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眾聲道 2

吳平（一九四一～）

筆名畢靈、阿蒙等。

原籍廣東潮州，在家鄉出生，七歲來港定居，曾就讀紅磡工業專科學校、德明書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參加《中國學生周報》活動及徵文比賽，獲當時社長胡菊人邀請參加編輯工作。吳平主理《中國學生周報》各文藝版面（〈詩之頁〉除外）期間，大量採用本地年輕作者稿件，開展《中國學生周報》「本土化」重要一頁。一九六○年代後期，香港社會急劇變化，刊物銷量日漸下降，留守該刊的編輯一度只有吳平與陸離，吳平最終於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間離任。離開《中國學生周報》後，吳平曾任電視編劇、廣告撰稿、報章編輯及專欄作者，一九九○年代移居美國。

日期：二○○二年五月十日

地點：香港華美酒店

訪問者：盧瑋鑾、郭詩詠

列席者：何杏楓、張詠梅

吳：吳平 盧：盧瑋鑾 郭：郭詩詠 何：何杏楓 張：張詠梅

（節錄）

吳：大概在一九九三年移民到美國後，我便轉行做生意了。初時學電腦組裝，做技工，一年後跟合夥人合資開了一間小型電腦公司，我負責推銷、賣東西。其實現在我跟文藝、編輯工作完全脫節，以前的事都忘記了，連怎麼寫中文也未必記得呢。

盧：有些人一口咬定《周報》﹝《中國學生周報》﹞是美元文化，宣傳抗共，甚至說他們是收了錢才這樣做。但《周報》遷入新蒲崗之後，變化很大，跟從前秋貞理﹝司馬長風﹞等人主持的風格很不同。

吳：若果談到這些尖銳的關節，我所知不多。我最初去《周報》是參加他們的活動，也就是那些興趣小組。我想《周報》是最早辦這些興趣小組的機構。

盧：甚麼時候呢？

吳：大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盧：那就是我讀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即陸離進去《周報》工作的時候。

吳：她比我早加入《周報》工作。其實我記得不太清楚，我最初是在那兒參加興趣班學國語的，莫名其妙地也參加了《周報》的創作比賽，那時社長是胡菊人。我得了獎，他看我對寫作有興趣，於是叫我到編輯部幫忙。我想最初是幫忙看稿子，那時投稿的人很多，有興趣寫作的中學生真的不少，我每星期經常要看三、四百篇稿，沒有誇張。

《周報》文藝版是很有系統的，由〈拓墾〉到〈穗華〉，即使程度很低，它都讓你有發表的機會。我想它最大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當時中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沒興趣培養出興趣，有興趣的就讓他發揮。你要想想，香港是殖民地社會，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地方。

「友聯」和《周報》的背景我開始時不清楚，後來也沒有積極查問，但我做編輯的時候，編輯的自主權是很大很大的。

盧：蓬草現在在法國，她在訪問裏特別強調，在她學習寫作的過程中，吳平對她的影響很大。

吳：我不知道讓他們走上寫作這條路，他們有沒有後悔？

盧：她說投稿的時候，你每次回信都把她的稿子的優點和缺點講出來。

吳：我有這麼多時間這樣做嗎？那時我每期要看幾百篇稿呢。

盧：不是對每個作者都寫信吧？

吳：沒可能，大多是寫給我很佩服的投稿者。那時真的很奇怪，收到投稿，看到是中學生，怎會寫得這麼好呢？於是怕起來，懷疑是不是抄回來的。其實當時有點懷疑，於是寫信去，看看他的反應，看看他的回信是否真的寫得好。

盧：這倒是個好方法。

吳：很怕，因為有一年鬧了很大的笑話。那時每年都有徵文比賽，很多人投稿。有一年選了一篇作品出來，我覺得很像舒巷城，他是當時鮮有具有香港色彩的作家，後來揭發了，那篇文章原來真是抄襲舒巷城的。這還不止，那篇作品原來已經是第三次被人抄襲，每次抄這篇去參加比賽都能得獎，地址可能是那個人﹝抄襲者﹞的地址，他自己去拿獎金。

郭：西西本來是第二名，後來第一名讓人揭發抄襲，被取消了獎項，於是西西補上，得到第一名。

吳：對。

盧：你記得〈新蒲崗人生觀〉嗎？這篇很特別。《周報》給人的印象原則上是很「純」的文學創作環境，在那個時代好像與社會有些脫節，但當《周報》搬進新蒲崗後，你整個編輯方法或是關懷方向都改變了，這篇文章是很有標誌性的，可以談談嗎？

吳：我想這是很個人的。我比較喜歡寫報導性的東西，即有些事實基礎的東西，可能我想像力不太好，或是其他原因。我一直都沒有編過〈詩之頁〉，一來

《周報》人材很多，也可以找詩人客串，〈詩之頁〉一個月出版一次，有人願意做客串編輯，可以減輕我的負擔。我自己寫報導性的東西比較多，比較闊一點。

你開始時提出的那個針對性問題──即《周報》到底是否右派活動，究竟它真正的背景是甚麼，我真的無從得知。我覺得，在當時的環境，《周報》所發揮的作用是令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文字、文化有所銜接，這已經很重要了，它已經發揮了作用，真的發揮了這種作用。你們要想想，那時處於一個斷層，包括我在內，我們都沒接觸到五四、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和文化，因為那時香港學校不會教這些，只有靠自己。小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一本一九四○年代大陸作家的小說──那是在天台，別人搬屋丟掉的書堆中找到的──才發現用中文寫的小說也可以寫得這樣驚心動魄。這本小說寫陝西山區在土改過程中，各種勢力如何鬥爭。那時我才十多歲，這本書讓我開了眼界，知道中文小說可以如此令人手不釋卷。後來有段時期我們常常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介紹特輯，將比較新的文學──相對於中學教科書裏的舊文章，介紹給中學生。當時覺得有這個需要，《周報》做了這件事，而且做得不錯。當時由一九三○、一九四○年代文學開始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就是左派和右派文學兩者的激烈鬥爭，那時中文運動，大學裏出現了一群由關心文學到關心政治的人，他們投來的稿提出應該怎樣鬥爭。

那時《周報》已經開始有些down﹝走下坡﹞，電影、音樂成為了年輕人主要的焦點，因為影像和音樂容易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周報》在電影方面可一直維持前進，但音樂方面還是傾向「正統」，而非pop music﹝流行音樂﹞，所以讀者逐漸少了。我不太清楚這些傾向，這要找陸離來談。那時對中文寫作感興趣的學生也少了，可能社會已經比較開放，年輕人比較容易接觸資訊，不只《周報》會報導他們不知道的東西。

《周報》那時只剩下陸離和我，工作已經很辛苦，我要編〈生活和思想〉版，這不是我的專長，但我盡量做到開放。那時選登了富爭論性的「文革」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學的毛國昆兄弟，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醒目」，用了筆名。那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大家開放些去看文化大革命，開放些去看中國的社會問題。那時負責發行工作和派報紙的老伯，大多是從大陸逃難出來的老兵。我配了好幾張《人民畫報》登過的圖片，用來配合文章的內容。可能我這個做法不對，不過我也沒有其他一手資料。那些圖片在《人民畫報》登出來，《人民畫報》是官方宣傳，是黨的東西，你把黨的東西登在這裏，又毛澤東又甚麼的，《周報》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從大陸走難來的人看見便氣憤，於是罷工不發行、不派報紙。這件事是他們這樣做，不是上層壓下來說不可以登這些東西。我負責文藝版，從來沒牽涉高層的事，不知道他們的背景，傻傻的，那次才發現如果走得太遠，當時社會有……但我了解的是，事件的起因是由於有一群工人不喜歡我們這樣做，而不是高層壓下來，所以我並沒有感受上層有甚麼壓力給我們。除此以外，就是看稿看得我支持不住，哈！卻又看到很多很有天份的人，自己一面做一面學。我想我要談的，主要就是這兩件事情。

盧：剛才你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沒有由上而下的干預，你說明了那時是由於發行的人不肯派報紙，我想這是證據。

張：那時《周報》只剩下兩個人，經濟環境怎樣？剛才提到「友聯」的背景，那當時是否已經沒有支持﹝亞洲基金會提供的經濟資助﹞？

吳：那時《周報》還屬於「友聯」名下，應該還有經濟支持。

張：相較於初期是否減少了資助？會不會有變化？

吳：因為《周報》的銷量，廣告有一筆收入，當時廣告部可聘請兩至三人。後來銷量下跌，我想是受市場影響大於資助減少。《周報》一直都屬於「友聯」，從未脫離過「友聯」，直到最後的兩年陳任來接手﹝一九七三年﹞，我想他們經濟上要負擔一部份。陳任接手《周報》的那段時期，我已經離開了，所以不太清楚。陳任加入的時候，好像已經在說：如果你們辦不好報紙，廣告沒有增加，銷量沒有增加，賠了又要如何如何之類。

張：其實那時銷量已經在下跌了？

吳：是的，是下跌了。

何：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做點宣傳之類的？

吳：沒有，那時我們完全不懂做生意。

盧：陸離那時在大叫大嚷，有讀者自己印了些小海報，在街頭周圍張貼。

吳：好像有這件事。

盧：我保存了這張海報。讀者的反應是想「救亡」——那時陸離稱為「救亡」，但不知道怎麼救。

吳：你們怎樣看呢？你們覺得《周報》為何會慢慢地走下坡？我當時是局內人，後來離開了，轉到另一個工作環境，都脫節了，陳任編的時候我已經很脫節了。

盧：陳任的時候你已經離開了吧？

吳：是的，我已經離開了，轉了去電視台工作。

張：當時離開的原因是甚麼呢？

吳：覺得沒辦法將報紙辦好，怎樣試都不行，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做不到甚麼。

我是這樣想的，沒甚麼調查或根據。《周報》興起的時候，社會沒有這種東西，但當時社會是很需要這種東西的。當然，如果沒人去做，繼續封閉下去，繼續停在那個階段也可以。不過既然有人這樣做了，那就刺激起當時年輕人對於中國文化、文學的興趣。不過一九七○年代之後，社會已經開放了很多，很容易做到類似的工作。我們又不長進啦，不懂得認識多一點東西，當時應該要有人去做。

噢，不過這該是社長的工作，哈哈！

盧：你讀完書，別人叫你加入《周報》你就加入了？

吳：不，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盧：那時你讀完中學沒有？

吳：讀完了，正在私立大專就讀。其實我沒有正式中學畢業，都是在夜校、專科學校就讀，然後在私立大專讀中文。

盧：有人質疑，當時除了《周報》外，還有《青年樂園》、《青年知識》，為甚麼我們統統不談，只談《周報》。

吳：這也對啊，為甚麼不談呢？但說到影響力……那你就以子之矛反攻，《青年樂園》同樣是有背景的，要看當時哪份刊物的影響力較大。不知何故，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比較有聰明才智的人——我不知道該怎樣說，大多是看《周報》的，以至後來搞學生運動、中文運動的人，都是從《周報》出來的人比較多，對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大，我想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這件事會有些價值的話，我想就在這裏。

郭：您編《周報》的時候，會不會看看當時其他文藝雜誌，試圖為自己的文藝版尋找一些特色？

吳：我沒有怎樣比較過，我想這與編輯的趣味有關。我接手的時候，上一任編輯是盛紫娟女士，女士的年紀一向是秘密，我不知道她年紀多大，她本身也寫小說。她的小說與中國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年代的小說有些銜接的地方，都是那一類風格。我想她不像我們香港長大的一群人，中間有個斷層，跟中國的文化、文學脫節，與一九四○、一九五○年代和一九三○、一九四○年代脫節。

至於選稿的方針，她看不起香港「番書仔」寫出來的東西，直接向台灣名作家約稿，她很厲害，真的全約到。她就這樣寫信過去，很勤力，真的很厲害。當時台灣很出色的作家都會投稿到這兒來，因為這裏的稿費比台灣高，所以吸引了一些出色的作家。到我接手的時候，台灣的稿源少了，可能是因為我不夠勤力寫信邀請他們寫稿吧。一來稿源少了，我要繼續開拓稿源；二來我也在本地投稿中發現愈來愈多人寫得不錯。譬如一個月四期〈穗華〉中，三篇是台灣成名作家的稿，另一篇是香港年輕作者所寫的。坦白說，那時是收成了，《周報》到我的時候已經出版了很多年，一些看《周報》、在《周報》投稿的人已經開始成熟。我接手的時候，何國道﹝杜杜﹞是中三，稍後的李金鳳是中二，學魯迅文章已經很似。其實我不過是收成，可能那時學校已經有像小思老師般在培養同學寫作，《周報》也在培養。稿費也很重要的，這些作家常常回憶說，因為收到稿費刺激感大，於是繼續努力寫。

吳平（一九四一～）

筆名畢靈、阿蒙等。

原籍廣東潮州，在家鄉出生，七歲來港定居，曾就讀紅磡工業專科學校、德明書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參加《中國學生周報》活動及徵文比賽，獲當時社長胡菊人邀請參加編輯工作。吳平主理《中國學生周報》各文藝版面（〈詩之頁〉除外）期間，大量採用本地年輕作者稿件，開展《中國學生周報》「本土化」重要一頁。一九六○年代後期，香港社會急劇變化，刊物銷量日漸下降，留守該刊的編輯一度只有吳平與陸離，吳平最終於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間離任。離開《中國學生周報》後，吳平曾任電視編劇、廣告撰...

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盧瑋鑾、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

前言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

前言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