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清代哲學」重要研究成果

壹、導論
過去學界對於清代哲學往往從負面角度切入，一般論者多認為考據學是清學的高峰發展，而考據學是以方法論取勝、內涵鮮少思想性的；考據學亦向被視為是繼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後，清學在二千多年學術發展史上的代表典範。此一認識固是不錯，但如此聚焦考據學的看法，在反映清代方法論具有突破過去成就的佳績之餘，卻也導致清人突破傳統舊思維而趨近現代性的義理學成就被掩沒。尤其清代緊接在義理學高度發展的宋明理學之後，考據學卻另闢蹊徑，截然不同於道德學與形上學模式，義理學也不再主盟學壇，這就難免予人以儒學從高度思想發展的階段轉入缺乏思想性的清學之直接聯想了；再加上明清易鼎以及清末的反清革命、後來國民政府播遷台灣等政治性因素，台灣學界對清代思想往往摻雜了「非學術性」因素的批判與思考，更加深了對清代思想的負面認識。
歸納造成學界長期來對清代思想未能正確、或深入認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非學術性」因素的干擾；二是視宋明理學之「道德形上學」為儒學唯一義理型態的成見。前者譬如反清復明、華夷之辨、對清末淪為次殖民地之不滿，以及革命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反清意識等，不過當歷史給出了足夠的時間距離後，學界已較能客觀公允地重新評價清代思想了；至於後者，則除了外在的歷史與客觀因素外，還必須突破儒學所長期形塑的、發揚價值的形上面與超越性之意識型態，譬如「重義輕利」、「諱言利」等傳統思維模式。是以要能正確理解並接受清代思想，還需要一番思想型態的轉換並持開放性的態度；倘能撇開對清學的不客觀認識，將便可以覩見清代哲學在我國思想史上實具有銜接新舊傳統的重要價值與意義。
在清代268年的帝制王朝中，就大體而言，其思想發展主要呈現了下列階段之不同樣貌：清初新舊典範同時並呈，是為典範交替暨學術奠基的階段；乾嘉時期則除了考據學出現高峰發展外，另外還有締造清人義理學高度成就的「乾嘉新義理學」新思想典範暨理論建構；中葉以降則因國勢日衰，於是強調「援經議政」和「變革」思想的今文經結合了經世思潮在晚清蔚起，再者，打破儒家思想獨尊態勢的諸子學亦於斯興盛，也有一番盛況。以下即針對清代各階段之思想發展及重要各家略事闡述，以為本報告進行資料蒐集時依據標準的說明。

壹、導論
過去學界對於清代哲學往往從負面角度切入，一般論者多認為考據學是清學的高峰發展，而考據學是以方法論取勝、內涵鮮少思想性的；考據學亦向被視為是繼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後，清學在二千多年學術發展史上的代表典範。此一認識固是不錯，但如此聚焦考據學的看法，在反映清代方法論具有突破過去成就的佳績之餘，卻也導致清人突破傳統舊思維而趨近現代性的義理學成就被掩沒。尤其清代緊接在義理學高度發展的宋明理學之後，考據學卻另闢蹊徑，截然不同於道德學與形上學模式，義理學也不再主盟學...

前言
二十世紀初清王朝覆亡後，二十世紀前半葉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代表性成績，主要是梁啟超寫於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和寫於1923-1925年、由上海民智書局於1929年、中華書局於1936年發行單行本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錢穆於193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相同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十世紀後半葉來台的初期，台灣地區清代哲學研究仍多根基於上述著作之基礎上。儘管梁、錢二人看待清學的切入點不同、書寫內容互有詳略、人物評價有時大相逕庭；但他們有一共同特質，即都未能肯定清代思想的高度──梁著認為清學「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他看重清人方法論突破舊局之成就，書中頗為稱述清儒整理舊學的總成績，他看清學顯然重考據而輕思想，此自不待言；而錢穆所著，雖然被認為比較能夠重視清學之思想性，但其實他是從理學後裔的角度，以能否發揚理學作為思想判準，並不是對清儒所建立的、突破傳統思想窠臼的義理轉型肯定，他對乾嘉學術有「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之譏，未能肯定清儒立足在此考據基礎上所建構的、凸顯價值經驗面而呈現經驗取向的新義理學。因此台灣二十世紀後半葉前期的清代哲學研究，除了對晚明遺老顧、黃、王三人有聚焦性的研究外，其他領域幾乎一片荒蕪；七○年代以後，余英時如曙光般地，對清代思想提出了強調儒學內在理路演進的突破性解釋，其後學界陸續重新審視清學之思想性。不過台灣學界真正出現系統性闡釋清儒義理的學術專著，已是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初相當晚近了。因此本報告所梳理的台灣地區從西元1949年到2000年清代哲學研究成果，正是學界從過去普遍蔑視否定清代思想、到逐漸正視清代思想，但尚未有足夠系統性研究與專著論述出現的居間轉折階段。
至於所謂台灣地區研究成果，係指在前述時間範圍內其專書著作於台灣初版、或在台灣學界發行的學報期刊發表論文，而且作者必須是定居、或曾長期居住台灣的學者。如此一來，遂有許多具備新材料新觀點的傑出研究，雖然曾在台灣重要學術會議或期刊上發表成果，但因作者定居國外或大陸而被迫放棄。譬如來自美國的程一凡嘗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發表＜顧炎武的私利觀＞一文，他以突破台灣學界的嶄新看法詮釋顧炎武之於私利運用，揭櫫顧氏＜郡縣論＞要求將私利制度化，以達到政府廣耕積利和造就良吏之目的，如此以私利為骨髓而寓專制精神於其中的新郡縣制和私利觀，迥異乎台灣習熟的理學視角之於私利「痛加刮磨」，惟在上述篩選標準下只能被割愛；又如胡適《戴東原的哲學》一書，雖於1963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北印行台一版，但因該著1927年已於上海初版，所以也都不在本報告的涵蓋範疇內；再者，來自校園、數量極其龐大的博碩士論文，限於篇幅，也僅能擇要著錄其篇名而未能加以述評。
是以本報告重點式蒐集了自從國民政府來台到二十世紀結束，約五十年間台灣學者對於清代哲學的專書暨論文研究成果，依「清代哲學史」之脈絡，涵蓋思想通論、主題論述和各家分論在內，分別進行成果之整理與述評。本報告並將有關清代思想研究成果分為：一、清代思想總論；二、新舊典範同時紛呈的清初思想界；三、乾嘉學術之高峰發展暨乾嘉新義理學；四、清中葉以迄於晚清的經世思潮、今文經與諸子學復興等階段，以勾勒清代思想發展之全貌及其學術特色。職是之故，以下有必要先對清代思想發展為一概述，以使讀者瞭然於本報告在擇取作為被研究對象的清儒時所採取的標準。

前言
二十世紀初清王朝覆亡後，二十世紀前半葉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代表性成績，主要是梁啟超寫於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和寫於1923-1925年、由上海民智書局於1929年、中華書局於1936年發行單行本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錢穆於193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相同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十世紀後半葉來台的初期，台灣地區清代哲學研究仍多根基於上述著作之基礎上。儘管梁、錢二人看待清學的切入點不同、書寫內容互有詳略、人物評價有時大相逕庭；但他們有一共同特質，即都未能肯定清代思想的高度──梁著認為清學「...

前言

壹 導論
一、新舊典範紛呈的清初思想界
二、乾嘉學術之高峰發展與乾嘉新義理學
三、清中世迄於晚清的經世思潮、今文經學和諸子學復興

貳 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清代哲學」重要研究成果述評
一、清代思想總論
二、新舊典範同時紛呈的清初思想界
三、乾嘉學術之高峰發展暨乾嘉新義理學
四、清中葉以迄於晚清的經世思潮、今文經學和諸子學復興

前言

壹 導論
一、新舊典範紛呈的清初思想界
二、乾嘉學術之高峰發展與乾嘉新義理學
三、清中世迄於晚清的經世思潮、今文經學和諸子學復興

貳 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清代哲學」重要研究成果述評
一、清代思想總論
二、新舊典範同時紛呈的清初思想界
三、乾嘉學術之高峰發展暨乾嘉新義理學
四、清中葉以迄於晚清的經世思潮、今文經學和諸子學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