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維特的煩惱（三版）

名人推薦：

〈導讀〉詩僧真情生活的告白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鄭芳雄


《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1774）是歌德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它的魅力凌駕其同時期推出的名劇《格茲》（Götz, 1773），甚至其畢生巨著《浮士德》名氣都沒它響亮。這部小說在歐洲文壇之所以引起極大的共鳴與震撼，原因很簡單：它凝聚了天才詩人的熱情與血淚，道盡了十八世紀歐洲青年多愁善感的心聲，響應了狂飆時期非理性主義的浪潮。換言之，從詩人赤子之心所湧現的真情和崇高思想，已如維特五月二十六日信上所說，匯成了一支澎湃的洪流，沖毀了當時自私、虛偽、冷酷的理性主義及封建社會所築成的堤防。就整個歐洲的人文思潮來看，歌德這本書十足反映當時由法國盧梭和英國小說家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所營造的時尚—一個強調人性反璞歸真的感情世界。而這個感情世界的代言人就是維特—歌德、及其同僚耶路撒冷和無數青年的化身。

整體而言，這部小說彰顯歌德文學的特色，正如他在其自傳《詩與真實》裡所說：「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人生大告白的片段」。具「詩僧」本色的歌德在其作品裡所表達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生活感受，絕不像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所言：「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裡，只看到蓄意賣弄技巧，瞧不出他認真的一面，只有在玩弄文字而已。」

整部小說大部分由書信組合而成，這些書信據作者聲稱，是維特寫給一個名叫威廉的摯友所留下來的遺墨，經由這位摯友編輯發表，呈獻給讀者。此種布局讓讀者覺得，彷彿不是在讀一篇虛構的故事，而是親臨其境其人，手攬一封封真實的書信，直接聆聽一顆高貴靈魂的愛情自白，及其對自然宗教、人生社會、藝術的言論，並參與知識青年維特由熱戀而失戀、置身腐敗的封建社會中懷才不遇、一事無成，終因無法與情人結合而舉槍自盡的心理變化過程。而實際上，在全書總共分成三卷中的前兩卷裡，維特就是歌德本人，整部小說乃根據他一七七二年在威茲勒與夏綠蒂．布芙之間的戀情，再於第三卷裡融入當時他一位朋友因失戀而自殺的史實報導，穿插揉合而成。欲瞭解此部小說「詩」與「真實」的分野，以及作者寫這部小說的美學經驗背景，實應參較上述歌德在威茲勒法院實習期間的生活史實，這方面歌德在其自傳《詩與真實》，尤其第十二、十三篇中曾做詳細的描述。

就小說的主要素材而言，維特和夏綠蒂及其夫婿阿爾伯特之間的三角關係，大皆反映作者與其情人夏綠蒂和其朋友凱斯特涅（Kestner）—即夏綠蒂的丈夫之間的關係。當然，歌德為了滿足美學的要求，或提升夢寐以求而無法得償的愛，主觀上難免將他與女主角之間的戀情做某種程度的美化，描寫得比實際更為淋漓悱惻，譬如根據考證，夏綠蒂本人長的原是一對藍眼珠，小說中卻換成了瑪西米安娜5人的的黑眼珠；相反的，詩人卻將那位博學多才、對待熱情的少年歌德頗為誠懇體諒、並為他撰寫、報導有關耶魯撒冷失戀自殺經過的朋友—夏綠蒂的丈夫凱斯特涅，當作情敵來處理，在小說中予以疏離，被描寫為既迂腐又冷漠的扁平人物。儘管如此，大致而言，小說中的情節：夏綠蒂的家境、維特頻頻來訪並和小孩（綠蒂之弟妹）嬉戲的場面，以及兩人相偕出遊、探訪老弱病人的情景，甚至如八月二十八日情人致送維特粉紅色蝴蝶結及荷馬詩集做為生日禮物的細節和日期（歌德生日即為八月二十八日），都與作者的傳記史實吻合，而且一一對景。

縱觀歌德一生作品，無一比《維特》這部小說更具自傳色彩，難怪此書一出，不僅遭到女主角綠蒂之丈夫凱斯特涅強烈抗議，抗議其隱私曝光。就是歌德本人也深怕再重讀，甚至不喜歡人家當面提到。平常輕鬆愉快的談話中，話題一旦轉向《維特》，他往往立即表情嚴肅，常不屑地說：「這類的東西，一個健康的人是不會寫的。」話中口氣，恰與近代小說家托馬斯．曼透過托尼歐．克雷格（Tonio Kroeger）反諷詩人創作行為的病態，如出一轍。歌德為何以異於對待其他作品的常態，規避此部成功的世界名著？晚年他自己解釋道：「一讀到它，我心裡就感到惶恐，深怕重新感受到當初醞釀這部作品的種種病態心理。」

歌德撰寫《維特》的動機乃出自生活的危機，因無法與綠蒂結合而感傷個人處於封建社會之際遇，悲痛人性真情、兩情相願之慾望與理想不能見容於理性的現實世界，對人生社會感到幻滅，甚至萌生厭世輕生。面對生活的衝擊，作者回首抓住詩人的筆桿，藉撰寫此部心靈小說，取代自殺行為。將自身生活之煩惱當作純粹觀賞的客體和文藝創作的題材，以求透過生活之靜觀達到認知和心靈上的解脫，從這個觀點來看，歌德確實成功地擺脫了多愁善感的心態和生存的危機。至於他讓小說主角自盡，也象徵多情彷若昨日死—暗喻感情的償還和自我醒惕超脫之雙重意義，心態酷似曹雪芹之撰寫《紅樓夢》，讓主角遁入空門，而自己卻置身斷瓦頹垣、晨夕風露的困境，回首昔日繁華紈褲的前塵，遍述前世為情所困、「半生潦倒之罪」，無非假借「夢、幻」之情節，以闡示「醒悟」之真諦。

將失戀乃至生活的痛苦客觀化，使成為觀賞的對象和藝術的造型，這是歌德展現在《維特》小說中一種自我提升和化解生活煩惱的美感經驗。他這種經驗其實得自於自小即已養成的寫作態度—將文藝寫作當作生活直觀和自白的一種習慣，他在《詩與真實》中說：「任何令我快樂或痛苦的事，乃至所從事的工作，我都可望將其轉變成文字意義、化為圖像、化為詩，藉此對自己做個了結，不只為了報導外在事物及對它的瞭解，也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哲學，乃至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透過酒神與阿波羅精神所闡述的藝術救贖功能，基本上可用歌德的一首詩來概括：「生活中令人苦惱之事，吾人於圖像中樂見之。」此詩句為叔本華所引述，用以解釋美學的認知與感受乃在於走出物我利害關係（生活之慾），而進入純粹的觀賞。王國維評紅樓夢，也跟著引用歌德此詩句，而於中國傳統文評的「神韻」、「妙悟」的說法之外，加入西洋文學認知，和康德、叔本華的美學理論，成為首位以西方美學觀點批評中國詩學的文評家。

《維特》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敘述維特為了料理母親的遺產，來到一個名叫瓦爾海姆的小鎮，不僅為當地絢麗的鄉村自然風光和純樸的農民風情所吸引，同時愛上了法官的女兒—已有婚約的夏綠蒂，為她美麗賢慧的氣質所傾倒，雖與他未婚夫之間保持誠摯的友誼關係，然失戀的痛苦一直啃噬著他，最後不得不黯然離開。第二卷描寫維特到了使館工作，雖暫時忘卻煩惱，但他耿直的性情、崇高的思想，與迂腐、虛偽的官僚階級格格不入，處處受到挫折，最後被迫離職，重回瓦爾海姆，再度陷入愛情的煩惱，這其間綠蒂已和阿爾伯特結婚，維特覺得他與綠蒂之愛是超越婚姻形式的心靈結合。綠蒂既愛他又同情他，然顧及倫常道德的規範，勸他少去找她，但維特越陷越深，在最後一次情人之會面，為綠蒂朗誦他所寫的《莪相》譯文，唸到激動處，兩人不禁相擁而泣。維特最後瞭解彼此愛情結合無望，決定以死成全情人的婚姻，於是藉口遠行，託僕人向綠蒂的丈夫借用手槍，於深夜舉槍自盡。小說結尾由編輯者出面敘述維特臨死的悲慘場面。

全書情節始自一七七一年春天（維特第一封信為五月四日），終結於一七七二年寒冬歲末，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歲月中，主角由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步向自取滅亡的悲劇下場，其命運幾乎為一股大自然沛然的生命力所支配，瓦爾海姆也由春天欣欣向榮的山谷，轉變為嚴冬凋萎破落的世界，甚至維特快樂和憂傷的心境與遭遇，也反映在大自然四季的變遷。

此書不僅是描寫一個不幸的戀愛故事，還充分表達了德國狂飆時期（Sturmund Drang，1767-1785）文學革命的精神，以自然的情感，結合天才的創造力對抗理性的社會。理性之所以遭到唾棄，乃因他長期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主義社會所濫用，已經僵化為桎梏人類天性、扼殺心靈自由的世俗規範，甚至成為遂行貴族統治、自私貪婪的護身符。維特鄙夷此種世俗社會，不媚流俗，不在乎自己外在世界的利害得失，只重視內在心靈生活的充實與滿足，不僅反抗貴族的蠻橫欺凌，更以中產階級的身分，表現出對工人、農奴等低下階級的關愛與同情。

事實上，維特在五月十日之信上，描寫自己陶醉雲蒸霞蔚的山谷中，視天地萬物為心上愛人的倩影，而感覺自己的心靈反映永恆的造物主，在那一剎那，實已表露出他那民胞物與的心態，這與他八月十八日信上所說：「一次最無害的散步也會奪去成千上萬個可憐蟲蟻的生命，一舉足，便會毀滅螞蟻們苦心經營的窩。」悲天憫人的自然情懷，前後一致。他對窮人不斷周濟與體恤，甚至他對夏綠蒂的熱愛與成全，可說是此一心態的反射。因此在行為上，他排斥虛偽和階級的分界，可望以自然的熱情和真實的自我，與他人結合，然他所處的世俗社會不允許如此，無法遂其心志。是故，如一般批評界所言，維特與其說是因情場失意而死，不如說是無法突破社會的束縛而亡，而歌德敢冒社會倫常之大忌諱，讓小說主人翁以自殺做為結局，似隱含向卑躬屈膝的時代挑戰之意。

維特之造型反映了作者當年所經歷的德國「傷感主義」文化（Empfindsamkeit）。作者自身擺脫小說人物維特的悲劇下場，也意味著歌德本人超越了當年多愁善感的病態心理，寫作成為作者尋求自我解脫的過程。維特的「傷感」，可用小說男女主角初次會面時的一段著名的情節做為註解：六月十六日信上記載，維特和綠蒂在舞會中，外面突然雷聲大作，大雨傾盆，雨霽時，兩人憑窗眺望，這時，綠蒂將手擱在他手上，淚眼盈眶，脫口說出「克羅普斯托克」，只唸出這位十八世紀傷感詩人的名字，便喚起了雙方情感的共鳴，一起領略克羅普斯托克《春頌》詩中的意境，儘管小說作者在此處隱含諷刺，然這對情侶在瞬間，透過對詩人、自然和神的景仰體認，無疑坦承了彼此之愛，水的隱喻似乎將兩人之意識情感交融在一起。

與傷感心態伴隨而來的是書中人自戀、自憐的症候，這是維特心靈世界的一大特色。他說他對待他的心，就如同對待一個生病的小孩，凡事都得順其心，稍遇挫折便自怨自艾，而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困境，這是他只重視內在主觀的情感，而忽略外在客觀事實所致。他描寫的大自然，如情人、如慈父，有時像優美的牧歌，有時像可怖的怪獸，其實都是由主角維特主觀心境幻想出來的。所謂服膺自然，即是順乎其心性。他既是敏感的天才藝術家，也是現實世界的無能者。這位主角正是作者歌德在維特五月十日之信中用一種浪漫反諷的方式所諷刺的感傷詩人：維特沉溺於觀賞山川風景，折服於壯麗的大自然景物，內心充滿澎湃的情感，卻無法重現於畫紙上。主角內心充滿矛盾與痛苦，故其書信中常出現濃烈的悲調。所謂命運，其實正如維特自己所說，乃由其個性上的弱點所造成。他那純真的天性毋寧與孩童之心靈最為親近，故他臨終時，最悲痛者，除綠蒂外，是他平日所疼愛的小孩。

《維特》表達了詩人自身的懺悔，描寫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和一個純粹感情世界的幻滅。不僅以優美的文字刻劃出德國在建國（一八七一年）之前德國民族性的軟弱與病態，也反映青年人面對時局的無力感，以自殺的方式為十八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歌德在其自傳的第十三篇裡描寫其《維特》小說的影響力：「有如一顆炸彈，在讀者圈中爆炸開來。」一時不少年輕人穿起維特裝（鵝黃色的褲子、藍色的燕尾服），甚至仿效他去自殺。拿破崙也因喜愛這部小說，於一八○六年攻占德國時，急於認識作者，特地在艾爾福（Erfurt）召見歌德，稱許他是個男子漢（Vous etes un homme!），似乎為印證此部小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所造成德國狂飆文學的革命威力。5