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是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詞彙，不外乎在談論流年運勢、住宅格局和墓地選址，可是卻從未想過，風水曾經在地方政府的法律審判中，堂堂正正扮演斷案的決定性角色，官員要知曉風水的理論，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訴訟；民間流通著各種風水知識，告訴你如何趨吉避凶，以免官司纏身；連造橋鋪路、店鋪開業，到大清帝國邁向工業化的路上，都有風水來攪局。
作者張仲思（Tristan G. Brown）教授，透過清代的縣衙檔案、官方奏摺、士人文集和堪輿指南等資料，以風水為切入點，重新思考中國法律、政治、科學、宗教、經濟史的課題，指出風水並非無憑無據的迷信，而是影響帝國上上下下的世界觀，有助於清帝國在面對人口不斷增長、資源日益減少的壓力下，維繫地方社會的穩定，並提高自身的權威與合法性。因此，唯有掌握風水在公共生活中的實況，才能深入理解當時中國社會的全貌！
聯合推薦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王鼎棫 挑興文化法律人權類主編
黃春木 建國中學歷史科教師
江仲淵 「歷史說書人 History Storyteller 」團隊創辦人
（依來函順序排列）
各方好評
張仲思的《風水之理》替中國法律史開創了新的局面……是本必讀的好書。
──張萌，《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一直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人類學視角的引入和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才在很大的程度上賦與了風水研究新的方向……（這本書）可以說是對這個新方向的繼承和開拓……最有特色的核心史料是清代的縣衙檔案，尤其是其中的訴訟檔案。這就使得風水研究與法律史正面相遇，給兩者都帶來了新的思考。
──杜正貞，《法律史譯評》
非常出色……細緻周詳、精彩極了。
──司昆侖（K. E. Stapleton），《精選》（Choice）
《風水之理》令人期待已久，非常引人入勝：本書挑戰了既有觀點、予人深思，給了我們諸多啟示。
──孫曉雪（Wendy Xiaoxue Sun），《亞洲書評》（Asian Review of Books）
在工業革命的發生、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建立以及全球殖民主義大加擴展的年代間，就中華秩序所經歷的變化來說，是張仲思的研究讓我們得以重建這樣的過程。相對於經濟史家如喬凡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杉原薰（Sugihara Kaoru）、王國斌（Bin Wong）及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著作而言，本書適成補充、讓討論更加豐富。
──《歷史與觀念跨學科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以清代風水的相關論辯而言，張仲思用《風水之理》這本書從根本上重塑了我們的認識框架……對於現代中國法律史、宗教史和環境史的學者來說，實屬振聾發聵，這些領域的學生和學者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孟一衡（Ian M. Miller），《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Century China）
《風水之理》對清代風水提出了深刻的洞見……張仲思提供了精彩的視角，讓人得以在更大脈絡下一覽清代的宗教地景，用法律案例成功展現了風水（乃至於更廣泛的民間信仰）如何融入日常生活、彼此緊密交織。
──柴文夫（Joseph Chadwin），《宗教研究評論》（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本書）下筆審慎、思考周密、文風雅正。
──陳海連，H-Water網站書評
這項研究高明精妙，對於民間的風水信仰、儀式及實踐，就其與清朝官方的程序和議政之間，挑出了各種交纏的面向並深入考察；而官府為了政治清明、為了維繫鄰里間的正義，透過判決所形塑的各種環境政策如何因此與風水有所勾連，這本書也有著深刻的討論
──許慧文（Vivienne Shue），《中國歷史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對於「人如何理解空間」的問題，這本書檢視了風水所扮演的角色，是清代法律史的傑作。
──艾列克．盧米斯（Erik Loomis），《律師、槍枝與金錢》（Lawyers, Guns and Money）部落格
《風水之理》有豐富的史料支撐、以深刻的分析為基底，敘事解說詳盡、呈現了生動的歷史圖景，當中既可以看到宗教如何影響了法律文本和訴訟過程，也可以看到信仰最終又如何受到法律框架所重新塑造。
──蔡亮，《政治學評論》（The Review of Politics）
張仲思對史料的細膩解讀令人印象深刻，生動地描繪出風水對在地生活和清朝法律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為中國史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副教授
就國家的權力與天地陰陽的力量兩者如何縱橫交錯，《風水之理》提供了罕見的視角、讓人得以一窺堂奧，說明了這種交匯不但是有意為之，對帝國的存續而言更是至關重要。雖然東方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將風水貶斥為迷信之說，但這份詳實的研究打破成見，主張風水之所以能歷久不衰的原因，在於其與清朝法律彼此共構的事實。
──邊和，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副教授
《風水之理》這本書意義深遠，諸如「文化如何評價、理解自然」與「環境變遷」的關聯，星象和風水在決策中所產生的作用，乃至於民眾抵制鐵路的根本原因等等，不論是對於清史中的經典論辯，或是對於地方上在經濟、環境和社會方面很實際的問題，張仲思都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旦迷信與理性之間的高牆拆除殆盡，對中國究竟如何從帝制走向共和、如何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便有了新的見解能夠產生。
──柯嬌燕（Pamely Kyle Crossley），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
本書特色
榮獲2024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Choice年度傑出學術書籍
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學會2024年度最佳著作獎
◆穿線膠裝，字大清晰◆
風水只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迷信嗎？
你能想像風水竟是清帝國治理地方社會的關鍵？
不但成為官府判案的證據、科舉應考的指望，
還有許多人靠著風水詐騙土地、逃避賦稅、砍伐森林？
甚至是左右政府建設鐵路、鋪設電報、開挖礦山的關鍵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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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之理︰從法律、環境到近代化，清帝國的地方治理與社會秩序的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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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 774 | 風水之理：從法律、環境到近代化，清帝國的地方治理與社會秩序【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張仲思 出版社：畢方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01-30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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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風水之理：從法律、環境到近代化，清帝國的地方治理與社會秩序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張仲思Tristan G. Brown
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系教授。他的研究聚焦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的法律、科學、環境與宗教之間的對話與互動。
譯者簡介
陳牧謙
兼職譯者，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碩士（二〇二三），現為同校「文本、地域與跨學科研究」（2TI）博士生，研究興趣涉及中國現代史中音樂、宗教、法律與語言等各方面的文化轉譯。
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系教授。他的研究聚焦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的法律、科學、環境與宗教之間的對話與互動。
譯者簡介
陳牧謙
兼職譯者，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碩士（二〇二三），現為同校「文本、地域與跨學科研究」（2TI）博士生，研究興趣涉及中國現代史中音樂、宗教、法律與語言等各方面的文化轉譯。
序
導論
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是帝制中國最後的朝代，而本書處理的便是風水在清代法律中的角色。「風水」字面上由「風」和「水」組成，所指涉的這套習俗以人與環境的和諧一致為基礎原理，透過分析地貌的方法，替屋宇、墳塋、寺廟及其他建築物測定最興旺吉利的設置地點和方位朝向。在西方世界中，風水長久以來一直遭受誤解：早期的觀察者將其貶斥為迷信，而奉行新紀元運動（New Age）的人則熱切地把相關說法融入到室內設計和家居裝飾之中。儘管學術研究已經為風水的相關理論提供了很多啟示，但多數人傾向把焦點放在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和美學方面的應用。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要想探究風水，可能最後才會找到法庭上頭；然而在清代，法律體系卻是風水最顯而易見能發揮作用的場域之一了。
有清一代，中國各地都有人為了破壞風水的問題告官興訟。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糾紛都涉及風水相關的主張，但確實有很多這類型的案件，要是涉及墳塋屋宇、自然資源和公共空間的話，則更是如此。對此，官府也會查看風水，替起爭議的地點測繪地圖，評估破壞的程度，對惑於風水的人加以譴責，也對妥善保護祖墳和公共區域的人予以褒揚。因為清朝有許多訴訟文件和斷案紀錄留存了下來，是以提供了一道珍貴的窗口，讓人一探在二十世紀之前，中國人就風水一事，如何對土地加以分析、理解和記錄。
本書基於五百宗法律案件和大量的專業書冊提出主張，認為風水與清朝的治理、特別是與其法律制度緊密相連：不論是對墓地、森林、採礦進行管理，或是在招攬文人入仕的科舉考試中，帝制國家都將風水納入了考量；清朝官員為了要解決地方糾紛、維護鄰里和諧、治理鄉村社會，也會訴諸風水、甚至會運用風水。結果，法律與風水之間的界線實際上便出現模糊，人們在法律中訴諸風水的影響、將風水當成法律。清朝官員在處理棘手的土地利用糾紛時，會明確指出風水何時何地遭到破壞、又何時何地沒有受影響，而法律體制對這些衝突的回應則再再提供證據，說明了風水的實用範圍極廣、關聯重大。
法律與風水的交互作用，揭示了一系列關乎帝國法律體制、甚至是超越法律制度之上的根本議題，諸如在資源日益匱乏時，有什麼樣的土地使用策略；十九世紀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時，中國人採用了哪些辦法；而知識生產又有著怎麼樣的歷史。以下內容所呈現的歷史，便是清代地景（landscape）上的生死寫照──而焦點便放在了風水之上。
中國法律與宗教的研究分流
清末的西方人在教堂、租界、電報和鐵路的糾紛中接觸到了風水，產生的看法並不正面：英美的外交官和傳教士將風水描述成「對科學的荒誕諧仿」、是「瘋狂異想的混沌集合」，以及「對物理和氣象知識的謬用」；這些說法反映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觀點，即殖民偏見的影響下，對「東方」（the Orient）的非西方民族所展現出來的歐洲中心態度。雖然這些觀點帶有偏見，但影響所及既深遠又廣泛，連像韋伯（Max Weber，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年）這樣的社會學家，也將風水對鐵路建設的阻礙視為所謂「中國法律體系不理性」的證據。晚清的西方觀察者從他們與風水的接觸中得出兩個結論：首先，風水是一種缺乏邏輯的「迷信」；其次，中國缺乏以法治為本的完善法律體制。
後來的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不約而同，分別對這些觀點提出質疑。人類學家，如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芮馬丁（Emily Ahern）、王斯福（Stephen Feuchtwang）、歐勒． 布魯恩和魏樂伯，在大中華地區孜孜不倦地進行了田野調查，接續對風水的研究──整體而言，他們記錄了風水在親族關係和民間信仰中的重要性，以此揭開了這項習俗的神祕面紗。而中國和日本的人類學家（如陳進國與瀬川昌久）則運用民族誌方法，同時對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朝的族譜進行仔細分析，結合兩者來處理風水這個議題。每當中國的鄉村社會引起關注時，風水便成為焦點；然而，除了少數例外，在二十世紀進行的田野調查及以此寫成的風水研究中，並沒有處理風水在帝國法律中的地位。
至於歷史學者則提出了重大的修正，改善過去對清代法律和治理那種東方主義式的褊狹印象。早期的批評者認為，中國的體制不能保護財產、司法體系與法治原則不合；而歷史學者因為能查閱中國和臺灣的地方檔案及國家檔案，是以能解構這種看法。以前的觀點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設置主要是為了施加懲罰；相反地，歷史學家業已揭示，說明土地和財產相關的日常糾紛在法律實踐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為了解決這些爭端，判官需要考量《大清律例》的四百三十六條律和為數破千的條例，乃至於其他的典型成案、既有原則和地方社群的感受。整體來說，如同黃宗智（Philip Huang）所言，法律體系就「如何解決實際問題和糾紛」提供了「邏輯一致的指引」，因此比早期西方觀察者的評價要來得更加理性和務實。
隨著學界對中國法律的理解有所修正，人們卻也普遍有了預設，說中國的法律體系「根本上是世俗的」，很少受到宗教的影響。在中國法律研究的先驅中，像是卜德（Derk Bodde）和克拉倫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便持這個論點，指出中國既缺乏神聖的立法者，對於法律的起源也沒有任何神聖的傳說。不論在西方或中國，視中國法律為世俗領域的解讀方式，普遍為歷史學者和法律學者所接受，直到晚近幾乎都沒有受到質疑。
這種「法律世俗性」（legal secularism）的說法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歷史學者能藉此提出論證，說中國的法律即便是威權式的、至少也是「高度理性的」：當法律史學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律例中「稅收、徭役、官箴、債務、軍事、造假」等「世俗事務」時，東方主義對中國法律提出的關鍵批判便輕而易舉地破解了。為了改寫早期對帝國政府的負面印象，法律史學者便把法條和成案留給自己，將宗教讓給了人類學家研究，從而使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律研究與風水研究產生了重大分流。
在中國法律中重新發現宗教
如何理解中國法律的意識形態基礎，近年來逐漸有了轉向。在臺灣，學者益發地意識到，中國宗教有個特徵再普遍、再明顯不過：法律在宗教中無所不在。寺廟壁畫、民間故事和儀式手冊中，地府繁忙的公堂繪聲繪影，心懷不滿的亡者會發起「塚訟」，對在世或已故的親屬加以控訴。一旦有糾紛發生，在各造告上官廳之前，也能向職掌司法的神明舉行各式各樣的儀式，讓人能先試著在寺廟中加以解決。如康豹所言，中國的宗教與法律實踐之間有個「司法連續體」（judicial continuum），而上述例子便屬此類。
至於另外有項發現，則是從帝制晚期的法律典章中找到的──這項史料出處著實令人有些意外。在早期的印象中，人們認為這些法典僅僅是世俗文本，混合了儒家的倫理與法家的苛刻；但是，姜永琳的歷史研究修正了我們對《大明律》的看法，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說明帝國晚期的統治菁英「認為法律體現了宇宙的秩序」。法律所呈現的是天地之間的宇宙一統，條條律例的目的便是令「治人之制」能合於「宇宙之序」。
是以至今而言，康豹在宗教實踐中找到了法律，而姜永琳則在官方法典中發現了宗教。但是，如果法律都能滲透到了實際的宗教生活中，那麼，要是宗教不僅僅影響了法律典章，而且還滲透到了公堂之上、涉入了日常操作的法律當中，似乎也不無可能。
實情正是如此：本書延續康豹和姜永琳研究成果的未竟之處，就如何理解中國法律、如何理解其根本的合法性來源，對主流的看法加以修正，指出中國法律中預設有種複雜的宇宙觀，滲透進道府州縣等各級官僚機構當中；這種宇宙觀應用在土地上時，便以風水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帝國政府將破壞風水入罪，是以人們也將風水相關的問題視為潛在的法律議題，發生衝突時便會尋求官府介入；也因為告官興訟的人把風水當作了治地之法加以援用，因此他們爭訟的方式不但不會損及官府的威信，反而肯定了政府的權威。
十九世紀有著中國人很迷信的印象，而二十世紀卻對中國的世俗主義懷抱著理想──要想解決這樣的分歧，關鍵在於得打破「理性的法律」和「非理性的風水」這樣的二分法。我們不妨想一想西方法律體系所聲稱的世俗理性吧：西方的宗教和法律不但有相互呼應的原理（贖罪與懲罰、聖約與契約、原罪與罪行），而且連運作方式也極為類似。當人上到法庭作證時，把手按在宗教經典上宣誓依然是標準的做法；新就職的法官在誓詞中，也包含「願上帝助我」（So help me God）之類的用語。法官要審案時，則身著飄逸的黑色長袍，某些地區甚至會戴上撲粉的假髮；就任法官之後，許多人所工作的法院則以宏偉的壁畫或紀念碑來表彰十誡（Ten Commandments）；特別就美國來說，若是在司法判決中毫不避諱地對宗教引經據典，至今仍「不算罕見」。這些源自神學的儀式、符號和特徵，都證實了「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的說法，也證明西方法律並沒有完全除魅（disenchanted）。
再回頭看一看清代風水的邏輯：帝國政府會頒布專業文獻，說明如何正確地選場址、挑時辰，而官方和民間也有不同的專家精通了堪輿術數的奧祕；就連法規也會明文訂定， 說明在法理上何時何地可以援引風水。在涉及風水的案件中，清朝的官府會下令對土地進行精確測繪，好衡量上呈的訴狀是否有理有據；憑藉所得的地圖，官員就能指認、駁斥某些荒謬的風水之說，同時也能據以肯定、執行他們認定為可信的訴求。
這樣處理世事的方法，其實並不難理解；接下來的章節便揭示了地方社群如何運用風水來規範建築高度、控制噪音活動，以及管理火災高風險的產業。這些配置空間的方法，在某些方面類似於土地區劃法──二十世紀時，這樣的法規不但不是落後的象徵，反而還成為了智慧開發成長（smart development）的代表；甚至在今日，當法官需要權衡氣候變化等未來不可預測的後果時，我們還能看到更多迴響：在美國，當計畫中或興建中的原油管道橫穿大地時，有些法律人曾提出構想，援引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護，迫使法院承認原住民對該地所主張擁有的權利。要是發生在清朝的話，人們便會利用風水來採取相似的策略了。
西方十九世紀的那些東方主義學者之所以錯了，並不是因為他們指認說風水對清朝的社會、法律和治理而言十分重要，而是在於他們視風水為非理性、認為風水與真正的法律背道而馳；這種區分在當時形成了錯誤的二選一，而現在依然如此。這本書將法律和風水一同看待，不把它們視為對立的兩方，而是認為兩者共享著同樣的核心原則、共同支撐著帝國的行政與統治，從而自根本上修正我們對法律和風水的理解。
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是帝制中國最後的朝代，而本書處理的便是風水在清代法律中的角色。「風水」字面上由「風」和「水」組成，所指涉的這套習俗以人與環境的和諧一致為基礎原理，透過分析地貌的方法，替屋宇、墳塋、寺廟及其他建築物測定最興旺吉利的設置地點和方位朝向。在西方世界中，風水長久以來一直遭受誤解：早期的觀察者將其貶斥為迷信，而奉行新紀元運動（New Age）的人則熱切地把相關說法融入到室內設計和家居裝飾之中。儘管學術研究已經為風水的相關理論提供了很多啟示，但多數人傾向把焦點放在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和美學方面的應用。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要想探究風水，可能最後才會找到法庭上頭；然而在清代，法律體系卻是風水最顯而易見能發揮作用的場域之一了。
有清一代，中國各地都有人為了破壞風水的問題告官興訟。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糾紛都涉及風水相關的主張，但確實有很多這類型的案件，要是涉及墳塋屋宇、自然資源和公共空間的話，則更是如此。對此，官府也會查看風水，替起爭議的地點測繪地圖，評估破壞的程度，對惑於風水的人加以譴責，也對妥善保護祖墳和公共區域的人予以褒揚。因為清朝有許多訴訟文件和斷案紀錄留存了下來，是以提供了一道珍貴的窗口，讓人一探在二十世紀之前，中國人就風水一事，如何對土地加以分析、理解和記錄。
本書基於五百宗法律案件和大量的專業書冊提出主張，認為風水與清朝的治理、特別是與其法律制度緊密相連：不論是對墓地、森林、採礦進行管理，或是在招攬文人入仕的科舉考試中，帝制國家都將風水納入了考量；清朝官員為了要解決地方糾紛、維護鄰里和諧、治理鄉村社會，也會訴諸風水、甚至會運用風水。結果，法律與風水之間的界線實際上便出現模糊，人們在法律中訴諸風水的影響、將風水當成法律。清朝官員在處理棘手的土地利用糾紛時，會明確指出風水何時何地遭到破壞、又何時何地沒有受影響，而法律體制對這些衝突的回應則再再提供證據，說明了風水的實用範圍極廣、關聯重大。
法律與風水的交互作用，揭示了一系列關乎帝國法律體制、甚至是超越法律制度之上的根本議題，諸如在資源日益匱乏時，有什麼樣的土地使用策略；十九世紀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時，中國人採用了哪些辦法；而知識生產又有著怎麼樣的歷史。以下內容所呈現的歷史，便是清代地景（landscape）上的生死寫照──而焦點便放在了風水之上。
中國法律與宗教的研究分流
清末的西方人在教堂、租界、電報和鐵路的糾紛中接觸到了風水，產生的看法並不正面：英美的外交官和傳教士將風水描述成「對科學的荒誕諧仿」、是「瘋狂異想的混沌集合」，以及「對物理和氣象知識的謬用」；這些說法反映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觀點，即殖民偏見的影響下，對「東方」（the Orient）的非西方民族所展現出來的歐洲中心態度。雖然這些觀點帶有偏見，但影響所及既深遠又廣泛，連像韋伯（Max Weber，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年）這樣的社會學家，也將風水對鐵路建設的阻礙視為所謂「中國法律體系不理性」的證據。晚清的西方觀察者從他們與風水的接觸中得出兩個結論：首先，風水是一種缺乏邏輯的「迷信」；其次，中國缺乏以法治為本的完善法律體制。
後來的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不約而同，分別對這些觀點提出質疑。人類學家，如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芮馬丁（Emily Ahern）、王斯福（Stephen Feuchtwang）、歐勒． 布魯恩和魏樂伯，在大中華地區孜孜不倦地進行了田野調查，接續對風水的研究──整體而言，他們記錄了風水在親族關係和民間信仰中的重要性，以此揭開了這項習俗的神祕面紗。而中國和日本的人類學家（如陳進國與瀬川昌久）則運用民族誌方法，同時對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朝的族譜進行仔細分析，結合兩者來處理風水這個議題。每當中國的鄉村社會引起關注時，風水便成為焦點；然而，除了少數例外，在二十世紀進行的田野調查及以此寫成的風水研究中，並沒有處理風水在帝國法律中的地位。
至於歷史學者則提出了重大的修正，改善過去對清代法律和治理那種東方主義式的褊狹印象。早期的批評者認為，中國的體制不能保護財產、司法體系與法治原則不合；而歷史學者因為能查閱中國和臺灣的地方檔案及國家檔案，是以能解構這種看法。以前的觀點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設置主要是為了施加懲罰；相反地，歷史學家業已揭示，說明土地和財產相關的日常糾紛在法律實踐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為了解決這些爭端，判官需要考量《大清律例》的四百三十六條律和為數破千的條例，乃至於其他的典型成案、既有原則和地方社群的感受。整體來說，如同黃宗智（Philip Huang）所言，法律體系就「如何解決實際問題和糾紛」提供了「邏輯一致的指引」，因此比早期西方觀察者的評價要來得更加理性和務實。
隨著學界對中國法律的理解有所修正，人們卻也普遍有了預設，說中國的法律體系「根本上是世俗的」，很少受到宗教的影響。在中國法律研究的先驅中，像是卜德（Derk Bodde）和克拉倫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便持這個論點，指出中國既缺乏神聖的立法者，對於法律的起源也沒有任何神聖的傳說。不論在西方或中國，視中國法律為世俗領域的解讀方式，普遍為歷史學者和法律學者所接受，直到晚近幾乎都沒有受到質疑。
這種「法律世俗性」（legal secularism）的說法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歷史學者能藉此提出論證，說中國的法律即便是威權式的、至少也是「高度理性的」：當法律史學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律例中「稅收、徭役、官箴、債務、軍事、造假」等「世俗事務」時，東方主義對中國法律提出的關鍵批判便輕而易舉地破解了。為了改寫早期對帝國政府的負面印象，法律史學者便把法條和成案留給自己，將宗教讓給了人類學家研究，從而使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律研究與風水研究產生了重大分流。
在中國法律中重新發現宗教
如何理解中國法律的意識形態基礎，近年來逐漸有了轉向。在臺灣，學者益發地意識到，中國宗教有個特徵再普遍、再明顯不過：法律在宗教中無所不在。寺廟壁畫、民間故事和儀式手冊中，地府繁忙的公堂繪聲繪影，心懷不滿的亡者會發起「塚訟」，對在世或已故的親屬加以控訴。一旦有糾紛發生，在各造告上官廳之前，也能向職掌司法的神明舉行各式各樣的儀式，讓人能先試著在寺廟中加以解決。如康豹所言，中國的宗教與法律實踐之間有個「司法連續體」（judicial continuum），而上述例子便屬此類。
至於另外有項發現，則是從帝制晚期的法律典章中找到的──這項史料出處著實令人有些意外。在早期的印象中，人們認為這些法典僅僅是世俗文本，混合了儒家的倫理與法家的苛刻；但是，姜永琳的歷史研究修正了我們對《大明律》的看法，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說明帝國晚期的統治菁英「認為法律體現了宇宙的秩序」。法律所呈現的是天地之間的宇宙一統，條條律例的目的便是令「治人之制」能合於「宇宙之序」。
是以至今而言，康豹在宗教實踐中找到了法律，而姜永琳則在官方法典中發現了宗教。但是，如果法律都能滲透到了實際的宗教生活中，那麼，要是宗教不僅僅影響了法律典章，而且還滲透到了公堂之上、涉入了日常操作的法律當中，似乎也不無可能。
實情正是如此：本書延續康豹和姜永琳研究成果的未竟之處，就如何理解中國法律、如何理解其根本的合法性來源，對主流的看法加以修正，指出中國法律中預設有種複雜的宇宙觀，滲透進道府州縣等各級官僚機構當中；這種宇宙觀應用在土地上時，便以風水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帝國政府將破壞風水入罪，是以人們也將風水相關的問題視為潛在的法律議題，發生衝突時便會尋求官府介入；也因為告官興訟的人把風水當作了治地之法加以援用，因此他們爭訟的方式不但不會損及官府的威信，反而肯定了政府的權威。
十九世紀有著中國人很迷信的印象，而二十世紀卻對中國的世俗主義懷抱著理想──要想解決這樣的分歧，關鍵在於得打破「理性的法律」和「非理性的風水」這樣的二分法。我們不妨想一想西方法律體系所聲稱的世俗理性吧：西方的宗教和法律不但有相互呼應的原理（贖罪與懲罰、聖約與契約、原罪與罪行），而且連運作方式也極為類似。當人上到法庭作證時，把手按在宗教經典上宣誓依然是標準的做法；新就職的法官在誓詞中，也包含「願上帝助我」（So help me God）之類的用語。法官要審案時，則身著飄逸的黑色長袍，某些地區甚至會戴上撲粉的假髮；就任法官之後，許多人所工作的法院則以宏偉的壁畫或紀念碑來表彰十誡（Ten Commandments）；特別就美國來說，若是在司法判決中毫不避諱地對宗教引經據典，至今仍「不算罕見」。這些源自神學的儀式、符號和特徵，都證實了「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的說法，也證明西方法律並沒有完全除魅（disenchanted）。
再回頭看一看清代風水的邏輯：帝國政府會頒布專業文獻，說明如何正確地選場址、挑時辰，而官方和民間也有不同的專家精通了堪輿術數的奧祕；就連法規也會明文訂定， 說明在法理上何時何地可以援引風水。在涉及風水的案件中，清朝的官府會下令對土地進行精確測繪，好衡量上呈的訴狀是否有理有據；憑藉所得的地圖，官員就能指認、駁斥某些荒謬的風水之說，同時也能據以肯定、執行他們認定為可信的訴求。
這樣處理世事的方法，其實並不難理解；接下來的章節便揭示了地方社群如何運用風水來規範建築高度、控制噪音活動，以及管理火災高風險的產業。這些配置空間的方法，在某些方面類似於土地區劃法──二十世紀時，這樣的法規不但不是落後的象徵，反而還成為了智慧開發成長（smart development）的代表；甚至在今日，當法官需要權衡氣候變化等未來不可預測的後果時，我們還能看到更多迴響：在美國，當計畫中或興建中的原油管道橫穿大地時，有些法律人曾提出構想，援引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護，迫使法院承認原住民對該地所主張擁有的權利。要是發生在清朝的話，人們便會利用風水來採取相似的策略了。
西方十九世紀的那些東方主義學者之所以錯了，並不是因為他們指認說風水對清朝的社會、法律和治理而言十分重要，而是在於他們視風水為非理性、認為風水與真正的法律背道而馳；這種區分在當時形成了錯誤的二選一，而現在依然如此。這本書將法律和風水一同看待，不把它們視為對立的兩方，而是認為兩者共享著同樣的核心原則、共同支撐著帝國的行政與統治，從而自根本上修正我們對法律和風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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