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們都是機器人的化身!
讀這本書要像讀科幻小說,因為我寫的時候就是希望它充滿想像力。但是本書可不是科幻小說,而是實實在在的科學。雖然「真實的生活比小說的劇情更神奇」這句話聽起來有些陳腔爛調,但正好表達我對事實的感覺。
我們都是求生存的機器──機器人的化身,暗地裡已被輸入某些程式,用來保養這些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這是個如今仍然令我心驚膽寒的事實。雖然我己經知道這個事實多年,卻仍然未法完全接受它。我有個想法:拿這個真理來嚇嚇別人,或許可以得逞。
■像神祕故事一樣引人入勝
我在寫這書時,希望有三種讀者來探班,現在我將本書獻給他們。
首先是一般的讀者,也就是外行人。為了易讀,我幾乎完全避免了深奧難懂的術語,而多用自己定義的特殊字眼來表達我的觀念。在此順便提一下,為什麼我們不把所有期刊中大部分的專業術語都簡化呢?雖然我假設外行人沒有專業知識,但我可沒假設他們都是傻瓜。如果有心的話,任何人都可以把科學普及化。我已盡力嘗試在不失精髓的情況下,用非數學的言語闡釋一些細膩又複雜的觀念。我不知道在這方面是否成功,也不知道能否達成另一野心:嘗試讓讀者覺得看這本書看到欲罷不能,而且是個很好的消遣。
我一直感覺,生物學應該可以像神祕的故事一樣引人入勝。因為神祕的故事正如生物學一樣包羅廣泛。我很惶恐地希望,我能充分表達本書主題的剌激性。
我第二個假想的讀者是專家。他對我某些解說的比喻和數字,竟然批評得喘不過氣來。他最喜歡的措辭是「除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和「哼!(不屑的嘆氣)」。我會專心聽他說話,甚至為了他而重寫一章。可是到頭來,我還是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說故事。這位專家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滿意我的處事方法。但我還是希望他可以從書裡發現一些新鮮事,或是給已經熟悉的觀念發現嶄新的詮釋;可能的話,也剌激他產生新的看法。
如果這樣的期許還是太高,那我希望至少他們無聊時可以翻翻。
我心中的第三種讀者是學生,那些正從外行人邁向專家的人。如果他還沒決定將成為哪一行的專家,我想鼓勵他們考慮進到我的本行——動物學。念動物學除了「有用」和動物很可愛以外,還有一個比較好的理由。這個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動物是最複雜且設計得最完美的機器。如果你同意我的理由,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大家都跑去念其他的科系?對那些已經投入動物學的學生,我希望這書對他有一些學習價值。但是他一定得再去研讀我所參考的原始文獻和工具書。
如果覺得原始資料難以消化,或許我那些非數學的解釋有點幫助;也就是說,你大可以把本書看作前言或注腳。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考慮到這三種讀者,當然是不夠的。我只能說,雖然我一直擔心這件事,但這些擔心比起我為本書所花的心血,顯然是不成比例的。
■誌謝
我是個動物行為學家,而本書是關於動物行為的。我虧欠在動物行為學所受的傳統訓練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虧欠丁伯根(Niko Tinbergen, 1907-1988,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我在他的牛津研究室工作了十二年,受他影響很深,可惜他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雖然「求生的機器」一詞不全是他創的,但也差不多是了。
人類學近來深受其他非傳統人類學的新觀念所衝擊。本書大部分的立論也都是基於這些新觀念。在適當的各章內,對這些新觀念的創作人,我都予以致謝,他們主要是威廉斯(G. C. Williams, 1926- ,美國演化學家)、梅納史密斯(J. Maynard Smith, 1920-2004,英國演化學家)、漢彌敦(W. D. Hamilton, 1936-2000,英國理論生物學家)和崔弗斯(R. L. Trivers,美國社學生物學家)。
我非常感謝不少同僚為本書命名。我將這些名字當做英文版中各章的標題:克利伯斯(John Krebs)的「Immortal Coils」;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The Gene Machine」;柯拉頓布羅克(Tim Clutton-Brock)和津恩‧道金斯(Jean Dawkins)的「Genesmanship」。很抱歉,帕特(Steve Potter)的沒上榜。
雖然我希望讀者都能對本書讚不絕口,而且愛不釋手,但我寧愛那些給本書實在批評的讀者。到完稿前,我不斷地修改底稿,而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也跟著不停地一再謄稿。她不只是在生物學文獻和理論問題上有深厚的涵養,也一直給我無限的鼓勵和心靈上的支持。這都是我在撰稿過程中最重要的依靠。
克利伯斯也讀了本書的原稿,他比我更知道我要寫的主題,也一直傾囊相授他的知識。湯姆生(Glenys Thomson)和包德摩(Walter Bodmer)在遺傳學的題材上,給了我不少中肯的意見。恐怕他們尚不滿意我所修正的,但希望他們認為我已經有相當的改進。我非常感謝他們所花的時間和耐心。此外,約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正確地指出可能造成誤導的措辭,而且還建議我如何改寫。我稱史丹伯(Maxwell Stamp)「聰明的外行人」,是再恰當不過的。他指出我初稿中很重大的瑕疵,使得完稿得以改善。
其他在各章節給我建設性的批評或專業建議的人有:梅納史密斯、莫里斯、麥舍(Tom Masher)、瓊斯(Nick Blurton Jones)、凱陶威爾(Sarah Kettlewell)、韓佛瑞(Nick Humphrey)、柯拉頓布羅克、強生(Louise Johnson)、格拉漢(Christopher Graham)、帕克(Geoff Parker)和崔弗斯。至於希羅(Pat Searle)和維霍宜文(Stephanie Verhoeven)打字熟練而且敬業樂群,也予我相當的鼓舞。
最後我想感謝牛津出版社的羅傑斯(Micheal Rodgers),他不只給原稿善意的批評,而且在出版本書的過程完全投入,使得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道金斯
一九七六年
再版序
新思想在燃燒
《自私的基因》一書出版十二年來,主旨已成為教科書的正統思想。
過程是十分弔詭的,不太簡單;書剛出版時並不被評為革命性的書,後來卻贏得完全相反的看法,再到現在成為正統的思想。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相當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開始書評都對本書很滿意,而且也不將它當作具爭議性的書。經過幾年卻漸漸生出爭議,竟被廣泛認為是部偏激的異端主義作品。但是,當本書被稱為異端主義的「美譽」逐漸升高後,幾年下來,「內容」似乎又不再令人覺得那麼極端,而愈來愈為人所接受。
■看待達爾文理論的新方法
「自私的基因」理論是達爾文的理論,雖然他不曾從這觀點來表達,但我想他應該會贊同我的觀點。實際上,這是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的邏輯延伸,而以某種新形象來表達。它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本性,而不著眼於個體。它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另一個不同的理論。在《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書的前幾頁開場白,我曾用奈克方塊(Necker cube)的隱喻來解釋。奈克方塊是在書面上是個平面的圖形,但讓人感覺像是個透明的立體方塊。
當你注視它幾秒鐘,它會換成另一個不同的方向面對著你(你會看到方塊的頂面)。再繼續注視得久些,它又會轉回原來的方塊(你看到方塊的底面)。兩種方塊與我們視網膜上的線條訊息都是相吻合的,所以我們的大腦也很樂意輪替這兩種方塊的影像,兩者並沒有不同。
我的重點是,看天擇有兩種方式,從基因的角度或是從個體的角度。如果了解得很恰當,那它們是相等的——也就是對相同真理的兩種觀點。你可以從一種角度跳到另一種,但仍然是相同的新達爾文主義。
現在我認為這樣的比喻太謹慎了。科學家最大的貢獻,與其說是提出新理論或揭開新事實,不如說是發現以新的方法看舊理論或事實。奈克方塊的模型是誤導的,因為它暗示兩種觀察的方式一樣好。更確切地說,那種比喻只對了一半,因為「角度」不像理論,無法以實驗來判斷;而無法以實驗來判斷,就表示無法利用我們熟悉的對錯標準去判斷。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改變眼光可能可以達到比理論更高的境界。它可以推向全然的思考狀態中,許多令人興奮而且可試驗的理論因而產生了,且無法想像的事實也會揭露出來。但是奈克方塊的比喻完全缺乏這些;它只抓住視覺跳躍的概念,卻無法判斷價值何在。
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如何跳到相等的觀點,而是更極端的情況:讓整個形象都改變!
我不敢說,自己在這方面有何淺見。然而因為這樣,我更不想將科學和「科學普及」作明確的劃分。想要解釋那些僅出現在技術性文獻上的概念,是一門很難的藝術,它需要深入的語文技巧和啟發性的比喻。但如果你使力創新語言和比喻,最後肯定會有一番新看法。就如我剛才談過的,新穎的看法本身就是科學界原創性的貢獻。
愛因斯坦絕非通俗科學作家。但我常常猜想,他生動的比喻對他自己的思考,要比對我們這些人的幫助還要多——愛因斯坦為了能生動比喻而進行的思考,不也助燃了他創造的天分嗎?
■從基因的角度看演化
一九三○年代早期,費雪(R. A. Fisher, 1890-1962,英國族群遺傳學家、統計學家)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前衛人士,就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基因角度的觀點;到了一九六○年代,漢彌敦和威廉斯又有更詳細的解說。他們的洞察力獨具眼光。但我覺得他們的解釋太簡明,勁力不足。
我相信,更深入而成熟的解釋,可以將生命的細節放在心中或腦中的正確方位。我一直想寫這樣一本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演化的書。書中會把例子集中在社會的行為,以糾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滲入達爾文主義的群體選擇主義(group-selectionism)。
機會來了,一九七二年因為英國工業抗爭導致停電,中斷了我的實驗研究,我便開始寫這本書。寫了僅僅兩章之後,不巧燈火管制結束,我的寫書計畫就擱在一邊;直到一九七五年,我有一年休假,才又拿起筆來。那時書中的理論也擴展了,特別是因為梅納史密斯和崔弗斯的貢獻。我現在才了解到,那時正是許多新觀念正在醞釀的神祕時期。我當時寫《自私的基因》就有些像得了一場興奮的高燒。
■創意獨具的新主題
牛津大學出版社找我出第二版時,他們堅持不需要革新,不需要擴大內容,不需要逐頁訂正。有些書在他們的觀念裡是需要相當修訂的,但《自私的基因》不是。不過我還是作了增補。
本書第一版在撰寫時,模仿了當代充滿朝氣的特質。那時國外正瀰漫著一陣改革的氣息,閃爍著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充滿著愉悅的黎明。到了這第二版時,受時代的影響更深了。新發現的事實豐富了它的內容,複雜和謹慎則成了它身上的標記,而且仍實話實說。還有全新的章節,探討切中時機並具創意的主題,以帶動革命開端的新氣氛——這就是第十二和十三章。
我的靈感是在新舊兩版之間的幾年,受這領域的兩本書所啟發的:愛梭羅德(Robert Axelrod, 美國政治科學學家)所寫的《合作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提供了我們對未來的某些期望;及拙作《延伸的表現型》,因為它填滿了我那幾年歲月,並且因為它可能是我寫過最好的一本書──而值得推薦給你。
「好人會出頭」(Nice guys finish first)這個標題是從「地平線」(Horizon)電視節目借用的。這節目是我在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電台(BBC)推出的,是一部五十分鐘的紀錄影片,內容從賽局理論的方法探討合作演化。這部影片與另一部「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都是同一位製片——泰勒(Jeremy Taylor),對他的專業,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從這個主題的處理已顯明,「地平線」的製作群已脫胎換骨成了高級學術專家,他們製作的一些節目在美國也可以看到,但常常多加了一個「新」(Nova)字。
第十二章所要感謝的,不僅是章名借自那部紀錄片,也要感謝泰勒和「地平線」的同仁們,讓我有與他們一起密切工作的經驗。
■誌謝
最近我聽到一件無法苟同的事情: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喜歡將他們的名字,掛到自己壓根沒參與的作品中。很明顯的,有些資深的科學家要求在論文上掛名,而他們的貢獻只限於提供實驗室空間、研究經費,以及編校稿件。據我所知,這些人所有的科學聲望,可能都是學生和同仁的工作成果堆積出來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阻止這樣不誠實的行為。或許學術期刊的編者應該拿到每一位作者的具名切結書,清楚說明他們的貢獻。這只是順便提到的。我在這裡提起這種事,是因為要做一個對比。柯若寧(Helena Cronin,英國哲學家,著有《螞蟻與孔雀》)替我很仔細地修正了每一行每一字,但她堅決拒絕在本書的新版本中掛名。我很感謝她,而且很抱歉的是,我的致謝謹此而已。
我也要感謝黎得利(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和格拉分(Alan Grafen)的忠告及對某些段落建設性的批評。並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麥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仁,對我的唐突及拖延的包涵。
道金斯
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