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屬、文化與資本主義：論現代世界的起源

序 言
致 謝
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 探索者
第一章 古代近東的金屬時代 /3
第二章 沒有青銅的青銅時代 /39
第三章 金屬與社會 /51
第四章 地中海地區的貿易與宗教 /72
第五章 鐵器時代和古典文明的來臨 /101
第六章 羅馬帝國之後 /143
第二部分 交易者
第七章 “資本主義”、交易與近東 /167
第八章 中國與歐亞走廊 /184
第九章 西方的復興 /223
第十章 威尼斯與北方 /259
第三部分 蓄勢者
第十一章 鐵與工業革命 /305
第十二章 金屬、“資本主義”和復興 /350
附錄1 鐵的冶煉術 /371
附錄2 大馬士革鋼和刀 /373

術 語 /379
注 釋 /384
參考文獻 /411
索 引 /427

採礦是一項高度危險的職業，礦工們在“殘酷的”條件下在地下待好幾個小時，承擔著巷道的坍塌，以及瓦斯和水的侵襲的危險。自由人很少想去幹這樣的活，法老覺得該派奴隸和罪犯去幹這種活。後來，人們被迫去幹這個活，他們不是為了錢就是因為沒有土地，沒有其他活幹。在我生活的時代，採礦業事實上已經在英國（以及歐洲）消失了，對金屬的尋找大部分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就如早年的歐洲曾經是一塊被掠奪的大陸，並在這個過程中“發達”了起來。本書對這些研究進行了敘述，我很恭敬地把本書獻給這些礦工。礦工們構建了他們自己的社區，這些在克蘭西•西格爾（Clancy Segal）、斯勞特和亨裡克（Slaughter and Henriques）的著作裡都有描述。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把我引向了一種不同的、更為舒適的生存狀態，我的生活更多地受到我年輕時遇到的礦工們的反饑餓示威大遊行（theHunger Marches）的影響，我戰時服役的諾丁漢礦工團、退役後我的那些“貝文小子”朋友們、戰後從事煤田研究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的工作、伐夫（Fife）煤田的工人們的政治活動，以及亞瑟•斯卡吉（Arthur Scargill）等人一直試圖為了在這個國家保留採礦業而所做的奮鬥等，都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之所以撰述本書，是因為許多海外學者（包括穆斯林學院的學人）曾要求我在劍橋大學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研究中心（CRASSH）給他們作一次講座，這樣他們就能把他們在歐洲的研究和自己在東方本國的研究結合起來；但最終我另闢蹊徑，靜下心來寫出了這本書。

因此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從青銅時代開始的歐洲和近東的社會發展。青銅時代城邦文明很少或幾乎沒有金屬，因此就得在其他民族和其他地方那裡尋找。於是近東一直存在這種情形。本書雖然主要講述金屬的故事，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城邦文明的其他方面，也不要忽視文化修養和有文字記錄的宗教的傳播。所有這些都相互關聯，把這兩個領域完全分開是不對的，其他許多方面也是如此，就如科學家和人文學者。考慮到在人文科學裡，人們頻繁地對科學（和技術）與藝術（和交流）進行兩分的做法，我必須強調我不是企圖排除哪一方（也不是拒絕宗教或世俗的哪一方），而是以全面的（人類學的）觀點來找出這些關係的蹤跡。

我對中國和東方，以及對美洲的關注，並不像我主張的那樣多，而我的理由是，我是以對歐洲和近東的懷疑開始我的研究的——這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的關注焦點。前者發展到了金屬時代，可能是受到了近東的刺激，直到最近其歷史表現都一直是與眾不同的。在中美洲，也存在著類似的城鎮化發展水準，而冶煉術與金屬製造（黃金器具製造）不一樣，在歐洲人到來前幾乎沒有什麼進步。

我知道， 人們對傳播論的研究方法一直有爭論； 溫格羅（Wengrow）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傳播論的衰落”，意指以“相互影響論”來取而代之。與其在“文明”（青銅時代）和“野蠻”之間劃一條線，他自己更願意接受“相互影響論”，並在“有記錄的”經濟與“獻祭的”經濟之間進行區分（“有記錄的”經濟與複雜的行政管理有關，“獻祭的”則沒有這種管理）。我能看出這兩種“論”有不同的用法，人們可以這麼使用這兩個概念，但沒有什麼東西像二元論那樣被人使用。人們並不排斥其他概念。看看金屬的情況，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要對“傳播論”方法進行修正了，用這種方法沒法解答所有問題，而這種方法也不排斥地方上人們的創造發明。在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裡，我們發現了“獻祭”灶台，儘管戰爭與和平時人們都已經在使用金屬了；這並不矛盾。

我之所以關注鐵，是因為鐵似乎對長期發展的歷史具有最直接的影響。而這就意味著會忽視貴金屬的作用，而這類金屬對交易和戰利品經濟影響很大。貴金屬通常和其他金屬一起被開採出來——和鐵一起被挖出來的不多，因為鐵通常數量巨大或者埋藏得比較淺，而一起被挖出來的多是銅和鉛。我對這種尋找金屬的活動特別感興趣，這種活動多數是要找尋更有價值的、更有實用性的金屬。

在考古技術方法上，我一直使用“文明”和“野蠻”的概念。我不想指出它們之間永久性的、精神上的差異。那樣我撰述此書的意義將立刻大打折扣。我的同事庫姆•甘達（Kum Gandah）幫我收集和翻譯了洛達基人（LoDagaa）的巴格雷（Bagre）神話，他在完成學業之後成了一名電腦專家和統計學家。他的這種變化讓人不難理解，其情況發展也是順理成章的；他（某種程度上還有我）都能在上述兩種模式（“文明”和“野蠻”）之間行動自如。這些術語只是代表了某種生活方式。

因此，在亞洲學生的激勵下，本書開始嘗試使他們對歐洲和近東的研究及興趣，與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研究和興趣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青銅時代一直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我關注著它，在論述東西方時力求不偏不倚。這不是當代歷史學家的分歧性看法而是大家的共同思考。人們在不同時代都能找出比較優勢。但人們在探尋早期中國在冶煉術、造紙、印刷和其他領域處在領先位置的原因時，也要解釋歐洲後來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要從經濟上和思想上進行闡述（因為他們是相互影響的）。……。

歐洲就是這些發展起來的地區之一，它位於地質構造所形成的“歐亞成礦帶”中。雖然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絕大多數貿易都消失了，但歐洲一直是近東的金屬來源之一。當威尼斯在黎凡特和北方日爾曼（德國）之間發揮著仲介作用時，情形更是如此。日爾曼在鐵器時代初期（the Hallstatt period）開始就專精於鐵器製造——在此之前也擅長銅的製造。用金屬交換亞洲“奢侈品”的貿易的再次復興導致了近代鐵器時代歐洲人巨大成就的產生，特別是中世紀後期和隨之而來的時代，最終導致了我們所知的工業革命的出現。這種變化包括知識領域裡人們所獲得的成就，以及在藝術方面的成就。由於擺脫了一神教霸權的控制，加上金屬的使用，這些成就現在已經能夠擴展到世俗生活的各個領域了。上述發展的先決條件，火藥和鑄鐵，以及瓷器、指南針、絲織品發展等的眾多先決條件，都是首先出現在中國——很多早期的科學亦是如此。其他有文字的文明也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對此我的問題有所不同。在文藝復興之後，歐洲自身如何快速發展起來，產生了所謂的“資本主義”？

特別使我感興趣的是金屬在與早期文化的關係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與歐洲文藝復興之間關係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有它與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中所佔據的位置。對這些物質的探尋需要其他的知識（包括有關地下世界、甚至是彼岸世界的知識）和藝術，這種對知識和藝術的需求導致了變化的產生，而這種變化在歐洲和當代世界早已出現了。

我以青銅時代開始我的研究，因為就城邦文化的意義而言，這個時代是文明發展初期的核心時代。而該時代已發明出了文字書寫系統及犁。但產生了青銅時代的河流平原地帶卻缺乏銅，無法製造銅器，也沒有其他金屬。這些金屬要去山區丘陵地帶的居民那裡，也就是“野蠻人”那裡找尋。在尋找和供應金屬的過程中，“野蠻人”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書寫能力在貿易中非常重要，這類貿易在內部是在城市中心和犁田農民之間、在外部是在與“野蠻人”的山區部落的交往中發展起來的，最初書寫能力是被當作一種記錄工具。其後它成了一種使用更為複雜的語言以及把語言向四處傳播的工具；人們為了尋找金屬，不斷向外擴張，來到了地中海、歐亞高原，來到了歐洲，不僅來到了歐洲的中心，還去往了西班牙，去往西方，去往希臘及羅馬，而在此過程中都使用和傳播文字。但金屬貿易的擴張發生在鐵器時代，那時金屬生產大部分集中在德國南部和奧地利。

儘管西羅馬帝國衰亡後，通往近東的貿易也衰落了，但是當地的制鐵業還在繼續生產，特別是劍和護甲的製造。然而與東方的香料、紡織品和其他“奢侈品”的貿易事實上已經中斷，直到伊斯蘭時期也沒有恢復到以前的大規模貿易程度。拜占庭和其他國家在新千年裡再次開始了貿易活動。近東與亞洲的貿易從來沒有停止過，與後來的義大利相比，其資產階級文化得以發展起來。但近東一直缺乏金屬，而且其使用量卻不斷上升。

他們的金屬來自各個地方，但主要是中歐，他們與北方的商品貿易對威尼斯和其他義大利城鎮的貿易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類活動逐漸向北擴展，而且還導致了文藝復興文化的產生。日爾曼人從鐵器時代初期開始就擅長金屬製造，他們發展了這種技藝，並向四處傳播。正是他們被招到了英國，實現了礦山的近代化；在伊莉莎白女王與西班牙人的鬥爭中，對金屬生產的需求大大提升，而西班牙人則跨越大西洋將貴金屬帶到了歐洲。英國的工業，由於得到了大量的煤（用於製造焦炭）和鐵的供應，並在德國礦業工程師和當地冶金學家的協助下，迅速發展起來。這些資源，近東的河流谷地幾乎不可能擁有；而歐洲的工業則迅速發展起來，並由此進入了近代鐵器時代。

在這個討論中，我要探討的主題是交替發展變化，在東西方朝向“近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這種變化同時也是一種螺旋式發展；特別是對那些研究後來歐洲佔據霸權地位的工業革命的著作中所表達的觀點來說，我的看法也構成了另一種歐亞歷史觀。和其他領域不一樣，這個領域裡的“進步”是明顯的，而這個概念換到其他領域通常會破壞我們對歷史的看法。而這一點，以及無法理解歐亞大陸的經濟和文化的根源，和它們持續不斷的互動歷史，也不理解歐洲人和歐亞大陸各社會之間的來回運動的情形，意味著我們要對“本質主義”歷史的看法要有所修正。而這種歷史觀認為“現代化”和“資本主義”是英國人的發明，或甚至就是歐洲人的發明，這種看法曾讓我們沾沾自喜。

在這篇序言裡，我談及了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儘管我希望我所引用的參考書將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但無疑我有些敘述會弄錯。對於我所論述的許多主題，我都很少算得上精通，可能都算不得這些方面的專家，但專家也常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把一個長時段的時間間隔作為觀察歷史的單元，其中一個理由是，歷史學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有太多限制，這阻礙了他們得出我們和近東、遠東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陸，具有共同性的結論。因此，我對被人們所研究出來的18世紀以來近東、遠東部分地區和歐洲的歷史產生了懷疑，特別是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在很多方面主導了世界發展之路。

他們強調，“資本主義”是作為歐洲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而發展起來的，因此他們忽視了我所講的共性。無疑“近代”時期西方發生了某些變化，而這種變化發展在“交替領先”的情形中我們都能找得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類似活動中我也能有所發現。如果我按著時間順序來觀察，我會較為強調長時期發展的過程，也會強調會計、貿易和物品交換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就如西地中海早期的東方人殖民地的情形中，我們也會強調住在東方的歐洲人以及維也納的土耳其人所建立的基地。這些都有結構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超越了時間和空間。

我試圖去分析幾乎直到現在都還存在的一種看法：人類學家（以及史前史學家）沒有明確地思考過，他們的研究與當今世界有什麼關係；我也想分析歷史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很少涉及的夠久遠的或超越他們自身研究範圍的領域。因此我試圖反駁那些從社會（以及廣義上的人文的）科學角度來進行研究的方法。

在現今的情形之下，一般的研究方法都包含有政治含意。這就意味著，這類可供選擇的政治制度再也不能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來定義。大多數經濟體都是“資本主義”，這些經濟體中包含了交易、積累和其他各種因素。所有這類制度都會受到某些社會因素的影響，雖然其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政治主張都是複合型的，其側重點各不相同，特別是在對相同和差異這兩個所有制度都涉及的方面的強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