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無論從中唐政治、文學的角度看,劉禹錫都是第一流人物。
所謂「從政治的角度」,說法或不嚴密。正確的說法應是「詩人與中唐政局關係的角度」。中唐五大詩人韓愈、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一生命運的升沉浮降,皆與中唐政局關係密切:韓愈一貶陽山,再貶潮州;白居易曾貶江州;元稹曾貶江陵,劉禹錫初貶朗州,又久貶連州、夔州、和州,自言「二十三年棄置身」;柳宗元初貶永州,再貶柳州,終於貶死於柳州。故有學者稱他們為「中唐五大貶謫詩人」。然就貶斥之久、貶地之惡,劉、柳又甚於韓、白、元。韓、白、元遭貶,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屬「個案」(例如韓愈貶潮是因為他諫迎佛骨);劉、柳則是「同案」,即參與並成為貞元、永貞之際王叔文、韋執誼的「黨人」集團,遭後來即位的憲宗嫉恨,二十三年之貶,皆與憲宗有關。以後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代,對劉禹錫的懲罰未嘗稍懈,柳宗元「中道殂隕」,得年不及五十,而劉禹錫享年七十一,活過了憲宗朝、穆宗朝以及敬宗、文宗、武宗朝,憲宗以至穆、敬、文、武的不肯大用禹錫,卻是一脈相傳的。原因仍舊與當年的王、韋「黨人」集團案有關。注釋劉禹錫詩文集,儘管是選注,繞不過去還是王、韋「黨人」。究竟如何評價王、韋「黨人」從上臺到執政,到敗落,如何看待劉禹錫(以及柳宗元)在王、韋執政期間的表現,對深刻認識並透視其詩文創作背後的心理,非常重要。關於王韋集團執政的評價,學術界長期為一種非學術的社會學的力量所左右,以王、韋執政為「革新」,以「八司馬」代表著新銳力量,以致對劉禹錫詩歌有種種偏差誤解。筆者在「導讀」中花大氣力,用萬餘字篇幅縱論王、韋「黨人」執政的種種弊端,還「八司馬」以真面目,目的就是為了方便以中唐政局為大背景,將劉禹錫生平、時代背景、作品之關聯予以詳實交代,以劉禹錫生平遭際為經,以其詩歌創作為緯,經緯交織,為讀者諸君開啟理解劉禹錫詩歌及其創作的內在動因、人格的力量和藝術的淵源之門戶。「導讀」中有云:元、白、劉、柳「皆是一代英才,而時局似乎是在召喚著英才,又同時在埋沒並棄置著英才。」 宏觀地把握劉禹錫詩文創作,尤其是貶謫期的詩歌創作,必須先瞭解他貶謫時期的心理。而劉禹錫貶謫時期的心理,可以說一直處在糾結與矛盾中:既堅守昔日立場,同時又因被政治棄置、自己又急於參與社會政治的急迫心情交匯在一起,所謂還「八司馬」以真面目,其含義在此。讀者諸君若能以此為切入點,必然會對劉禹錫詩文,尤其是詩歌有會心的理解。
從文學的角度看,劉禹錫與白居易一起,是中唐後期最重要的詩人。持平地說,整個中唐,韓、孟是前期的代表,元、白與劉、柳是中期的代表,而劉、白則是後期的代表。這與劉、白俱享長壽有關,亦與他們詩歌藝術優美純熟有關。劉禹錫詩歌,無異有「三變」:朗州十年為一變,寫土風民俗、模擬當地民歌以及詠古詩,華麗明朗的詩歌風格顯露並成熟;刺連州、夔州、和州時期為再變,「俚而雅」的〈竹枝詞〉達到他絕句藝術的巔峰,寄寓深厚的〈金陵五題〉、〈西塞山懷古〉成為他詠懷古跡的絕唱,〈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成為他七律的高峰;晚年居洛為三變,思想趨於沉靜、閒適,對詩歌藝術(尤其是七律、七絕)精益求精達到了新的頂點。
本書選錄劉禹錫晚年詩作較多。劉禹錫晚年,除去刺蘇州、汝州、同州的五年,居東都為分司官共六年。六年間,他所為詩三百餘首,多為五七律、絕句,幾乎占平生所作三分之一。認識劉禹錫晚年及其詩作,研究劉、白關係是一個切入點。劉、白同為東都分司官,分司官的特點是職銜高、俸祿高而職事甚輕,故可以有充分的餘暇精研詩歌藝術。單是大和元年到五年間劉、白的寄贈、酬答、唱和或互相懷念的詩,即有七十首之多,劉禹錫與令狐楚、李德裕等朝中官員往還的詩歌亦復不少。當然,反映社會現實少、人生感慨少容或也是此類詩歌的一個缺陷,但從唐代是一個詩的國度即聞一多先生所說的「凡生活用到文字的地方,他們一律用詩的形式來寫」的角度來看,這正是詩歌藝術得以精進的好機遇。當此之際,詩成為詩人與詩人之間往還的一種常態:是應酬的工具,也是交遊的中介、友誼的見證,同時,藝術精湛的詩也因此而生。
以上諸點,是本書注譯者給讀者諸君閱讀此書的建議。
《劉禹錫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今世所傳有景宋刊兩種,南宋紹興刻本有四庫本、四庫備要本,於今較為易得。劉禹錫詩約八百首,文近二百篇,本書選入禹錫詩三百六十二首,文二十三篇,詩文俱按編年排列,文字以四庫本《劉禹錫集》為準,也雜取他本,擇善而從。因為選本畢竟不是嚴格意義的古籍校勘本,故凡文字與四庫本有異處,未能一一指出。編年則參考了禹錫集的幾種編年本,釋文也參考了通行的幾種注本。限於體例,俱未能一一標出,在此謹致謝意。所選容或不當,注釋與研析亦或有不妥當處,敬祈方家與讀者諸君指正。
閻琦 謹識
導讀(節錄)
劉禹錫(西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洛陽人,中唐著名詩人、文學家。詩文初與柳宗元齊名,並稱「劉柳」,晚年與白居易唱和,並稱「劉白」。新、舊《唐書》有傳。其文集今傳者有《劉賓客文集》三十卷,為劉禹錫自編訂者。又有《外集》十卷,應是劉禹錫去世後由其後人補入者。其中詩約八百首,文(包括賦)約二百二十餘篇。
劉禹錫的生平及仕宦經歷,線索大體清晰,斑斑可考。研究界對劉禹錫的籍貫(或族望)、民族、出生地等有些爭議,可參看已出版的相關傳記、評傳等,此處不贅。
劉禹錫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西元八○五年,其年八月順宗內禪,憲宗即位,改元永貞),禹錫三十四歲以前。這一階段是劉禹錫成長、讀書、習為詩文及進入科場、初入官場階段。第二階段自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六年)至敬宗寶曆二年(西元八二六年),禹錫三十五歲至五十五歲,因結交王叔文、韋執誼而長期被貶在外。第三階段自文宗大和元年(西元八二七年)至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禹錫五十六歲至七十一歲病逝於洛陽。晚年的禹錫仕途雖不盡如其意,但不再流離坎坷,雖曾短期外放為蘇州、汝州、同州刺史,但皆是上州,且職銜顯赫。其餘時間多在兩京間任職:雖然多是分司閒散之職,然職位不可謂不高。與白居易一樣,劉禹錫也享高壽。
劉禹錫進入科場非常順利: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年),二十一歲的禹錫赴京應進士舉,次年與柳宗元同登進士科,其年再登吏部博學宏詞科,授太子校書。他後來頗為得意地說自己「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子劉子自傳〉)。相對於唐代久困科場的多數舉子,相對於「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韓愈〈上宰相書〉)的韓愈,初入科場的劉禹錫堪稱一路順風。貞元末,即德宗薨、順宗即位,王、韋執掌朝政短短的半年之間,初入官場的劉禹錫更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春風得意」期,他的職位攀升得很快:貞元十九年登朝為御史臺監察御史,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王叔文擢禹錫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唐代文武散官品階分二十九等,監察御史正八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中間越過了從七品上、下,正七品上、下,從六品下,共五級。一般官員可能要經過十數年的攀登才能達到的高度,劉禹錫一日之間就達到了,故稱得上是「越級超拔」(與他待遇相同的還有柳宗元)。然而,福禍伏倚,貞元末劉、柳與時為吏部郎中的韋執誼、翰林院以棋待詔侍奉太子的王叔文相善,埋下了此後數十年坎坷際遇的種子,這顆種子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劉禹錫長達二十三年的被「棄置」在外(柳宗元因病早卒)。貞元末仕途的驟升、再遠竄,嚴重挫傷劉禹錫的政治銳氣,不但遲滯了他入仕道路攀升的步伐,並長期鬱結於胸,使直到晚年似乎已居於高位的他仍然不能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