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圖像的證詞,可視的歷史
本書所要講述是帆船與大海的故事。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世界上最早的風帆誕生於可以很好地利用季風的尼羅河,恰是這誕生於河上的風帆,為人類提供了“發現”海洋的可能,而海洋的發現繼而成為人類認識地球和歷史發展的重要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甚至找不出任何一個比帆船更偉大的工具。
現在我們一起來尋找,記錄帆船在海上成長壯大的歷史印記。
在人類歷史信息的比拼中,語言和音樂一路領先,再後是繪畫與文字,風光無限 ⋯⋯ 從遠古時代至中世紀之前,從古埃及到古希臘再到古羅馬,可以說,視覺文化引領大眾傳播,即便1450 年代金屬活字印刷在德意志橫空出世,寫作文化成為信息傳播的主流,但其後很長一段時間,最受歡迎的傳遞信息方式仍是圖像藝術。
荷蘭歷史學家古斯塔夫.雷尼埃( Gustaaf Renier, 1892 — 1962)曾指出:“歷史學家傳統上把檔案視為‘史料’( sources)。我們應當用留存至今的過去的‘遺跡’( traces),取代舊的‘史料’觀念。‘遺跡’不僅指手稿、印本書籍、建築物、傢具、(因人類的利用而發生變化的)地貌,也指各種不同類型的圖像,包括繪畫、雕塑、版畫、攝影照片。”
本書所要用到的重要且可信的敘述與論證材料,即是歷史圖像;可以說,這是筆者的又一次“以圖證史”的歷險,前一次是撰寫《世界名畫中的大航海》。
本書選用的帆船歷史圖像,主要有繪畫等多種材料與藝術形式,生動地記錄了先民的造船與航行經驗。這裏說明一下,本書不講江河帆船,只講海上帆船及其活動。
在幾千年的航海活動中,在漫長的沒有攝影術的時代,能在古代歷史影像中,留下身影的帆船是多麼幸運,而能藉助這些碩果僅存的帆船歷史圖像,一點一點走進或復原那個波詭雲譎的風帆時代,則是後人的幸運。
由此我們得以見到:公元前 3500年繪在陶罐上的古埃及帆船、公元前1600 年錫拉島壁畫上的阿克羅蒂里港船隊、公元 800 年雕在婆羅浮屠上的南亞帆船 ⋯⋯ 這些歷史圖像真切記錄了至今人們還難以完全再現的古典風帆時代。
本書以時間為軸,藉助歷史圖像這一綫索,致力於講述一個連貫而又完整的帆船故事,同時儘可能地橫向展開各大海區分頭發展的重要帆船類型,以及它們在不同時空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比如:地中海三千多年歷久不衰的加萊船,至今仍航行於太平洋的邊架艇獨木舟,為地理發現立了頭功的卡拉維拉船和克拉克船,大航海時代跨大洋運送珍寶的蓋倫船,以及中國明代之後常說的沙、浙、福、廣“四大海船”⋯⋯在縱橫交錯的帆船發展歷史進程中,帆船不僅突破了大海的屏障,也突破了國家的壁壘,在看似關聯不大的海洋事件中,慢慢演繹出某種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秩序。
本書選擇較多的是文藝復興前後的歷史圖像。這一時期的帆船歷史圖像的功能與意義,甚至可以延伸至全社會。它不僅是船舶生產與航行的記錄,還傳達著教會與政府的教化救贖,更是帶著強烈的情感刻寫時代進步與更迭。如,《卡布拉爾艦隊》、《美杜莎之筏》、《奮進號解體》、《飛剪船瞪羚號和塔平號競速》⋯⋯ 其中,最多也最為精彩的帆船歷史圖像是風帆戰船繪畫,為人們提供了近乎後世錄像一般多姿多彩的海上爭霸場面。
本書在介紹帆船發展歷史時,也融入了一些人物與事件的介紹,試圖使這些歷史圖像生動起來。比如,費迪南德.波爾筆下的德.魯伊特肖像與七省號;再如,透納筆下的特拉法爾加戰役中的納爾遜與勝利號等等。
風帆時代的船都是木質的,經不起歷史的風吹雨打,沒有幾條帆船能保留到今天,而保留到今天的,必是歷史文化遺產,必是博物館裏的“鎮館之寶”,那是真真切切的歷史形象。本書特別選取了一些文物級古船實物圖像,有些還是筆者實地考察拍攝的。這些圖像的解說,因而多了一些現場觀察,與“穿越”般的時空感受,比如維京古船、瓦薩沉船等等。
本書還特別關注了東亞帆船在世界航海史與海上貿易史中的地位,關注中國帆船的歷史圖像。由於圖像載體脆弱和社會動蕩諸因素,中國僅在敦煌壁畫中留有一幅唐代的海上救難經變畫像。中國海上帆船的歷史圖像較多地出現在明清時期,本書選取了明代繪製的媽祖保祐鄭和下西洋船隊插畫、清代繪製的媽祖保祐陸允迪東航高麗等著名中國船畫,同時還選取了日本寺院“繪馬”中留下的極為珍貴的朱印船圖像。
風帆時代,風沒有變,但人類認識風、利用風去揚帆遠航,卻是一個亦喜亦悲的複雜過程。赤道兩側的無風帶和信風帶,一直是南島語族的邊架艇要面對的航行課題;亞洲船隊很早就得益於大陸海洋間的季風,進行跨洋遠航;而在南緯 40 度至 60 度之間的“咆哮西風帶”,則是樂極生悲,迪亞士發現南非海角時,將這裏命名為“風暴角”,後來葡萄牙國王為討吉利,改其為“好望角”,但風不會因為名字而改變,後來,迪亞士和許多航海家,還是喪命於此 ⋯⋯ 帆船的歷史是一部與風纏鬥的技術進步史:帆船從獨桅起步,後來發展到三桅,甚至更多桅,最高桅杆可達 68 米;快速帆船的風帆面積,也越來越大,甚至達到了 6800 平方米;在桅與帆等技術不斷升級中,帆船航速越來越快, 1860 年英國快船從廣州到倫敦,僅用 99 天時間。
在漫長的海上交往中,帆船還發展出了獨特的“表情”符號,藉以傳達特殊的情感。比如,古典繪畫中常常看到水手們一排排地站到高高的帆桁上,那就是著名的“站桅禮”,以示水手都不在戰鬥位置,表達和平友好之意,是一種艦船致敬的獨特方式;再如,表達悲傷的特殊方式,法國巴雅號離開台灣澎湖媽宮港時,這艘戰艦上的帆桁全部擺成交叉狀,這是在報喪,也表示哀悼,當時船上載著法軍遠征軍總司令孤拔的遺體。
這些例子印證了歷史圖像的真實性與形象感,較之純粹的文字記錄,確實是一種可信賴的風景。
如果有足夠的耐心把這本配有 170餘幅古帆船歷史圖像的書看完,至少心中會有一部極簡世界帆船史。如果足夠細心的話,再把各個國家做個比較,就會發現這個世界的秘密:海洋意識與帆船技術進步快的國家,海上發展與擴張也快;海洋意識與帆船技術落後的國家,海上發展也會落後,甚至會退守大陸⋯⋯
如此,也就會明白:美國歷史學家馬漢“海權論”所表達的思想,並非首創,而是源遠流長。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裏,修昔底德講到提米斯托克利與雅典城防時說:“他是第一位敢於對雅典人說他們必須統治海洋的人,他還不失時機地開始建立帝國的基礎。”他接著評價說:“我認為他知道,波斯帝國的軍隊從海上到達雅典比從陸上要容易得多些 ⋯⋯ 事實上,他總是勸告雅典人,如果有朝一日他們在陸地上受到了嚴重窘迫時,就應當走向比雷埃夫斯,登上艦船,獨步世界。”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裏,修昔底德還記錄了伯里克利在論及“雅典要不要參加對伯羅奔尼撒的戰爭”時,對雅典居民說:“目前整個世界可分為兩個部分:陸地和海洋。其中完整的一部分幾乎完全處於你們的控制之下,它不僅包括你們現在所利用的海域,還包括更大範圍的海域。如果,你們有意擴展,那最終的結果就是你們的船艦在海上隨意馳騁,波斯王國和其他任何王國的海軍都無法阻止你們 ⋯⋯你們的這種海上勢力與從土地和房屋所得到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 ⋯⋯ 那些東西不過是裝點大宗財富的花園和其他裝飾物而已。”
在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致友人阿提庫斯的一封信中,談及龐培對西班牙的經營,西塞羅指出:龐培的全部計劃是“提米斯托克利主義”。他甚至認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必將成為主宰”。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戰略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表達了清晰的“海權”思想 ——控制了海洋,進而控制世界——可以說,那是風帆時代的智者共識。
是為序。
梁二平
2021 年 5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