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劍客(改版)

導讀

　　全民作家大仲馬與他的通俗歷史小說 翁德明 說來奇怪，大仲馬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他作品膾炙人口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一般人提及這個時代的浪漫主義小說、歷史小說或者通俗小說時，經常想到的是雨果（Victor Hugo）、維尼（Alfred de Vigny）、繆塞（Alfred de Musset）和喬治桑（George Sand），大仲馬就被忽略了。他和同時代那些聲名遠在他之上的作家相比，作品即便到了今日依然保有一份清新，而其中的現代感更令我們驚訝。當時文壇的主流小說強調心理描繪，但是大仲馬卻獨樹一幟，無視主流，全力經營以情節動作取勝的創作。他為廣大的中產階級及平民階級提供了一片宣洩情感、抽離現實的樂土，而筆下的人物雖然取材自史實，卻能超越他的作品，成為一個個神話。他不屬於某某文學流派而是屬於全民的作家。

　　因此，我們應當將大仲馬小說藝術這個了不起的魅力突顯出來。或許，我們可以相信大仲馬自己所說的：「一八三○年執法國文學牛耳的，」就是雨果、拉馬丁（Lamartine）和他本人，「第一位是思想家，第二位是夢想家，」而他自己則是「文學通俗化的推手」，將通俗小說藝術推向巔峰的人。 《三劍客》和《二十年後》（Vingt Ans Apres）以及《布拉吉隆子爵》（Le Vicomte de Bragelonne）都在《世紀報》（Siecle）連載的期間便大獲群眾的好評。

　　連載期間從一八四四年三月十四日到同年的七月十四日。與此同時，那些平素對大仲馬作品嗤之以鼻的人，這時便更不留情面地攻擊他，重點不外乎攻擊他為賺取生活所需而寫作，指責他寫得太快以致作品品質低劣，例如文評家密賀古（E. Mirecourt）曾在一八四五年寫了一篇名為〈小說製造商，仲馬父子兩合公司〉，文中指出，大仲馬不是藝術家，不是文匠，而是文學工業的大亨，是文字的巨賈，說他不擇手段請人代寫，但是卷末卻由他來簽名。說實在話，這類指控是從常理推斷而得。大仲馬自稱寫過一千兩百部作品，這樣龐大的產量說什麼也不可能一人獨力完成。

　　他自己從不否認，由於時間不夠，但又需要金錢，於是他習慣和人合作，由別人替他找主題，為他擬好大綱、分妥篇章。話說回來，在當時的文壇，尤其是戲劇，這種現象並非少見，例如紅極一時的喜劇作家拉畢許（Labiche），他名下的作品有一百七十三部，可是其中只有四部是他獨自寫的。大仲馬在別人的前置作業的基礎上再行改動粗胚、增添情節，讓書中的人物神靈活現起來。這是大仲馬的天份所在：他不擅長創造，但是嫻於安排場景。他早年發跡的文類是戲劇，這點也就不令我們驚訝了。說到《三劍客》，和他合作的是一位名為馬蓋（A. Maguet）的歷史教師。在大仲馬卷帙浩繁的作品中，自始至終馬蓋的貢獻都是不可抹滅的。

　　那麼他的貢獻精確來講有哪些點？沒人能夠確切回答。我們知道，一八四二年期間，大仲馬曾經花費一千二百法郎買下這位合作夥伴獨立完成的作品《阿爾蒙塔的騎士》（Le Chevalier d’Harmental）然後再加以改寫。從一八四三年開始，兩人的合作關係益形密切，而大仲馬一些最為人稱道的作品例如《席爾凡德玲》（Sylvandire, 1843）、《三劍客》（一八四四）、《二十年後》（一八四五）、《基督山恩仇記》（Comte de Monte Cristo, 1845）、《布拉吉隆子爵》（一八四八）和《黑色鬱金香》（La Tulipe Noire, 1850）都是在這種合作關係加深後所出版的。

　　《三劍客》是一部歷史小說。這種文類自從一八一九年英國的史考克（W. Scott）出版《撒克遜英雄劫後餘生錄》（Ivanhoe）後便風行一時。作為歷史小說，這本作品也飽受各方的抨擊，被指責犯了許多因缺乏考證所引起的時代錯置。

　　早在一九一二年就有薩馬杭（ch. Samaran）列出長長一張表，指出這類的錯誤。例如，十七世紀初還沒有門牌號碼。更令人驚訝的是，小說的情節雖然描寫一六二五到二八年間發生的事，可是讀者卻看到史實上出生於一六一三年班塞哈德的詩作受人傳誦，看到有人引用一六四○年才出版、冉森教派的經典著作《奧古斯汀》。這些錯誤委實令人不解，因為馬蓋是學歷史的，而大仲馬本人也曾在一八四四年編纂出版一本名為《路易十四及其世紀》的歷史著作。 除了包括上述幾件與史實有很大出入的時間錯置以外，也可以找到情節當中事件次序混淆、背離邏輯的情況。例如米萊狄（Milady）在一六二七年十二月五日接獲紅衣主教的命令，隔天便啟程前往英國；到了四十九章，她抵達英國時的描述是「這是難得晴朗的一個冬日，能讓英國憶起天上還有一顆太陽。」後來她被自己的小叔俘虜，但是受到費爾頓的協助，五天之後又得脫困。我們得知那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因為隔天二十三日，白金漢公爵就要動身前往法國的拉荷謝爾。依照這個時間邏輯來看，那麼費爾頓刺殺白金漢公爵的日子也應該是在這天。

　　然而考諸史實，公爵真正遇刺身死的日期是一六二八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另外書中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同樣有時間不吻合的問題：達太安是什麼時候成為火槍手的？我們在二十八章讀到，國王特准他「加入火槍隊」，可是到了三十九章，達太安卻接到紅衣主教的密封信函，裡面提到：「艾薩爾的禁衛軍部下達太安先生……」在下面幾頁裡，他和三位朋友並沒有湊在一起，因為他一直都是艾薩爾統領下禁衛軍的一份子。可是來到四十七章，達太安卻搖身一變被拔擢成為火槍隊的成員，而且是李卻立的命令。有人指責大仲馬經營故事脈絡漫不經心，有人說他沒有能力梳理時間邏輯。這種批評未免全盤否定大仲馬和馬蓋對故事龐大背景的考證工作。

　　像這樣一部巨構（當然，寫作的過程稍嫌匆忙）經常不可避免會有此類瑕疵。總之，像《三劍客》這類的大部頭作品，不是要讓讀者拿著放大鏡來檢視的。我們看重的是貫穿整部作品的磅礡氣勢、人物躍然紙上的鮮明個性。 乍看之下，這部作品篇幅冗長而且支離破碎。前後共有六十七章外加一段結語，而每一章都有引人入勝的標題：〈一樁宮廷密謀〉、〈情人和丈夫〉、〈女侍和女主人〉、〈夜裡的貓全是灰的〉……其實，大仲馬最擅長的便是重大歷史事件的描寫，好像巨幅的壁畫那樣，讓人想起浪漫派畫家大衛或是德拉克瓦（Eugene Delacroix）的經典畫作，畫面人物繁多，居搶眼首位的盡是年輕俊美，前途不可限量的英雄人物。

　　如果梅萊松舞會或是三劍客動身前往拉荷謝爾等等片斷，經常在現代電影裡以盛大的場面呈現出來，那是因為其中那史詩般壯闊的氣氛以及奢華的顏彩，深深觸動了我們的想像力。所以，在氣派恢弘的歷史背景前面，那些正義凜然的英雄人物像達太安、亞瑟斯和米萊狄等等，都成了典型的浪漫主義角色，在讀者的心目中烙下極深刻的印象。大仲馬的筆法不是細膩描寫，而是強調特點，而且利用對比方式讓原本已很鮮明的角色更形活潑。亞瑟斯是貴族，亞拉米將會成為神職人員，而頗圖斯則是商場得意的人。根據文憑家杜梅吉（G. Dumezil）的看法，這三個人構成了印歐社會的三大基石：亞瑟斯代表的戰士身分，亞拉米的靈性生活以及頗圖斯的務實層面。每位讀者不管是誰，都會在這些角色裡獲得認同。

　　大仲馬寫作的對象是廣大群眾。他把手稿賣給《世紀報》便是最好證明。因此，他不可能拿一些炫學的成分、過於文雅的筆調或者抽象的元素來倒讀者的胃口。他的故事著重動作、偏好短句，而且描寫精準。大仲馬的另外一項長處是對紛陳事物的統攝能力，並且有節奏地加快或減緩敘事步調。比方故事開頭是個歡樂緩慢的氣氛，接著節奏逐步加快。從達太安來到巴黎之後到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才數十頁的篇幅，大仲馬已經讓他的主角飛也似地走遍了巴黎、加萊港、溫莎、倫敦、聖瓦洛里，繞一大圈後又回到巴黎；接著為了引進米萊狄，讓她成為故事中的要角，情節再度放緩下來，甚至變得有些枯燥。

　　然後節奏再度加快，直到這位可憐女子被審判被處決為止。總而言之，大仲馬是一個洞悉讀者心理的作家，他知道讀者想望什麼、期待什麼，要運用什麼技巧才能讓他們產生好奇。 上述一切便是大仲馬寫作技巧的呈現，也就是連載小說的藝術。如果我們以閱讀古典小說的標準閱讀它可能就會瞧不起它，指責他太自滿於這種文類的手法技巧。大仲馬以降，所有寫連載小說體的作家都將他的技巧發揚光大：飽經磨練的主角鍥而不捨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標，還要壯觀的背景以及充滿挑戰性的冒險犯難。最後還要加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刻板模式，將紛雜情節貫串起來的刻板模式，例如惡的積極力量，由米萊狄所代表的邪惡勢力要到卷末才由劊子手的快斧做一了斷。總之，作為歷史小說這文類的承先啟後者，大仲馬是功不可沒的。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譯序

　　非常的大仲馬 李玉民 二○○二年間，法國發生一個非常事件，轟動法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一個事件。在大仲馬誕生二百周年之際，或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後，法國政府作出一個非常決定，給大仲馬補辦國葬，讓他從家鄉小鎮維勒耶．戈特萊搬進巴黎的先賢祠。 先賢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聖殿。它始建於一七六四年，坐落在塞納河左岸，聖日內維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學，左擁巴黎高師，俯臨法國參議院所在地——盧森堡宮。

　　永久居住在先賢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即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兩位大師，法國現代文明的兩座思想的燈塔。隨後則是十九世紀的兩位代表人物：大文豪與共和鬥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發表《我控訴……》的文學家和社會正義的衛士左拉（Emile Zola）。二十世紀法國彷彿進入迷惘的時代，在先賢祠險些空缺，最後總算將馬爾羅安（Andre Malraux）排進去，雖有以爭議替代尷尬之嫌，但這位神主畢竟有人格力量，是當代人類生活狀況的勇敢探索者。 進入二十一世紀，彷彿為了填補時間的空白，法國人做出了非常之舉，將逝世一百三十餘年的大仲馬請進先賢祠，完成了跨世紀的工程。不過，法國人雖然素有別出心裁的名聲，這種史無前例的非常之舉，如果選錯了物件，還是會造成超現實的大笑話。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這種非常之舉，而大仲馬恰恰是這種非常之人。因此，法國這一超越文壇的盛事，只給世人以驚喜，並沒有引起什麼非議。如果在全世界的讀者中來一次差額選舉，我敢斷定大仲馬會贏得多數選票，儘管其他候選人的作品在文學價值上，比大仲馬的可能還高出一籌，這便是大仲馬的非常之處。 我拈出「非常」這個含義寬泛的字眼，來界定大仲馬，就因為給風格鮮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詞，放到大仲馬的頭上都不大合適。提起雨果可以說是浪漫主義，提起司湯達爾（Stendhal）或者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必然想到批判現實主義，而提起左拉，則回避不了自然主義。大仲馬和雨果、司湯達爾、巴爾札克是同時代人，他們都投入了在法國剛剛興起的浪漫主義運動；大仲馬的浪漫主義劇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宮廷》（Henri III et sa Cour），於一八二九年在巴黎的演出雖然打響了第一炮，可是稱大仲馬為浪漫派作家，則未免以偏蓋全了。

　　不少文學批評家稱大仲馬為通俗作家，這倒有一定道理。十九世紀四、五○年代，報紙為了吸引讀者，刮起了小說連載風，於是，連載的通俗小說大量湧現，同時也湧現了大批通俗小說作家。雨果、巴爾札克等，也都給報紙寫過長篇連載小說，但是最負盛名的，還要數當時並駕齊驅的大仲馬和歐仁．蘇（Eugene Sue）。然而，通俗小說大多是短命的，這已為歷史所證明，那個時期大批通俗小說及其作者，都已湮沒無聞了。可是大仲馬的代表作品，如《三劍客》及其續集、《基督山恩仇記》等，在世界上卻一直擁有大量讀者，甚至被愈來愈多的人所賞閱，顯示出特別的生命力，這便是大仲馬的非常之處。 大仲馬名下的作品（因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龐雜，難以計數，甚至有資料指出多達五百卷；僅就戲劇和小說而言，他嘗試了所有劇種，創作出約九十種劇本，而小說的數量則近百部。這種龐雜也招致批評，說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於膚淺，缺乏鮮明的風格。這些指責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馬的寫作往往高速運轉，疏漏明顯存在。此外，他探求的不是命題文學，也不專門探討某一社會問題，只是講故事，講好聽的故事，求生動而不求深刻，結果創造出一個非常生動的大世界，不能拿文學精品去衡量的一個充滿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之景、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構成了大仲馬的非常世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馬一生都那麼放誕、誇飾、豪放、張揚，因而，他所創造出來的世界裡，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麼非同尋常，就好像童話，就好像神話。 景非常景。大仲馬不像巴爾札克等人那樣，花費大量筆墨去描繪故事發生的背景和場所。大仲馬總是開門見山，起筆就要用故事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本書正文第一句話便是：「話說一六二五年四月頭一個星期一，《玫瑰傳奇》作者的家鄉默恩鎮一片混亂喧鬧，好像胡格諾新教派要把它變成第二個拉荷謝爾一樣。只見婦女們擁向大街……」讀者也一定要跟著擁去，「想瞧瞧發生了什麼事」。

　　無獨有偶，《基督山恩仇記》開頭一句話也是：「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從士麥那啟航，取道的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號，駛近馬賽港……」緊接著便是碼頭上「很快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這兩部小說一開場，主人公就在變故中亮相，這決定了故事情節展開和發展的速度，也決定了故事背景的特異和不斷變幻。大仲馬總把他的主人公置於命運的變化關頭，或者歷史的動亂時期。不斷變幻的特異場景，恰好呼應故事情節快速進展的需要，與巴爾札克「靜物寫生」式的場景大相逕庭。

　　《基督山恩仇記》的主人公唐代斯剛剛升為船長，在同心愛的姑娘結婚的婚禮上，因遭誣陷而突然被捕，並且很快被押往伊夫獄堡終生監禁。於是他開始了由命運安排的非常經歷，越獄逃生，找到財寶，報恩又報了仇。非常的經歷，自然都發生在非常的場景中：海水環繞的獄堡地牢、荒涼岩島的山洞；就是沙龍和花園、各種交際場所，也都因為密謀而籠罩著特殊的氣氛。

　　《三劍客》的故事背景，則是一樁宮廷密謀和拉荷謝爾圍城戰，場景頻頻變化，忽而路易十三宮廷，忽而紅衣主教府邸，忽而火槍侍衛隊隊部，忽而鄉村客棧，忽而修道院，忽而拉荷謝爾圍城戰大營、忽而英國首相白金漢府……每一處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處都因為有參與密謀的人物經過，便喪失了日常的屬性，增添了特異的神秘色彩，故而常景而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馬不是現實主義作家，無意像巴爾札克等作家那樣，繪製社會畫卷。

　　基督山伯爵恩仇兩報，猶如神話，表面常事掩飾著非常事，事事都驚心動魄，引人入勝。 《三劍客》是歷史題材的小說，然而大仲馬坦言：「歷史是什麼，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國讀者的習慣，換言之，歷史不過是大仲馬講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於講故事，還善於戲說歷史。達太安的雄心和戀情，同宮闈秘事、國家戰事糾纏在一起，事事就都化為非常事了。他和三個夥伴為了挫敗紅衣主教的陰謀，前往英國取回王后贈給白金漢的十二枚鑽石別針，一路險象環生，絕處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后的名譽，但是結怨了權傾朝野的紅衣主教，性命就握在李卻立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萊狄為了要達太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紅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國權相白金漢發兵，救援被法國大軍圍困的拉荷謝爾的新教徒。於是，雙方暗中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較勁，故事情節演進發展，鋪張揚厲，逐漸超越社會，超越歷史，成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讀者的歷史知識，是從閱讀歷史小說中獲取的。中國老百姓所瞭解的三國歷史，大半不超過《三國演義》，而有關清朝歷史的知識，更是來自各種戲曲和歷史武俠小曲。

　　同樣，大仲馬的歷史小說，也向法國讀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歷史知識。通而觀之，人類閱讀追求故事情節的興趣，多少世紀以來並沒有減弱。這就是為什麼，大仲馬的一些小說至今仍然大行其道。此外，大仲馬講述故事的輕快語調，情節每發展一步都同讀者的興趣所達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馬筆下的主人公，如唐代斯、達太安等，當初就是普通的海員、鄉紳子弟，但是命運（作者的安排）把他們變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是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槍侍衛隊隊長特雷維爾、紅衣主教李卻立，英國首相白金漢、法國王后安妮等這些歷史人物，本來都在塵封的歷史書中長眠。

　　可是，他們一旦被大仲馬拉進小說，就改頭換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從歷史人物搖身變為歷史小說人物，從而有了超越歷史的非凡之舉，他們特異的性格與命運，也就引起了讀者的極大關注了。

　　大仲馬小說人物的非凡之舉，原動力固然因人而異，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誠、友情、正義感和俠義精神，但是幾乎無一例外地受貪欲的驅使。他們貪圖榮譽、金錢、女人、權力，貪圖美酒佳餚，還渴望報仇……由希臘宙斯等諸神所開創的貪欲和復仇的傳統，源遠流長，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又發揚光大；從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到伏爾泰，再到大仲馬，可以說一脈相承。 大仲馬筆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種貪欲，都最大程度地體現在他的人物身上。例如達太安，他差不多什麼都貪，貪圖功名、金錢、地位、女色，等等，正是這些貪欲激發出他的冒險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條充滿各種誘惑的人生之路。

　　三劍客也各有所貪，連最清高的亞瑟斯，也還貪酒和復仇，更不用說頗圖斯了。位極人臣的李卻立貪權貪名，國王路易十三貪錢，心胸狹隘又貪圖「正義」的名聲，讓人們稱他「正義者路易」。 大仲馬在生活中和作品裡都毫不掩飾，甚至炫耀各種欲望，而在他的筆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懷叵測之人。當然，在達太安和三個夥伴身上，如果沒有忠誠和豪爽的一面，貪欲就成了討厭的東西。他們四個人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生死朋友，誰有錢都拿出來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動。達太安多想當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槍侍衛隊副隊長的委任令時，還是先去逐個請求三個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絕，而亞瑟斯填上達太安的名字後，達太安禁不住流下眼淚，說他今後再也沒有朋友了。 大仲馬的人物貪欲而不求安逸，他們認為安逸是僕人和市民過的日子，不冒任何風險，無異於慢慢等死。他們是躁動型的，往往捅馬蜂窩，自找麻煩，冒種種危險而樂在其中，憑智慧、勇敢和天意，最後總能實現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馬一生充滿貪欲和豪情，過著躁動瘋狂的生活。他花費二十餘萬法郎建造基督山城堡，每天城堡裡高朋滿座，食客如雲，多至數百人，豪華的排場名噪一時。他不斷地寫作，不斷地賺錢，又不斷地揮霍，屢次陷入債務的麻煩，最後連他的城堡也被廉價拍賣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難同當者卻不見一人，這就是他的小說與現實的差異。 大仲馬深知，唯一借用而無需還債的東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創造出一個由非凡的人物、非凡的故事構成的文學世界。但是千慮還有一失，有一個非常動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沒有寫進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後，大仲馬作為這個奇異故事的主人公，完成從家鄉小鎮遷入巴黎先賢祠的非凡之舉。 二○○三年三月於北京花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