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王洪文與「文革」（下）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

一、王洪文為自己大搞樹碑立傳活動

《材料之一》提供了王洪文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大量罪證。《材料之二》的這一部分，著重揭發了王洪文利用竊取的職權，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財物，生活腐朽糜爛的罪惡事實。這些材料證明，王洪文是一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正在走的走資派，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王洪文墮落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雖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但參加革命以後，不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觀，資產階級思想不斷發展。現據廣大工農兵群眾特別是上海市工人群眾的揭發，王洪文在部隊就不是一個好戰士，復員後在工廠也不是一個好工人、不是一個好幹部。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當他同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勾結到一起之後，資產階級個人野心惡性膨脹，終於走上了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王洪文為給自己樹碑立傳，把他在上棉十七廠的辦公室專門保留下來展覽，王秀珍多次帶領「小兄弟」們到這個辦公室，進行所謂「傳統教育」，培養對「四人幫」的感情。同時，他還親自策劃炮製了所謂《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長達三萬餘言，捏造事實，歪曲歷史，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領袖」。

二、王洪文大量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

王洪文利用竊取的職權，巧立名目，採取種種手段大量貪汙盜竊，揮霍國家財物，吃喝玩樂，生活腐朽糜爛，是一個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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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對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定性處理的意見1980.2.13；中紀二辦秘字[1980]25號】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是一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篡黨奪權、禍國殃民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粉碎「四人幫」以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對「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進行了清查，基本上摧毀了他們的反革命政治勢力，比較深入地揭露了他們的反革命面目。全國揭批查的群眾運動發展是健康的，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為了做好受審查人員的定性處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定性處理的原則和方針

我們黨同「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鬥爭，是一場奪權與反奪權、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的大決戰。這場鬥爭持續時間長，牽連的人多，情況複雜。因此，對受審查人員的定性處理，要按照中央的政策辦，既嚴肅，又慎重。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純潔黨的組織，純潔幹部隊伍，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定性處理工作，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對定為敵我矛盾的，判刑的面要小。應判刑而免予起訴的，黨紀、政紀、軍紀處理要從嚴。對犯了錯誤，包括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

受審查的人員，無論問題多大，對其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都不得株連、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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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11.2.）最高人民檢察院】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偵查終結，移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審查確認，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藉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祕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等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失敗，林彪等叛國外逃，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為首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續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災難是難以估量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事實如下：

一、 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各方面的領導幹部。

（一）策動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篡奪領導權。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策劃奪權，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

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並煽動迫害領導幹部，說：「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就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羅、陸、楊就很需要」。......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

一、王洪文為自己大搞樹碑立傳活動

《材料之一》提供了王洪文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大量罪證。《材料之二》的這一部分，著重揭發了王洪文利用竊取的職權，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財物，生活腐朽糜爛的罪惡事實。這些材料證明，王洪文是一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正在走的走資派，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王洪文墮落成新生...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

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77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3.6；中發［1977］10號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年7月17日通過）1977.7.17；中發[1977]21號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1977.9.23；中發［1977］37號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9月

1979
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9.1.4.

1980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對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定性處理的意見1980.2.13；中紀二辦秘字[1980]25號
中共中央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1980.9.26；中發[1980]73號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11.2.）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家檔案局印發《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的函1980.12.09；國文件發［1980］455號

1981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資料組198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1981.01.23；特法字第一號

王洪文研究論文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77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3.6；中發［1977］10號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年7月17日通過）1977.7.17；中發[1977]21號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1977.9.23；中發［1977］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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