歐巴皇宮，而我們與製作飾板的匠人有如同族般親密。貝南藝術的裱框照片掛在我們福利住宅的牆上，我們的非洲祖先與歐洲祖先都一樣曾創造出偉大藝術、形成有深度的文明，這是我從有記憶以來就知道的事。
我對歐洲藝術與文化的的欣賞與喜愛主要不是來自參訪博物館與畫廊，而是從另一個媒介灌注給我：電視。我個人頓悟的一刻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那天我母親要我看BBC二臺一部紀錄片《畫家與模特兒》（Artists and Models），我在六十分鐘內飽覽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雅各─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藝術作品與精采人生，令我沉迷不已，讓我從此帶著新入教者的狂熱情懷開始去附近圖書館借書。因為《畫家與模特兒》內容與歷史和藝術都有關，兩者都使我燃起熱情，我對二次大戰那年少無知的著迷也就因此消退。
兩年後，我靠著週末與學校假日在商店打工存夠錢，踏上環遊歐洲的旅途。一路上除了在沙灘上曬太陽和拜訪朋友以外，我每到一座城市就去參觀當地大型美術館。十八歲的我來到羅浮宮，BBC節目裡出現過的畫作此時就在我眼前。一位當代作家在《畫家與模特兒》裡說雅各─路易．大衛的畫中氣氛非常冷峻，你幾乎能感覺到寒風從他的畫布裡吹來；我還記得當時站在大衛的《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前面，想要去體會那種森嚴冷氣迎面襲來的感受。對我來說，讓藝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何等新而令人興奮的想法；因為我母親苦心讓我接受啟發，因此我才能獲得這般美好的禮物。我先去巴黎，然後去阿姆斯特丹，去了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在那裡我頭一回看到林布蘭（Rembrandt）、維梅爾（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和其他荷蘭大師的作品。接下來我到馬德里，去看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我在那裡接觸到提香（Titian ）、艾爾．葛雷科（El Greco）、畢卡索（Picasso）、迪亞哥．維拉斯貴茲（Diego Velázquez）和耶羅尼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我在普拉多博物館的紀念品販賣部買了波希《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複製畫，這是當時的我幾乎買不起的東西，也是我珍藏多年的寶物，我每換一個宿舍房間都要把它掛在牆上。
三十幾年前，一點星星之火通過我家那臺租來的四方形電視機厚螢幕觸及我，我的人生自此不同，雖然當時我並不知情。在我出生前一年，有一個電視節目立下傳統，賦予這傳統形狀與動能，而我小時所看的紀錄片節目就是這傳統的一部分。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的《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系列共有十三集，這節目在英國與美國都是電視史傳奇。它擁有數百萬觀眾，其中許多人因為這節目而改變一生，就像後來《畫家與模特兒》對我的影響一樣。在這系列開始播出的兩年前，彩色電視才剛進入英國市場，而色彩規格足以呈現這節目畫面之美的彩色電視就更少見。買得起這種電視的家庭會舉辦「《文明的軌跡》派對」，邀請原本只能用黑白兩色來欣賞歐洲藝術奇觀的親朋好友共聚同樂。連續十三週，在肯尼斯．克拉克的導覽之下，觀眾被帶往一百一十七個不同地點。節目播出的三個月內，畫廊與博物館的負責人都表示訪客數量有所增加。後來，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法國、義大利與其它地方的畫廊參觀，親眼見識肯尼斯．克拉克帶進他們客廳的那些藝術與建築經典，有報導說那一季的旅客人數因此大增。
本書是一部電視節目的姊妹作，該節目是從《文明的軌跡》獲得靈感。現在距離肯尼斯．克拉克這個系列播出時間已經將近五十年，但它依舊家喻戶曉，且理當如此。不過，《文明的軌跡》出名之處不只是因為它對觀眾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還因為它的觀點十分狹隘。它所說的故事只包括歐洲藝術與文化，其中又以義大利和法國為主，節目拍攝地點僅涵蓋十一個國家，日耳曼地區在敘事中扮演配角，英國則只有客串演出。這系列裡完全看不到西班牙藝術，此事在馬德里還引起公眾不滿。我們當然不應只憑這部電視節目就給肯尼斯．克拉克下定論，他在其他擴充著作中所展現的世界觀比節目裡要廣闊許多，比方說他終生都對日本藝術情有獨鍾。然而，就算在書裡，克拉克眼中的藝術依然是個男性主宰的天下，現代觀眾很快就能發現《文明的軌跡》系列缺乏對女性藝術家的介紹。
克拉克曾應邀參與一場BBC會議，會中用了「文明」這個詞，他就是在當時出現參與節目製作的想法。文明一詞激起克拉克的想像力、啟發他決定成為這項計劃的主持人與作者，這詞本身的作用超越其他所有動機。就在節目第一集第一景，克拉克有段著名的臺詞是以「文明」的定義做文章，他站在巴黎聖母院前面打趣的問說「什麼是文明？我不知道……不過如果我看到它，我就會認出這是文明。」
對於世界其他各種文明，或這些文明的鑄造者所具的文化想像，克拉克毫不遲疑加以批判。在與節目成套的書中，他寫了一段話，這段話並未出現在節目播出時的臺詞裡；克拉克這段話是將一面屬於布倫斯柏里（Bloomsbury）藝術家與藝評家羅傑．弗萊（Roger Fry）所有的非洲面具以及《觀景殿的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雕像頭部相比較，他寫道：
無論它身為藝術品的價值是什麼，我認為它（觀景殿的阿波羅）比起面具所蘊含的是更高的文明發展程度，此事毫無疑義。這兩樣東西都象徵著「靈」，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使，也就是來自一個我們想像中的世界。在尼格羅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恐懼的黑暗世界，人們隨時都會因為觸犯微不足道的禁忌而遭那個世界施以嚴懲。在希臘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光明世界，裡面的神都像人一樣，只是比人更加美麗，祂們下凡來教導人們理性與和諧的法則。
我們可以說，克拉克「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用詞是一個生於愛德華時代的人會隨口說出的話，事情或許確是如此。然而，許多年前的夏天，我母親之所以帶她擁有一半非洲血統的孩子們來與貝南青銅面對面，正是因為她知道「文明」一詞是如何被用來貶抑她孩子父親的先祖。正是因為我出生長大時，「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概念在英國仍被大部分人認為是原始且缺乏內涵（相較於「歐洲人的想像」），因此我們從孩提時代就被帶去參觀大英博物館、被要求接觸非洲作家的著作，讓我們穿戴上抵抗這種思想的盔甲。
我認為文化的接觸、互動與衝突是過去五百年歷史的關鍵特質；在這本小書以及成套的兩集影片裡，我試圖探索藝術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這樣做並非是要反駁肯尼斯．克拉克的觀點，這位極具重要性的文化人物是我尊崇的對象；我的目的是要提醒我自己與那些可能有興趣的人，全人類的想像都是一致的，而一切藝術都是這想像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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