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十四年頭,匆匆過去。
十四年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共計印行臺灣文獻叢刊二九三種五六五冊,凡八千餘面,四八一○萬字。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現在,我瞬將退休,同人決定拿這十四年來我們所寫的弁言及後記集印,定名為「臺灣文獻叢刊序(指弁言)跋(指後記)彙錄」,藉留紀念,囑置一言;雅意拳拳,既感且愧!
首先,我得說明兩點。
第一、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一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困難,都已有代價;我祇有感佩各方的支持與寬容,絕對不應再歎苦經。
第二、我不想在此自我表揚。因為一切功績(假使是有功績的話),都應歸諸臺灣銀行當局以及可以管到這一工作的有關人士;如果他們堅持不可,我有何力使它出版。
至於本叢刊在中國文化史上、特別是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如何?這當留待社會人士的公斷。如其果為「浪費公帑」(這是本叢刊經常所受的責難),則我個人應負完全責任,絕不推諉。不過,有一點不妨指明:像本叢刊這樣以一省區為範圍的出版物(本叢刊原嚴格以臺灣為範圍,後來因為臺灣的歷史與南明不可分割,所以逐漸擴及南明史料),而且繼續出版至如此之久,如此之多,這不論在中國、在世界(更毋論在臺灣),都是很難得的。
歷史的研究,是件極難的工作。沒有史料,固然無從下手;沒有正確的史觀(正確的觀點與方法),則史料愈富,謊言愈多,有不如無。要是外人或後人以為我們出版這一叢刊,原有什麼周詳的計畫,凡有正確史觀的人,都會了解這是不符事實的。本叢刊出版的最初動機,祇因曹永和先生在拙著《清代台灣經濟史》上引自舊籍的文字恐有錯誤,替我做了一番「復按」的工作,因而使我想起這些舊籍不無重刊的必要;如此而已。因此,我們原是「出一本算一本」;假使事前知道要出至三百餘種,說實在的,那就一本都無法出版。因我絕不敢想像這樣的計畫,而這樣的計畫也絕不會得到通過。
說到本叢刊的弁言,我們有一原則,即凡原書已有序文者,非有必要,不再寫作。同時,弁言(或後記)的寫作者,也不就是原書的整理者。
因為本叢刊的出版,原無周詳的計畫,故其缺點是不少的。至於標點之不無錯誤、印刷之不如人意(參看臺灣研究叢刊第九十六種「二十年來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出版物」,其中還有吳幅員先生對本叢刊的詳細報導),猶其餘事。
凡是我們能夠收集的臺灣文獻,可說大體都已整理出版,今後我們所能收集的,可能不會太多。但是,不說大陸與海外,即在臺灣,據我所知,其實還有不少資料;例如某機構,就有大批明清檔案,我們曾經多次接洽,初則以尚未開箱,繼則以恐怕散失,未允抄錄;這不是我們所能收集的。還有更奇特(其實很平常)的作風;我們知道某機關持有這些資料,商請抄錄,被以「我們就要出版」婉拒;但是,多少年來,未見印行。總而言之,「私字當頭」。但我希望公開資料的風氣及早形成,這與學術進步的前途大有關係。
本叢刊「屢瀕於危」,要是沒有楊亮功先生的一再大力挽回,「起死回生」,何來今日?為公為私,我都得在此深致謝忱。
周憲文於惜餘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