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融合――中美經濟合體如何決定世界繁榮

第一章 黑貓，白貓 部份

　中國和美國合流，始於這兩個世界分流之際，本來沒有必然合流的事態。它不必然會發生，但確實發生了。

　一九七○年代末葉，有些社會格外顯眼和疏離。歷經毛主席過度獨裁之後的中國，是個深陷於貧窮和與世隔絕的農業國家。到一九七○年代時，外貿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以中國的幅員和規模而言，這是個低得驚人的數字。事實上，毛澤東時代未期的中國，比起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贏國共戰爭之前，或一九五○年代革命初期的時代，更加孤立和疏離國際體系。

　相形之下，一九七○年代末葉的美國儘管自我認知陷於萎靡和懷疑泥淖，卻是世界一流的強權。越戰經驗、國內經濟滯脹和水門事件糾葛，以及自覺已不再被世人視為自由鬥士的感受，無不促成信心與自我形象危機。此外，一九七○年代也是美國製造業就業指數陷於長遠低迷的開端，因為這時其他國家已開始生產更大比例的消費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市場銷售。不過，從軍事與經濟角度來看，即便在蘇聯軍事挑戰和日本與西德經濟實力日增的稀釋之下，美國仍然是全球的核心勢力。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往訪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會見毛澤東，戲劇性和出人意表地重啟美中關係之門。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談，係由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中方對口單位，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等人孜孜於祕密外交所促成。當然，乒乓外交也是個因素。一九七一年，中方邀請美國桌球代表隊訪華以表善意，促成一年後的政治和解。除了偶爾仍見諸全球各地在車庫、洞窟和點著螢光燈的地下室裡舉行的家族聚會的經驗之外，這堪稱是賽局中最重要的時刻。

　不過，乒乓外交和北京精緻的國宴，均未能徹底改變中國與世界間的「冷和」（cold peace）態勢。中美間的開放大致侷限於政治層面，緊張雖見緩和，外交往來也有增加，但也就只到這個程度而已。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和之後二年隨之而來的動盪期間，中國依舊跟悠久和複雜的歷史中的任何時點一樣，維持不與鄰邦和鮮與世界往來的身段。在中蘇關係上，中國跟名義上的兄弟之邦，以及在共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鬥爭中的戰友蘇聯之間的關係冷到結霜。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菁英對跟西方甚至東方加強關係懷有極大的抗拒感。中共統治接踵於受西方壓迫和侵凌一個多世紀之後，因此，頭幾十年一直致力於讓中國獨立、自主和自足，儘管執政黨的經濟政策未能改善數億中國人民的物質條件，此種與世界整合背道而馳的作為仍行之不輟。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鞏固黨政地位後，推動改革與現代化進程。太多的中國人赤貧如洗，鄧小平深知，除非能改變此種境況，否則黨和人民間薄弱的協定必會趨於瓦解。鄧小平洞燭機先，高瞻遠矚；他歷經整肅、黨內惡鬥、國內放逐與失寵、文革期間飽受紅衛兵敵視、與毛澤東的關係跌宕起伏。毛過世時鄧小平已是七十二高齡，但到了大多數人已在回首前塵往事年紀的他，卻無意就此安享餘年，終老此生。黨內老人幫縱使不情願，也不得不對他有所敬重，至於仰慕他為黨奉獻和讚嘆他歷經政治與實際大難而不死能耐的年輕一代，對他更是徹底服膺。

　鄧小平意欲改造黨管理經濟的方式。為此，他首先著手農業改革，逐漸廢除集體農場制度，接著又批准在華南沿海一帶成立若干經濟特區。這些特區可以自行規畫較適於民間企業與外資創投事業的稅制，並賦予更多的自由，可從事有國家指定之外的生意。儘管共產黨對西方懷有敵意，特區的主要基準則是近似於西方商務與貿易中心，亦即香港、澳門和相關的台灣模式。

　局部開放的本意是權充實驗，但人民渴望更大的自主和提升生活水準，促成經濟活動勃興，貿易大幅上揚，本來還在酣睡的地區，如香港北面的珠江三角洲，產業也隨之蓬勃。黨內有很多人對此感到老大不開心，這些人雖不致公開直接反嗆鄧小平，卻可以倒退到根深柢固和普遍共有的心態，亦即對貿易和跟西方有太多瓜葛愛恨交織。很多老黨員堅守的信念是，多出口不如少出口，少進口不如不進口。此外，很多人也不歡迎外資進入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封閉迴路。很多人擔心－－結果證明，他們擔心得很對－－一旦外資海入中國，毛澤東主義乃至中國共產主義的便來日無多。

　只是，已經回不了頭了。一九八○年代期間，儘管改革步調時而加速，時而雷大雨小，卻始終沒有停下腳步。結果頗為亮眼。八○年代經濟成長率平均近百分之十，通膨適度；有幾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七，有幾年則幾達百分之十五，總體呈上揚趨勢。這表示，由於起點太低的緣故，中國即便如此快速的成長，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仍屬於窮國，仍需再有許多年的成長，才能躋身「中產階級」國家之林。而且，總體統計掩蓋了重大的地區差異。新經濟區快速繁榮擴張之際，內陸和西部各省仍有許多地區絲毫未見成長。

　鄧小平在這段期間所倡導的「摸石過河」法，指的是彈性、靈活和擺脫傳統。除此之外，還有「一國兩制」觀念」，意謂一個是由黨政絕對權威統治大部分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經濟特區乃至日後（與中國大陸統一之後）的香港，則以市場力量為主導。也就是說，國家和政府只有一個，但有兩種不同的做法。這些時而流於混亂的特別舉措，對中國發展有著更廣泛的牽連。鄧小平自己心裡或許很明白箇中分野，但他本質上畢竟是個務實主義者，為了適應時勢，計畫、標籤和口號不免時有改變，至於他觀念中的意涵，就留待別人去議論和增益。

　結果便出現一個波動不定的制度。有些人排斥對外界做更大開放的舉措，抗拒市場原則應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有些人則希望開放步調加快，並更廣泛地擴大到整個社會。大部分的討論最初都在全黨團結一心的門面之後進行，但過不了多久便逐漸滲漏於外，於是知識分子和詩人紛紛加入議論，經濟特區內的數百萬人則先後成立中小企業體，拋開過去數十年間扼殺變革與成長的刻板意識型態束縳。當然，政府放寬限制和較少動輒以武力為管理工具的事實，也使得這種鬆綁成為可能。

　部分議論純屬討論何者為現代化與經濟成長的最佳道路，但隨之而來的則是論及較為激進的民主與政治開放。中共內部對在共產黨統治架構內實施民主的討論由來已久，如今甚囂塵上的討論則是可能危及共黨統治的個別民主改革。到一九八○年代末葉時，有些擁護民主的人已公開提出主張。這些人雖被斥為一意破壞革命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實則他們可以出版和公開討論而不致被捕下獄的事實，反而比他們所引起的嚴厲批判更值得注意。當然，他們確實也會面臨騷擾，而且，一旦踰越無形的界線，還可能被剝奪工作、拘禁，或以其他方式消音。這些聲浪日高的議論，是釀成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廣場抗議的民主運動急先鋒。

　這些發展大抵不為外界所知。儘管外國觀光客人數有所增加（不過，鑑於在此之前中國境內完全沒有觀光客，任何數字都可名之為「大增」），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人數也激增，但中國社會的內部動力僅有學界和少數情報機關予以密切觀察。前者在追溯變化和論爭來龍去脈上表現可圈可點，但往往透過「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不好；民主和市場，好」的稜鏡看待中國演進。情報機關則泰半專注於計算軍警人數和飛彈數量，以及預測中國是否會對台灣採取行動上。

　儘管中共時時在提防內部挑戰，但天安門事態仍使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領導階層大驚失色。雖然天安門廣場本來就是抗議集會的場所，包括毛澤東過世後那幾場集會，但一九八九年春跟之前集會所不同的是，各省份的學生紛紛上京參加民運，從而在全國各地引發各式集結異議人士、工廠勞工、農民和學生的抗議集會，這些人各有滿腹牢騷，唯一的共通之處是對黨和中央政府同感憤恨。

　這種轉變和民運不得善終，確實導致一段時期的鎮壓與恐懼。隨著政府動用相當大的力量以戢止民運再起，於是數千人被捕下獄，更多的人遭到拘押和毆打。鄧小平宛如迷宮裡的將軍一般，先撤守再重整旗鼓。他心知有些事未能依計畫而行，於是決意制定一套未來方針，一則避免抗議再起，再則避免中國特有的亂象。在此之前一百五十年裡，中國一直受到永無止境的內戰、侵略和自食其果的危機衝擊，鄧小平決心不再重蹈使國家淪於歷史邊陲的惡性循環覆轍。

　他必須先求自保。一九八九年六月之後，他頗有遭少壯強硬派罷黜之虞，後者不僅把責任推給他，更想利用抗議示威為籍口箝制改革，再度把中國與世界隔離。鄧小平認為，此舉不啻為黨和中國前途挖掘集體公墓。於是，他重申改革決心，並決定步調應加快，規模須擴大，成果宜放大。除非能盡快讓更多人民看到自己的生活物質條件改善，否則前途只有紛擾騷亂。常愛引用格言警語的鄧小平說，「我們絕對不可因噎廢食。」縱使發生天安門事件，堅持一九八○年代路線仍然是必要之舉。

　鄧小平所以願意接納市場經濟，並採行門戶開放做法，絕非出於意識型態使然。幾年前，鄧小平見有些黨員對研議中的政策懊惱不已就曾說過，「管它黑貓白貓，只要牠會捉老鼠，有什麼關係？」在鄧小平看來，手段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目的，而中共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和之後的目標，即是持續以黨領政改善全中國。群眾的物質富裕乃是達成這個目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他也有世見之明，知道日本、新加坡、南韓和泰國等亞洲鄰國日漸富足，除非黨能履行帶給人民富裕的承諾，否則便不可能維繫黨的正當性。

　如今回顧起來，我們不難了解，中國走的是一條以超乎任何人想像的更快更有效改造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道路。當然，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選擇，而其中很多道路可能引出極不相同結果，譬如，像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分崩離析的蘇聯僵化政府一樣趨於瓦解。史家和學者往往不依未來結果敘述過去；這會造成選擇性的記憶，儘管當時更重要的事件，仍側重於純因後續發展而得知是比較重要的細節與決策。在中國，一九八○年代和九○年代初期，事態並不明顯，無從得知結果會變成終結共產實驗的蓬勃市場經濟，留下史無前例的新事態。當時多數人都認為，鄧小平的政策會演變成一個現代、較開放富足的共產中國，不是中國和美國融合。不過，在規畫中美國的演進道路時，走過的路畢竟比沒走過的要緊。

　一九九二年，改革步調再度加速，同樣是由於鄧小平的倡導。中國在一九九○和九一年遭逢不景氣，改革議程備受抨擊，鄧小平為穩住支持基盤，展開後來成為頗具象徵意義的南巡之行。鄧小平在巡行經濟特區中宣示擴大變革的熱誠，每到一處無不宣揚求財致富符合黨和國家目標的觀念。他在即將成為數百萬人的都會區和珠江地區產業繁榮支柱的深圳宣布，市場經濟與國家計畫經濟之間並沒有本然的衝突。鄧小平同時堅守彼此矛盾觀念的能耐，究竟是天才還是瘋子的特徵固然不得而知，但他確實比任何人更能解讀社會的脈動。他願意接受隱含的騷動，而他的南巡講話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准許無所恐懼和無所抑制地躍入未經測探的市場水域。 (段落節選)

第三章 吮指垂涎 部份

　天安門民運期間，樹立在廣場中央，代表鼓舞希望象徵的小型自由女神複製像意義非凡。民運學生遭驅散後，那如醉如狂幾個星期中所歌誦的東西掃盪一空，自由女神像也不例外。但另一個比較不那麼礙眼，卻能倖免於一九八九年春衝擊中國的浪潮之外的象徵留了下來。五月那段時間，成千上萬的學生吸取美國高文化和低文化的養分。如果說自由女神像代表高文化，那麼，位在廣場邊與毛澤東陵寢遙遙相望的速食餐廳「肯德基炸雞」，肯定是美國低文化的代表。

　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肯德基家鄉雞」開店試賣，六個星期後正式開張。它可是這家美國炸雞連鎖店中非比尋常的店頭：樓高三層、占地一萬二千平方呎、耗資逾百萬美元、容客座位五百個，再加上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員。一份兩片式「肯德基家鄉雞」加汽水的餐點，價格相當於一般中國工人一個星期的工資。有位老北京嗤之以鼻，「依我看，這跟北京烤鴨沒得比。」在美國人人耳熟能詳的口號「舔指回味」（finger lickin’ good），經過一次翻譯出糗，出現倒人胃口的「好吃到讓你啃光自已的手指頭」（so good, you eat your fingers off）之後，再經改頭換面，變成「回味吮指」（so good, you suck your finger）。兩尊桑德斯上校（Colonel Sanders）塑像分立大門口兩側。揆諸一年半之後在附近所發生的事態，店內裝潢確實有點反諷味道：幾張曼哈頓空中鳥瞰照片、一張「美國－掌握精神」海報和一張自由女神巨幅照片。

　北京各界對這家肯德基分店的初步反應是困惑與興奮兼而有之。價碼太高，對一般工人不具吸引力，因此雖有很多人湧到店裡嚐鮮，回客率卻是一大挑戰。這家快餐廳起初是靠外國觀光客而生意興隆，儘管當時觀光客人數相當少，但起碼可以肯定他們會到天安門廣場瀏覽紫禁城、看看人民大會堂和瞻仰毛澤東遺體。「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地點，因此，我們蓋了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雞快餐店，」監督創店和開張方案的區域副總裁王大東（Tony Wang）說道。並不是人人都像他這麼樂觀。

　至少有一家美國報紙預言，普遍被視為二流的企業必有二流的結局。「北京是發明速食之國的首都，肯德基炸雞勢必會有顧客難尋的問題……其他速食餐廳業者打進中國市場之後，話題性便會失去效力……據我們所知，麥當勞已考慮在那兒開設加盟店。」不到五年光景，北京旗艦店生意興隆，於是又增加二百個座位和數千平方呎面積。二十年後，現已在中國簡稱為KFC和隸屬「百勝餐飲集團」（Yum！Brand Inc.） 旗下的肯德基炸雞，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外國品牌，店頭數將近二千家，是麥當勞的二倍，盈利極為驚人，且年年成長率都超過百分之三十。至於更驚人的麼？KFC在中國的這二千店，雖只占百勝集團全球分店總數不到百分之七，卻占二○○八年全球總盈利將近四分之一。
　肯德基炸雞不是個能時時引起很大注意的公司，比起一九九○年代的亞馬遜和現今的Google與蘋果電腦等具有現代精神魅力的公司，肯德基和母公司百勝集團的確只是中等企業。一九八○和九○年代時，商業媒體比較喜歡溫蒂漢堡（Wendy’s）揶揄式的廣告和麥當勞的行銷高招，對肯德基則予以過當的冷嘲熱諷。唯其如此，肯德基在中國的故事也顯得更富戲劇性。

　如此美國味十足的公司實不多見。桑德斯（Harland D. Sanders）在肯德基州柯爾賓（Corbin）創業之後，二十五年間薄有成就。一八九○年出生於印地安納州的桑德斯，是典型的白手成家的故事。國小沒畢業的他，流浪各州，換過無數的工作之後，在一九三○年開了一家附有「桑德斯快餐」的加油站。他開始做炸雞，做得還頗有心得，甚至發明由十一種草藥和香料調配的祕方；此外，他也利用壓力鍋來加速作業，完善一種與眾不同的炸雞方法。由於餐廳深獲好評的緣故，桑德斯於是提出申請，並在一九三六年取得肯德基州長授予榮譽上校頭銜。

　不過，讓桑德斯上校炸雞變成國寶的是那份配方，並不是因為它是第一家快餐廳。桑德斯和他的快餐廳無法應付需求，於是陸續跟加盟店分享配方，到一九六○年代中葉時，肯德基炸雞已有七百家分店，而且各分店的品質都格外的高－－跟一九七○和八○年代困擾該公司的問題恰成鮮明對比。一九六四年，桑德斯以小額現款和一份終身俸的條件將事業賣卻之後，品質開始下跌，往後十年間儘管連鎖店成長快速，但都是虧本經營。加盟店成長到好幾千家，企業總部維持統一品質的能力每下愈況，原因大多出在管理階層採取比麥當勞等速食業對手更為分權化的生意手法。漢堡業鉅子麥當勞對加盟店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規定，肯德基燋雞則是賦予地方和地區經理人較大的自主權。只要管理階層專聘具有共同理想且能力佳的經理人，這種做法還挺管用，只可惜，不久之後該公司便在七○年代初期賣給規模更大的集團，造成經驗老到主管紛紛出走，利潤和品質隨之雙雙下滑。

　一九八○年代對肯德基炸雞寬厚些。不過，公司雖恢復成長，品質也有所改善，安定性卻不可同日而語。公司再度轉賣，這次是賣給正在進行子公司組合多元化，包羅小吃、速食和軟性飲料的菸草業鉅子「雷諾產業公司」（R. J. Reynolds Industries）。有雷諾這樣的母公司，主要的好處是該公司承諾砸錢拓展事業。美國市場雖然還沒完全飽和，但真正的成長機會卻是在別的地方，尤其是幾乎不曾涉足的東亞市場。當時，除了德國經濟體之外，有日本新興實力和如饑似渴的日本消費者為後盾的環太平洋地區，堪稱全世界最蓬勃的地區。此外，泰國、韓國和臺灣也出現新興的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越來越多，正愁有錢沒地方花。肯德基炸雞有個優勢：相對於各國的在地料理，肯德基的配方容或是異國風味，雞肉卻是各地都很熟悉的食材。

　旋轉木馬繼續轉，一九八六年時肯德基再度由雷諾轉賣給百事可樂公司。雷諾很早就積極投入中國市場，泰半出於它認為這是賣香菸的大好機會，而它在短暫擁有肯德基炸機這段期間，便已擬定在中國大陸開設旗艦店的計畫。香港各分店一直很受歡迎，公司對拓展大陸處女市場也抱著很高的期望。

　企業總部制定決策之後，交由志向和熱情各不相同的區域經理執行。正常狀況下如此，在處女市場的未探測水域裡更應如此。肯德基在中國的故事的核心人物王大東，一九四四年出生於於四川，一九四九年共黨在大陸取得勝利之前舉家逃到臺灣；他跟七○年代許多臺灣青年一樣，赴美留學後獲得紐澤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管理碩士學位，七○年代末再拿一個紐約大學商學院管理碩士。

　當時臺灣跟美國關係和現在一樣，外交和經濟關係十分密切。美國政府明確表示防衛臺海安全，而在冷戰的前幾十年裡，臺灣一直是個引爆點。這時臺灣已成為廉價製造品中心，尤其是電子產品，既與中國大陸斷絕往來，只有朝別的地方找尋出口管道。臺美關係雖然密切，但兩國在文化上卻是相去甚遠，特別是七○年代美國那種「什麼都行」（anything-goes）的態度更使分岐擴大。

　王大東悠遊兩種文化，中英文流利，但跟美國同儕不同的是，他不耽於性、毒品和搖滾。他要在企業美國出人頭地，於是在一九七五年接下肯德基工作。當時公司正值多事之秋，而部分問題正是出在管理上。他胸懷大志，對高層主管和許多加盟店頑固墨守成規頗為懊惱。他敦促上司放眼國際場域，尤其是亞洲地區。他認為，亞洲各分店都由懷有嚴謹與褊狹態度的美國人主持，因而未能完全發揮其潛力。上司對他的建言反應很冷淡。王大東憤而離開肯德基公司，到加州北部主持一家新開的速食加盟店，因而有機會在八○年代中葉見到前來舊金山招徠華裔美商到中國開店的天津市長。

　天津在當時仍屬於在中國以外的人大都沒聽過的中國大城。八○年代時，它是中國第三大都市，人口七百萬，略少於紐約市。天津跟其他沿海城市一樣，剛開始要拋開過去僵化束縳的羅網。天津離北京不到九十哩，是首都的外港，享有位當門戶的優勢，既毗鄰北京經濟圈，又保持相當距離，可以進行經濟實驗，沒有中央政府在一旁虎視眈眈。此外，它還有位魅力型市長，謹記著鄧小平致富、開放門戶和擁抱全球市場的教言。

　有一就有二，王大東不久便和天津市政府締結合夥關係，進而開設一家叫「敖奇快餐」（Orchid Food）的合資速食餐廳。敖奇的成功引起王大東以前在肯德基的上司注意，於是勸他回公司主持中國大陸策略。母公司雷諾雖已首肯，但最終讓肯德基主管正視到中國擴展業務的卻是王大東的雄心壯志。雖然王大東還是很擔心公司的企業文化，但機會難得終究戰勝種種顧慮。「到中國發展肯德基的個人挑戰」，激勵他接下這份工作。

　公司在這一地區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安心地致力於大陸市場。不過，香港加盟店的成就固然是個樂觀的跡象，但在王大東之前並沒有人受命主持大陸業務，而且，凡是像王大東這樣真正了解本地區的人都知道，香港和大陸雖然只是一水之隔，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一直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香港，是個文化混合的地方，情況與新加坡比較類似，跟北京則大不相同，而且
，香港是金融和商務中心，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折騰中國的動亂，島上的粵籍居民對身為全球市場一環已有長遠和完整地正面體驗。

　因此，香港固然是中國潛力的一個例證，但對在大陸做生意而言卻是個不相干的模式。這表示，在大陸做生意並沒有可行的模式可資借鏡，也就是說，想進入這個市場的人所面對的是空白狀態，沒有既定的規則要打破，沒有前例可以遵循，沒有可以從中學習的錯誤。唯其如此，肯德基實驗如此成功也就益發令人稱奇不置。

　對一九八六年時的王大東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決定第一家店的地點。天津是可能地點，另一個是上海，但最後王大東選中的是北京。首都人口近一千萬，既能吸引外國觀光客和國內參訪者，又有廣大的學生群－－對王大東所要創造的經驗而言，這是關鍵人口。此外，他還在首都找到很多伙伴，其中包括北京最有勢力的市長、市觀光局和中國銀行。中國各有關當局理論上很歡迎這種構想，但大致上仍不習慣或對美國和跨國企業的方式毫無所知，王大東經過二年反覆磋商之後，才著手開設大型店頭事宜。

　北京肯德基盛大開幕，無疑是一大成就，但公司還是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拓展到別的城市。這一則是因為進入一九九○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部分地區仍屬禁區，再則是王大東跟他的頂頭上司們穩紮穩打，以免拓展太快。他們很明智地認為，最好是是每家店都審規畫和檢驗，仔細衝量每個城市的利弊優劣，免得一家接一接的開了之後，眼睜睜看著生意走下坡或構想不可行。因此，五年上大陸仍只有十家肯德基，而且全都集中在北部城市。儘管天安門店很快就成為全世界最忙碌和利潤最高的分店，但在一個毛澤東比市場更親的社會裡，它畢竟還是新奇的西方玩意。

　今天肯德基在中國極為風行－－更別說是西方主要品牌普及各大城市了－－很容讓人忘了這家三層樓的加盟店在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奇突景象。當時，對配給券熟悉程度遠超過鈔券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文革期間不是待在農場，就是在龐大的國有企業工作，家裡沒有電視和電話，電力很少，只有拿到通行證才能外出旅遊，沒有也不能擁有任何財產，穿的是毛裝，趕路不是靠兩條腿就是騎腳踏車。即便是在比較先進的北京都會區，大部分的中國人一輩子沒見過外國人，沒過西方食物；他們無從分辨品牌，除了極少數放過洋的學生之外，他們對肯德基炸雞的認知程度，就像肯德基州人對炸蟋、鵝睪丸、烤蠶蛹或用小鼠胚做的廣東美食「三叫」一樣。

　因此，樓高三層、通火通明、窗明几淨的肯德基雞餐廳突然出現是個奇異的經驗，被當成新奇事物和象徵鄧小平所倡導的一切而受到歡迎。他們到肯德基餐廳不是因為喜歡那裡的食物，而是去領略一下中國快速、渴望和毅然想要進入的現代世界。事實上，很多顧客坦承，他們知道主要食物是雞肉，但並不是很喜歡它的烹調方式，更不欣賞包心菜沙拉之類古里古怪的附菜。他們所以到肯德基餐廳，只因為去那裡就等於宣示自己想要去什麼樣的地方。王大東、北京市長和成千上萬的早期顧客都不知道，幾根雞翅竟會變成新全球體系的先鋒。

　不過，肯德基先是碰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之後的突然中斷，接著又有急事緩辦的企業反應。肯德基很清楚麥當勞進入大陸市場的威脅迫在眉睫。麥當勞和百事可樂等都是全球領導品牌，而麥當勞正在中國推動透過華南經濟特區各大城市擴展業務的策略。一般都認為，麥當勞挾著在世界各地的餘威，最後也會在中國超越肯德基，但王大東卻能旋乾轉坤，轉敗為勝。(段落節選)

第一章 黑貓，白貓 部份　中國和美國合流，始於這兩個世界分流之際，本來沒有必然合流的事態。它不必然會發生，但確實發生了。　一九七○年代末葉，有些社會格外顯眼和疏離。歷經毛主席過度獨裁之後的中國，是個深陷於貧窮和與世隔絕的農業國家。到一九七○年代時，外貿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以中國的幅員和規模而言，這是個低得驚人的數字。事實上，毛澤東時代未期的中國，比起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贏國共戰爭之前，或一九五○年代革命初期的時代，更加孤立和疏離國際體系。　相形之下，一九七○年代末葉的美國儘管自我認知陷於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