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次接觸阿富汗，是在二○○五年一個嚴寒的冬天凌晨，當時，剛結束兩天的旅行，從波士頓經倫敦飛抵杜拜。整個晚上待在杜拜第二航站，等候阿里亞納航空公司早上六點三十分飛往喀布爾的班機，由於太過焦慮，無法入眠，整個人頭昏眼花。航空公司要求旅客提前三個小時抵達，本來打算找家旅館落腳的，因此也就變成多餘了。巨大的黑色航班公告欄上打出黎明前起飛的目的地：克拉蚩（Karachi）、巴格達、坎達哈（Kandahar）、盧安達，讀起來宛如這個世界上化外熱點地區的一覽表。我知道自己是機場裡面唯一的女性，在沒有什麼裝設布置的第二航站裡，靠在角落的窗台上，等待手機充好電，儘量不讓自己引人注意，但每有男人經過──身著寬鬆的沙里卡密茲（Shalwar kameez），手推銀色行李車，車上堆得老高的行李，用咖啡色的寬帶子綑綁著──我還是感覺得到他們疑惑的眼光。心裡嘀咕著，他們一定覺得奇怪，半夜凌晨三點，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這裡搞什麼名堂？
說老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怪。閃進空蕩蕩但剛清潔過的女用洗手間，把在波士頓穿上的那一身行頭：灰色的套頭衫、卡瑟牛仔褲（Kasil jeans）和英國牌子的褐色皮長靴，換成一條寬鬆的黑長褲、黑色長袖Ｔ恤、黑色雅洛梭鞋（Aerosoles）和黑色襪子，唯一不黑的，是一件寬鬆的鐵鏽色毛線衣，在麻州劍橋一家新時代（New Age）水晶店購得。再拿出朋友艾麗亞（Aliya）借我的那條黑色羊毛圍巾，按照她教的，勉為其難地往頭上肩上隨意一套。當時，我們還在幾萬公里外，坐在她哈佛商學院宿舍裡的絨布沙發上。如今，二十五個小時之後，獨自一人在杜拜機場沒有半個人影的洗手間裡，又撥又弄，十幾個來回，自己才勉強覺得滿意。看著鏡裡的人，幾乎認不出來了。「好啦，可以了。」大聲朝著鏡中憂心忡忡的人說：「這趟旅行一定很棒。」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橡皮鞋跟一轉，走出女生洗手間。
八個鐘頭之後，走下金屬梯子，來到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臨時停機坪上，陽光燦爛，撲鼻的是冬天空氣的冷冽，清新但帶著點煙氣。拖著橘紅色行李箱，又要顧好艾麗亞的羊毛圍巾，一路跌跌撞撞，每走幾呎就要停下來調整面罩。沒有人告訴過我，走動時要固定好面罩竟然那麼難，更何況還拖著沉重的行李。周圍的那些女人那麼優雅，她們是怎麼做到的？想要學她們，反倒顯得可笑，彷彿外來的番鴨，搖搖擺擺於土生土長的天鵝之間。
機場是一九六○年代的風格，等了一個小時，看著仍然丟在跑道邊的俄羅斯坦克骨架，不免滿腹疑惑，蘇聯離開阿富汗，那可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迅速通過護照查驗，沒有意外。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心裡想。一走出海關，周圍的人便朝著不同的方向一哄而散，方向感十足，只有我四顧茫然。突然之間，胃裡一陣劇烈的抽搐，我了解，自己既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前往遙遠而危險的地方，新聞記者通常都有「地陪」，也就是有個當地人，或男或女，幫著打點行程、採訪、食宿。我的呢？一個名叫莫哈麥得的年輕人，連個影子都沒看到。胡亂翻著皮夾，找他的電話號碼，又無助又害怕，卻要裝出一副冷靜沉著。他到哪裡去了？我問自己。他在電子郵件中答應了一個美國人，美國廣播公司以前的一個新聞製作人，說他會到機場接機，難道他忘記了？
最後，總算在皮包底下摸出一張皺兮兮的紙，上面寫著他的手機號碼，但卻又沒法打給他。自己的那支英國手機，我可是老老實實地充滿了電，但到了喀布爾，倫敦的SIM卡卻不管用，真是白忙一場。
十分鐘過去，二十分鐘過去，始終不見莫哈麥得。我不禁想，搞不好五天之後我人還卡在喀布爾機場裡面。眼看阿富汗人都高高興興湧出了玻璃大門，孤獨感油然而生，更勝於清晨三點在杜拜的第二航站。這時候，唯一能讓我稍微感到安心的，是機場前繞著龐大北約坦克巡邏的英國士兵。心想，萬一碰上了最壞的情況，我還可以向那些老英求救。一輛停在機場前的坦克居然可以安定人心，這我還是從來沒想過的。
最後，看到一名男子，約莫二十來歲，留鬍子，在機場前門的角落擺了小攤，販售電話卡、糖果和果汁，我趕忙掏出一張五元美鈔，笑盈盈地用英語問，是否可以借用他手機。他微笑著把手機遞過來。
「莫哈麥得。」我大聲喊叫，確定他聽得到我。「哈囉，哈囉，我是蓋兒，美國記者，人在機場，你在哪裡？」
「哈囉，蓋兒。」語調平靜。「我在停車場，已經來兩個鐘頭了。我們不能太靠近，因為安全考量。跟著人群走就對了，我會等妳。」
啊，安全考量，我怎麼會沒有想到。
推著超載的銀色行李車，走了兩個足球場那麼遠到停車場，距北約坦克和英國士兵足足有一哩之遙。
「歡迎來到喀布爾。」他一把搶過我為這趟旅行剛買的綠色艾迪寶爾（Eddie Bauer）行李袋，裡面塞得滿滿的，有頭燈，有長襯褲和毛毯。我心想，像我這種傻乎乎的老外，莫哈麥得在機場一定接過不少。他曾經和新聞記者工作多年，本身也是新聞工作者。我的一個朋友，任職倫敦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堅持要我非僱用他不可，因為，她信任他的專業、經驗與可靠，這些正是我最需要的；因為在二○○五年冬天的喀布爾，只要一次偶發的火箭彈攻擊與爆炸，就足以升高成為一場暴亂。那一刻，對於她的幫忙，我還真是感激莫名。
雖說是阿富汗的首善之區，街上卻亂成一團，拄著枴杖的截肢者、拼湊的汽車、驢子、雙輪燃料拖車，加上聯合國的休旅車，無不爭先恐後，沒有交通號誌，只有一個半吊子的警察在指揮。喀布爾汙濁的灰黃空氣，更是任何東西都不放過，包括肺、毛衣、頭巾與窗戶。數十年的戰爭打下來，從樹木到排水系統，一切摧毀無遺，只留下一堆遺毒。
這樣蠻荒的都市，我還是頭一次見識到。駕駛人非把車頭跟我們的藍色豐田逼近到只剩兩吋才疾速切入他們的車道。和我們一同塞在交通的大打結中，不論什麼車，豐田、三陽、賓士，車上的阿富汗音樂都開得震天價響。整個城市，喇叭聲響得震耳欲聾。肩上鬆垮垮掛著毛毯的白髮老人，信步走過車前，完全無視於來車，使交通為之停頓。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大混亂，很明顯地，他們都習以為常了，這才是喀布爾嘛。
但我可不行。我還是個新手。
那時候，我在哈佛商學院修企管碩士，念到第二年，正逢寒假。
新聞一直都是我的最愛，成年以後，大部分時間待在美國廣播公司政治組，但一年前，也就是三十歲那年，我卻放棄了總統大選的採訪工作，給自己來了個重大轉變，決心追求自己對國際事務發展的興趣。當時，我清楚知道，如果再不離開，機會從此不再。於是，我跳脫了華盛頓特區那個溫暖的繭，進入研究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個充滿故事性，還沒有人做過的題目。至於故事，則是要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的。
在我所關心的議題中，其中之一是：婦女在戰亂地區從事的商業經營與管理。亦即一種通常發生在世界上最危險的衝突核心地區，需要特殊勇氣而又鼓舞人心的創業活動。
我的調查從盧安達開始。在那兒，我針對婦女為自己及別人創造商業機會，並在國家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做第一手觀察。一九九四年的滅族大屠殺剛結束，婦女佔盧安達公民數的四分之三，十年之後，也還是佔多數。首都基加利（Kigali）的國際組織官員──都是男性──告訴我，根本沒有故事，在盧安達，婦女連小企業都沒有，充其量只是做些小生意，在路邊擺個攤子，賣些水果和手工藝品，根本沒什麼利潤。但我的報導顯示他們錯了。我發現，有的婦女擁有加油站，有的經營旅館。我訪問的水果商則說，她們的酪梨和香蕉銷往歐洲，一週兩次。不久之後，我在《金融時報》發表一篇報導，介紹了幾位我認識的商人，都是最成功的創業者，包括一名賣籃子的女性企業家，客戶是紐約著名的連鎖百貨梅西百貨公司（Macy's）。
只不過幾個月之後，我到了喀布爾，同樣也是為《金融時報》撰稿，報導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在塔利班接掌政權後，新一代的阿富汗婦女冒出頭了。同時，我承諾為一個個案研究找一個主人公，來年作為哈佛商學院的教材 。我以前的網路新聞同事都試著幫我準備喀布爾之行，把他們的關係跟我分享，為我鋪路，但我到了才了解，對於這個國家，我知道的實在太少。
我所擁有的，不過是那股追求故事的熱望而已。
說到戰爭及其所造成的創傷，無可避免地，絕大部分的故事都聚焦於男人，包括士兵、返鄉的退伍軍人、政治人物。我想要知道的是，對於那些被遺棄的人──縱使世界已經分崩離析，但仍然要走下去的那些女人──戰爭究竟是什麼樣子。戰爭重新打造了女人的人生，迫使她們，往往都是出其不意──完全沒有準備好──就變成了賺取麵包的角色。為了負擔家人的生計，她們想方設法養活自己的孩子乃至社區。但她們的故事卻少有人講述。我們總是因循舊習，把婦女看成是戰爭的犧牲品，值得一灑同情之淚，而不是韌性十足，希望贏得人們尊敬的存活者。我所要改變的就是這種情形。
為了尋找這樣的故事，我來到喀布爾。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與阿富汗軍隊聯手驅逐了塔利班，阿富汗婦女困苦的境遇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四年前，在一個禁止女人上學上班的國家，她們是從什麼樣的事業上出發。自波士頓啟程，隨身帶了四頁紙，不空行打好字，用釘書針釘上，上面是用得上的人名和電子郵件信箱，全都是幾個星期下來，與電視記者、平面媒體新聞工作者、哈佛的朋友以及當地救援人員交換意見所得來的。
和莫哈麥得討論採訪的構想。在新聞工作者常下榻的飯店裡，餐廳空蕩蕩的，幾杯茶過後，我問他是否知道任何經營自己生意的女性。他笑了起來。「妳知道的，在阿富汗，男人從不過問女人的事。」但略微思索之後，他抬起眼睛看著我，承認有，他曾經聽人說過，喀布爾的確有幾個婦女在做自己的生意。我希望他不是隨便說說。
隨著日子過去，我追蹤了幾個可能人選，但都沒有結果。在我所獲得的人名當中，許多婦女都是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根本和做生意無關。事實上，據我所知，國際社會在二○○二年首次大舉進入阿富汗時，登記成立非政府組織比成立公司容易得多。誘因其實早就存在了。在華盛頓和喀布爾，美國的官員一直都在幫助阿富汗的女性商人，為她們舉辦公開活動，甚或砸下數百萬美元的政府經費，但在這裡，我拚了命想要找的並不是這一類的女性，而是一個靠自己本事站起來的創業者。她們一定在哪個角落裡，問題是，我是不是找對了地方呢？
我的時間快用完了，開始擔心自己恐怕要空手而回，讓《金融時報》和我的哈佛教授失望了。最後，一位曾經和紐約非營利組織企業和平理事會（Bpeace）合作過的婦女告訴我，有一名年輕的女裁縫，名叫卡蜜拉．賽迪基（Kamila Sidiqi），已經轉型成為連鎖企業，不僅經營自己的公司，而且是在年僅十幾歲時，在塔利班時期那種完全不可能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展了自己的生意。
幹記者那種全身細胞都動員起來的興奮，這下子我全感覺到了，衝新聞的腎上腺素升起，那可是新聞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想想看，一個身穿袍服賺麵包的女人，居然在塔利班的高壓統治下開創了一個事業，是何等了不起呀！和大部分外國人一樣，照我自己的想法，在塔利班統治的歲月中，阿富汗的婦女無非是無限期軟禁的囚犯，既安靜又聽話。我著迷了，急著想要了解更多。
挖掘得越多我就越加了解，在塔利班統治時期，有不少年輕婦女都在創業，卡蜜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在戰爭及惡政的高壓下，喀布爾的經濟崩潰，迫於賺錢養家的壓力，她們把小本經營變成了大契機，在法律的邊緣下求生存。就和全世界的婦女一樣，為了家人，她們永遠可以闖出一條路子，知道如何使之運作，乃至如何使之興旺起來。
有些婦女在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通常都是從事婦女保健方面的事務，也是塔利班政權容許繼續運作的。醫生既然還在行醫，同樣地，協助婦女學習衛生保健的女性也可以。有的人則在地下學校教學，教導女孩與婦女，課程從微軟視窗到數學、達利語（Dari，譯註：一種在阿富汗使用的伊朗方言）以及可蘭經，無所不包。這些學習班遍布整個喀布爾，有的是在私人家裡開課，有的更好些，設在塔利班准許的安全地帶──婦女醫院。但婦女永遠都要提心吊膽，只要有人跑來警告，說神學士來了，上課馬上就要停止。另有一些人，例如卡蜜拉，開辦家庭企業，冒著極大的危險為自己的產品尋找買主。儘管行業各異，這些婦女都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的工作關係到家人的生存或是溫飽，而且她們都是自食其力。
所有這些英雌的故事，從來沒有人詳細敘述過。塔利班統治之下，婦女遭遇的痛苦與絕望，倒是不乏感人的日記，塔利班衰落之後，有關婦女創造新機會的勵志書籍也不少；但這一類故事不同，其所談的是，在外界遺忘她們時，阿富汗的婦女是相互扶持的。她們的國家貧窮破碎，完全沒有外來的援助，但她們自立自強，幫助鄰里，重新打造了她們自己的前途。
卡蜜拉就是這一類的年輕婦女，從她對今日阿富汗人的持續影響來看，她的工作可以說是最具有創見的。從她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變動軌跡，先是塔利班士兵在她家門前的街道上巡邏，之後將近十年的時間，則是美國不斷地派兵進駐。同時，她也讓我們注意去觀察，過去十年的小小進步，對阿富汗婦女來說，究竟會是一個新的開始，還是外國人所造成的一種反常現象。
決定要寫卡蜜拉很容易，但真要做起來卻不然。訪問卡蜜拉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那幾年中，當地治安每下愈況，自殺炸彈和火箭彈攻擊的頻率與威力俱增，喀布爾成了一座恐怖之城。到了最後，這些事情變得既複雜又相互牽扯，每一次下來，都足以把喀布爾市民釘在家中和辦公室裡，一釘就是好幾個小時。即使是一向隨遇而安的莫哈麥得，偶爾也會變得神經兮兮，把他妻子那條伊朗款式的黑色頭巾帶來給我，好讓我看起來更「在地」一點。每次事情過後，我都會打電話給我先生，告訴他一切平安，叫他別太在意谷歌快訊（Google Alert）中有關「阿富汗的」壞消息。同時，整個喀布爾的水泥牆也越來越高，四周的鐵絲網越來越密。在喀布爾，我和每個人一樣，學會如何在每次進入建築物時，應付武裝警衛和多重安全檢查。暴徒與叛亂分子開始從家裡或汽車綁架外國新聞工作者及援助工作人員，有時候是要錢，有時則是為了政治目的。聽到攻擊與可能發生攻擊的傳言時，新聞界的朋友和我會花好幾個小時交換訊息，當附近地區的安全亮起紅燈時，我們會互相通報，避免當天前往。有一天下午，做完密集的訪問，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打來的一通關切電話，問我是不是前天遭到綁架的美國作家。我向他們確認不是。
這種惡化的情況使我的工作變得複雜起來。在塔利班時期，和卡蜜拉一起工作的阿富汗女孩，由於擔心她們的家人和老闆，對外國人的拜訪有所顧忌，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人聽到同事的過度渲染，嚇到了，乾脆就加以拒絕。「難道妳不知道塔利班要回來了？」一名年輕女子緊張兮兮地小聲問我。當時，她是為聯合國工作，但卻把塔利班時期她為非政府組織工作時所碰到的情形告訴我。「他們什麼都知道。」她說：「如果我丈夫知道我跟妳講話，就會和我離婚。」
碰到這一類的問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一定盡自己所能保護我的受訪者及自己，在穿著上，我甚至比周遭的阿富汗婦女還要保守；我戴的頭巾都是自己的，是我在加州安納罕（Anaheim）一家伊斯蘭服裝店所購置；此外，我還學習說達利語。每次抵達商店或辦公室要做訪問時，我盡可能保持沉默，讓莫哈麥得代替我和安全警衛及接待人員打交道。我明白，自己越是不顯眼，我們每個人也就越安全。
在一次採訪過程中，正好碰到聯合國一處招待所在清晨時分遭到攻擊，五名聯合國的員工死亡。此後許多個夜晚，連鄰居的貓走過屋頂上的塑膠板，我都以為是有人要侵入，會立刻跳下床穿上拖鞋。一個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建議，我大可在屋裡準備一支AK-47，以備不時之需。我立刻就同意了，但我的室友卻表示擔心，除我的用槍經驗不足不說，這樣一來，只怕會弄巧成拙，產生的危險將更大。
卡蜜拉和她的姊妹們也擔心我的安全。
「妳難道不擔心嗎？妳的家人怎麼說？」卡蜜拉的姊姊瑪莉卡（Malika）問我。「現在在這裡，對外國人而言是極危險的。」
我提醒她們，更糟的日子她們都走過來了，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工作，為什麼我就要呢？她們雖然不服氣，但知道我是對的；塔利班統治的歲月雖然危險，她們卻鍥而不捨，沒錯，她們不得不這樣，但更重要的是，她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我又何嘗不是！
我堅持留在喀布爾，加上以後兩年每年都回來，贏得了她們的敬重，也加強了我們的友誼。另一方面，對卡蜜拉家人的了解越多──她們對服務與教育的奉獻，以及想要為國家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也使我對她們的評價更為增高，鞭策自己不可辱沒了她們所立下的典範。
久而久之，卡蜜拉的家人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姊妹幫助我學習達利語，另一個特地為了我這位吃素的美國客人，用米飯、花椰菜和馬鈴薯準備傳統的阿富汗餐點。傍晚我要離去時，她們堅持先去查看我的車是不是還在外頭，等確定無誤了，才讓我穿鞋走人。在她家客廳，我們一同喝茶，吃小點心、一種叫菟特（toot）的北方乾莓，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不工作的時候，我們東扯西拉，談丈夫、政治，以及在阿富汗美其名安全的「時局」。卡蜜拉的幾個外甥女剛會走路，可愛得不得了，我們拉著她們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還有，我們彼此關心。
在喀布爾，我所看到的是一種我所從未見的姊妹之情，其中滿是體諒、歡笑、無畏、對世界的好奇，還有最重要的，工作的熱情。認識卡蜜拉的第一天，我就看出來了：這個年輕女性全心全意地相信，由自己的事業起步，再幫助別的婦女同樣去做，於保全這個飽經憂患的國家將會有所貢獻。身為新聞工作者，我有必要弄清楚：這樣的一種熱情，這樣的一種使命，究竟是從何而來？還有就是，對於阿富汗的前途以及美國的參與其中，卡蜜拉的故事到底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接下來，就聽我講故事並回答這些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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