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書的撰著,緣起於新亞研究所主辦「誠明講堂」,邀我於二○一六年九月至十月間,作「錢穆史學導論四講」。這並非容易處理的課題,一則錢穆先生著作宏富,貫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二則香港學界前輩眾多,我向來不在錢穆研究專家之列。由於盛情難卻,後來還是應承了,原因有三:首先,我畢業於新亞書院歷史系,錢穆先生的著作算是看過不少;其次,我有多位老師是錢門弟子,他們時常講述錢穆先生的事跡和見解;再者,錢穆先生晚年幾次來港,我都有機會藉領教益。距離雖然遠了一點,倒是認識得比較清晰的。
一九六九年我投考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都發信安排我去面試,結果我選了新亞書院歷史系,原因是入學時只需繳交一個月學費和一個月按金,當時我家境貧困,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都要繳交半年學費和一個月按金,我實在負擔不起。後來得悉這是錢穆先生定下來的德政,他說新亞書院以窮學生居多,逐個月交學費較適宜,至今我還心存感激。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包括中國歷史通論和專題、北宋史、明史、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等,涉獵稍廣。在大學講課較重視研究,不妨稱之為「院校史學」;與此同時,我常應邀到書店、博物館等公共場所演講,對象不同,較為注意深入淺出和引起聽眾對歷史文化的興趣,用梁啟超的說法,這叫做「民間史學」。其實院校史學與民間史學並無矛盾,只是內容程度和表達方法有異而已;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接近「文化史學」了。我常樂此不倦,遊走於大專院校和文化場所之間,日子久了,似乎成為我自己的一套治史方式。我一直認為,研究歷史是很寂寞的工作,往往要關起門來或鑽進圖書館才做得專注,討論學問則宜開放,經常找些志同道合的人切磋;如果要把研究得來的學問知識傳揚開去,撰寫普及性質的著作是一個途徑,多在公共文化場所發表講話,也是史學工作者份內的事情。
本書編排,大致按照錢穆史學著作出版的先後次序,分為九章,從錢穆的少年時代講起,直至晚年為止,重點是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至來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經過,書名副題原擬定為「從北大到新亞」,後來覺得「兩岸三地傳承」較為貼切,更能凸顯錢穆史學的氣象。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研究錢穆史學不但要看他的著作,還要把他的見解與近代中國時代變遷以及錢穆個人的文化活動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可以較貼切地了解錢穆的治史精神。
如上所述,我對錢穆先生的認識,並非純粹的學術鑽研的結果,而是概括地把歷史文化與時代變遷綜合起來加以考察,但段落式的痕跡仍明顯可見。不揣謭陋,拋磚引玉,難免有很多未盡妥善之處,敬請專家學者見諒。
周佳榮 謹識
二○一七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